「中國民間社會還沒死」，他們把「鐵鍊女」等性別議題帶進聯合國

「中國新聞媒體有21萬名登記記者，中國也有幾十萬名律師，他們都是人權衛士，他們通過新聞監督和法律援助切實保障婦女權利。」5月12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代表在聯合國回答關於女性人權捍衛者的提問時說。

屏幕前觀看直播的眉皓將此列為「搞笑名場面」。眉皓與同伴武鳴曾是農村精神障礙女性關注組的線上志願者，小組在「鐵鍊女」事件後自發成立，迫於有關部門壓力又迅速解散。不久前，他們撰寫了影子報告（註：反映民間對政府行動意見的報告），遞交至聯合國第85屆《消除一切對婦女歧視公約》（簡稱《消歧公約》）的中國審議部分，試圖通過聯合國的人權機制，「把未盡的事再推下去」。

「荒唐得讓人發笑。」Akari也對這一幕印象深刻，她是過去數年在中國進行女權議題倡導的活動家，見面時戴著假髮和墨鏡，出於安全顧慮，她不得不隱藏身分受訪。提到這一幕，與她一同參與審議的夥伴不由得問到：「那黃雪琴呢？」黃雪琴是深度參與中國#MeToo運動的獨立記者，2021年9月19日與好友王建兵一同被捕，羈押至今。

這是中國第6次參與《消歧公約》的審議，第9次提交國家報告。所謂審議，是指一般為獨立專家的聯合國公約委員，參考國家報告、締約國對委員會問題清單的回覆、民間公民組織提供的信息，通過問答對話的方式依據公約逐條審議締約國國內情況，根據締約國回覆向其提出結論性意見。締約國將在規定時間內對結論性意見的落實情況做書面回覆，屆時，民間組織亦可提交影子報告作補充。

5月30日，《消歧公約》委員會發佈了對中國的結論性意見，民間影子報告所提的LBT女性權益、加強執法者反家暴能力建設、反人口販運立法、職場與校園性騷擾、男女退休年齡不同等問題，幾乎均有涉及。

結論性意見還表達了對中國領導層缺乏女性的擔憂：「2022年10月以來，中國最高行政級別（24名政治局委員）上沒有女性。」此前20年中，中國七名政治局常委從未有女性，但至少會有一名女性進入政治局。

唯一進入現場的中國民間NGO代表

據新華社，中國政府共派遣了最高法、組織部、統戰部等16個代表團，含港澳在內共51名代表到場，「講述中國和中國婦女故事，展示中國人權事業的巨大成就。」

同樣在場的還有婦聯、中國計劃生育協會、香港天津商業職業婦女協會、澳門婦聯等官辦或有官方資金支持的非政府組織，也就是所謂「Gongo」，以及北韓人權公民聯盟、香港觀察等國際非政府組織，中港澳民間團體則悄然隱身。

紫絲帶創始人、加拿大籍華人Sherrie是唯一進入現場的中國民間NGO代表。紫絲帶是一群被伴侶搶走、藏匿未成年孩子的媽媽。10年來，Sherrie為了爭取撫養權，窮盡了報案、上訴、向婦聯和人大反映等幾乎所有辦法，但仍一無進展。她期待，《消歧公約》可以是推動中國政府重視紫絲帶問題的契機。

在抵達日內瓦之前，Sherrie先到加拿大駐中國領事館做了備案，以防「有事發生」。

「現場氛圍很緊張，你不知道旁邊人是幫你、反對你、還是要告你，」Sherrie回憶，第一天到現場時，她不認識人、不知道地點、甚至不知該問誰，直到看到一群中國面孔的人，便衝上去打招呼，卻沒有人回答。

中國人權工作者之間也口耳相傳著很多在日內瓦被跟蹤、偷拍的故事。就在5月8日《消歧公約》審議首日，代表國際NGO「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的活動家Zumretay Arkin在Twitter中說，她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被拍照，親屬遭到威脅。

上一次《消歧公約》中國審議是在2014年的第59屆。彼時，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尚在不斷萌芽，不乏民間NGO代表到審議現場發言。例如，婦女傳媒監測網絡就在會場提及對性工作者的收容教育制度，這也被視為2019年底中國廢除收容教育的推動力之一——公安部的代表在今年審議中特別提及了中國廢除收容教育。此外，那次審議時值香港佔中，不少來自香港的NGO代表還佩戴著黃絲帶。

「我記得上一次審議還有很多人在微博宣傳，甚至有微博文字直播，」9年前，Akari也曾全程關注《消歧公約》的審議，「雖然當時反響沒有很好、還要解釋這是不是『境外勢力』，但這次，有人只是朋友圈轉發聯合國直播鏈接就被禁言了。」

參與農村精障女性影子報告寫作的武鳴，忍不住提起曹順利的遭遇。曾在中國勞動人事部工作的曹順利，因控訴政府貪污被解除公職，後常為訪民提供幫助，並發起讓弱勢群體參與《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制定的倡議。2013年9月，曹順利計劃到日內瓦參加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卻被政府攔截，以涉「非法集會罪」關監，後更名「尋釁滋事」。曹順利在獄中罹患多種疾病卻未能爭取到保外就醫，最終病逝於2014年3月。

「國內很少有人知道曹大姐做出了怎樣的犧牲和努力，我覺得非常痛心。」武鳴說。

女權倡導者們遭遇了系統性的打壓。2015年國際婦女節前夕，計劃倡導反公交性騷擾的「 女權五姐妹 」突然被捕並被刑拘37天。2018年國際婦女節，女權自媒體「女權之聲」的微博與微信公眾號被永久封號。2021年，曾深入參與中國 #MeToo 運動的獨立記者黃雪琴被捕，同年，大量中國LGBTQ組織停運或轉商業化。2023年，在《國安法》影響下，香港國際婦女節遊行未能成行。

這9年中，中港的公民社會迅速收縮，民間組織被銷聲、斷代，議題被審查，甚至行動者坐監。9年後，在可能被恐嚇報復的陰影下，中港澳民間NGO幾乎完全缺席聯合國會場。眉皓、武鳴、Akari這樣試圖傳遞民間聲音的人，便選擇不親身到日內瓦，而是守在屏幕外，通過與審議委員的匿名線上會議、委員線上閉門午餐會等更隱蔽的方式參與和推動。

「至少沒有讓Gongo構建出一個虛假的環境」

「Yes！」

Akari和朋友們一同觀看直播的房間裏，不時有人因委員提及女性人權捍衛者、性騷擾等大家關切、曾寫入影子報告的問題而興奮。她調侃，這如同下注等開牌，被提到就是「中獎」——這些問題大機率會寫入給締約國的結論性意見中，進而有機會推動中國政府在後續給委員會的報告中跟進。

只是這套「中獎」機制在Akari看來多少有些官僚：「很多委員平時有自己的工作，所以一來未必真的了解中國語境，二來可能和中國關係較好，不願冒犯。」例如，負責這次《消歧公約》中國部分的報告員Rosario G. Manalo，是菲律賓的前外交官，曾有攻擊菲律賓民間組織的歷史，也被人權觀察等人權機構認為政治立場與菲律賓國家政治立場一致。

在《消歧公約》之前，眉皓和武鳴所在的農村精障女性關注小組就險些先在2022年8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審議上栽了跟頭。

那是他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人權公約審議，從撰寫影子報告到與審議委員會面，每一環都精心準備，甚至在與審議委員會面時還製作了PPT，又遞交補充資料以便對方更好地了解中國語境。

然而遺憾的是，第一日審議中，僅一位委員提及有精障者被鎖銬在籠子裏，另一位來自巴西的委員、中國國別報告員Mara Gabrilli將農村身心障礙者被販運情況放在了針對香港區域的提問中。Mara Gabrilli曾表達對中方為巴西提供疫苗的感謝，並抨擊前總理反中的外交立場。

「當時我們的情緒像過山車一樣。」眉皓回憶。

《殘障公約》審議正值大流行期間，中國參與審議及對話都在網絡中進行，眉皓這樣的民間團體更是如此。第一天審議結束，眉皓等人便向審議委員會發送郵件，提醒農村精障婦女販運是大陸問題。第二日，曾任《殘障公約》委員會主席的Danlami Umaru Basharu便提問締約國如何保障殘障婦女兒童免於暴力、販運等侵害。

這終於讓眉皓在這場有些官僚的審議中體驗到一絲參與感：「以前國內所謂監督政府的機制，比如兩會徵求意見，你到最後也只是一個看客，記者發佈會提問都是安排好的，但現在，我們終於有機會促使委員去提我們最關心的問題。」

同樣感受到聲音被聽到的還有Akari和她的同伴們。《消歧公約》中國審議當日的中午，她們抓住午餐期間休息的兩三個小時，向審議委員小組郵件發送了網絡言論審查、網絡中的厭女氛圍和對女性的網暴、如何保護婚姻中女性的經濟權益、單身女性凍卵等問題，多數都被採納。

「至少沒有讓Gongo構建出一個虛假的環境、一些虛假的提問。」Akari說。

國際公務員的遊戲規則：參與者與議程

理論上，影子報告、非政府組織與審議委員見面會等均由民間力量參與，反映民間聲音。但實際上，熟悉遊戲規則的中國政府往往會令一些官辦非政府組織、或有政府資金支持的非政府組織參與其中，也就是所謂「Gongo」，為民間聲音「注水」。

眉皓說，他們帶著農村精障婦女的議題共參加了《殘障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消歧公約》三個人權公約審議，參與的NGO依次遞增，參與的Gongo也依次遞增。

此外，公約議程也會影響「中獎」概率。例如，《經社文公約》就更關注勞工和言論審查問題，對人口販運、農村精障婦女提及較少。

紫絲帶媽媽創始人Sherrie就是《消歧公約》中受議程影響的人。

為節省經費，Sherrie在出發前先打印了40份翻譯成英文的《「搶奪藏匿孩子」藍皮書》，拎著厚厚的打印稿抵達日內瓦，見縫插針地往審議委員手裏塞，還留了幾本在聯合國安排給NGO代表休息的房間。但她只聽完中國上午的審議便離開了。

「我真的聽不下去了，沒辦法接受，我飛了這麼遠、全部的努力都放進去，但整整三個小時都沒有聽到關於我的問題。」Sherrie說，不僅如此，她認為政府對其他問題的回應也缺乏責任心，「我聽了10年『很難解決』了，我們來這裏就是為了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

「很多人在用很多錢、精力參與這套機制，但審議只有五個半小時，」Akari也對審議當日沒有提及紫絲帶的議題感到不滿，「有點像高考前你準備了9年，然後很辛苦寫一個文章，批改老師一分鐘就看完了，他可能都沒看清楚你寫了什麼。」

不過，5月30日《消歧公約》委員會發回給締約國的結論性意見中，紫絲帶媽媽關於孩子撫養權判決不公等問題有被寫入。

「你不斷要去找尋生活在這個土地的一些證據」

武鳴在校期間曾接觸過一些國際人權機制的入門學習，理想狀態下，民間組織的在地信息與國家陳述進展的報告形成對抗性敘事，會讓國家感到壓力和恥感，進而迫使他們做出改變，「也就是說，這個機制的前提是國家要有羞恥心。」

眉皓聽到「羞恥心」三個字也笑了出來，相較於武鳴「不如去試一下」的心態，她更多是「不甘心」。

2022年鄰近春節前，「徐州豐縣八孩鐵鍊女」的新聞引發社會關注，眉皓很快加入了網絡志願小組，蒐集過去農村精障女性的案件。眉皓回憶，網絡小組裏有四五百人，大家都和她一樣，只是出於想為改變現狀做點什麼的義憤。

但壓力也來得很快，一週左右後，小組中就傳來同伴被有關部門帶去問話甚至上門搜查手機的消息。接下來是接連不斷的問話、騷擾、警告，直到小組七零八落，再也推進不下去。

小組沈寂後，眉皓有次隨手搜索小組情況，發現豆瓣、知乎等社交平台上，有人將他們羅織成「極端女權組織」，稱他們試圖通過鐵鍊女事件向政府施壓。最吊詭的是，小組是以網絡匿名形式聚集，那些她只知道暱稱或化名的夥伴們，卻一個個被實名列在帖內，內容類似的帖子還出現在一些海外華人網、留學生網，這些網站往往也有很多厭女、恐同和政治虛假信息。

「沒想到用這麼骯髒的政治手段，」眉皓說，在這樣持續不斷的壓抑下，她反而想抓住所有可能推進議題的「稻草」：「就想證明，中國的民間社會還沒有死，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us，但我們也在watching Big Brother，反過去盯着，讓他們還有所忌憚。」

面對「為什麼」、「有何用」的問題，受訪者們的答案幾乎一樣——「有總比沒有好」。在一個小型分享會上，一位曾幾次參與國際公約審議的倡導者反問：追求立竿見影的影響，或許也是一種強力崇拜，成效不可以是逐步、細膩的嗎？

「有總比沒有好」也是一種現實考量。例如近年來不斷遊走於不同國際人權審議中的LGBTQ組織們，對於這些國內缺乏制度性保障的群體而言，國際上的任何一點回音都是憑證。

「中國很少在國內政府層面公開講與LGBTQ有關的事，但他們常常在『國際舞台』上表達，」關注酷兒權益的研究員、也參與了這次《消歧公約》審議的鄧蘋說，「性少數群體處於系統性的忽視中，可用的、有法律效應的文件非常有限，因此需要在這些國際公約審議中『找存在感』。」

聯合國並沒有關於性少數的專項人權公約，但「存在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出現。2014年《消歧公約》上，有委員在健康方面提問中方代表關於精神病的分類標準，是否包括同性戀、雙性戀。2015年《反酷刑公約》審議中，有委員提問了強制扭轉治療的情況。2018年聯合國人權普遍定期審議，中方代表回應相關問題稱「中國反對一切形式的歧視和暴力，包括基於性傾向的」。2020年人權理事會上，中國代表又重複了上述發言。

「其實中國政府說的內容都差不多，無非是沒有歧視、反對暴力，提到具體的立法措施就是不合中國國情，」鄧蘋補充，「說起來很傷感，就是你不斷要去找尋生活在這個土地的一些證據，哪怕是宣言性、文字性的承認。」

然而，鄧蘋也不得不難過地表示，新一代的行動者似乎少有人關注、參與國際公約的進程：「民主國家裏，社會運動的光譜是很大的，社群服務、信息發佈、遊說政府、報告研究、和國際社會的連接等可以組成一個有機體，推動某個社會問題走下去。但威權限制了大家的想像空間，很多年輕人覺得這些公約沒用。」

「但我覺得是有談判空間的，」鄧蘋聊回國際人權系統建立的背景和基石，二戰曾讓人們看到一些國家不受國際公約約束時會造成的後果，如今雖然對中國可能不遵守國際秩序的擔心越來越多，中國也的確嘗試以經濟利益拉動投票建立自己的國際人權規則，「但他至少還在定期做匯報，還無法完全無視和繞開聯合國的這些人權機制。」

尾聲

這類國際審議「出口轉內銷」的事情也不時發生。

例如有自称「幽默搞笑博主」的網友，接到中方《消歧公約》裏回應LGBTQ群體的投稿，並發佈在微博中，被平台隱藏前，曾有4千逾條轉發、超過4百條評論。

2023年年初，「鐵鍊女」事件一週年時，眉皓也看到有微信公眾號翻譯了小組在《殘障公約》提交的英文報告，將系統的綜述信息由國際運回國內語境中。

此外，眉皓還留意到《消歧公約》審議中不同議題的湧現，這令她「感到振奮」。更令她眼前一亮的，是多份有關女性脫北者被販運、無法入籍、爭取不到孩子撫養權等問題的報告，「感覺打開了認知人口販運的窗口。」

很多接力的故事或許流動於紙面之下。「我們報告中的內容其實是過去四散的志願者們所做的、最底層的基礎設施。」眉皓說。

鄧蘋受訪時，運行10年的LGBTQ非政府組織「北京同志中心」在「不可抗力」下停止運營，提及這單新聞，他嘆氣說，在中國公民社會的加速陷落裏，「代替這些社群做表達，或許顯得更重要了。」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眉皓、Akari、武鳴、鄧蘋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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