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社会还没死”，他们把“铁链女”等性别议题带进联合国

“中国新闻媒体有21万名登记记者，中国也有几十万名律师，他们都是人权卫士，他们通过新闻监督和法律援助切实保障妇女权利。”5月1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代表在联合国回答关于女性人权捍卫者的提问时说。

屏幕前观看直播的眉皓将此列为“搞笑名场面”。眉皓与同伴武鸣曾是农村精神障碍女性关注组的线上志愿者，小组在“铁链女”事件后自发成立，迫于有关部门压力又迅速解散。不久前，他们撰写了影子报告（注：反映民间对政府行动意见的报告），递交至联合国第85届《消除一切对妇女歧视公约》（简称《消歧公约》）的中国审议部分，试图通过联合国的人权机制，“把未尽的事再推下去”。

“荒唐得让人发笑。”Akari也对这一幕印象深刻，她是过去数年在中国进行女权议题倡导的活动家，见面时戴着假发和墨镜，出于安全顾虑，她不得不隐藏身分受访。提到这一幕，与她一同参与审议的伙伴不由得问到：“那黄雪琴呢？”黄雪琴是深度参与中国#MeToo运动的独立记者，2021年9月19日与好友王建兵一同被捕，羁押至今。

这是中国第6次参与《消歧公约》的审议，第9次提交国家报告。所谓审议，是指一般为独立专家的联合国公约委员，参考国家报告、缔约国对委员会问题清单的回覆、民间公民组织提供的信息，通过问答对话的方式依据公约逐条审议缔约国国内情况，根据缔约国回覆向其提出结论性意见。缔约国将在规定时间内对结论性意见的落实情况做书面回覆，届时，民间组织亦可提交影子报告作补充。

5月30日，《消歧公约》委员会发布了对中国的结论性意见，民间影子报告所提的LBT女性权益、加强执法者反家暴能力建设、反人口贩运立法、职场与校园性骚扰、男女退休年龄不同等问题，几乎均有涉及。

结论性意见还表达了对中国领导层缺乏女性的担忧：“2022年10月以来，中国最高行政级别（24名政治局委员）上没有女性。”此前20年中，中国七名政治局常委从未有女性，但至少会有一名女性进入政治局。

唯一进入现场的中国民间NGO代表

据新华社，中国政府共派遣了最高法、组织部、统战部等16个代表团，含港澳在内共51名代表到场，“讲述中国和中国妇女故事，展示中国人权事业的巨大成就。”

同样在场的还有妇联、中国计划生育协会、香港天津商业职业妇女协会、澳门妇联等官办或有官方资金支持的非政府组织，也就是所谓“Gongo”，以及北韩人权公民联盟、香港观察等国际非政府组织，中港澳民间团体则悄然隐身。

紫丝带创始人、加拿大籍华人Sherrie是唯一进入现场的中国民间NGO代表。紫丝带是一群被伴侣抢走、藏匿未成年孩子的妈妈。10年来，Sherrie为了争取抚养权，穷尽了报案、上诉、向妇联和人大反映等几乎所有办法，但仍一无进展。她期待，《消歧公约》可以是推动中国政府重视紫丝带问题的契机。

在抵达日内瓦之前，Sherrie先到加拿大驻中国领事馆做了备案，以防“有事发生”。

“现场氛围很紧张，你不知道旁边人是帮你、反对你、还是要告你，”Sherrie回忆，第一天到现场时，她不认识人、不知道地点、甚至不知该问谁，直到看到一群中国面孔的人，便冲上去打招呼，却没有人回答。

中国人权工作者之间也口耳相传着很多在日内瓦被跟踪、偷拍的故事。就在5月8日《消歧公约》审议首日，代表国际NGO“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的活动家Zumretay Arkin在Twitter中说，她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被拍照，亲属遭到威胁。

上一次《消歧公约》中国审议是在2014年的第59届。彼时，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尚在不断萌芽，不乏民间NGO代表到审议现场发言。例如，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就在会场提及对性工作者的收容教育制度，这也被视为2019年底中国废除收容教育的推动力之一——公安部的代表在今年审议中特别提及了中国废除收容教育。此外，那次审议时值香港占中，不少来自香港的NGO代表还佩戴着黄丝带。

“我记得上一次审议还有很多人在微博宣传，甚至有微博文字直播，”9年前，Akari也曾全程关注《消歧公约》的审议，“虽然当时反响没有很好、还要解释这是不是‘境外势力’，但这次，有人只是朋友圈转发联合国直播链接就被禁言了。”

参与农村精障女性影子报告写作的武鸣，忍不住提起曹顺利的遭遇。曾在中国劳动人事部工作的曹顺利，因控诉政府贪污被解除公职，后常为访民提供帮助，并发起让弱势群体参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制定的倡议。2013年9月，曹顺利计划到日内瓦参加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却被政府拦截，以涉“非法集会罪”关监，后更名“寻衅滋事”。曹顺利在狱中罹患多种疾病却未能争取到保外就医，最终病逝于2014年3月。

“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曹大姐做出了怎样的牺牲和努力，我觉得非常痛心。”武鸣说。

女权倡导者们遭遇了系统性的打压。2015年国际妇女节前夕，计划倡导反公交性骚扰的“ 女权五姐妹 ”突然被捕并被刑拘37天。2018年国际妇女节，女权自媒体“女权之声”的微博与微信公众号被永久封号。2021年，曾深入参与中国 #MeToo 运动的独立记者黄雪琴被捕，同年，大量中国LGBTQ组织停运或转商业化。2023年，在《国安法》影响下，香港国际妇女节游行未能成行。

这9年中，中港的公民社会迅速收缩，民间组织被销声、断代，议题被审查，甚至行动者坐监。9年后，在可能被恐吓报复的阴影下，中港澳民间NGO几乎完全缺席联合国会场。眉皓、武鸣、Akari这样试图传递民间声音的人，便选择不亲身到日内瓦，而是守在屏幕外，通过与审议委员的匿名线上会议、委员线上闭门午餐会等更隐蔽的方式参与和推动。

“至少没有让Gongo构建出一个虚假的环境”

“Yes！”

Akari和朋友们一同观看直播的房间里，不时有人因委员提及女性人权捍卫者、性骚扰等大家关切、曾写入影子报告的问题而兴奋。她调侃，这如同下注等开牌，被提到就是“中奖”——这些问题大机率会写入给缔约国的结论性意见中，进而有机会推动中国政府在后续给委员会的报告中跟进。

只是这套“中奖”机制在Akari看来多少有些官僚：“很多委员平时有自己的工作，所以一来未必真的了解中国语境，二来可能和中国关系较好，不愿冒犯。”例如，负责这次《消歧公约》中国部分的报告员Rosario G. Manalo，是菲律宾的前外交官，曾有攻击菲律宾民间组织的历史，也被人权观察等人权机构认为政治立场与菲律宾国家政治立场一致。

在《消歧公约》之前，眉皓和武鸣所在的农村精障女性关注小组就险些先在2022年8月《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审议上栽了跟头。

那是他们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人权公约审议，从撰写影子报告到与审议委员会面，每一环都精心准备，甚至在与审议委员会面时还制作了PPT，又递交补充资料以便对方更好地了解中国语境。

然而遗憾的是，第一日审议中，仅一位委员提及有精障者被锁铐在笼子里，另一位来自巴西的委员、中国国别报告员Mara Gabrilli将农村身心障碍者被贩运情况放在了针对香港区域的提问中。Mara Gabrilli曾表达对中方为巴西提供疫苗的感谢，并抨击前总理反中的外交立场。

“当时我们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眉皓回忆。

《残障公约》审议正值大流行期间，中国参与审议及对话都在网络中进行，眉皓这样的民间团体更是如此。第一天审议结束，眉皓等人便向审议委员会发送邮件，提醒农村精障妇女贩运是大陆问题。第二日，曾任《残障公约》委员会主席的Danlami Umaru Basharu便提问缔约国如何保障残障妇女儿童免于暴力、贩运等侵害。

这终于让眉皓在这场有些官僚的审议中体验到一丝参与感：“以前国内所谓监督政府的机制，比如两会征求意见，你到最后也只是一个看客，记者发布会提问都是安排好的，但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促使委员去提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同样感受到声音被听到的还有Akari和她的同伴们。《消歧公约》中国审议当日的中午，她们抓住午餐期间休息的两三个小时，向审议委员小组邮件发送了网络言论审查、网络中的厌女氛围和对女性的网暴、如何保护婚姻中女性的经济权益、单身女性冻卵等问题，多数都被采纳。

“至少没有让Gongo构建出一个虚假的环境、一些虚假的提问。”Akari说。

国际公务员的游戏规则：参与者与议程

理论上，影子报告、非政府组织与审议委员见面会等均由民间力量参与，反映民间声音。但实际上，熟悉游戏规则的中国政府往往会令一些官办非政府组织、或有政府资金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也就是所谓“Gongo”，为民间声音“注水”。

眉皓说，他们带着农村精障妇女的议题共参加了《残障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消歧公约》三个人权公约审议，参与的NGO依次递增，参与的Gongo也依次递增。

此外，公约议程也会影响“中奖”概率。例如，《经社文公约》就更关注劳工和言论审查问题，对人口贩运、农村精障妇女提及较少。

紫丝带妈妈创始人Sherrie就是《消歧公约》中受议程影响的人。

为节省经费，Sherrie在出发前先打印了40份翻译成英文的《“抢夺藏匿孩子”蓝皮书》，拎着厚厚的打印稿抵达日内瓦，见缝插针地往审议委员手里塞，还留了几本在联合国安排给NGO代表休息的房间。但她只听完中国上午的审议便离开了。

“我真的听不下去了，没办法接受，我飞了这么远、全部的努力都放进去，但整整三个小时都没有听到关于我的问题。”Sherrie说，不仅如此，她认为政府对其他问题的回应也缺乏责任心，“我听了10年‘很难解决’了，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

“很多人在用很多钱、精力参与这套机制，但审议只有五个半小时，”Akari也对审议当日没有提及紫丝带的议题感到不满，“有点像高考前你准备了9年，然后很辛苦写一个文章，批改老师一分钟就看完了，他可能都没看清楚你写了什么。”

不过，5月30日《消歧公约》委员会发回给缔约国的结论性意见中，紫丝带妈妈关于孩子抚养权判决不公等问题有被写入。

“你不断要去找寻生活在这个土地的一些证据”

武鸣在校期间曾接触过一些国际人权机制的入门学习，理想状态下，民间组织的在地信息与国家陈述进展的报告形成对抗性叙事，会让国家感到压力和耻感，进而迫使他们做出改变，“也就是说，这个机制的前提是国家要有羞耻心。”

眉皓听到“羞耻心”三个字也笑了出来，相较于武鸣“不如去试一下”的心态，她更多是“不甘心”。

2022年邻近春节前，“徐州丰县八孩铁链女”的新闻引发社会关注，眉皓很快加入了网络志愿小组，搜集过去农村精障女性的案件。眉皓回忆，网络小组里有四五百人，大家都和她一样，只是出于想为改变现状做点什么的义愤。

但压力也来得很快，一周左右后，小组中就传来同伴被有关部门带去问话甚至上门搜查手机的消息。接下来是接连不断的问话、骚扰、警告，直到小组七零八落，再也推进不下去。

小组沉寂后，眉皓有次随手搜索小组情况，发现豆瓣、知乎等社交平台上，有人将他们罗织成“极端女权组织”，称他们试图通过铁链女事件向政府施压。最吊诡的是，小组是以网络匿名形式聚集，那些她只知道昵称或化名的伙伴们，却一个个被实名列在帖内，内容类似的帖子还出现在一些海外华人网、留学生网，这些网站往往也有很多厌女、恐同和政治虚假信息。

“没想到用这么肮脏的政治手段，”眉皓说，在这样持续不断的压抑下，她反而想抓住所有可能推进议题的“稻草”：“就想证明，中国的民间社会还没有死，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us，但我们也在watching Big Brother，反过去盯着，让他们还有所忌惮。”

面对“为什么”、“有何用”的问题，受访者们的答案几乎一样——“有总比没有好”。在一个小型分享会上，一位曾几次参与国际公约审议的倡导者反问：追求立竿见影的影响，或许也是一种强力崇拜，成效不可以是逐步、细腻的吗？

“有总比没有好”也是一种现实考量。例如近年来不断游走于不同国际人权审议中的LGBTQ组织们，对于这些国内缺乏制度性保障的群体而言，国际上的任何一点回音都是凭证。

“中国很少在国内政府层面公开讲与LGBTQ有关的事，但他们常常在‘国际舞台’上表达，”关注酷儿权益的研究员、也参与了这次《消歧公约》审议的邓苹说，“性少数群体处于系统性的忽视中，可用的、有法律效应的文件非常有限，因此需要在这些国际公约审议中‘找存在感’。”

联合国并没有关于性少数的专项人权公约，但“存在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出现。2014年《消歧公约》上，有委员在健康方面提问中方代表关于精神病的分类标准，是否包括同性恋、双性恋。2015年《反酷刑公约》审议中，有委员提问了强制扭转治疗的情况。2018年联合国人权普遍定期审议，中方代表回应相关问题称“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包括基于性倾向的”。2020年人权理事会上，中国代表又重复了上述发言。

“其实中国政府说的内容都差不多，无非是没有歧视、反对暴力，提到具体的立法措施就是不合中国国情，”邓苹补充，“说起来很伤感，就是你不断要去找寻生活在这个土地的一些证据，哪怕是宣言性、文字性的承认。”

然而，邓苹也不得不难过地表示，新一代的行动者似乎少有人关注、参与国际公约的进程：“民主国家里，社会运动的光谱是很大的，社群服务、信息发布、游说政府、报告研究、和国际社会的连接等可以组成一个有机体，推动某个社会问题走下去。但威权限制了大家的想像空间，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些公约没用。”

“但我觉得是有谈判空间的，”邓苹聊回国际人权系统建立的背景和基石，二战曾让人们看到一些国家不受国际公约约束时会造成的后果，如今虽然对中国可能不遵守国际秩序的担心越来越多，中国也的确尝试以经济利益拉动投票建立自己的国际人权规则，“但他至少还在定期做汇报，还无法完全无视和绕开联合国的这些人权机制。”

尾声

这类国际审议“出口转内销”的事情也不时发生。

例如有自称“幽默搞笑博主”的网友，接到中方《消歧公约》里回应LGBTQ群体的投稿，并发布在微博中，被平台隐藏前，曾有4千逾条转发、超过4百条评论。

2023年年初，“铁链女”事件一周年时，眉皓也看到有微信公众号翻译了小组在《残障公约》提交的英文报告，将系统的综述信息由国际运回国内语境中。

此外，眉皓还留意到《消歧公约》审议中不同议题的涌现，这令她“感到振奋”。更令她眼前一亮的，是多份有关女性脱北者被贩运、无法入籍、争取不到孩子抚养权等问题的报告，“感觉打开了认知人口贩运的窗口。”

很多接力的故事或许流动于纸面之下。“我们报告中的内容其实是过去四散的志愿者们所做的、最底层的基础设施。”眉皓说。

邓苹受访时，运行10年的LGBTQ非政府组织“北京同志中心”在“不可抗力”下停止运营，提及这单新闻，他叹气说，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加速陷落里，“代替这些社群做表达，或许显得更重要了。”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眉皓、Akari、武鸣、邓苹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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