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防疫工作很難科學歸科學、政治歸政治？一場知識與意識形態的鬥毆

【編者按】台灣防疫三年後，台灣人對於防疫成效的事實與評價為何？在科技社會複雜的治理因素下，尤其受到哪個變項的影響？本主題另有學術論文〈科學知識遇上意識形態？民眾對於 COVID-19 疫情訊息的態度與認知〉發表於《傳播研究與實踐》期刊，如欲了解問卷設計與完整調查過程的讀者可參考閱讀。

（黃俊儒，台灣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特聘教授）

防疫中的不安與躁動

病毒的終結仍得倚靠科學知識為基礎的公衛戰略，而不是靠投票來決定牠的去留。

隱然地，這一場百年一遇的世紀大疫似乎逐漸要看到曙光了。只是在防疫過程中的各種爭議似乎至今仍餘波蕩漾，除了先前台北市長選舉中，原擔任防疫指揮官的陳時中先生因為仇恨值爆表而中箭落馬之外，剛上任行政院長的陳建仁先生也還在各種疫苗採購的質詢中疲於奔命，眼見即將到來的明年總統大選，恐怕也難逃這個議題的滋擾。

在這次COVID-19期間，防疫工作與政治立場的糾葛，也經常發生在歐美的案例中，尤其當時在川普（Donald Trump，另譯特朗普）領政下的美國，共和黨及民主黨呈現出對於防疫措施極度不同的看法，甚至對於科學家的態度也有很大的落差。

記得2020年美國大選變天之後，受拜登（Joe Biden）任命為首席防疫顧問的佛奇（Anthony Fauci），在第一場記者會就說：「能依循證據，讓科學說話，有種獲得自由的感覺。」可見防疫過程中，政治對於科學治理的影響並不是一件新鮮事，比較有意思的地方是，不同國家及區域對於政治極化的反應有著十分不一樣的內裡。

台灣在這次疫情中，也同樣經歷過幾次上沖下洗的不同階段，從中央疫情指揮中心2020年1月5日起，開始每天召開記者會公布並說明最新疫情狀況，到2021年5月中爆發大規模本土社區感染並提升至第三級疫情警戒標準之後，整個疫情期間的防疫基調開始從「平緩期」進入「爭議期」。當時的社會氣氛浮動、人心惶惶，隨後就進入了各種疫苗搶打潮及採購爭議的階段，堪稱是防疫過程中最大的挑戰之一。

由於病毒及流行病這類議題，原本就與科學及民生息息相關，在時間緊迫及健康威脅的雙重壓力夾擊之下，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導致防疫策略的游移，也使得整體事件變得高度政治敏感。在訊息紛亂且過剩的科技社會中，這類防疫科學知識如何能有助於政治決策及民眾參與討論，是各界人士都關心的議題，畢竟病毒的終結仍得倚靠科學知識為基礎的公衛戰略，而不是靠投票來決定牠的去留。

實證研究

研究的結果十分耐人尋味，在這些不同的題項中，發現填答的反應幾乎跟民眾所具備的知識程度及學科領域沒有關連性，但卻與個人的政黨傾向有顯著相關。

有效的防疫系統化措施，需要仰賴民眾們的集體配合，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犧牲。許多國家在COVID-19期間所陸續進行的調查研究，多看見各種假新聞可能造成民眾對於風險大小程度的不同感知，嚴重者甚至促使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敵意，例如自由派與保守派、訊息充分者與訊息欠缺者、年輕及年老之間等，就可能因為對於訊息解讀的不同調，而導致迥異的政策配合度，甚至可以為了戴不戴口罩大打出手。

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在台灣主導了一個學術性的研究調查，試圖瞭解這種因為假訊息、群體認同所造成的極端化現象存在的情形，當各路勢力都同時在影響民眾對於疫情的解讀時，到底哪一種力量會最明顯主宰民眾的態度與認知？這個問題的解答，將會關連疫情期間的科學傳播效果，並間接地影響防疫策略的落實程度。

實際的作法上，我們透過問卷的設計進行大規模的調查，在2021年8月11日至16日期間，時值台灣衛福部剛剛核准國產高端疫苗的緊急授權專案，以及民間積極協助政府向國外購買BNT疫苗的時期，在此時限內共獲得1,250份的有效問卷。

這份問卷主要分成三個部分，首先是「與 COVID-19 疫情相關問題」，題目包含反疫苗訊息的接收管道、對於不同疫苗的接種意願與風險評估、對於各國政府防疫成效評估、以及對於疫苗爭議的疑惑等問題。例如民眾對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情緒是充滿憤怒、尊敬、不捨還是討厭？對於他們所表現出來的能力感到有信心、有能力、專業、認真還是聰明？認為他們表現出來的態度是寬容、謙虛、真誠還是溫暖等。

再者，第二部分則是「關於疫苗的問題」，依據訊息錯誤及惡意的程度，從最基本的基礎訊息到具有不實概念的錯訊息（misinformation），最後再到人為介入的惡訊息（disinformation），每道題目透過不同的情境陳述（共21道題目）瞭解個人對於疫苗與政策的概念及看法。最後一部份則是「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學歷、學位領域、政黨認同等基礎訊息。

研究的結果十分耐人尋味，在這些不同的題項中，發現填答的反應幾乎跟民眾所具備的知識程度及學科領域沒有關連性，但卻與個人的政黨傾向有顯著相關。

例如，關於疫情的報導內容，民眾雖普遍期望媒體傳達正確事實更勝於進行監督與批判，但是政黨認同的程度卻會顯著影響人們對於媒體記者針對政府提出監督或批判的期待。舉例而言，政黨認同愈傾向泛藍者，愈同意記者應該要質疑與批判「疫情警戒控管等政治決策」以及「專家學者提出的疫情建議」；而政黨認同愈傾向泛綠者，對於記者所提出不同於政府或是專家的聲音，則愈顯得保留。同樣是針對記者的角色，一個陣營希望他們高高舉起，另一個陣營則希望他們輕輕放下。

在民眾對於「政府防疫態度」的認同程度方面，同樣發現政黨認同的因素會顯著地影響民眾對於政府防疫以及指揮中心的評價，不僅各向度均有顯著差異，甚至顯示出明顯的兩極化結果。例如對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感受，泛藍的民眾強烈地感到憤怒及討厭，泛綠的民眾則明顯地感到令人尊敬與令人不捨。相對地，在民眾對於疫苗訊息的認知上，對於一些基礎知識雖然仍顯示出不同政黨認同間的顯著差異，但至少還不至於出現同意或不同意的極端反差。

但是在與不實概念相關的「錯訊息」及「惡訊息」解讀方面，政黨認同的不同就呈現出明顯的差異，幾乎每一道題項均有顯著的差別。例如，泛綠受訪者更傾向否定「口罩雖可以阻擋疫情但有害健康」、否定「疫苗會改變接種者的基因」、乃至否定「疫苗中含有許多有毒成份」等不實訊息，相對地，泛藍支持者就會顯示出對於相關陳述的反向疑慮。此外，雖然藍綠雙方或多或少都感受到醫療專家和科學數據對於政府疫苗政策的不信任或不支持，但是泛藍受訪者明顯地感受更為強烈。

總結前述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不論是對於媒體記者的期望、政府防疫的態度、疫苗訊息的認知等，「政黨認同」都扮演了一個最為顯著的影響角色，而且隨著該議題的政治意圖相關性越高（從基礎訊息、錯訊息到惡訊息），影響的顯著性也越高。

意識形態的超大型巨人

過往我們認為「告知公眾正確的科學事實」應該可以有意義地影響人們對於相關事件的感知，但是從晚近可以看見一個逐漸明顯的趨勢：訊息傳播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實轉譯，它更是一個意義協商的過程。

從前述的研究結果，可以細緻地看出疫情期間台灣民眾的緊張神經如何被挑動。過往我們認為「告知公眾正確的科學事實」應該可以有意義地影響人們對於相關事件的感知，但是從晚近一些科技社會議題的發展來看，可以看見一個逐漸明顯的趨勢：訊息傳播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實轉譯，它更是一個意義協商的過程。

尤其是隨著社群媒體的發達，人們對於消息來源的個別化傾向，特別容易導致同溫層效應的加劇。例如，在COVID-19期間，疫情本身就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健康風險議題，任何因素的擾動都可能導致社會的分裂，驅使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們更加遠離彼此。從調查的結果可以看出，大部分民眾對於複雜的政治議題多習慣仰賴有限的消息來源進行決策，並且倚賴認知的捷徑去做出符合自己政治喜好的選擇，即使是疫情或疫苗這類高度科學知識相關且具有明確物質基礎的議題，也同樣在意識形態的催化之下被嚴重地泛政治化。

COVID-19 疫情是一個以科學知識作為基礎，同時牽扯個人生命安全、具有時間迫切性的科技風險議題，由於它背後涉及高度的社會複雜性及科學不確定性，所以對於一般常民來說，具有很大的決策難度。就主理防疫工作的政府部門而言，他們期望透過全民有秩序的配合，讓防疫的工作可以整齊同步且系統有效。但是對於民眾來說，面對這種高度不確定的狀況，會有許多油然而生的不安全感及恐懼，如果再加上過往曾經有過政治上的受挫經驗（例如自己激情支持的候選人落選了），不信任的感覺很容易就會加成擴大。

解析民眾防疫心理背後的運作機制，可以想像成每個人的腦中都住著幾個掌管心智運作的巨人，平時這些巨人各司其職，各自監管教育學習、娛樂休閒、科學知識、理性思考等工作，在大家各自忙碌的時候，同時有一隻長得特別巨大的意識形態巨人候在旁邊，這隻超大型巨人平時都在睡覺休息，看似無害，但如果一不小心有什麼風吹草動驚醒了牠，牠就可能醒來主導戰局。我們都很好奇，這隻意識形態的巨人如果跟其他巨人一起打架的話，到底誰會勝出？尤其是在這一場與疫病十分相關的戰鬥上，理應其他的巨人具有主場優勢，應該還可以平分秋色吧？

從結果來看，在這一場巨人之間的鬥毆中，意識形態的巨人取得了全面性的勝利。原因是牠很強壯也很暴力，只要牠加入戰局，其他的巨人都不是牠的對手，意識形態明顯壓過其他知識理性的力量。

這樣的狀況在過去的學術研究中也有類似的討論，例如一般民眾對於幹細胞研究的態度也經常受到價值觀和媒體的影響，雖然科學知識的涵養也同樣影響人們對於幹細胞研究的態度，但是相較於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科學知識是氣場最弱的。甚至過去還有更為極端的發現，例如美國有關「全球暖化」議題的相關調查中就顯示，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對於全球暖化的看法分歧越嚴重，甚至呈現出「教育程度愈高、差距越明顯」的態勢，並且其看法也會與所認同的政黨屬性息息相關，而且就算隨著時間演變，也一直維持頗為穩定的樣貌。

打不贏就只好繞過牠

「逃避雖然可恥但有用」，這是一句匈牙利的諺語，對於防疫來說，避開意識形態的作祟，這樣的逃避不僅不可恥，而且可能會有大用。

對於這類同時夾雜科學知識及科技發展的社會議題，除了COVID-19之外，台灣社會在過去也經歷了幾波相關的公民投票，包括食安及能源等，都是這類複雜的議題類型。從過去公投的各種經驗來看，我們貌似全民共同參與了這些議題的抉擇，但是現在回頭檢視，我們擁有的可能僅是公民參與的「姿態」，實際上卻欠缺公民參與的「內涵」。晚近隨著科技議題逐漸複雜化及跨域化，如何讓科技知識為民所用而不受過多意識形態的滋擾？已然成為民主社會成熟化的一項指標。

公眾科學參與

因應這樣的需求，我們可以看見許多公部門開始採取不同的溝通策略，例如有別於傳統「由上而下」的知識灌輸模式，順應「公眾科學參與」的溝通典範轉移，逐漸重視讓人民在相關議題的討論中扮演角色。只是如果中心思想不夠清楚，原本的美意很容易就會因為人為操作過頭而變調，例如公部門逐漸將科學溝通援用成一種公關的策略，在貌似熱鬧喧嘩的民眾參與過程中，實則慢慢地弱化了知識傳播的功能，轉而著重在各種聲量、形象及政策正當性的塑造上，此舉也間接地助長了意識形態的反撲。

例如在這一個防疫的過程中，台灣民眾從一開始的謹慎戒懼、眾志成城，隨著疫情過程的高低起伏，逐漸轉變成不同政治陣營之間的攻防。初期長時間零確診的驕傲，對照國外疫情失控的亂象，媒體中不時出現口罩國家隊、Taiwan can help、同島一命、防疫模範生等詞彙，在政府部門的默許之下，甚至捧紅了許多防疫的英雄，鐵人部長、順時中、國民女婿（編按：指的是疾管署副署長羅一鈞，因其含蓄與貼心的舉止，被網友稱為國民女婿）等稱號應運而生。

而在後期，隨著部分防疫破口及病毒共存策略的轉向，各種民眾的不安與躁動讓另一陣營趁勢而起，新四劑扶英戰士（編按：2021年之際，因國際普遍不承認台灣國產高端疫苗，指揮中心因應施打高端疫苗有出國需求的民眾，開放加打第三、第四劑國際認證疫苗；「扶英」係指支持總統蔡英文之語）、微解封、高端份子、四劑帝國等挖苦與調侃的字眼蜂擁而至，最後甚至有人連聽到「國家隊」這個詞都覺得反感。如果所有的公共議題最終都只能化約為藍綠的顏色之爭，那麼實在是賦予了政治人物太多可以上下其手的空間，民眾也會在這個過程中將自己的權力順理成章地繳械，這顯然不會是一個好的溝通模式。

從過去科學傳播相關的研究可以發現，民眾對於科學家的信任程度多遠高於政治人物，這是因為一般民眾願意相信科學背後追求知識與真理的特質，與牟求共同福祉的信念是一致的，相對的，對於政治的不信任，多來自於對政治人物追求私利的不放心。所以一旦科學的知識與政治因素混雜在一起的時候，信任感就會受到影響，例如科學家流露出一己之私，或者只顧及委託人所暗示的利益等，民眾都會特別地敏感，因為可能會破壞科學對於真理的尋求及共同福祉的貢獻。

置放在台灣的脈絡中，可以發現疫情期間的科學與政治很難一刀切分，即使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或是疫苗EUA會議的組成人員，不論藍綠執政都可能不會差異太大，但是當議決的結果涉及後續的政治措施，就很難避免政治化的疑慮。除非當局者很有意識地刻意加以區隔，否則不僅很容易轉變成政治化的攻防，更會挑動民眾在不安狀況下的敏感神經，一旦成為知識與意識形態的競技場，鬥毆的結果似乎不難預期。這也是為什麼在疫情的過程中，很難科學歸科學，政治歸政治的原因。

既然意識形態的威力如此強大，如果打不贏牠，是不是至少應該想個辦法避開牠呢？畢竟科技社會議題的最終決策還是需要知識作為基礎，並非僅是一種民主意向的表達與共識。舉例而言，就疫苗施打的這個問題來看，如果當時台灣政府不要用這麼大的動作去宣示與力挺國產疫苗，儘量維持專業科學自己說話的空間，讓國產疫苗成為眾多疫苗的選項之一，少一點政治詞彙的沾惹，會不會後來民眾施打的比例反而會高一些呢？

「逃避雖然可恥但有用」，這是一句匈牙利的諺語，對於防疫來說，避開意識形態的作祟，這樣的逃避不僅不可恥，而且可能會有大用，這或許是未來相關科技社會議題值得思索與參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