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政變兩年：在台緬人經歷的動盪、選擇和「最後一搏」的希望

政變兩年後，緬甸人的「最後一搏」

「我問我爸爸，為什麼我們要離開緬甸，他的回答都是：因為緬甸動盪不安。」

1983年在緬甸撣邦當陽出生的楊萬利，10歲時隨家人遷移台灣，最後落腳在人稱「緬甸街」的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這條街區自1962年尼溫將軍奪權起，就逐漸吸納因政治變化而輾轉逃離的緬甸移民，尤以華人數量最為顯著。楊萬利一家，也是在這個背景下，來到台灣。

直至長成，楊萬利才在確認自己認同歸屬實為「緬甸人」的過程中，明白父親口中的「動盪不安」是什麼意思，對「離開」與「留下」的兩難，更能深刻同理：離開，是要想方設法地融入異地，而留下，則要咬緊牙關面對緬甸這個國家每20年的「動盪」。每個選擇都很艱難。

離開的人，有些來到台灣，便也將記憶與文化栽種在這條緬甸街上──這條街不僅反映這個國家的近代史，街上的住民也成為不同時代政治經濟記憶的載體。包含兩年前發生的緬甸軍事政變。

2021年政變發生之時，台灣正準備迎接新年。那個2月，只要鞭炮聲響起，就令緬甸社群心驚，既觸動記憶，也誘發憂慮；街上居民有的表面上漠不關心，有人因擔心回不去緬甸而沈默不語，有人怕抗議者將事情鬧大引發爭端，當然也有不少人堅持成為反抗力量的後援，始終沒有放棄。

今年，這場政變看似「屆滿」兩週年，實是「持續」了兩年，而且還在繼續──緬甸軍方在政變兩週年之際，宣布延長緊急狀態，原本承諾的選舉也未見具體時程；異議分子與抗爭者，持續受政府鎮壓。依據緬甸政治犯援助協會報告，截至2023年1月30日止，軍方已殺害2,901 人並逮捕17,492人（其中282人是兒童），至今仍有13,719人遭到拘留。又，自 2021軍事政變以來，已有143人被判處死刑，其中4人已被處決。被捕者有176人是記者，其中多達62人仍在監獄或警方拘留中。

與此同時，於2020年勝選卻被軍方宣布非法的議員、少數族群代表和反對政變的核心人物，在2021年4月組成民族團結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NUG），並組建人民防衛軍（People’s Defence Force，PDF），還有數以千計的年輕人拿起武器，加入由少數民族帶領的武裝部隊，並與擁有精良武器和坦克的緬甸軍隊對抗。為了反制游擊隊，軍方不分青紅皂白、不管目標對象進行空襲。在戰火中受困掙扎的，始終是平民。

據緬甸獨立智庫「戰略與政策研究所」（ISP-Myanmar）報告指出，在政變後，至2022年10月中旬為止，至少有38,568所房屋和建築物被燒毀或摧毀，平民死亡人數為7,158。而負責難民事務的聯合國機構聯合國難民署估計，自軍事政變以來，截至 2023年1月23日，流離失所者人數為124.4萬人（ISP的估算數字更高，為190萬）。

兩年來，緬甸人民的日常生活與社會基礎建設，因衝突而被摧毀，物價上漲，民眾生活艱難，這些景狀足以造成嚴重的人道危機，卻沒有辦法透過媒體傳遞出去。關注緬甸的媒體工作者都不免感慨：比起烏克蘭戰爭，緬甸人真正的處境，遭到完全的忽略。

但即使這個世界的注意力不再，緬甸人仍堅持苦戰，他們堅信，這是「最後一搏」，只因政變讓緬甸迎來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團結時刻。

站在觀察者的角度看，2021年這場政變所引起的反抗與效應超越過往的民主運動，其特色包含：跨世代、跨地域、跨族群與跨宗教，例如經歷民主運動的中生代，與擅長網路享受過短暫民主自由的Z世代合作；又或是位處優勢地位的緬族自我反省，並與少數民族攜手合作，以及各宗教代表在這個獨尊佛教的國度共同成為人民的後盾等等，都讓緬甸這場抵抗運動，更顯不同。

「緬甸軍方幾十年來一直聲稱要實現國家凝聚力，現在他們終於達成了⋯⋯。」在斐德希克‧德波米（Frédéric Debomy）創作，漫畫家柳廣成繪製的《緬甸，最後一搏》中，對這場運動提出觀察，卻也提問：「但，這種仍稚嫩、脆弱的團結，能否在軍方對人民的又一次勝利中倖存？」

在緬甸2021年政變屆滿兩週年之際，端傳媒在台灣訪問了四位不同世代、不同身分與族群，且分別經歷過1962年尼溫奪權、1988民主運動、2007年番紅花革命以及2021年政變的緬甸移民與留學生，透過他們的生命敘事，一方面反映所謂「動盪不安」的緬甸景況，另一方面，也從他們的視角，呈現2021年政變的發生、現在，與他們所期望的未來。

浩浩，2000年生。華人。2021年緬甸政變親歷者。現於台灣求學。

我在曼德勒出生、仰光成長，是他們所說的Z世代，雖然生活在一個相對開放的時代，但我和我的學長們，都還留有軍政府掌權時期黑暗封閉的記憶──像是時常沒有電可用，或是沒有手機、無法上網，卡通也是別的國家播過很久後，我們才看得到。總言之，緬甸就是很落後。

到了12歲，我才擁有自己的手機，可以玩電動，可以上網探索世界，也差不多是在那個時候，才幾乎家家戶戶，不論高階或便宜，都人手一支手機。以前，公車上都會有扒手偷手機，但在翁山蘇姬執政時期，就比較不會有這種事發生，因為手機已經很普遍。然而，在2021年政變後，治安又回到早前的敗壞，公車司機甚至會和扒手合作，威脅乘客，搶奪財物。

正因為我們擁有兩個不同階段的政治社會體驗，又因為我們這一代活得這麼有品質，嚐過自由的滋味後，就很想要把原本的生活奪回來。因此，光是我們學校，就有八成的學生挺身抗議，甚至有很多人參加人民防衛軍（PDF）。

政變當時我已是大四生，因為疫情的原因，在家視訊上課。原本只要通過3月舉辦的考試，我就可以拿到學位畢業。但2月1日的政變，讓考試變得不可能，學生也都上了街頭。

大家並不是一開始就決定上街頭的，而是先給軍政府三天的期限，要求他們釋放翁山蘇姬，不然就要發動示威。

2007年番紅花革命時，我年紀還小，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只有走在路上被催淚瓦斯刺激眼睛的記憶；2021年的示威抗議，是我第一次經歷的群眾運動，但我並不是從一開始就走上街頭，而是幾天後才跟著學校同學一起行動。行動的理由很簡單：誰都知道軍人是錯的。

我的弟弟當時才讀高中，比我還積極，我們的父母並不反對我們參加抗議活動，最初只是叮嚀我們要小心，等到情勢變得混亂，才忍不住勸阻我們，希望我們不要出門。一開始，軍警會堵路不讓我們前進，示威者也會自製汽油彈反擊。當衝突愈來愈激烈，軍警便加強鎮壓、朝我們開槍。

有一次，我親眼看到跑在我前面的一個年輕人被爆頭，直直倒下去，而我只能不斷奔逃，躲到一個大樓的六樓躲藏。接下來幾天，我仍然出門參加抗議活動，但擔負的任務就只是在高樓拍照，負責觀察動態、蒐集資料而已。政變後兩、三個月，我就退出抗議現場，到公司上班。

政變之前，我會靠著販售鞋子，替自己賺取生活費和零用錢，政變後，我沒有學校可上，也耗盡積蓄，只能四處求職謀生。這時我支援反抗者的方式，就是將自己的部分薪水捐出，讓他們可以買武器之類的。這也是一種參與。但後來有人打著募資的名義向我敲竹槓或是詐騙，被騙了幾次後，得到教訓，除非進入人民防衛軍的學長直接來找我，否則我就不再把自己的辛苦錢交出去。

因為我讀的是緬文學校，所以有緬族朋友，也有華人朋友，在運動的投入程度上，是緬族朋友比較積極，華人朋友就不一定，但如果身邊緬族朋友多的華人，就比較會受到影響而參與，反之則否──因為華人在緬甸是不被承認的族群，政府不給予我們公民身分，所以，有時華人會採取保持距離的態度。

這些華人當然能清楚判斷誰是誰非，但有的人會希望翁山蘇姬所屬政黨可以好好地跟軍方談，避免衝突發生，有的人還會反問：「我們支持他們，他們會給我們戶口嗎？」華人在緬甸一直沒有受到公平對待，從父母那一代就沒有被公平對待的話，自然也會影響下一代的態度。

政變初期，我們會感覺到對華人不太友善的態度，像是網路上就有很多針對華人的嘴砲，像是把中國在伊洛瓦底江上游蓋水壩的事拿出來講，很像我們這些華人會因為這件事而分到很多錢、得到很多利益一樣。但自從華人女孩鄧家希，還有十九歲的華人醫學生在抗議現場喪命後，這種網路上的攻擊就比較看不到了。

我對於反抗運動沒有那麼樂觀，我覺得還會再打一次仗。現在人民防衛軍大多由少數民族領導，他們長期反抗緬族政府，手上握有武器，所以，即使現在不分族群共同團結對抗握有權力的軍政府，但若將來反對方贏了，緬族跟少數族群的問題，不見得能解決。

可能政變後，我在緬甸生活，所以比較容易聽到各種聲音，像是，我有個參與人民防衛軍的朋友，他非常熱血，在抗議活動中會帶頭衝鋒擔任人肉盾牌，也會自製汽油彈，卻在加入人民防衛軍後，看到這些少數族群保留實力，不會付出全力去打，且控制權都在他們身上，令他覺得很沒意思，而離開軍隊。

我們這代被迫要長大、世故，像我因為沒有辦法拿到學位，最後只好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來台灣讀書，被迫整天打工讓自己可以在這裡生活；有些朋友在家裡得不到一口飯吃，選擇加入人民防衛軍，被迫拿起武器打人，好讓自己活下來。像這樣的人就不是全為了理想，而是在現實中加入理想。

因為訊息封鎖，外面的人無法真正看到緬甸內部發生什麼事，所以透過網路傳遞出來的消息，也沒有辦法被核實。政變引起的反抗，到現在已經兩年，緬甸失業率攀升、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原本500元緬幣（約台幣7.3元）可以吃到一頓早餐，現在要花上兩倍價錢。透過「非暴力抗爭」（CDM）來挑戰軍政府，是很好的想法，但結果卻是讓社會機制無法正常運轉。很難想像一個國家社會長達兩年無法正常運轉，會是什麼情況，客觀來看，實際受到傷害的還是人民。

釋慈廣：1991年生。緬族人。2007年番紅花革命親歷者，現於台灣學習中文與漢傳佛教。

在緬甸，每個佛教徒家庭裡的男孩，都要出家一次，短暫出家也可以。因為我出生在伊洛瓦底，那裡只有一個簡陋的小學，就再無教育資源，父母希望我能接受完整教育，將來可以有更多機會，於是在我9歲時，把我送到寺廟，讓我成為一個僧侶。我是在仰光的寺廟長大的。

這是一個以佛教為主的國家，僧侶地位很高，我們會沿街托缽，接受民眾的供養。就算經濟條件不好，虔誠的信徒還是會布施，在這過程中，我們可以觀察人民的生活景況，像是米價變高，米的品質就會比較不好，經濟條件變好，我們得到的食物就很不錯。

過程中，民眾也會向我們訴苦、請我們解惑，或尋求幫助，因為，在緬甸，僧侶就像民眾的老師一樣，是他們生活與精神上的寄託，而我們也可以藉此觀察社會狀況，知道民情走向；可以說，僧侶跟人民生活相當緊密，而且是站在人民前面的。

2007年番紅花革命發生時，我還很年輕，可能因為年紀小，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長什麼樣，所以在這之前我感覺緬甸人民生活很正常。引發番紅花革命的導火線，是油價上漲，人民生活變得很不容易，怨聲載道，這股民怨最後就由僧侶帶頭反應。

從某個角度來看，這也是過往緬甸民主運動經驗的教訓——若是學生或一般人民出面，軍方會不擇手段壓制人民的聲音，殺人殺得肆無忌憚，但因為僧侶在緬甸的地位是連軍方都敬畏，發出的聲音會得到尊重，所以，僧侶們認為這次示威若由他們出面，也許可以掙得一些機會。然而，軍人還是對著僧侶開槍。不管是不是誤殺，這個殺戮加劇人民的怒火，事件因此擴大。

最初的示威不是發生在仰光，而是其他地區。當時通訊不發達，沒有網路，在仰光的我們絲毫不覺，直到反抗聲浪擴大到這個城市，我出門遇見抗議群眾，才知道發生什麼事。當時我真的太難過，覺得太不公平了，非常生氣，想要跟大家一起抗議。但我的師父禁止我們參與，我們只好偷偷翻牆出去，前往大金塔，加入示威隊伍。

當時，穿著迦裟的僧侶形成長長的隊伍往前走，民眾自發性地在我們左右築成一道道人牆，保護我們。最後我們在持著盾牌、阻止我們前進的軍人面前停下來、坐下來誦經，這麼平和的應對，卻還是遭到軍人持槍恐嚇。在我前面，有個約莫國中生年紀的女生說，她會負責衝破封鎖線，要大家隨後跟上，但，她就被槍打死在我的面前。在我後面，也有人死掉，日後我才知道那是日本APF通訊社記者長井健司。

如果你問我這輩子見過最可怕的事情是什麼？我會說是這一天所見到的事——軍方肆意對群眾開槍、羞辱式地抓捕民眾，對人民的性命與尊嚴毫不在乎。這真的是我畢生見過最不光采的事。

此外，軍方還派人假裝僧侶，實行「離間計」，施放謠言、策反群眾，以減少抗議人數和群眾力量。在2021年民眾對政變的抗議運動中，也可以看到這樣的事再次發生，只是這次人們不再上軍方的當。

在緬甸，軍政府最怕三種人造反，一是學生，二是僧侶，三是軍人，這三種人會影響政局，對政府造成威脅。所以，你問我番紅花革命是不是成功的？我會說是成功的，因為過往緬甸人的掙扎痛苦都被封鎖在國境之內，但這場革命讓緬甸人民的聲音傳了出去，讓世界聽到了我們的怒吼。

幾年後，緬甸開放部分民主，人民也相對自由。以前我們常聽到民眾感嘆的是沒工作，後來是唸說工作好累；過往民眾會因為吃不飽訴苦，現在是抱怨東西不好吃。人們的煩惱變得不一樣，但有更多空間表達自己的意見，甚至評論政治。此時此刻，緬甸人開始能夠感知到外面的世界，看到外面的風景。

不像我小時候沒有學習的管道，緬甸的新一代擁有多元且多樣的學習機會，可以出國讀書，可以線上學語言，資源變多了，連我自己都擁有了夢想，想要出國學中文、瞭解漢傳佛教，把不同的思想帶回緬甸。所以我在2019年來到台灣。

不料2021年的軍事政變，摧毀了我的夢想，我一度感到沮喪，但也決定要在海外聲援與協助，唯有如此，才能對抗這個破壞。

緬甸境內的宗教界也是如此，不論什麼宗教，大家都一起合作──以前我們沒有什麼機會認識彼此，所以各做各的，但在這次政變後，透過合作，我慢慢瞭解其他宗教，也結交不同信仰的朋友。像前一陣子，一位收容百名難民的牧師因為資源不足向我求助，我就提供援助，這在過去是無法想像的，既是沒有這樣的機會，彼此也會覺得尷尬，而現在，這一切都很自然。

當然我不能說佛教界的想法都一樣，有些僧侶支持反抗運動，有些僧侶比較保守，後者多半居高位，年紀比較大，且對緬甸佛教相當自豪，他們認為如果緬甸民主開放，其他宗教會進來影響佛教的主流地位，因此，站在「保護緬甸佛教」的立場，他們會傾向「保護國家」的軍方那一方。其實，我很同情他們，但這樣的保守，也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封閉的世代，視野因此狹窄。他們不是「不好」，而是他們真的「不知道」。

幸運的是，支持反抗的僧侶還是占多數。對於民眾來說，光是可以得到僧侶的祝福與支持，就足以帶給他們強大的力量。對我們這些僧侶來說，過去可能佛教第一，人民第二，但現在是國家人民最優先。不同族群的人民可以透過自己的方式團結，而我們這些宗教代表就以我們的方式合作，成為民眾的精神支柱。

我是僧侶，也是緬族人。族群衝突在緬甸是長遠又複雜的問題，一言難盡，但對我來說，大家都是吃緬甸米、喝緬甸水長大，都是被緬甸這塊土地滋養出來的，不分族群，不分宗教，我們是共同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民。你問我對這次人民反抗的想法，我只能說，一定要成功，因為現在正處於緬甸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團結時刻，我們將這場運動視為最後一次抗爭，是緬甸人的「最後一搏」。

難免會有些雜音，有人也許會看到一些不好的事，但是我們不應該盯著那一點點不好的東西，應該要看全局。我希望我們能成功，而且一定要成功。

楊萬利，1983年。華人，受1962年尼溫執政影響而移民，創辦「鳴個喇叭！緬甸街」做為台灣緬甸的文化溝通平台。

2021年緬甸軍事政變剛開始初期，因為有中國支持軍政府的傳聞出現，「排華」幾乎一觸即發。當時，有個叫鄧家希的華人女孩，以賭上生命的勇氣出門參加抗議，而後死在軍人槍下，緬甸人這才知道，原來華人也會參加抗議，也可以跟他們站在一起。

除了鄧家希之外，還有個19歲的醫學生也在抗議現場喪命，他的母親聽到兒子的死訊後，激動地在街上表示：她失去了一個兒子，她的兒子很乖，雖然他們是華人，但也是吃緬甸的米、喝緬甸的水長大的，他們不是中國人，他們也跟大家一樣是緬甸人。像這樣的影片在網路上傳播，排華的危機才被解除。

尼溫在1962年奪權後，實施許多對華人不利的政策，包含經濟國有化、廢除華文媒體與華文學校，社會上形成排華的氣氛。許多華人因此離開緬甸、向外移居，而緬甸街的華人不論來自上緬甸或下緬甸，大多是在這個背景下來到台灣──我們家也是這樣，分好幾批遷移台灣，我是最後一批，當時我10歲。

我的父親是雲南騰衝人，在他少年時期，因為不瞭解為什麼會有國家信奉共產主義且以貧窮為傲，所以想到「山的另一邊」看看，於是來到緬甸，那是1960年，不久就遇到軍政府上台。華人在緬甸生活很不容易，但是，促使我父母帶我們離開緬甸的關鍵，還是「孩子的教育」──他們希望我們可以接受完整的教育，顯然在尼溫政權之下，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我在緬甸當陽出生，在台灣新北市長大，我常問我父親，為什麼要離開緬甸？他會回答，「因為緬甸動盪不安」，我始終不懂那是什麼意思，直到長大，開始做緬甸街導覽，我才慢慢瞭解「動盪不安」是什麼意思，而我父母追求的，無非是我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可以得到保障，如此而已。

我好像慢慢可以瞭解，為什麼華人會說自己是「緬甸華人」而不是「緬甸人」，為什麼他們對於緬甸沒有強烈的認同感，但與此同時，我似乎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每次政局出現變化，就有排華的可能。那真的是緬甸那個環境造成的。我自己的認同跟我父母還有其他長輩不同，因此，當我參與台灣聲援緬甸聯盟的活動，而我的父親問我「憑什麼」時，我自然而然回答：「因為我是緬甸人。」雖然他不置可否，但當我堅持這是人權時，他就不出聲了。

但有時候我也會反問我自己：如果我不是來自於緬甸，要如何說服台灣人關心緬甸所發生的事情？如果我們不去了解其他國家人民的困境，當台灣遇到危機的時候，別人會幫助我們嗎？

在《緬甸，最後一搏》新書發表會上，有個烏克蘭女生說，「自由跟安全很脆弱也很薄弱，有可能會隨時不見。」生活在台灣的我們，已經將安全與自由視為理所當然，但如果有一天，這個國家遭遇到跟緬甸還有烏克蘭一樣處境的時候，該怎麼辦？

現在在緬甸社群，最常討論的是：緬甸現在很像世界孤兒，大家可能會關心香港、泰國、烏克蘭，但不太關心緬甸。如果有一天台灣發生這事情，我不希望我們跟緬甸一樣孤苦無依。

自從緬甸發生政變以來，我感覺，緬甸軍方得到最多的就是「譴責聲明」，很多國家僅僅是譴責，至多就是經濟制裁，再無更多實際的幫助。所以，只要有台灣人關心緬甸議題，我就會覺得溫暖。

2021年2月6日那場遊行結束後，緬甸街上的許多店家都願意讓我們把口號貼在他們店門口，宣傳我們的主張與聲明，可是隨著局勢愈來愈嚴重，軍方槍殺跟抓補的人愈來愈多，這裡的緬甸社群就開始出現耳語，說誰是間諜，誰蒐集反對政變的消息給軍方，讓店家越來越害怕，不敢表態，也不願意讓我們張貼抗議的資訊。只有一兩家店很有勇氣，讓渡空間讓我們每週都能義賣募款。

我會在這個地方開一家可以舉辦活動的滇緬美食店面，是想提供一個空間，讓台灣人跟緬甸人都有管道可以取得緬甸的資訊，像是這次《緬甸，最後一搏》在我們這裡辦展覽，就是一個溝通的機會。我不是站在前線的人，更無法要求緬甸人繼續下去，這好像是叫他們犧牲一樣，會很心虛。但儘管我的店無法讓我賺到什麼錢，我至少能利用這個空間幫忙。這讓我有了一點底氣，證明自己實際做了點事情。

兩年了，不要說台灣人關注力減少，連緬甸社群支持的熱度也下降。參加反抗活動的人，生活經濟都會受到影響，罷工一個月兩個月還可以，但罷工兩年，他們要怎麼生活？如果大家因為生活所逼，放棄反抗，我也是可以理解。可是杜（可可）大哥就很心急，他經常在網路上貼文，請大家不要讓自己的血冷下去。透過這種方式，大家就會彼此加油打氣。

其實我對結果沒有很樂觀，但杜大哥的話卻很激勵我，他說，軍政府之於緬甸，就像大樹一樣，已經盤根錯節幾十年，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拔除的，需要時間，一旦拔除，緬甸就可以成為全新的緬甸。因為他這樣說，我才可以保持一點正向希望，雖然不覺得一定會成功，但至少沒有那麼悲觀。

杜可可，1967年生。緬族人。8888民主運動經驗者，現為「台灣聲援緬甸聯盟」發起人。

2021年緬甸軍事政變後，台灣的緬甸社群在緬甸街發動示威遊行，也和台灣民間團體一起在中正紀念堂集會，譴責緬甸軍方並聲援緬甸人民的反抗運動。後來，我又發起、成立了「台灣聲援緬甸聯盟」，作為民族團結政府和反抗運動參與者的後盾，也代表台灣與他們連結。

可能因為我是聯絡窗口，又負責募集資金，比較醒目。今年過年期間，我出門吃早餐，大家不約而同地替我付了錢，但與此同時，我不斷接到需要支援的訊息，只好自掏腰包救急。像是剛剛民族團結政府國防部打電話來，說沒有錢繳電費而被斷電，我便緊急先轉了兩萬泰銖（折合台幣約1.76萬）過去。軍事政變已經兩年了，儘管在台灣還是有不少人出錢出力，但需要錢的地方還是很多，我們也只能盡力而為。

兩年來，透過緬甸街上每週舉辦的義賣，台灣聲援緬甸聯盟為參與「公民不服從」運動（CDM）的民眾，提供生活上的幫助。我們本來以為對抗的局面很快就結束，不料卻變成持久戰，義賣所得資金愈來愈少，加上匯率變化與通貨膨脹，可以援助的家庭跟金額也限縮。我感到非常抱歉，但幸好這些家庭也都能夠體諒，並繼續堅持下去。

堅持下去很重要，這樣我們才可能會獲勝。現在，站在「我們」（NUG）這邊的國家越來越多，也一直傳出戰勝的消息、「我們」（PDF）收復了很多地方。人民防衛軍有一百多萬人，其中只有六、七萬人領有每個月20美金的零用金，其他都是無償參加，台灣的援助只能提供380位防衛軍的零用金，而日本、新加坡、韓國、英國也負擔了部分零用金的支出。給他們金錢援助很重要，因為他們是為了我們下一代打仗。

當然緬甸軍方也會反擊。因為人民防衛軍熟悉陸路，在地面比較有優勢，緬甸軍方就採空襲的方式攻擊，很多民宅無故遭殃，慘遭火焚。難民也就愈來愈多。聯盟就花錢聘用兩個逃到泰緬邊境的美索（Mae Sot）年輕難民，替NUG工作──年輕人懂網路、有創意，跟我們這代完全不一樣。雖然在緬甸長幼有序的思想根深柢固，像我這種參與過民主運動的世代難免想下指導棋，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年輕世代很有一套。他們很讓我佩服。

有個年輕人跑到緬甸的聯合國辦公室前，拉著布條站了十幾個小時抗議：「我們到底要死多少人，聯合國才會關心我們。」類似這種行動，是我完全不會想到的，更不用說，還有很多在網路上傳播的文案，都讓人驚艷。這個Z世代開創了一個新的運動方法與能量。

我是八八世代的人，誠實的說，在參與八八學運之前，作為軍官獨子的我，並不知道緬甸人真實的生活如何，外面的世界是怎麼樣。

我在曼德勒米鐵拉出生長大，從小就在軍營生活，生活相當封閉，當我考上仰光大學，踏入校園那剎那，簡直大開眼界──我從來沒看過女生穿短裙，也不知道可以騎摩托車，視線所及的多姿多采與自由開放，為我帶來衝擊。更不用說，向來只有緬族朋友的我，開始有了克倫族、華人等族群的朋友。如果問我人生最幸福快樂是什麼時候，我想一定就是上大學的那個時候。

我那快樂的大學生活，沒有持續很久，可以說，在1987年軍政府實施改變貨幣的政策，引起民怨那時，我的人生就出現了變化──當時我大三，準備參加考試，考到一半，學校卻宣布關閉，要求所有學生返回家裡。這一切原本與我無關，但有朋友問我要不要去學校禮堂看看，我就隨他去看，也因此捲了進去。

進了禮堂，裡面竟然聚集了數幾千名同學，齊聲喊著口號：「終結軍人獨裁政權， Daw Aye, Daw Aye!（我們的責任，我們的責任） 實施民主政治， Daw Aye, Daw Aye!」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民主」這個詞，我不知道什麼意思，也完全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但這種氣氛讓我熱血沸騰，就也跟著喊了起來。不久，軍人衝進來要抓人，所有學生紛紛竄逃，我跟很多人一起翻過圍牆，往茵雅湖旁的店面巷弄死命奔跑。只要一轉頭，就會看到軍人棍打學生。

「軍人不是應該保護人民的嗎？怎麼可以打人呢？」身為軍人子弟的我無法理解，回到家後質問父親，父子兩個大聲吵架，吵到宿舍裡的其他軍戶都聽到。

雖然父親不高興，我仍然每天都跑出去參加抗議活動，甚至還朝著軍警扔擲石頭。這個動作被人拍了下來，成為暴亂的證據，導致我每天下午3點都要去警察局報到。

有一天，我們又在街頭集會，軍方透過大喇叭來壓制我們的口號聲，並發出警告，宣稱若我們不在規定的時間內解散，他們就會開槍。時間一到，果然砰地一聲槍響，讓大家都愣住了。軍人說，他們現在只是將槍指向天空，如果我們不服從命令，槍口就會對著我們。

當時有個年輕的女孩，身穿緬甸傳統服裝，站在台上對軍人說：「你們要對我們開槍，就開槍吧。我們不會停止的。」軍人就一槍把她打死了。說到這一段，我現在還會發抖。

每個晚上都在抓人，一車一車的抓，幾十個人幾百個人就這樣不見了，人在哪裡都不知道，但我還是繼續出門抗議。雖然我不知道民主是什麼，但我知道什麼叫不公。

後來我有個很要好的克倫族朋友約我一起逃跑，我收拾簡單行李要從後門溜出去時，看到我媽媽在流眼淚，心生不忍，就又決定留下來。但對於這個朋友的背叛感，一直讓我耿耿於懷。2015年，我回緬甸投票後，四處打聽他的消息，這才知道他被軍方用槍打死，屍體被遺棄在咖啡園裡。這真的是我這輩子的遺憾。

儘管母親不捨，但1988年底，父母還是把我送出國，因為他們認為我繼續留在緬甸，一定會沒命。我輾轉從泰國到台灣，最後落腳在緬甸街。雖然有幾次可以難民身分取得美國綠卡，但只要一想到在泰緬邊境還有更多緬甸難民排隊申請庇護，我就覺得自己不該占用他人的機會。台灣因此成為我流離的終站。

語言不通，無依無靠的我，來到台灣才半年（1989）被朋友帶到中正紀念堂，看到聲援北京天安門學運的活動，台上的人在說什麼我完全聽不懂，在朋友稍微解釋發生什麼事，我又被大家一起唱歌而打動，就一邊哭一邊捐了錢。人類本來就應該互相幫助嘛。

1996年，中共試射飛彈，台海危機發生，當時我在工廠上班，聽到廣播，嚇到全身發抖，晚上下班後，跑去政府機關問：「我要怎麼樣才可以 當兵，保護台灣？」對方很驚訝，笑了出來。但這不是應該的嗎？就像台灣人會去替烏克蘭打仗，也會關心緬甸，那麼，當台灣發生事情，我當然也會挺身而出。

雖說如此，我來台灣後，其實過得很低調，因為當時我父親還在世，母親很擔心我，為了不替他們惹麻煩，我在異鄉便盡可能安靜過生活。只是我還是無法對故鄉發生的事撇頭不顧。

2007年番紅花革命發生，我在捷運站發送自製的傳單，讓台灣人知道緬甸發生什麼事，這是當時我唯一能做的事。直到2010年父親去世後，我才感覺到解放，終於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2021年，我決定全力投入聲援緬甸抗爭運動前，先在心裡祈求逝去父親的諒解：我一定要做這件事。

我很愛緬甸這個國家。緬甸曾經是亞洲最富有最民主的國家，後來卻變得如此貧窮落後。所以，當緬甸在2015年舉辦選舉，我便趕回去投票，投票當日我早早就到投票所，投完票就立刻飛回台灣，在飛機上，我忍不住在臉書上寫下：「沉睡了50年的龍，終於醒來了。」

我知道全國民主聯盟（NLD）也不能說非常好，但沒有辦法，我們是一定要全力支持翁山蘇姬，才有改變的機會。所以當時有人就說，就算是路邊的狗，只要他穿紅色衣服，我們也要投給他。全國民主聯盟後來以百分之86的得票率贏得選舉，雖然不能說完全民主，但人們開始有了希望。

翁山蘇姬此後飽受爭議，名字開始跟羅興亞人綁在一起，世人對她與緬甸這個國家逐漸產生質疑。但老實說，我認為緬甸的族群問題不是她的錯，她也無能為力。

作為一個緬族人，我對自己的族群懷抱著自豪感，過去也一直認為緬甸就是緬族人的國家，「羅興亞人為什麼不回去孟加拉？他們不是緬甸人啊。」政變之後，我跟很多緬族人才真正了解少數民族過去受到的壓迫跟排擠是什麼感覺，也才明白他們長期抵抗的意志力有多強大。因此，NUG成立不久，我們就羅興亞議題交換意見後，決定公開向羅興亞人道歉，並希望未來可以共同建立一個族群平等的緬甸——就像翁山將軍當年在彬龍協議所承諾的那樣。

這樣說來，好像要感謝敏昂萊，因為政變，各族群才團結在一起。甚至可以說，緬甸從來沒有這麼團結過。

我本來計畫55歲退休，退休後要順著伊洛瓦底江南下，記錄沿途的生態風景，就像國家地理頻道那樣，讓大家知道伊洛瓦底江的美麗與珍貴，而中國在上游蓋水壩又會造成多大破壞。因為緬甸過去從來沒有團結過，所以我還想騎腳踏車繞行緬甸一圈，深入少數民族地區探查，想辦法讓各族群連結在一起。我當時還想：如果進不去，就用無人機空拍。

政變發生，我的退休也夢碎了，現在必須要不停工作賺錢來資助反抗運動。但事情有壞也有好，因為這場政變，我有機會跟各個不同族群的人都變成朋友。我想，在推翻了軍政府後，我或許真的能實現踏查各個少數民族地區的夢想，而他們會在自己的珍愛的家鄉等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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