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不只是南周，記《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十週年

【記者按】——中國夢，自由夢，憲政夢｜2013新年獻詞（未刪改版）

2013年1月2日晚，部分南方報業的記者、編輯在微博抱怨2013新年特刊出版幾經曲折，獻詞本身和報道內容被廣東省宣「非法」大幅刪改，並以公開信的方式將其公之於衆：在《南方周末》所有相關版面已經簽版定樣、一線編輯記者均在家休假、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廣東省委宣傳部人士指示對新年特刊做出多處修改和撤換。

事件在群衆間引發巨大共鳴，並伴隨着「庹」字的發酵，形成大規模網絡聲援。巨浪持續四天，最終以宣傳部門責令南周抗下所有罪責告終。

對於被壓抑許久的南周記者們而言，這無疑是在砸祖宗牌匾。消息同步擴散在微博上，群情愈發激憤，匯聚成線下持續三日的聲援行動。

華商報發表的評論《「新年獻詞」何以成為公共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南周事件爆發的原因：這些獻詞延續的是一種中國文人的議政傳統，表達的是對國家建言、關切民衆福祉的一種情懷。也因此成為中國知識界和傳媒界的一個獨特現象……2013年其包含新聞獻詞的版面，在編輯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主管者篡改，併發生一些致命的文字硬傷，會引起該報人士及讀者的大範圍批評。

在微博時代，事件本身猶如星星之火在幾天內燎原到千家萬戶。不少用戶自發將頭像換成灰色的「南方周末」圖標，圖標右下角點燃的紅蠟燭，則成了這場連續劇裏唯一一抹色彩。

不同於微博上關於此事的細節已被埋入墳墓，在其他平台上還有些許痕跡，十年前的低像素照片如今看來依舊震撼人心。時不時還有人零星留言「南周（事件）已經過去十年了，還有人記得嗎？」

舉牌上街聲援的人大多成長於上世紀80年代，正值共產黨統治時代下難得的開明時期，孕育在思想的春天裏，「走出去就能感受到自由的空氣，有蓬勃向上的活力」。

另一部分主力是大學生。他們大都在2000年前後開始接觸《南方周末》，具體的報道內容幾近模糊，留下的唯一印象是：它敢說真話。在1999年的南昌德國牙醫案中，報道此案的南周記者獲得南昌大學新聞系一位學生的義務幫助，原因是「我是捧着《南方周末》和《中國青年報》讀大學的。」

在黨報、日報的媒體格局下，這樣一份報紙承載着人們對言論自由的「美好幻想」。它生於1984，卻與《真理報》模式完全決裂，併成為架在知識分子和民衆之間的一座橋樑，牢牢植根着「啓蒙」與「不說假話」的理念。在遭遇風波時，廣東省的一些老領導甚至把停不停南周看成是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

即便有諸多限制、無法直接發表反對的聲音，但在中國，「它仍然是敢言的代表」——潛台詞是，如果連這樣一個媒體都不能容忍、不允許存在，由此爆發的憤怒再巨大也不為過。

回過頭來看，如果2013年的政治換屆是轉折性的時間點，那南方周末便扮演了風向標的角色，南周事件本身也成為市場化媒體走向衰亡的序幕。

當然，或許連市場化本身也要打一個問號：是否只是包裹着市場外衣的政府喉舌，像海邊堆起的沙丘，經不起浪花的翻涌。畢竟，在充滿理想主義的報社內部，也不可避免地維持着官本位的傳統。

另一個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從報道新聞變成新聞本身，已經是媒體的悲哀。

十年，也是一步一步愈走愈遠的過程。

雪崩

沒有一個冬天不可逾越，沒有一個春天不會來臨｜2018新年獻詞

2013年1月2日，在雲南麗江的白沙古鎮，即將成立滿十年的南方都市報深度部門在小鎮裏開年會。從客棧的「觀雪房」向遠處瞭望，陽光穿過雲霧繚繞的雪山，打在岩石的紋理上，反射出淡淡光輝。5596米的山峰上，沉積在扇面山脈上的積雪好像有些鬆動。

「雪崩」就是從這裏開始的。

晚飯中途，一位旁聽年會的南周記者從微信群得知新年特刊被改得面目全非，有90%左右的內容或被刪除，或被修改為對共產黨政權的讚美。前往飯店的路上，他鼓動在場的南都同事發微博揭露此事。南周新聞部的責任編輯跟着轉發消息，並聲稱不會為當期報紙負責。

2003年，南都深度對話欄目開創，首開都市報做深度先河，一個月後便誕生了《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與社會合力推動收容遣送制度廢除。報道此案的兩位記者，就是因為受到南周獻詞「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的感召，才雙雙從地方媒體副總編的職位辭職，選擇來到南都當普通記者。

古鎮的飯桌上，其中一名南都記者寫道：「1999年，看了南方周末那篇陽光打在你的臉上的新年獻詞，我立志要當記者，畢業就來了南方。2013年，一坨官員親自給南方周末寫新年獻詞，強姦廣東媒體達到了強姦南方周末新年獻詞的高度。如果坨獻詞今晚真的付印，我還是離開南方吧。」

「一坨官員」指的是庹震。2012年5月，他從新華社副社長空降至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時任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楊健同時兼任南方報業集團黨委書記。

當年，一篇《南方事變》在互聯網上流傳，文章提到「庹震上任伊始曾說，不要將他的到來與楊健急調南方報業黨委書記看作一回事。可得益於庹震主持廣東省宣，北京終於可以直接遙控桀驁不馴的南方，確實是不爭的事實。」

在他們的「統治」下，南周增添以《關於進一步加強選題管理的通知》為基礎的選題預審機制，要求報紙版面完成後，還要傳送至省宣指定郵箱，審定後才能付印。據編輯部不完全統計，2012年因新聞管控被撤銷、大加刪改的稿子，有1034篇，平均每期20篇。

歷史何其相似，早在2003年4月，因朱鎔基專版被整肅，第1000期被迫「開天窗」後，時任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處長張東明便被委派出任《南方周末》總編輯，同時兼任南方報業副總編輯。「守土有責」的宣傳官員們開始涌入編輯部，「新華體」在南周立竿見影：發行量一落千丈，年利潤從4000萬降至不足1300萬。

一位記者在辭職信中披露，自己艱難採訪完稿的《明孝陵保衛戰》被張東明總編臨時撤稿。「寧願得罪記者，也不願得罪政府，而且在當地政府完全沒有施加壓力情況下槍斃稿件。我個人在周末是第一次碰到，在我七年記者生涯中也是第一次碰到。」

2005年，南周6次入選中宣部《新聞閱評》，其中5次是表揚——這常被當時的記者認為是恥辱。

幾年後，庹震再度來勢洶洶。「庹」字與作為排泄物的量詞「坨」諧音，又是生僻字，像白磷暴露在40度的陽光下，熊熊燃燒着。不少媒體或個人以「庹」作文章，極盡挖苦與譏諷。

財經網：【微字典·庹】讀[tuǒ] 姓氏。微釋意：每個人兩臂左右伸直後所得的「一庹」，大體相當於自己的身高。此字應是對每個人的一個提醒：手伸的再長，也會有極限，無法超過自己生就的尺度。非要還往長伸，往往自取其辱。

一篇《一個歷史系畢業的小學語文老師對<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獻詞附加部分的閱讀理解》開始在微博上瘋傳，文章歷數導言部分的常識性錯誤，包括將衆志成城的「城」誤為「誠」，公元前2000年的大禹治水誤為「2000年前大禹治水」等。

「如果用一句話來描述我讀到《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獻詞附加部分的感受，那應該是：總有一坨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

2013年1月3日，正在美國阿拉巴馬州留學的Adam得知新年獻詞被篡改的消息後，決定和朋友發起聯名信進行聲援。他們花一天的時間起草框架、尋找學者聯署。

Adam從初中就開始讀南周，高中班級裏有密切關注時事新聞的小群體，南周是大家認知的最大公約數。思想活躍的人，還會將南周與另一份光譜完全不同的報紙如《環球時報》拿出來比較。

聯署信於1月4日上午發出，隨後在人人網、豆瓣上迅速擴散。最終，他們收到超過3000封信件，其中有2605人在簽名表上留言。

一位來自鄭州的教師實名留言，「南周是多年來我唯一購買的報紙，且每周四必買三份，一份自閱，另兩份送給我任教的兩個班的學生。今天不為南周說話，我怕我的學生再無報紙可讀。」也有署名「親左」的人留言要「打倒禍國殃民的漢奸南方系」。

Adam發起的聲援信只是這場龐大網絡聲援中的一小部分。同日，《南方周末》前編輯記者、前實習生、289號大院（注：南周所在地址為廣州大道中289號）部分同仁、兩岸三地學者紛紛公開聯署，要求罷免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呼籲新聞自由。

不少大學新聞學院的學子也開始在社交媒體上勇敢發聲。南京大學金陵學院以傳媒學院的名義要求廣東有關肇事官員就此事公開道歉；廣州大學校媒新聞窗發表《我們願意成為其中一束光》講述自己支持南周的原因，「假若讓南周的精神尺度變成閹割的「尺度」，新聞學子的新聞理想魂歸何處？」

而廣東一所211大學，雖然沒有以集體名義表態，但有22名在校生或畢業生以實名方式發出聲援。

林子帆（化名）是二十二分之一。1月3日出報那天，他在深圳，剛出攤的《南方周末》被一搶而空，他輾轉幾個報刊亭，才在一個偏僻的角落買到兩份。

他看着上面被修改的新年獻詞，氣憤涌上心頭。幾年前，他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在一次學術會議上遇到了一位教授。在交談過程中，對方順口背誦了幾段南周的新年獻詞，他由此萌生去「南方感受下環境」的想法。後來，這位教授成了他的研究生導師。

第二天回到廣州，看到全國很多新聞學院陸續發表支持南周的聲明，他臨時決定和幾個同學實名聯署。公開信在傍晚發出，一天後，有臨近畢業的學生受到壓力，他們便自行刪除。

幾天後林子帆碰見院長，對方問他為什麼發表那封聲明。他回答，「我們學院作為國內著名的新聞院系不能沒有自己的聲音。」事後，導師警告他就此打住，更不要去現場。他的微博也在幾天後被封禁。

民間聲援以外，官方以不容置疑的聲音表達了不滿。在1月4日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回答有關《南方周末》新年獻詞被廣東省委宣傳部修改撤換的問題時表示，不清楚此事，並稱「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制度，中國政府依法保護新聞自由，也充分發揮了新聞媒體和公民的輿論監督作用。」

聲援

至少你要在大時代中做個堅強的小人物，在狂歡夜中做個自由的舞者｜2008新年獻詞

時評人王五四剛得知獻詞事件時，涌入心頭的是欣喜：這才是他喜歡的那個南周。但很快，這種欣喜轉化成了悲哀——反抗的同時意味着南周將迎來最後的結局——秋蟬將死的悲鳴，響亮而急促。他有預感，《南方周末》不可能再辦下去。

連同往日的輝煌，也不可能重現了。

他是計算機專業出身，2001年上大學時酷愛《南方周末》，夢想成為專欄作家。「看到那四個大字，就會熱血沸騰，心想就這麼幾頁，我一定要看得非常仔細。」

進入社會後，南周的概念從抽象到具體，他愈發成熟，南周的報道卻日趨萎縮。獻詞事件爆發時，他已經有兩三年沒有買過南周了，「互聯網上有比南方周末更吸引你的觀點和評論。」

改革開放後，廣州被稱為最接近公民社會的地方（至今可能依然是）。外來移民的大規模涌入瓦解着傳統社會的血緣親疏，階層躍遷不斷地在這個城市中發生，白手起家的個人珍視自身權利的同時監督着政府的一言一行。

《南方都市報》原深度報道部主任陸暉曾說，珠三角的市民是當代中國最靠近現代意義上的「公民」的人群，正是他們造就了《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這樣的媒體。二者的互動，又成為推動中國公民社會建設的重要力量之一。

「他閱讀重慶彭水詩案，因為他也時常在飯桌上痛斥官員的腐敗和社會的不公，在網絡論壇上發帖跟帖，做這些的時候，他的心底仍然有着隱隱的恐懼，他需要有人(媒體)出來捍衛現有的這一點點言論空間。」

1月5日，中國知名民主維權人士郭飛雄在廣州天河區體育中心附近組織了一場聚會，參與的人在事後或多或少遭到報復。

因南周事件而入獄的袁小華也參加了這場餐聚。他在餐館主動提出要通過舉牌聲援南周，表達民間獨立聲音。舉牌的內容初定為批評宣傳部門粗暴干預、呼籲新聞自由。大家一致贊成，並相互約定用微博微信轉發，聯繫媒體進行現場採訪。彼時袁小華還不會用微博，只用QQ群轉發了自己要去的訊息。

他1998年從湖南益陽南下，陸續在深圳、東莞、中山各個地方工作，最後來到廣州，任一家公司的部門主管。今年（2022年）見面時，他戴着黑框眼鏡，身上還穿着四年前朋友送給他的紅色短袖衫，衣服上用繁體字寫着「不在真話中崛起，就在謊言中滅亡」。

1月6日上午，袁小華和兩個朋友來到《南方周末》報社，空蕩蕩的門口只有三名聲援者。現場的記者比活動人員多。

袁小華一隻手舉着「中國夢，憲政夢」的標語，一隻手把花束放在門衛傳達室。一群記者圍上前來，他來者不拒。

好友紛紛在微博和推特上轉發信息，文字、照片、音視頻開始在網絡上濺起水花，不斷地擴散、傳播。此前，也有大學老師舉牌聲援，但都沒有得到大規模傳播。他們三人可能是獻詞事件中的首波抗議人士。

當晚，「搶官微事件」發生了。21時18分，在協調無果的情況下，南周新媒體總監@風端微博發布聲明稱：已上繳新浪微博賬號@南方周末的密碼，對此賬號即將發布的聲明以及今後所有內容，將不負任何責任。

不到三分鐘後，官方認證的 ID「南方周末」緊接着發布「致讀者」：本報1月3日新年特刊所刊發的新年獻辭，系本報編輯配合專題「追夢」撰寫，特刊封面導言系本報一負責人草擬，網上有關傳言不實。由於時間倉促，工作疏忽，文中存在差錯，我們就此向廣大讀者致歉。

五個小時後，南方周末記者做出反擊，以新聞職業倫理委員會的名義公布《南方周末新浪官微被迫發布「致讀者」之不實聲明的全過程》，還原黃燦等人一面維穩，一面粗暴搶奪官微的全過程：「在南方周末採編員工強烈要求對新年特刊出版事故進行徹底調查的同時，有關個人及方面，竟一面假意周旋，陰謀布局；一面罔顧事實，不行調查，以行政指令粗暴扭曲事實。」

一些有巨大影響力的人物加入南周的聲援隊伍，包括有幾千萬粉絲的企業家李開復及文藝明星姚晨、演員伊能靜。早年間的微博在承擔「南周傳統」——揭黑式報道的功能後，又幫助這張報紙發出求救的聲音。

網友們開始自發約定第二天去當地的南周記者站聲援、獻花；門戶網站用藏頭標題打出「南方周末加油」，隱晦地表達聲援；媒體紛紛在微博上用晚安暗示聲援。

「這個周末，南方很冷。」

爆發

歷史撲面而來，現實的戲劇性令任何大片都顯得蒼白。你我不再是置身事外的觀衆，而是被推入其中的主角｜2021新年獻詞

6日下午，Tom正在朋友劉壹木的「壹舍」裏喝茶，兩人都熱衷於關心公共事件，都和郭飛雄相識，也都是南方周末的忠實讀者。「壹舍」是劉壹木在長沙的辦公點，飾品大多為木質，窗戶被潑上紅色和綠色的顏料，斑駁的大門處張貼了一張畫符。十年後的今天，這裏仍然是他們的「安魂地」。

秉持着成為歷史見證者的想法，Tom立馬決定開車回廣州。劉壹木和另一位朋友緊隨其後，趕到火車站現場買票，晚上六點前趕到廣州。還有一位同伴在車站臨時被妻子勒令遣返。

1月7日早上，三人在現場看到超過二十輛警車駐守在報社大門前，零星的鮮花點綴着地磚。他們準備了兩副口罩和一張V字面具，口罩上有一個大叉，諷刺有關部門的粗暴禁言。

現場幾乎沒有聚集起來的人群，大部分人只想看熱鬧，也有人有些意動，卻害怕便衣，眼睛不住地亂瞟。蕭瑟的氣氛瀰漫在清晨的空氣中。

直到有人站了出來。「網名」染香姐姐的年輕女子是人群中第一個獻花的。她後來在自述中解釋：一大早我買了50朵菊花去南周門口。有人問為什麼選擇送花？算是一種行為藝術吧，一是哀悼死去的南周，二是哀悼死去的言論自由，第三是最重要的，我希望我們用一種優雅的、文明的方式與之對抗。

一名警察拿着相機走到染香姐姐面前，她甚至拿下口罩示意對方可以拍清楚點。「我戴口罩，不是擔心被秋後算賬，只是想抗議他們強姦媒體，強姦民間。」

這把火將人們心中的恐懼一掃而空。他們開始在警察的注視下獻花，陸續將事先準備好的橫幅舉過頭頂，「新聞不自由，不如回家吹牛」「新聞自由，拒絕謊言」「抵制新聞審查，還我言論自由」。更為直接的表達是：我們只想要一份講真話的報紙。

當時情景，此後十年未見。

人群簇擁在一起形成根據地後，分散在街角的記者也跟過來。「簡直就是街頭運動。」勇氣隨着人群的聚集而成倍增加，無序的人流逐漸有序。「如果沒有人扎堆，可能就路過了。」Tom感到慶幸。

對於很多關心公共利益的人而言，這次上街是真正意義上第一次用行動表達自己的立場。Tom說，每個人在環境中能站出來的人，已經考慮過自己所需要承擔的後果。「即使真的坐牢，也沒什麼好後悔的。」此前，廣州出現過上街維權而被刑事拘留的情況。

當天下午，劉壹木接到朋友的警告，說有警察會對他們進行秘密抓捕。他和另一位朋友迅速上了出租車，趕到火車站買票回家，草草結束聲援。Tom仍然留在廣州。

舉完牌當天晚上，袁小華在家中接到國保的電話，對方要求他待在家裏，第二天就開車到他的住處，做了半天筆錄，要求他交代舉牌的事由和經過。

他感到慶幸，「如果是涉及組織和策劃，那就不僅僅是做筆錄的問題了，可能直接拘留甚至判刑。」他的擔心在不久後得到應驗。

直到晚上，袁小華才在網絡上看到人群如潮涌的消息。他沒有再去現場，因為國保對他說「他們都說是你搞起來的，你不許過去！」剩下兩天，他待在家裏，不時轉發相關消息。

林子帆也沒有去現場，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對這件事做了記錄。他把南周事件的來龍去脈和一些「牢騷話」記在了日記裏，還做了一些剪報貼在日記本中。「相當於個人與歷史之間的一次交集。」

1月8日上午，是現場戲劇化達到頂點的一天。在白底紅字的「南方周末」標語旁，十來個「毛左」舉着國旗和毛澤東頭像從一輛中巴車下來，他們抗議稱，南周發表賣國言論，是漢奸媒體，「而救國網站毛澤東旗幟網、烏有之鄉網卻被美國控制的官權關閉」。聲援南周的人在門前扔五毛紙幣予以反擊。

「毛左」慢慢匯聚在大院北邊，有幾十人到上百人不等，多為五十歲左右的中年人；南面聲援南周的人數倍於此，但絲毫不在對罵中佔上風。警察沒有偏袒任何一方，從中間將兩方分開。

王五四在對罵的前一天從杭州趕到廣州。在現場，他看到一位年輕人站在離大門不遠的花壇上進行演講，演講的訴求是新聞自由，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體制改革。

現場聲援進入高潮之際，有上千人聚集於大院門口。Tom做了兩面藍底黃字的旗幟，分別寫着「自由中國」和「民主中國」。第三天，他帶着「民主中國」來到大院附近。不知道是誰先開始，大家自發在旗上留下姓名，兩米長的畫布幾乎沒有留下空隙。

他不明白，並不是人多就有用的。就像文革伊始，廣州地區發行量最大的《羊城晚報》被「四人幫」一夥人要求停刊，數萬廣州市民在報社門前「護報」，還是改變不了它改名、停刊的命運。直至13年後，文革退場，才重新復刊。

那三天，有十幾個人擠在Tom家中，四個房間和客廳沙發睡得滿滿當當。有兩個網友是千里迢迢從外省趕來，其中一位後來也因此入獄。

1月8日，一位現場聲援的人士發推特說：「因為昨天我在南周現場，微博賬號昨天已被刪除，今天開始樓下又上崗了，不能外出，另外下午5點要去派出所。你們能阻止我，但是你們能阻止春天的到來嗎？你們能阻止民主、自由、憲政擁抱中國嗎？」

很遺憾，「南方的冬天」延續至今，「春天」或許永遠不會到來了。

逃亡

不要讓任何人無辜而死｜2005新年獻詞

1月10日，星期四，2013年第2期《南方周末》，開年第二期報紙照常出版。這場劇目最終以黑盒般的結局落下帷幕，達成的協議，責任的分攤，始終沒有得到公開。外界翹首以盼，卻沒有等到任何結果。

兩天前，王五四就有過這樣的困惑，他覺得當衆人圍在門口時，內部至少應該出來一個記者。「可至始至終，什麼也沒有。」他甚至覺得報社內外是兩個世界：外面在熱火朝天地聲援，裏面在井然有序地工作——好像這場聲援與南周無關。

當天王五四舉的標語是「南周人，放下工作，出來聊聊理想」。後來他才知道，在他們聲援的幾天裏，南周內部已經產生分化，要求禁止和外面聲援的人產生交集，防止被抓住把柄。他在理解的同時有些寒心。

事實上，從1月6日至1月8日，廣東省宣領導與南周編輯部進行過幾輪商談，最終以不會再有針對報道選題的審批程序、相關宣傳部門也不再審閱報紙流程製作中的清樣，作為編輯部停止罷工繼續出報的交換條件。

事後證明，即使脫去了身體上的枷鎖，精神上的恐慌和不安仍然籠罩在南周內部。2014年8月魯甸地震，由於中宣部要求各家媒體撤回災區記者，南周稿件的署名部分從表明記者到過現場的「發自魯甸」改為了「綜合報道」。同一報業集團記者的報道順利刊登，南周3000字的稿件卻以「更加安全」的名義被刪改成不足 1000 字的圖文。前去採訪的記者認為南周氣節不在，萌生了離開的打算。

另一邊，線下的聲援迎來了最終結局。出報當天早上，Tom開着SUV載着五六人趕往現場。朋友在車上刷手機，看到現場有警察在驅趕人群，禁止聚集。

Tom在附近停了車，發現情況不對，往前多開了幾步。大院門口站滿了警察，他們把正在舉牌聲援的人強行帶到廣東省軍區禮堂，期間並不禁止與外界聯繫，下午陸續將人群釋放。

讓人唏噓的是，這場網絡上聲勢浩大的運動自始至終侷限於小部分的群體中。一位熟知全程的南周前記者在書中寫道，「發行部門預期會洛陽紙貴，他們在各地的承印廠開足馬力，當期零售印量比平時增加了差不多兩倍。當發行部負責人把電話打到各地徵求預訂數量時，才發現事件熱度的侷限性，許多內陸省份的發行商詫異地問：為什麼要加印？」

但南周事件沒有真正抓捕一個人，只驅散，不拘留。大家誤以為環境寬鬆了。他們還不知道，秋後的賬馬上要算了。

2月23日，在Tom組織的一場聚會上，16個在場的人都被抓捕，其中12人被拘留，或許是因為廣州國安不熟悉Tom的緣故，他當晚便被釋放。

不過Tom想得很清楚，他知道自己是策劃者，遲早會查到他頭上。次日連夜趕回長沙。果不其然，2月26日晚，警察敲開他廣州的家門，妻子嚇得哭出來。Tom打電話和警察說自己不在廣州，讓他們不要騷擾妻子。對方證實後撤離。

他接着詢問律師對方會不會直接來湖南，朋友說一般不會跨省追捕。他還是不放心，跑到手機沒有信號的湘西大山待了一星期。風聲過去後，借別人的身份證買票去廣州，把一家人接回了長沙。

3月11日，廣州市公安局天河區分局以涉嫌「抽逃出資罪」將曾在南方報社門外舉牌、演講的劉遠東刑事拘留，12月份追加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起訴書指出其於2013年1月份在南方報社外吸引群衆圍觀，阻礙民警執法，擾亂社會秩序。他是南周事件中第一個遭到報復的人。

報復接踵而至。在5月25日的一次維權活動中，袁小華在湖北赤壁人民廣場被逮捕。8月8日，郭飛雄同樣被以涉嫌「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刑拘。

直到8月16日，廣州警察到長沙找劉壹木談話，Tom覺得不對勁，推測當局會對他進行逮捕，着手操辦簽證。

9月17日，Tom一家乘坐跨越太平洋的航班，從廣州飛往美國，當天，他剛過48歲的生日。這是他與故土的永別。

關於南周事件的定調，幾個月前，中共中央辦公廳9號文件曾下達《2013年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紀要》，其中提到：民主與憲政理念，目的是要推翻共產黨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顛覆國家政權。《南方周末》事件就是明目張膽的挑釁。

袁小華說，庭審的經歷大體相似，「跟現在政治犯的判決黑幕是一樣的」，法院按照程序進行辯護和宣讀，律師反駁是在行使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但法院一概不認可。

他們都沒有否認自己在289大院門前的聲援行動。「開庭的時候你要告訴你的社會，你的大衆，這個世界是一個正義的世界，我們發自內心地支持這種良心媒體。」袁小華說到這裏，聲音不知不覺加重了幾分。他接着補充，幾位幫他辯護的律師，現在只剩一位還能繼續執業。

在判決過程中，他們為之聲援的對象，出具了一份蓋有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紅色公章的說明，「今年1月6日至9日，集團所在的廣州大道中289大院門口聚集了大量人群，對集團正常的工作秩序產生了較大影響，人員和車輛的正常進出受到妨礙，為此，集團不得不開啓了平時關閉的東興東路的側門，以分流人員進出，集團的一些會議（活動）被迫取消。」

有超過二十位南方報業的員工以個人身份表示對這份說明的不認可，但並無法律效力，對判決結果起不到任何作用。袁小華最終被判處三年六個月有期徒刑。

監獄的日子並不好過，獄警會在約十個人的獄室裏設置牢頭，用牢頭來約束犯人。袁小華就捱過他們的拳腳 ，「耳刮子被他們打過一二十個」。劉遠東則對律師說自己在兩年半的時間裏從來沒有放過風、見過太陽。

這些都還能夠忍受，「無非就受一點苦、吃的差一點，關在封閉狹小的空間。」唯一讓袁小華覺得愧疚的是，2013年入獄後，83歲的老父親在次年過世，他認為這與他的入獄不無關係。

對參與聲援的大學生的報復也來得很快。臨近校招，南周總編輯黃燦叮囑人事部門不允許在事件中聯署簽名的新人加入，此舉在後來直接導致新聞部的分崩離析。

關於南周事件，劉壹木的心態或許可以代表絕大多數參與者，「我們都在想，有這麼多人關注，會不會出現另一種可能？」

他接着補充，「但也僅僅是期待，能不能改變？這個是我們做不了主的。」他認為能夠實現街頭抗議已經很了不起了，起碼現場沒有立刻進行驅散，「已經給足了面子。」

人們所期待的另一種可能沒有出現，但好歹，王五四說，「它（南方周末）沒有狼狽不堪，或者活成自己批評的樣子。」也能讓大家放棄「寫文章，發報道，就能改變中國」的虛假幻想，對於那些堅守至此的戰士，或許就是最好的結局。

沒落

時間之矢已無法倒轉，世界再也回不到從前｜2022新年獻詞

見到劉壹木的時候，他穿着灰色的外衣，抽着雲煙，煙霧繚繞在身旁。比起照片上的凌厲，他蒼老了不少，銳氣不再，頭髮幾乎快掉光了。街邊廣播的聲音透過五樓的窗戶喊着「長沙人，正能量。」

目睹人們不遠萬里去現場聲援南周，給劉壹木留下了「震撼」的印象。2014年年初，他發起《這是長沙人》的紀錄片拍攝，希望通過採訪八九一代、律師、大學生、公民記者、貧民等各個階層的對象，記錄生活在長沙的典型人物。

《這是長沙人》進入後期剪輯後，國保上門向劉壹木強硬地索要採訪素材，要求觀看其中的內容。此前，他已經被警告多次。他將素材交給他們，拿回來時，發現其中400GB的素材內容完全被刪除，只剩一個大學教授的自述。

此前，兩個朋友來他家聚會，整棟大樓被幾十個全副武裝的特警包圍，三人都被帶到派出所問話。

2013年底，因為發覺政治空氣敏感了不少，他開始逐步退出公共領域，「尺度和胡溫時期完全不一樣」。他有預感，「可能（再參與）就要進去了」。當地派出所民警告訴劉壹木，他正受到嚴密的監視，勸他不要惹事。他的名字一度被列入長沙公安部的名單。

他已經算得上幸運，幾年間，獻詞事件期間活躍的朋友有超過50人入獄，其餘大多選擇出國。Tom說，當時關係親近的朋友，只有劉壹木沒有入獄。

劉壹木說，南周對他的影響持續至今，「每期必買」是他回憶時的常用詞彙，即使幾年不讀也不影響其在心目中的地位。

直到2021年初，湖南益陽養老院暴雷，一名老人跳江自殺，劉壹木因為母親的緣故跑去當地做志願者，給各大媒體爆料。

南周的記者聯繫了他，他有些興奮。也不只是南周，各地官方媒體和自媒體都在聯繫他。他將信息給予所有聯繫過他的媒體。最終，大部分媒體發了稿，只有南周記者沒有來到現場，也沒有發布報道。

「有點失望，也有點遺憾。」劉壹木抽着煙，吐了口煙霧，緩緩說道，十幾支菸頭夾雜着菸灰落在旁邊。

時至今日，當年參與聲援的人已經很少看《南方周末》了——這是婉轉的說法——去除掉偶爾在朋友圈刷到的分享，應該是一次都不看。

一位南周的前編輯撰文回憶，「《南方周末》已經淪為一份極其普通的報紙，我已經許久不再看它，連在朋友圈裏的鏈接，都不願意點開。」

尺度當然是首要因素。整肅之後，紙質媒體幾乎失去了輿論監督的能力，成了地地道道的官方喉舌。南周的外部審查乃至自我審查越來越嚴苛，即使還能發出獨立的聲音，也只是微弱的呼喚。

另一個因素是技術。Adam剛上大學時，連電腦都要在特定的地點使用，畢業後，手機移動閱讀得到普及，閱讀習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曾經傳統媒體的忠實讀者們，慢慢地離開了這份報紙。

南周事件不久，微信迎來公號增長的爆發期，日思夜想在媒體上刊發評論的王五四，憑藉辛辣的風格收穫一大批自媒體粉絲。沒過多久，他便被監管部門盯上，三番五次被刪稿、封號。有時為了文章存活得久一些，他有時會刻意迴避敏感話題。

傳統媒體所遭受的一切在他身上重演，達摩克利斯之劍懸浮在上空：要麼自我閹割，要麼玉石俱焚。

王五四選擇了後者。2015年結婚前，杭州國保找到他的未婚妻，「給你講一講王五四鮮為人知的一面」，希望阻撓兩人結婚，眼看對方說不動，轉頭又去做未婚妻父母的工作；再往前，他曾經因為撰寫三篇涉及國家領導人的文章，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名義傳喚。

「南方周末已經死了」，王五四說，近年來的新年獻詞刻意營造溫暖，想告訴大家社會的美好。可「雞湯已經餿了」，再也看不到對自由的嚮往。

「南方周末的新年獻詞，又惹人嫌棄了，話不好好說，不敢好好說，卻又很想說點什麼，以此維繫自己當年社會脊樑的形象……」幾天前，他在「年終悼詞」如此寫下。

南周或許還在，但他們心裏的南周已經死了。

2016年底出獄後，袁小華在廣州的報刊亭零零散散買過幾期《南方周末》，簡單瀏覽一圈，沒有發現以前那樣有價值和吸引力的內容，於是再也沒有買過。被落下三年半，他對這個世界已經有些陌生，不久前才在朋友的幫助下注冊微信。

在廣東待了不久，因為無法正常工作，也沒有收入來源，甚至被逼迫退房退租。他回長沙待了一年，同樣遭到逼遷，最後回到老家益陽，在乏人問津的地方開了一家小飯店。

「以前在廣州活躍的人通通被逼回來了，基本上被趕回各自的老家。」他的店鋪處於瀕臨倒閉的狀態，門前張貼着招租的廣告牌。

身邊的朋友一個個出國，但袁小華堅決留在國內。他覺得自己終將看到社會轉型的那一天，「爆發的所有因素都已具備，僅僅差一個導火索」。

畢業後，林子帆繼續讀博，最後留校任教。他還篤定地認為新年獻詞事件將來會成為新聞史上值得研究的事件，「當下肯定是不行，但未來肯定會的。」

而據他的觀察，現在畢業生想做記者的屈指可數。現實的壓力、環境的逼仄，讓很多同學不敢奢談「新聞理想」。

南周事件是分水嶺，透視出另一個時代即將到來，幾乎成了新聞自由繞不過的門檻。回顧歷史，它標誌着中國新聞的邊界與尺度日趨縮小。「可能是南周事件之後再無新聞。」劉壹木認為。

南周事件以前，廣東省宣和南周內部的領導大都是從廣州本土或南方報業集團成長起來的。事情發生後，省宣系統的負責人和南周領導開始從中央空降。輿論生態與此前相比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回過頭來看，當時在言論方面還是比較自由。」Tom感慨。剛到美國，他一句英文都不會說。一開始，他借住在印第安納州，住了一個半月，因為華人太少，跑去洛杉磯，陸陸續續做過餐飲、快遞、工廠、外賣員。

他已經很多年沒做過體力活，之前在廣州經營公司，也算得上是中產。所幸他從農村長大，吃得了苦，「比他們幸福多了，至少是自由自在的。」

到洛杉磯後，還有國安在騷擾他的家人。幾個月前，Tom夢見他把來抓他的國保殺了，「都出來9年了，內心裏的陰影還沒消除掉。」

「現在回頭來想，我這輩子總是在逃。」Tom嘆息。他在六四事件後逃出北京、逃出廣州，最後逃出中國。

當年聲援南周的廣州大學校媒《新聞窗》（後改名「窗外事」）在2022年記者節迎來最終的消亡，「『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更像是一個老掉牙的口號。在一個不對調查記者抱有幻想的時代，我們認為現實是，即便是把號運營下去，也不再有任何意義。」

大約是20年前，林子帆還在縣城中學讀高中，滯後兩天才能收到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同學們一下課就要往校門外衝，因為「去晚了就買不到報紙了」。幾年間搬家陸陸續續扔了不少讀物，但讀過的報紙陪他輾轉幾個城市，留存至今，上面保留着當年的批註。

也就在幾天前，林子帆偶然翻出來一張用膠捲相機抓拍的照片。那是新世紀初，中國剛加入世貿不久，沒有人預見歷史的河流會出現迴流。那也是紙媒的黃金年代，隔幾百米就有一個報刊亭。「雖然也有管制和約束，但遠沒有現在這麼細密。」

照片的內容，是在2002年前後的某個冬日，他提着十幾塊錢就能買到的一大袋零食，臉上充滿了笑容，身後是宿舍裏敞開的衣櫃門，上面掛滿了《南方周末》。

回憶往昔，被剝脫的感覺再次涌上心頭。「可能像我們這些人聲援它，也是對自己青春時代的一個致敬。」

後記：那一日

歷史不會濃縮在一個晚上，歷史又常在一夜間被改寫｜2023新年獻詞

Tom出生在典型的黨員家庭，父親一輩有八個人，六個是共產黨員。

他經歷過文革時期的教育，壓抑而重複，小學語文課文仍然篆刻在他的腦海裏，「第一課是毛主席萬歲，第二課是中國共產黨萬歲，第三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第四課是無產階級專政萬歲，第五課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一台使用5號電池的短波收音機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12歲的時候，他聽到鄧麗君唱的《甜蜜蜜》，「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這麼好聽的歌。」節目的名字他至今記得清楚——《中央廣播電台自由中國之聲》。此前，他一直聽的是樣板戲。

但所有的內容都不能對其他人講，更不可能和長輩說，「大人知道了，他會覺得你這麼小，你就反黨」。收聽敵台，也是當時的罪名之一。而他能聽收音機，得益於父親是公社最早的黨員。

從那以後，每天晚上十點，他準時守在收音機前。他知道外面有一個叫自由世界的地方，那裏的人可以隨心所欲，可以講自己想講的話，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大學畢業後，他終於來到北京。

那是1989年某個夏天的中午，25歲的Tom正準備去昌平找妻子。交通幾乎完全癱瘓了，公交車、地鐵輪換着坐，走走停停。

還在上高二的袁小華下課後跑到校門前，看着遊行的青年學生們戴着紅色發箍、扎着頭，從上鎖的學校門前經過；20歲的劉壹木帶着同學開五四座談會，聽聞事變後，他們上街遊行。事後，他被父親扇了一耳光。

從地鐵站出來已經是下午，兩節車廂的公交車堵在十字路口，路邊的小店把汽水和啤酒一箱一箱搬在門口，一輛坦克在街邊熊熊燃燒着。群衆赤手空拳在阻攔軍隊前進，群情激憤地喊，「擋住他們，不要讓他們去殺學生。」

槍聲響了。

應受訪者要求，林子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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