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現場：我們想像中的女王

在我成長的，九十年代主權移交前的香港，「英女王」或「事頭婆」（指「老闆娘」）是一個既近亦遠的存在。在大陸互聯網謠傳的「香港學生每天要唱英國國歌」當然不是事實。事實是，我到現在都不太清楚「天佑女王」的歌詞，只會唱戲謔的廣東話版：「個個揸住個兜，啲粥啱啱夠」。我問英國朋友記不記得國歌歌詞，他也理直氣壯地說不記得：「有甚麼場合要唱國歌呢？」

可是女王在殖民地香港，似乎也是無處不在。我住的那條長街叫「英皇道」。英女王壽辰是公眾假期，不過從來沒有人記得起是幾月幾號，小孩子關心的只是這天不用上學。在電視劇裡，香港的刑事重犯常要「等候女王發落」，而我總是想像一個坐在寶座上，穿得像《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紅心皇后的女王，在聽過臣下陳情後，冷冷地用莎劇的腔調說：「Hang him （吊死他）。」查理斯王子是九十年代香港小學生之間流傳的打油詩的嘲笑對象，那首詩說他挖鼻孔的時候挖出五角錢。九七年戴安娜王妃意外去世，我在學校的音樂考試不彈巴哈而彈了艾頓莊紀念王妃的「Candle in the Wind」（不過只是因為歌蠻好聽的）。

在大英帝國餘暉下長大的香港人，也許總有些零碎的關於王室的想像與記憶，但似乎也僅此而已。

我在女王逝世翌日早上到達白金漢宮時，閘門外早已放滿了鮮花和心意卡，而手持鮮花，從綠園（Green Park）地鐵站穿過公園去王宮獻花的人潮仍絡繹不絕。放眼望去，粉色和白色的百合花似乎佔了大多數，也許跟女王兒時小名「Lilibet」有關。然後最搶眼的是大黃色的向日葵，以及各色玫瑰。英國早就取消了絕大部份防疫措施，所以好些遊客也回來了。人群中不時聽到普通話和廣東話：「這查理斯王子也七十多了吧。」「是的，隨時沒能做幾年又要傳給他兒子了。」「這國王沒實權的，有實權的是首相。」有電視主播踏著主播專有的步伐，邊走近鏡頭邊說：「她被稱為英國的祖母，而今日，她的孩子們都來為她送行了……」

我在王宮外走了一圈，仔細看了心意卡上的字。大部份都寫著類似「謝謝你為國民畢生奉獻」﹑「我們永遠懷念最好的女王」﹑「沒有人能做到你做過的事」的話，也有人自製了大海報：「QUEEN－Quintessential（最完美的）﹑Unwavering（堅定不移的）﹑Eloquent（有說服力的）﹑Elegant（優雅的）﹑Noble（貴族的）」。我有點憤世嫉俗，想找張心意卡是有實際寫到女王豐功偉績的，但完全找不到。

「二十一世紀了，還搞王室那一套？」

9月8日，在女王逝世的新聞出來之後，我們的記者在大雨中跑了一趟白金漢宮，訪問了在王宮外面悼念女王的人群。有東歐移民說，他在入籍英國時要宣誓效忠女王，所以對女王特別有感覺。有英國人說昨晚下著傾盆大雨，是因為「神為了女王而哭泣」。至於這篇報道下讀者的留言，則似乎跟悼念人群的心情差天共地：「君主立憲制早該被淘汰了」﹑「在民主思想如此普及的年代，還有人為『王室』的逝去而悲傷，甚至發誓要效忠女王，不覺得可笑嗎？」

2015年我在英國留學，有許多同學像我一樣，是大英帝國的「前子民」。其中有個跟我要好的同學M，現在是法律教授，研究範圍是伊斯蘭世界的刑法。她的家族來自孟加拉，在倫敦土生土長的她已是第3.5代移民。在「帝國內移民」的年代，她的曾祖父從孟加拉遠渡重洋至英國在非洲的領地工作，後來來到東倫敦。因為東印度公司的遠洋貿易，英國對孟加拉的殖民，比對香港的殖民殘酷得多－－為了增加鴉片產量，十八世紀的孟加拉農民被逼放棄水稻種植罌粟，還因此引起了全國大規模的饑荒。

M自然沒有經歷過那一切，但她在學術上對殖民主義的批判，大概跟這些代代相傳的創傷記憶有關。我問她，女王逝世她有甚麼感想，她沒好氣地說：「二十一世紀了，還搞王室那一套？」她也表示不了解因女王辭世而傷心的人：「現在很多英國人連電費都要交不起，冬天大概連我們都不敢開暖氣了。相比這些實際問題，一個老富婆的逝世有甚麼值得呼天搶地的？」在網上也有這樣的諷刺meme流傳：「女王是個偉大人物，是著名孌童人士的母親（指安德魯王子的性醜聞），而且人生大部份時候都沒在交稅。」英國記者Jonathan Cook甚至這樣評論女王逝世後的氛圍：「二十一世紀的英國，從沒看來如此像中世紀過。」

《紐約時報》在女王逝世後刊登了一篇評論，題為《哀悼女王，勿哀悼她的帝國》（Mourn the Queen, Not Her Empire）。文章裡寫到，在二戰後亞洲和非洲的前殖民地追求獨立的過程中，曾遭受英軍的暴力鎮壓。而今日的英國也必須跟這些歷史和解：向非洲殖民地受害者賠償，為奴隸制道歉懺悔，承認女王的「大英帝國」是建立在血腥和暴力之上的。而過去數十年，從女王被逼交稅，到戴安娜事件，到近幾年哈里王子和梅根對王室的種族主義指摘，都是整個英國王室在現代民主英國和他們的歷史特權之間掙扎的明證。

我在白金漢宮外，刻意避開了來獻花的人（絕大部份是白人和遊客），因為我大概也知道他們的想法了。我找到了一個站在遠處觀望的黑人來搭訕。這個叫Aasir，來自肯雅的男生說，他早上不用上班，特意前來這邊看看。他現在是UberEats的外送員，年多前才來到英國。

「女王走了，你有甚麼感受呢？」

「女王跟肯雅還是很有關係的，她登基的時候，就是在我們的國家外訪中。我是沒有給她獻花，因為除了她的公眾形象，我實際上不知道她的為人和品格，」他頓了一頓，「不過……她實際上是誰，也許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覺得她是誰吧。」

半世紀的符號消失了

我把在王宮門外拍的，獻花人群和下半旗的照片傳給父母。沒多久，母親回傳了一個「哭泣」的表情符號：「太可惜了。」我忍不住說：「女王九十六歲高齡，終身富貴，在蘇格蘭佔地五萬英畝的的行宮被家人﹑侍從和頂尖醫護篌擁著安祥離世，有甚麼好可惜的呢？」「她是我們的事頭婆啊。而且她好可愛，看起來有點傻氣，衣著又色彩繽紛，誰不愛她呢？」

誰不愛她呢？我倒是想起，這數年來香港受到大力打壓，前事頭婆也沒為我們說甚麼；而殖民地政府鼓吹非政治化，刻意忽略公民教育，給香港留下來的負面影響，我大概能說個三天三夜。當然女王受身份所限，連英國的政治問題都不能採取立場，何況那還是「別國內政」。大陸網民對女王能「在位七十年未曾辱華」表示欽佩－－但她的形象大概比韓流偶像的更精心包裝，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經過精心計算，即使女王不是沒打過辱華的「擦邊球」（當然，誰沒有？），最後還能全身而退。分別只是，韓流偶像只需要維持人設三五七年，直到團體不再處於上升期為止，但女王終身都在維持形象，直到昨天。

想到這裡，我似乎比較能夠明白來獻花的人了。

從白金漢宮離開，我從綠園散步去了西敏寺，即十天後要舉行國葬的地方，然後又走到國立美術館和查法加廣場。在梅菲爾（Mayfair）﹑西敏（Westminster）和柯芬園（Covent Garden）這些景點密集的街區，滿街紀念品店如常營業，印有女王頭像的海報﹑扇子﹑匙扣和毛巾放在門口當眼處。我問查法加廣場旁邊紀念品檔的檔主，女王的紀念品今天是不是賣得特別好？他聳聳肩：「太早了看不出來。但她的東西一向都賣得很好，我想這幾天會更好吧。」接著又說：「歐洲遊客喜歡買有女王頭像的蠟燭，亞洲遊客喜歡扇子和鎖匙扣。」

「她的紀念品一直是最暢銷的嗎？」

中東臉孔的檔主想了想：「以前碧咸能跟她相提並論，後來女王賣得更好。」

自登基後已失去「Lilibet」的名字（據說除了菲臘親王就沒人敢這樣叫她了），只叫「伊莉莎白二世」的女王，在生前死後都是個符號－－這個符號可以是宗教的，是娛樂的，是商業的，是政治甚至國族主義的。在早就世俗化，傳統教會塑造的上帝已然沒落的歐洲，沒有政治實權的她大概是最接近「圖騰」的人物。知識份子如M看不慣靠著帝國殖民致富的王室，在二十一世紀還有不少支持者。但那大概也說明了，我們－－充滿缺陷的人類－－永遠都要「相信」一些事情：有人信科學，有人信民主，有人信「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有人信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不再祈禱了，但嚮往著女王代表的一切：我們曾經有過的，美好的生活。

在臉書上，我有些香港朋友分享了女王的照片，並寫上殷切的悼念之詞。許多香港人說，女王永遠是我們的女王；更多人說她代表了我們不再復見的美好香港。那個香港是怎麼樣的呢？幾年前，許多人爭相書寫「香港的九十年代」－－有些人說九十年代是香港的黃金時期，有些人卻特別清醒地說，那個年代香港人都在炒樓﹑炒股票﹑「搵快錢」；人人都只望發達，沒有任何對社會的承擔。除了那些戴著玫瑰色眼鏡看過去，美化殖民歷史的人，怎麼會有人說那個香港特別好？

有人說，這就是戀殖，是殖民地的臣民不願意從當「臣子」的思想中解放出來，走自己獨立的路啊。而我曾經也是這麼覺得的。

傍晚六點，我搭乘幾個月前才新開通的伊莉莎白線回家。托特納姆宮路站（Tottenham Court Road）整個車站月台的電子看板，全部都是女王的黑白正裝照，上面簡潔地寫著「女王伊莉莎白二世，1926-2022」。扶手電梯旁邊的電子廣告板也都換上了一列女王的照片。看著如此簇新﹑高科技的英國，跟「女王」這種充滿中世紀歐洲意味的稱謂放在一起，我突然想到，也許我們就需要這麼一點「舊」和「不變」，去接受世界不會為我們停下腳步的事實。尤其是，我們在2022年面對的，是威權主義在全球捲土重來，疫情肆虐，而科技既帶給我們便利，也讓我們無所適從的世界。在歷史的巨浪面前，我們似乎沒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單純地將對女王的懷念視為「戀殖」，「迷信財富和權力」，可能還是過份簡單了。我們更想要的，也許就是一個甚麼都還有可能的昨天－－許多機會還沒錯失，許多事情仍能肯定，我們還能走另一條岔路的昨天。

但跟中世紀的上帝不一樣，活了九十六年的女王始終要迎來死亡。從今天開始，我們也許要開始尋找別的信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