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搖籃之難：還要讀新聞系，還要當記者嗎？

港區國安法於2020年中實施後，傳媒界出現寒蟬效應。《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傳真社》等傳媒相繼停運，多名傳媒高層被扣押逾一年，《香港電台》及《有線電視》多個時事節目出現人事變動甚至停播。面對紅線處處，以及風雨欲來的「假新聞法」，不少新聞工作者退休、轉行，新入行的記者漸少，傳媒界急速萎縮。

原為尖子學科之一的新聞學系，同時面臨衰落。香港有4間資助大學及3間自資院校設新聞學系，大部分收生成績偏高，知名度亦高，惟近年報讀人數均下滑。例如根據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數字，2019年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的報讀人數為1859人，至2021年僅得1541人，跌幅達17%；兩年前，自資院校珠海學院的新聞系也罕見錄得零收生，今年亦傳出浸大新聞系重組後將收縮。

在新的政治環境下，什麼人仍會讀新聞，什麼人仍會教新聞？傳媒界舊人如何看待在國安法下被視為沒有前景的學科？選讀新聞的本地學生及內地學生，如何面對政治現實和選擇他們的前途？

偏向虎山行

黃健浩（Donald）是浸會大學新聞系一年級生，他2021年入讀時，《蘋果日報》已停運，當時他預計到之後其他新聞機構將陸續停運，但依然力排眾議選讀新聞。「若果身處在一個太平盛世，政府願意對市民坦白，傳媒變相少了報導社會黑暗面和監察政府的功能。」

2019年反修例運動時，黃健浩只是一名中六生。他當時看到社交媒體有很多假新聞，而且不同立場的新聞機構都會對同一件事有不同說法，「我由2019年前不關心新聞，到2019年讀完和比較所有新聞。」

2020年港區國安法立法，正值大學選科，黃健浩把意願告訴準備移民的老師，老師回答「做記者沒有前途」。家人則政治冷感，在他報讀新聞後，吩咐他想清楚，「我說可能會做政治版實習，他們都擔心，不建議碰政治。」對他讀新聞系感到不解的還有陌生人，「有次網上買賣交收，對方問我是否學生，我答讀新聞系。他的反應是：『什麼？你在香港讀新聞？我朋友讀法律系，我都叫他考慮清楚。』」

「無論熟或不熟的人，無論政治立場是否明確，他們都覺得在這個年代讀新聞系是不明智和不容易。」不過，他沒有被任何人的意見動搖決定。「讀新聞這個決定，是我暫時一世人做過比較對的決定。」

他覺得做記者並非夕陽行業，因為無論任何環境都會有記者的存在。「其實只有現在政治局勢不明朗，記者才可以報一些大眾真正關心的新聞，這是記者的作用。」

黃健浩認為新聞系是很受港區國安法影響的學科，不只是越來越多學生考慮到做記者的前途，他亦觀察到，有些老師教授新聞時，跳過2019年後跟政治相關的例子，只以陳年事件或Covid-19疫情作為教材，「我覺得他們是刻意避開。」

不過，那些因政治及傳媒環境而辭職並投身教育行業的老師，仍然對新聞充滿理想和熱誠，「有個做過鳳凰衛視、Now、港台的老師，在最後一課跟我們說，他辭職是覺得現在的氣氛已經過了他的底線，只希望用他僅餘的身份去教下一代何謂好的新聞。」

他也覺得傳媒界在數年內會越來越暗淡，的確會影響畢業後的他，不過都會選擇「做了再算」，「新聞行業長遠是有未來，最後環境會變成怎樣，未必是我這輩子會見到的，但是我覺得這個行業在香港是會有好轉的一日，即使未來10年我都不敢肯定說是完全沒有未來。」

同窗不同行

一年級生的黃健浩，身邊的同學都是在國安法實施後選讀新聞系，對於要畢業後做記者的想法相對堅定，形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想法算是同年級的主流。同校三年級的王愷澄，在港區國安法落實前選讀新聞系，即將畢業的她，感受到班裏氛圍大相徑庭，堅定要做記者的她未有太多同行者。身邊的同學都是打算畢業後，可能轉做公關或廣告；決定不做記者的同學都是因為看不到未來，覺得前途灰暗；仍想做記者的同學都只是猶豫中。

「我想做記者的夢想都有8年了。」浸大三年級生、現時主修廣播新聞的王愷澄（Ceci）一直渴望做記者，卻在中六選科時追隨主流價值，望入讀國際上較知名的中文大學，只是她的成績不可能入讀中大新傳系，於是第一志願填了要求略低的歷史系。不過在2019年中六放榜那時的興奮騙不了人，她明明只獲第二志願浸會大學傳理系錄取，卻慶幸並非獲派第一志願，才知道對自己而言，實現兒時夢想比主流價值重要。

王愷澄在中二那年經歷了雨傘運動，當時看電視直播，看到記者在現場紀錄事件，開始知道這個行業的社會意義，立志做記者。同年，她做關於六四功課，看到影片很震撼，感受到新聞是歷史的初稿，要做歷史記錄者的想法更強烈。

讀大學的這三年，她經歷了反修例運動、港區國安法立法、新聞機構相繼停運。「蘋果停運時，我有短暫的一刻考慮過現實，有猶豫過將來，當時未選主修，但之後我仍然選擇了主修廣播新聞。如果我畢業後不做記者，如果我沒有了這個從小到大的夢想，其實我會突然失去了方向。」後來到《立場新聞》、《眾新聞》相繼倒下，她平靜了很多，知道這些遲早會發生。

港區國安法不只是對行業有影響，她認為對學科亦有影響，大學將會調整課程架構之餘，學院高層的決定將影響新聞系的未來，她擔心政府將來亦可能會想把培育記者的地方，變成培育官媒的地方，「將來不會是殺死新聞系，而是轉為對自己（政府）有好處。」

浸大傳理學院設立近30年的三大學系，包括電影學、傳播系及新聞系，將在今年改組。據悉，未來傳理學院中的新聞學科比重會逐漸縮小，傳播系等非新聞學科的比重會較多，新聞系相比其他學系會收縮。浸大傳理與影視學院院長黃煜及新聞系系主任劉志權將退休，將會換上全新的新聞系管理層。

浸大回應稱，傳理與影視學院的名稱改為傳理學院，改組後，其屬下的新聞系和傳播系繼續存在，並增設新的互動媒體系，以回應傳媒行業的最新發展。今年7月1 日亦成立創意藝術學院，新學院由電影學院（現隸屬傳理與影視學院）、音樂學院以及視覺藝術院組成。

「以前小時候的想法，真的覺得記者是做到第四權，但是現實上不會是這樣。」王愷澄明年畢業，可以實現夢想之時，看到的現實是新聞機構一間間地停運，其他機構選題時限制增加，新聞和記者越來越不像原本在社會的角色。

少了很多尋找真相的人

同是修讀新聞，內地生與本地生對於港區國安法的擔憂截然不同。來自中國大陸的子秋（化名），大學一年級才來港讀書，現時是就讀某學院新聞系三年級。他2019年8月抵港，當時反修例運動開始了兩個月，他自問來港前對「香港」只有字面上的認知。為了認識香港，他不斷翻書找資料，包括香港殖民地歷史以至近年社會運動的細節，甚至反共、反新移民情緒緣由。

「以陸生而言，我是比較特殊。陸生之間本來就有自成一角的小圈子和生態，我覺得如果能夠在這個圈子慢慢影響他們都不錯。」子秋當初讀新聞和做記者的夢想，是覺得傳遞訊息可以影響人，亦有感大陸新聞質素參差，他認為大陸人也應該擁有閱讀高質新聞的權利，這個夢想來自社會責任感。

子秋是在反修例運動完結、國安法通過後，才轉到新聞系，希望先嘗試在香港做記者。香港傳媒界都在擔心紅線時，國安法對他而言卻不新鮮。「可能因為香港記者過去擁有很大的自由，但我自小經歷的自由是非常少，所以哪怕現在很多香港人覺得自由被限制，對我而言都仍是自由。我覺得香港現在的情況不會馬上就變成大陸的情況。」

今年六四，子秋去維園封鎖線外遠距離拍照一分鐘左右，就被警察叫停，被記錄資料和搜背包。「雖然我拍不到東西，但是我沒有被他打，沒有被他拉走，沒有被他查手機，手機資料沒有被他刪除。在大陸的話，照片是會被刪走，也會被捉進去，我會被打。」

「自由是收緊了，但並不是什麼都沒有。我覺得現時入行做記者，監察政府的角色在特定空間裏仍然可以做到。這個問題不是yes or no，是百分率問題。」

子秋舉例，最近大陸河南村鎮當地人的健康碼突然變紅，銀行戶口不能提款，「明顯利用健康碼製造數碼管理，這在大陸是敏感新聞，但我看到有好多大陸媒體都報導這件事，才會傳出消息。我覺得在香港也是同樣道理，紅線飄移不定，但是還是有很多可以做到的事。」

返回大陸做記者對他而言更容易，但因政治限制，他只會在沒有選擇時才考慮。子秋覺得，現時傳媒前景不明朗，對同學的影響很大，本地生若要在香港做記者，可能優勢比子秋多，卻沒有打算入行，「雖然每個人不同的選擇，但這是一件悲哀的事，少了很多尋找真相的人。」

傳媒環境最惡劣之時

「現在即使最資深的傳媒工作者，都不能肯定自己做的工作會否觸犯紅線，這會導致很多人不敢做，很多資訊沒有人跟進，長遠形成單一聲音而不是多元聲音。」傅景華說。

傅景華及岑蘊華分別是以學術資歷和業界資歷教授新聞的大學老師，同樣由當年堪比醫科的工程系轉讀新聞系，由做記者到做老師，走過約30個年頭。

傅景華由香港大學新聞系兼職講師做起，一直做到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教授。八九六四那年，傅景華是港大工程系一年級生，因大陸新聞封鎖，他與同學在港利用傳真機把民運新聞傳到大陸各省市，開始感受到新聞工作對社會的重要。

畢業後，傅景華受不了工程工作脫離社會脈絡，「當時想辭職，第一時間想起要做記者」。他約於96年在《信報》當記者，還記得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在九七主權移交前呼籲香港人「留港建國」，但《信報》獨家披露他的家人同時準備移民加拿大，這些獨家新聞令年輕的傅景華感受到新聞的社會意義。

「不過這樣有時造就港聞要快狠準，怕獨家新聞被行家捷足先登，我漸漸覺得很多新聞無法做得深入，只求趕快刊登。」他當了5年記者後，轉型做學者，當時攻讀碩士學位，半隻腳踏入社會科學學院，到了研究博士學位就直接轉讀新聞系。之後一直任教港大新聞系，至今15年。

由做學生會、做記者，到做老師，傅景華目睹30年來傳媒環境的改變。九七前傳媒環境相對開放，到九七後初期香港人曾以為「五十年不變」；直至2003年50萬人大遊行，翻轉了部分媒體的角色，「蘋果日報開始有點像一半媒體、一半倡議者，傳媒生態轉變，但亦是社會環境造就。」傳媒空間於同年開始被收緊，商台節目「風波裏的茶杯」主持鄭經瀚不被續約；網媒開始嶄露頭角，《獨立媒體》以不靠財團運作的模式出現後，至今十多年來，各大小網媒陸續湧現。近一年，則是他認知的傳媒環境最惡劣之時。

「以前猜紅線，現在避紅線」

岑蘊華（岑仔）與傅景華的背景恰成對照，二人入行年份相若，但岑仔做了十多年記者後，6年前才在大學教新聞，是罕有身兼記者的大學老師，他們看到的現實有相似之處，但又迥然不同。岑仔向來深受學生歡迎，受訪當天穿着由學生訂造、繡上名字的衣服，以兼職導師身分同時在浸會大學任教6年和在中文大學任教2年。他並非一開始就滿有熱誠要做記者，而是以中五資優成績入讀中文大學工程系，後來因大學一年級成績欠佳，才轉讀新聞與傳播學系。

他畢業後順利報考公務員，第一份工已經有獨立辦公室和兩位下屬，但覺得工作無聊，浪費青春，「記得一次想造指示牌，教市民到位置偏僻的辦公室，原來要寫信給政府7個部門，整件事是制度的荒謬，於是做了三個月便辭職。」

岑仔減薪轉行，1992年入行做記者，十多年來曾於商業電台及有線電視跑港聞，及於無綫電視製作時事專題節目「星期Ｘ檔案」、「新聞透視」等。後來他感到記者生涯到了樽頸，便辭職經營咖啡餐館，店鋪需要聘請大量兼職，他開始學懂與年輕人相處，後來因緣際會獲邀到大學教新聞。

「人越大，越覺得能夠影響一個人是很難。」岑仔覺得教新聞是教人如何判斷，今時今日教學生用新聞原則和底線去做判斷尤其重要，以後人生中無論任何時候都能用得上。「令我深刻是學生畢業後，一年半載後回來找我，跟我說，『原來你當時跟我說過什麼很有用』，這是做老師最大的滿足感。」

岑蘊華由以前到現在做記者，尤其是從政治審查上看到傳媒界的褪色過程，國安法立法後尤其明顯。「以前我做記者是鬥獨家，競爭好大，當時行業相對蓬勃。到了回歸前後出現很多自我審查，不過未至於很離譜。現在新聞都只是資訊發放，是最表面的一層，大家都不求獨家，人有我有就得。」他形容「以前是猜紅線，現在是避紅線」，近期出現很多自媒體、小網媒，靈活變動，但另一角度看就是沒有資源做新聞。

更差的政治環境都有優質報導

岑蘊華由90年代初做記者，直至近幾年重投傳媒工作，包括曾經與數間已停運的傳媒機構及被改造的金牌時事節目合作，可說是緊貼傳媒界大地震的現況，「可能因而能夠echo（和應）學生的感受。」

「我身為老師，亦都有比他們有豐富的資歷，我現在都只是見步行步，我自己工作時都感受到限制，那麼如何教學生走下去？」最明顯是，沒有受訪者願意就敏感話題受訪，採訪專題亦受政治現況束縛，「現在入行的話，未必是你最想看到的局面，但不代表你無法傳遞訊息。」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是傳媒界的老生常談，他近一年覺得這句話比以前更重要，亦放了這句話在他新開業的書店，「原來新聞真是可以按一下按鈕就消失，你才知道留下紀錄的重要性。現在第四權要做的事，顯得比以前更重要。」

紅線處處，岑蘊華認為傳媒依然做到監察政府的角色。「現在依然好多文件公開查閱，例如審計署。有國安法是否代表你一定要做宣傳機器呢？」

傅景華則坦言，理解學生對傳媒行業失望。「我年輕時想入行，因為見到社會可以因傳媒監察政府而進步……這個年代的記者已經很難做到，跟我當時的心態和面對的社會都不同。」

但他也多次強調，放眼世界，即使更差的政治環境都有優質報導。他談及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兩位得主都是記者，分別是俄羅斯記者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和菲律賓記者瑪麗亞·瑞薩（Maria Ressa），「兩位得主都是專制政權下的記者，而且俄羅斯和菲律賓傳媒界的風險不會比香港低。」

傅景華以新聞自由排名舉例，無國界記者組織評估180個國家或地區的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由2002年的18名，至2021年掉至第80名，到今年更跌至148，一年內倒退68名，刷新史上最低排名紀錄。「不過比香港排名更低的幾十個國家，都是比香港惡劣的地方，這些地方都一定有新聞有記者，他們都承受很大壓力，但都有人會選擇做記者，一來是他們的個人熱誠追求，二來這種社會環境才更需要記者。」

岑蘊華認為，180個國家或地區中，比香港排名低的32個地方，包括中國大陸，確實都有維權律師、維權記者，總有記者審時度勢找方法生存。「不過我都必須說，現實大部份人都不是維權記者，都是被打壓。」

他形容，現實是整個行業的確走下坡，他身在行業中亦看不到好的未來，「我看到越來越多事做不到，越來越少資源，越來越孤軍作戰，但是不是『冇得做』（沒法做）呢，我會答不是。」

學習判斷

國安法實施後，傳媒行業大受影響，校園內的新聞系又有否受影響？抑或老師教學生時，已經不知不覺比以往多了一句自我審查的提醒？

傅景華不認為學生要避開2019年後的政治議題，或者覺得會得罪政府便不報導。「我只會提醒他們，現在有不明朗狀態，要保護自己。」他在教學和研究工作上，暫時沒有因為國安法而有任何改動，亦未有聽聞過港大新聞系需要因為國安法而重整架構。

岑蘊華坦言國安法對新聞系都有一定影響。「我必須承認對教書是有影響，因為如果沒有國安法，我不會對學生說『這些要小心』的說話，但我盡量將其變為思維方式。我不喜歡教人應該如何做，我會教人應該如何判斷。」

「對學生說『考慮完這些情況，你會比較安全』，老師這種態度是否自我審查？新聞學院應不應該教人自我審查呢？無謂鼓勵人去觸碰紅線，其實本身就是審查。」岑蘊華說，作為新聞工作者，以前覺得就算政府會不滿，新聞都會出街，不會忌諱，不過今時不同往日。

他一向負責指導畢業功課，「我不想直接叫學生自己收起什麼，因為我覺得這是違背新聞原則，不過是否代表我不理他們撼頭埋牆，我亦不會。」

岑蘊華向來鼓勵學生畢業後做一兩年記者也無妨，在傳媒界所見識的一切，比其他行業多，作為人生經驗都能有所得益。不過面對近一兩年的傳媒環境，他感到碰壁的時間會比以前快，學生可能行到沒多遠，已經覺得很多掣肘。傅景華認同學生在現時的政治環境，做記者面對現實會有很大的衝擊，不過如果有學生有使命地立志做記者，他作為老師會百份之百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