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摇篮之难：还要读新闻系，还要当记者吗？

港区国安法于2020年中实施后，传媒界出现寒蝉效应。《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传真社》等传媒相继停运，多名传媒高层被扣押逾一年，《香港电台》及《有线电视》多个时事节目出现人事变动甚至停播。面对红线处处，以及风雨欲来的“假新闻法”，不少新闻工作者退休、转行，新入行的记者渐少，传媒界急速萎缩。

原为尖子学科之一的新闻学系，同时面临衰落。香港有4间资助大学及3间自资院校设新闻学系，大部分收生成绩偏高，知名度亦高，惟近年报读人数均下滑。例如根据大学联合招生办法（JUPAS）数字，2019年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的报读人数为1859人，至2021年仅得1541人，跌幅达17%；两年前，自资院校珠海学院的新闻系也罕见录得零收生，今年亦传出浸大新闻系重组后将收缩。

在新的政治环境下，什么人仍会读新闻，什么人仍会教新闻？传媒界旧人如何看待在国安法下被视为没有前景的学科？选读新闻的本地学生及内地学生，如何面对政治现实和选择他们的前途？

偏向虎山行

黄健浩（Donald）是浸会大学新闻系一年级生，他2021年入读时，《苹果日报》已停运，当时他预计到之后其他新闻机构将陆续停运，但依然力排众议选读新闻。“若果身处在一个太平盛世，政府愿意对市民坦白，传媒变相少了报导社会黑暗面和监察政府的功能。”

2019年反修例运动时，黄健浩只是一名中六生。他当时看到社交媒体有很多假新闻，而且不同立场的新闻机构都会对同一件事有不同说法，“我由2019年前不关心新闻，到2019年读完和比较所有新闻。”

2020年港区国安法立法，正值大学选科，黄健浩把意愿告诉准备移民的老师，老师回答“做记者没有前途”。家人则政治冷感，在他报读新闻后，吩咐他想清楚，“我说可能会做政治版实习，他们都担心，不建议碰政治。”对他读新闻系感到不解的还有陌生人，“有次网上买卖交收，对方问我是否学生，我答读新闻系。他的反应是：‘什么？你在香港读新闻？我朋友读法律系，我都叫他考虑清楚。’”

“无论熟或不熟的人，无论政治立场是否明确，他们都觉得在这个年代读新闻系是不明智和不容易。”不过，他没有被任何人的意见动摇决定。“读新闻这个决定，是我暂时一世人做过比较对的决定。”

他觉得做记者并非夕阳行业，因为无论任何环境都会有记者的存在。“其实只有现在政治局势不明朗，记者才可以报一些大众真正关心的新闻，这是记者的作用。”

黄健浩认为新闻系是很受港区国安法影响的学科，不只是越来越多学生考虑到做记者的前途，他亦观察到，有些老师教授新闻时，跳过2019年后跟政治相关的例子，只以陈年事件或Covid-19疫情作为教材，“我觉得他们是刻意避开。”

不过，那些因政治及传媒环境而辞职并投身教育行业的老师，仍然对新闻充满理想和热诚，“有个做过凤凰卫视、Now、港台的老师，在最后一课跟我们说，他辞职是觉得现在的气氛已经过了他的底线，只希望用他仅余的身份去教下一代何谓好的新闻。”

他也觉得传媒界在数年内会越来越暗淡，的确会影响毕业后的他，不过都会选择“做了再算”，“新闻行业长远是有未来，最后环境会变成怎样，未必是我这辈子会见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业在香港是会有好转的一日，即使未来10年我都不敢肯定说是完全没有未来。”

同窗不同行

一年级生的黄健浩，身边的同学都是在国安法实施后选读新闻系，对于要毕业后做记者的想法相对坚定，形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想法算是同年级的主流。同校三年级的王恺澄，在港区国安法落实前选读新闻系，即将毕业的她，感受到班里氛围大相径庭，坚定要做记者的她未有太多同行者。身边的同学都是打算毕业后，可能转做公关或广告；决定不做记者的同学都是因为看不到未来，觉得前途灰暗；仍想做记者的同学都只是犹豫中。

“我想做记者的梦想都有8年了。”浸大三年级生、现时主修广播新闻的王恺澄（Ceci）一直渴望做记者，却在中六选科时追随主流价值，望入读国际上较知名的中文大学，只是她的成绩不可能入读中大新传系，于是第一志愿填了要求略低的历史系。不过在2019年中六放榜那时的兴奋骗不了人，她明明只获第二志愿浸会大学传理系录取，却庆幸并非获派第一志愿，才知道对自己而言，实现儿时梦想比主流价值重要。

王恺澄在中二那年经历了雨伞运动，当时看电视直播，看到记者在现场纪录事件，开始知道这个行业的社会意义，立志做记者。同年，她做关于六四功课，看到影片很震撼，感受到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要做历史记录者的想法更强烈。

读大学的这三年，她经历了反修例运动、港区国安法立法、新闻机构相继停运。“苹果停运时，我有短暂的一刻考虑过现实，有犹豫过将来，当时未选主修，但之后我仍然选择了主修广播新闻。如果我毕业后不做记者，如果我没有了这个从小到大的梦想，其实我会突然失去了方向。”后来到《立场新闻》、《众新闻》相继倒下，她平静了很多，知道这些迟早会发生。

港区国安法不只是对行业有影响，她认为对学科亦有影响，大学将会调整课程架构之余，学院高层的决定将影响新闻系的未来，她担心政府将来亦可能会想把培育记者的地方，变成培育官媒的地方，“将来不会是杀死新闻系，而是转为对自己（政府）有好处。”

浸大传理学院设立近30年的三大学系，包括电影学、传播系及新闻系，将在今年改组。据悉，未来传理学院中的新闻学科比重会逐渐缩小，传播系等非新闻学科的比重会较多，新闻系相比其他学系会收缩。浸大传理与影视学院院长黄煜及新闻系系主任刘志权将退休，将会换上全新的新闻系管理层。

浸大回应称，传理与影视学院的名称改为传理学院，改组后，其属下的新闻系和传播系继续存在，并增设新的互动媒体系，以回应传媒行业的最新发展。今年7月1 日亦成立创意艺术学院，新学院由电影学院（现隶属传理与影视学院）、音乐学院以及视觉艺术院组成。

“以前小时候的想法，真的觉得记者是做到第四权，但是现实上不会是这样。”王恺澄明年毕业，可以实现梦想之时，看到的现实是新闻机构一间间地停运，其他机构选题时限制增加，新闻和记者越来越不像原本在社会的角色。

少了很多寻找真相的人

同是修读新闻，内地生与本地生对于港区国安法的担忧截然不同。来自中国大陆的子秋（化名），大学一年级才来港读书，现时是就读某学院新闻系三年级。他2019年8月抵港，当时反修例运动开始了两个月，他自问来港前对“香港”只有字面上的认知。为了认识香港，他不断翻书找资料，包括香港殖民地历史以至近年社会运动的细节，甚至反共、反新移民情绪缘由。

“以陆生而言，我是比较特殊。陆生之间本来就有自成一角的小圈子和生态，我觉得如果能够在这个圈子慢慢影响他们都不错。”子秋当初读新闻和做记者的梦想，是觉得传递讯息可以影响人，亦有感大陆新闻质素参差，他认为大陆人也应该拥有阅读高质新闻的权利，这个梦想来自社会责任感。

子秋是在反修例运动完结、国安法通过后，才转到新闻系，希望先尝试在香港做记者。香港传媒界都在担心红线时，国安法对他而言却不新鲜。“可能因为香港记者过去拥有很大的自由，但我自小经历的自由是非常少，所以哪怕现在很多香港人觉得自由被限制，对我而言都仍是自由。我觉得香港现在的情况不会马上就变成大陆的情况。”

今年六四，子秋去维园封锁线外远距离拍照一分钟左右，就被警察叫停，被记录资料和搜背包。“虽然我拍不到东西，但是我没有被他打，没有被他拉走，没有被他查手机，手机资料没有被他删除。在大陆的话，照片是会被删走，也会被捉进去，我会被打。”

“自由是收紧了，但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我觉得现时入行做记者，监察政府的角色在特定空间里仍然可以做到。这个问题不是yes or no，是百分率问题。”

子秋举例，最近大陆河南村镇当地人的健康码突然变红，银行户口不能提款，“明显利用健康码制造数码管理，这在大陆是敏感新闻，但我看到有好多大陆媒体都报导这件事，才会传出消息。我觉得在香港也是同样道理，红线飘移不定，但是还是有很多可以做到的事。”

返回大陆做记者对他而言更容易，但因政治限制，他只会在没有选择时才考虑。子秋觉得，现时传媒前景不明朗，对同学的影响很大，本地生若要在香港做记者，可能优势比子秋多，却没有打算入行，“虽然每个人不同的选择，但这是一件悲哀的事，少了很多寻找真相的人。”

传媒环境最恶劣之时

“现在即使最资深的传媒工作者，都不能肯定自己做的工作会否触犯红线，这会导致很多人不敢做，很多资讯没有人跟进，长远形成单一声音而不是多元声音。”傅景华说。

傅景华及岑蕴华分别是以学术资历和业界资历教授新闻的大学老师，同样由当年堪比医科的工程系转读新闻系，由做记者到做老师，走过约30个年头。

傅景华由香港大学新闻系兼职讲师做起，一直做到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教授。八九六四那年，傅景华是港大工程系一年级生，因大陆新闻封锁，他与同学在港利用传真机把民运新闻传到大陆各省市，开始感受到新闻工作对社会的重要。

毕业后，傅景华受不了工程工作脱离社会脉络，“当时想辞职，第一时间想起要做记者”。他约于96年在《信报》当记者，还记得民建联创党主席曾钰成在九七主权移交前呼吁香港人“留港建国”，但《信报》独家披露他的家人同时准备移民加拿大，这些独家新闻令年轻的傅景华感受到新闻的社会意义。

“不过这样有时造就港闻要快狠准，怕独家新闻被行家捷足先登，我渐渐觉得很多新闻无法做得深入，只求赶快刊登。”他当了5年记者后，转型做学者，当时攻读硕士学位，半只脚踏入社会科学学院，到了研究博士学位就直接转读新闻系。之后一直任教港大新闻系，至今15年。

由做学生会、做记者，到做老师，傅景华目睹30年来传媒环境的改变。九七前传媒环境相对开放，到九七后初期香港人曾以为“五十年不变”；直至2003年50万人大游行，翻转了部分媒体的角色，“苹果日报开始有点像一半媒体、一半倡议者，传媒生态转变，但亦是社会环境造就。”传媒空间于同年开始被收紧，商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主持郑经瀚不被续约；网媒开始崭露头角，《独立媒体》以不靠财团运作的模式出现后，至今十多年来，各大小网媒陆续涌现。近一年，则是他认知的传媒环境最恶劣之时。

“以前猜红线，现在避红线”

岑蕴华（岑仔）与傅景华的背景恰成对照，二人入行年份相若，但岑仔做了十多年记者后，6年前才在大学教新闻，是罕有身兼记者的大学老师，他们看到的现实有相似之处，但又迥然不同。岑仔向来深受学生欢迎，受访当天穿着由学生订造、绣上名字的衣服，以兼职导师身分同时在浸会大学任教6年和在中文大学任教2年。他并非一开始就满有热诚要做记者，而是以中五资优成绩入读中文大学工程系，后来因大学一年级成绩欠佳，才转读新闻与传播学系。

他毕业后顺利报考公务员，第一份工已经有独立办公室和两位下属，但觉得工作无聊，浪费青春，“记得一次想造指示牌，教市民到位置偏僻的办公室，原来要写信给政府7个部门，整件事是制度的荒谬，于是做了三个月便辞职。”

岑仔减薪转行，1992年入行做记者，十多年来曾于商业电台及有线电视跑港闻，及于无线电视制作时事专题节目“星期Ｘ档案”、“新闻透视”等。后来他感到记者生涯到了樽颈，便辞职经营咖啡餐馆，店铺需要聘请大量兼职，他开始学懂与年轻人相处，后来因缘际会获邀到大学教新闻。

“人越大，越觉得能够影响一个人是很难。”岑仔觉得教新闻是教人如何判断，今时今日教学生用新闻原则和底线去做判断尤其重要，以后人生中无论任何时候都能用得上。“令我深刻是学生毕业后，一年半载后回来找我，跟我说，‘原来你当时跟我说过什么很有用’，这是做老师最大的满足感。”

岑蕴华由以前到现在做记者，尤其是从政治审查上看到传媒界的褪色过程，国安法立法后尤其明显。“以前我做记者是斗独家，竞争好大，当时行业相对蓬勃。到了回归前后出现很多自我审查，不过未至于很离谱。现在新闻都只是资讯发放，是最表面的一层，大家都不求独家，人有我有就得。”他形容“以前是猜红线，现在是避红线”，近期出现很多自媒体、小网媒，灵活变动，但另一角度看就是没有资源做新闻。

更差的政治环境都有优质报导

岑蕴华由90年代初做记者，直至近几年重投传媒工作，包括曾经与数间已停运的传媒机构及被改造的金牌时事节目合作，可说是紧贴传媒界大地震的现况，“可能因而能够echo（和应）学生的感受。”

“我身为老师，亦都有比他们有丰富的资历，我现在都只是见步行步，我自己工作时都感受到限制，那么如何教学生走下去？”最明显是，没有受访者愿意就敏感话题受访，采访专题亦受政治现况束缚，“现在入行的话，未必是你最想看到的局面，但不代表你无法传递讯息。”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是传媒界的老生常谈，他近一年觉得这句话比以前更重要，亦放了这句话在他新开业的书店，“原来新闻真是可以按一下按钮就消失，你才知道留下纪录的重要性。现在第四权要做的事，显得比以前更重要。”

红线处处，岑蕴华认为传媒依然做到监察政府的角色。“现在依然好多文件公开查阅，例如审计署。有国安法是否代表你一定要做宣传机器呢？”

傅景华则坦言，理解学生对传媒行业失望。“我年轻时想入行，因为见到社会可以因传媒监察政府而进步……这个年代的记者已经很难做到，跟我当时的心态和面对的社会都不同。”

但他也多次强调，放眼世界，即使更差的政治环境都有优质报导。他谈及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两位得主都是记者，分别是俄罗斯记者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和菲律宾记者玛丽亚·瑞萨（Maria Ressa），“两位得主都是专制政权下的记者，而且俄罗斯和菲律宾传媒界的风险不会比香港低。”

傅景华以新闻自由排名举例，无国界记者组织评估180个国家或地区的新闻自由指数，香港由2002年的18名，至2021年掉至第80名，到今年更跌至148，一年内倒退68名，刷新史上最低排名纪录。“不过比香港排名更低的几十个国家，都是比香港恶劣的地方，这些地方都一定有新闻有记者，他们都承受很大压力，但都有人会选择做记者，一来是他们的个人热诚追求，二来这种社会环境才更需要记者。”

岑蕴华认为，180个国家或地区中，比香港排名低的32个地方，包括中国大陆，确实都有维权律师、维权记者，总有记者审时度势找方法生存。“不过我都必须说，现实大部份人都不是维权记者，都是被打压。”

他形容，现实是整个行业的确走下坡，他身在行业中亦看不到好的未来，“我看到越来越多事做不到，越来越少资源，越来越孤军作战，但是不是‘冇得做’（没法做）呢，我会答不是。”

学习判断

国安法实施后，传媒行业大受影响，校园内的新闻系又有否受影响？抑或老师教学生时，已经不知不觉比以往多了一句自我审查的提醒？

傅景华不认为学生要避开2019年后的政治议题，或者觉得会得罪政府便不报导。“我只会提醒他们，现在有不明朗状态，要保护自己。”他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暂时没有因为国安法而有任何改动，亦未有听闻过港大新闻系需要因为国安法而重整架构。

岑蕴华坦言国安法对新闻系都有一定影响。“我必须承认对教书是有影响，因为如果没有国安法，我不会对学生说‘这些要小心’的说话，但我尽量将其变为思维方式。我不喜欢教人应该如何做，我会教人应该如何判断。”

“对学生说‘考虑完这些情况，你会比较安全’，老师这种态度是否自我审查？新闻学院应不应该教人自我审查呢？无谓鼓励人去触碰红线，其实本身就是审查。”岑蕴华说，作为新闻工作者，以前觉得就算政府会不满，新闻都会出街，不会忌讳，不过今时不同往日。

他一向负责指导毕业功课，“我不想直接叫学生自己收起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违背新闻原则，不过是否代表我不理他们撼头埋墙，我亦不会。”

岑蕴华向来鼓励学生毕业后做一两年记者也无妨，在传媒界所见识的一切，比其他行业多，作为人生经验都能有所得益。不过面对近一两年的传媒环境，他感到碰壁的时间会比以前快，学生可能行到没多远，已经觉得很多掣肘。傅景华认同学生在现时的政治环境，做记者面对现实会有很大的冲击，不过如果有学生有使命地立志做记者，他作为老师会百份之百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