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蘭卡破產、政府倒台，抗爭者想要一個什麼樣的未來？

7月9日，在長達三個月的「人民抗爭」（Aragalaya）之後，數以萬計的斯里蘭卡抗議者終於等到了好消息：總統戈塔巴雅·拉賈帕克薩和新任總理拉尼爾·維克勒馬辛哈均表示將會辭職。距離抗議者們在首都科倫坡搭建好第一頂「抗議村」（GotaGoGama）的帳篷，已經過去了91天。

讓斯里蘭卡政府宣布破產的外匯危機，早在去年下半年就初現端倪。2021年10月，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因「外匯儲備不足、外債維持高水平將導致違約風險上升」，將斯里蘭卡的主權信用評級接連下調。當時，斯里蘭卡的外匯儲備僅能夠支撐約1.3個月的進口，並且遠低於政府每年需償還的債務額度。

這場外匯危機，看似是由於斯里蘭卡的外匯收入行業——出口、旅遊及勞務匯款都受到了Covid疫情的嚴重衝擊，但實則進一步暴露了它本身經濟增長模式的隱憂：自2014年起，斯里蘭卡的GDP增長率就在逐步走低，到2020年降爲負增長，與此同時，政府的債務已經與國內生產總值持平。

外匯危機在今年年初開始加速惡化，燃氣和燃油的短缺加劇，每天停電長達十幾個小時，生活必需品價格飛漲，外匯儲備探底。

伴隨着經濟危機的惡化，民眾的示威意欲持續高漲。新一場抗議示威從7月初開始策劃，由反政府的活動人士發起，多個反對黨、協會和社會團體均加入支持。儘管政府在7月8日晚上九點宣布在科倫坡的多個區域實施宵禁，並且多地開往首都的火車都出現停運，也未能阻止翌日有上萬人出現在了抗議現場。

7月9日早上9點，抗議民衆開始往科倫坡西北方向的「抗議村」遊行聚集。在科倫坡的濱海大道高爾路（Galle Road），少部分人騎着自行車或摩托車，大多數人都步行前往抗議地點，手中揮舞着斯里蘭卡的國旗。「總統下台」（GotaGoHome）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接頭口號。偶爾有一輛卡車或大巴車駛過，滿滿當當地載着從更遠處參與遊行的人群。

抗議在10點半左右升級，越來越多的人聚集在了約克路通往總統府邸的路口，他們計劃在那裏衝破路障，進入總統府邸。路障後的軍警連續發射了多枚催淚彈。除了個別抗議者準備了護目鏡和防毒面具之外，大多數抗議者都只用布蒙着臉，在吸入煙霧後需要用水清洗。據媒體報道，抗議民衆還遭遇了高壓水槍攻擊，且有三名民衆中彈受傷。

但最終，在下午兩點左右，民衆突破了路障，衝進了總統已經離開的總統府邸。民衆此後還進入了總統辦公室和總理拉尼爾·維克勒馬辛哈的私人住宅，且總理住宅被人放火點燃。幾小時後，總統戈塔巴雅·拉賈帕克薩和總理拉尼爾·維克勒馬辛哈相繼宣布將辭職，雖然總理維克勒馬辛哈並未宣布具體時間，而總統拉賈帕克薩則承諾於13日辭職。

據斯里蘭卡媒體Newsfirst報道，這場衝突中有三人因涉嫌縱火而被捕，有包括11名記者在內的103人在抗議示威中受傷，其中有55人在醫院接受治療，還有一人位於重症監護室。

人們要求總統下台的願望似乎要達成了，但破產的斯里蘭卡，眼下與未來都困難重重。

91天的生活起義

因爲燃油短缺，在過去的三四個月裏，杜山每天騎自行車上班。29歲的杜山曾是一名專業的乒乓球運動員，曾在斯里蘭卡國內和國際比賽上獲過獎，現在在科倫坡的某地區秘書處（行政登記機構）工作。我問他，作爲公務員可以參加抗議嗎？「當然不行，」他笑着說，「但我必須要來，我的同事們也會來。」

「他們竊取了我們的錢財！」杜山沒有點明「他們」是誰，只說他會一直支持和參與抗議示威。

7月9日這一天，他和朋友們一早就步行出發，前往離他家十幾公里的「抗議村」所在的高爾菲斯，在半路上遇到了去往抗議現場的車隊，免費載了他們一程。

高爾菲斯（Galle Face）是科倫坡寸土寸金的黃金地段。這裏毗鄰印度洋，老國會大廈、總統辦公室和總統府都在咫尺之遙，彙集了科倫坡最高端的商場和近十家豪華酒店。中國「一帶一路」項目科倫坡海港城也坐落於此。

2020年初，總統戈塔巴雅·拉賈帕克薩在他的辦公大樓旁邊預留了一塊空地，作爲「示威專用點」，以顯示自己是一位樂於傾聽異見的領導人。但諷刺的是，斯里蘭卡的人權監測機構INFORM在2020年5月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從該年2月的新冠宵禁起，政府對異見人士的壓迫就逐漸加劇。

2022年，在這塊空地上，「抗議村」逐漸落成、壯大。

民衆的反政府抗議早從3月初就開始發酵了，最初主要由斯里蘭卡的主要反對黨團結人民力量（SJB）發起，零星爆發在總統住宅等地點。進入4月後，在總統戈塔巴雅·拉賈帕克薩試圖通過宣布緊急狀態來遏制抗議，且有社會活動家被捕後，越來越多的民衆和社會名流自發加入了抗議示威。

4月9日有一場大規模的「佔領高爾菲斯」示威，更多的民衆、歌手、板球運動員都自發加入到其中。示威結束後，一些民衆選擇留了下來，在高爾菲斯搭起了帳篷，頂着雷暴與烈日生活，宣稱「除非你們下台，我們永不回家」。這是抗議村的雛形。4月14日，民衆在「抗議村」甚至一起度過了僧伽羅新年，點燃鞭炮，高呼「人民抗爭勝利」等詞口號來迎接新年。

5月9日，「抗議村」成立一個月當天，時任總理馬欣達·拉賈帕克薩的支持者進入「抗議村」，與現場的民衆發生衝突，超過 130 人受傷住院，且一些帳篷也被搗毀，這次衝突在全國各地引發了多起暴力事件，在巨大的譴責聲浪中，馬欣達·拉賈帕克薩終於辭職。此後，政府還曾再次宣布緊急狀態，並在現場臨時部署軍隊。

但「抗議村」並沒有消失，甚至成爲了一個多元的「正義之地」：LGBTQ群體豎起帳篷呼籲平等，有標語爲內戰中失蹤的泰米爾人呼籲正義，在總統秘書處外高高的黑色鐵柵欄上，懸掛着一排巨大的黑色海報，上面是失蹤或被謀殺的斯里蘭卡記者。最熱鬧的時候，「抗議村」有五六十頂大大小小的帳篷，入口設立在斯里蘭卡的傳奇政治人物所羅門·班達拉奈克雕像處，對面豎立着幾幅大型的標語和繪畫，上書「賦權人民」，「我們是自己的領袖」。除了住人之外，還擴張出了醫療救助、法律援助、圖書館、食堂、學校、移動廁所、理髮店等不同的部分，建立了自己的網站和在線直播頻道，物資均由民衆捐獻，由現場的志願者協調管理。

7月9日這天，遊行隊伍在「抗議村」入口到總統府邸間約一公里的道路上來回遊行，或喊着「總統下台」、「總理下台」的口號，或齊聲唱着抗議的歌曲。很多人身着黑色的服裝，手持大大小小的着黑色的旗幟。作爲一個佛教徒佔大多數的國家，斯里蘭卡人民日常偏愛白色服飾，白色襯衫也是政客們最常見的穿着。於是，黑色成爲了抗議的標誌色。

雖然號召抗議的活動家和駐紮在「抗議村」的民衆以年輕的大學生和白領爲主，但當天到達現場的民衆則明顯來自更爲多元的階層和社區。曠日持久的經濟危機波及了所有人，包括這個國家的中上社會階層、46歲的國際學校生物老師阿萬蒂（Avanthi）和女兒塔琳（Taryn）。

從三月起，母女倆就經常參加抗議示威。當天她們都穿着一身運動裝、戴着遮陽帽，步行6公里來到了「抗議村」。「我們還能買得到食物，但我們沒有電、沒有燃氣、沒有燃油，我一輩子都在辛勤工作，我不認爲我們應該遭受這種境遇。」阿萬蒂說，雖然自己並沒有像其他人一樣遭受到更爲嚴重的影響，但她感同身受，「有些小孩現在每天只能勉強吃到一餐或兩餐飯。」

在過去的近三年時間裏，阿萬蒂基本上都在線上教學，好不容易疫情影響逐漸散去，學校又因爲能源短缺而關了門。「孩子們失去了他們的童年，這時候他們應該在學校裏和朋友們社交，但我們的政府和政客放棄了他們所有人，這是不可逆轉的。」她說。

15歲的塔琳正在讀高中，學校再次停課後，這場危機就成了她和同學、朋友們之間最重要的話題。「在當前的政治局勢下，我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們想要改變，想要我們最基本的權利。」她說。

在阿萬蒂看來，參與抗議示威是一種對民主的問責。「政府沒有遵守他們的承諾，讓我們能夠購買燃油、電和食物，這是他們對權力的濫用。如果是公司的管理人員失職，那他就應該辭職，這就是我們所要求的問責機制。」

阿萬蒂希望，民衆的抗議能推動選舉出一個新政府，「我們希望有新的、不腐敗的、正派的政治家出現，他們能有公平的競爭環境，而不是被目前正在統治國家的家族黑手黨（所把持）。」

破產原因，是國內腐敗還是中國？

在「抗議村」，有一頂掛着紅十字醫療標誌的帳篷外，掛着一面小小的旗子，上書「中國邊境藥房」。31歲的拉迪卡（Radhika）從事社工工作，從四月起就在這裏做志願者。她告訴我，這裏的藥品都是由民衆捐贈的，平時由志願者在這裏輪流值班。「我們背後就是中國的土地（海港城），所以這裏叫做『中國邊境』。」拉迪卡對我說。

被問到他們對中國投資的看法，拉迪卡和帳篷裏的志願者對政府表達了強烈的不滿，她說，「這是我們的土地，我們不需要中國人！」隨後又補充說，「我們歡迎投資，但政府不應該把土地永久地『出賣』給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

科倫坡海港城是一個佔地269公頃的圍海造地工程，於2014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斯的第二天簽訂協議。海港城計劃在建成後作爲科倫坡中央商務區的延伸，包括​金融、居住、碼頭和國際保稅區等多個功能。今年1月，海港城的濱海觀景長廊向公衆開放，但主體工程仍在建設之中，承建方爲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建成後，43%的面積將以99年的租約由中國港灣工程公司享有使用權。

與斯里蘭卡南部的漢班託塔港港一樣，科倫坡港口城項目從啓動就伴隨着巨大爭議。主流英文媒體將其稱之爲「中國飛地」，認爲中國政府通過在貧窮的國家投資昂貴的基礎建設項目，是希望通過這種手段來取得政治外交上的戰略優勢，以獲得這些設施的使用權，但這最終會有損斯里蘭卡的國家主權。歐美國家的多家智庫和諮詢機構，都認爲中國在斯里蘭卡的投資是典型的「債務陷阱」，主流英文媒體也大多將此次外匯危機歸因爲中國「債務陷阱」的惡果。

這種說法也在印度等亞太區域的大國廣受認同，最近，一家位於新德里的智庫Red Lantern Analytica就發布報告稱，自2010 年以來，斯里蘭卡的GDP與債務比率一直在持續上升，然而，中國利用這種情況增加了斯里蘭卡的債務負擔，印度則向之伸出了援助之手。

但斯里蘭卡現場的抗議群衆，卻不是爲反對中國投資而來，他們的目標是總統和他的政治親信們。「我們想讓全世界知道，拉賈帕克薩家族搶劫了我們！」一名年輕的男性抗議者衝着我喊道。

和很多來參加抗議的民衆一樣，阿萬蒂也認爲危機的關鍵是政府的失職，而不是其他國家。對外投資只讓像拉賈帕克薩家族這樣的政客通過回扣獲利，而並沒有惠及到普通民衆。

「作爲一個貧窮的國家，斯里蘭卡需要投資，我們應該接受中國嗎，我不確定。」阿萬蒂說，「我沒有管理過國家，但我管理我的家庭，如果我沒有錢買吃的，我就不會把錢花在裝修上。負責外國投資的人應慎重處理它，但人民的基本需求應該首先被滿足，如果我們沒有食物，我不需要高樓大廈。」

斯里蘭卡的經濟學家，也將這場空前的危機歸因於政治腐敗和政府的失職——政府在貸款如何使用上缺乏透明度，且未能發展出其他的外匯營收行業來償還貸款，本身的經濟模式就不可持續——而非中國或其他外國投資者。根據斯里蘭卡外部資源部的數據，中國所持的斯里蘭卡債權佔比排名第三（10%），最大頭的是47%的國際資本市場借款，其次爲亞洲開發銀行（13%）。

「我不認爲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應該爲這場危機負責，我寧願說是國際主權債券一直在困擾斯里蘭卡。在2009年到2019年間，有近170億美元的商業債券借貸陸續到期，但政府無力支付。」科倫坡大學經濟系主任、經濟學教授阿貝拉特納說，「（2019年）恐怖襲擊和隨後的COVID-19全球大流行、以及旅遊收入下降，都只是引發當前危機的增量原因。」

然而也正是在拉賈帕克薩家族主導的內戰中，中國與斯里蘭卡走得越來越近。內戰結束後，斯里蘭卡也成爲了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關鍵參與者之一。

2005年至2015年間，前總統馬欣達·拉賈帕克薩領導的政府舉債大興基建，在中國的支持下啓動了多項重要的交通、能源和電信項目，包括2006年的諾羅霍萊燃煤電站、2007年的漢班託塔港、2010年的馬塔拉國際機場，及2011年的科倫坡港國際集裝箱碼頭（CICT）等項目。不過，目前馬塔拉國際機場因爲需求低迷而停止運營，漢班託塔港也曾出現還款困難。

「與印度一樣，中國對斯里蘭卡也很重要。人們不能責怪中國，因爲在20世紀70年代發生糧食危機時，是他們拯救了斯里蘭卡，」賈亞瓦德納普拉大學（Sri Jayewardenepura）的經濟學教授赫拉特（Nimal Herath）告訴端傳媒。「沒有人強迫斯里蘭卡政府借款。了解情況的人會指責政府，而不是借錢（給斯里蘭卡）的國家」。

基本生活資料喪失，自救還是自生自滅？

和很多中產階級一樣，這場危機也給大學老師希瑪莉（Himalee）的生活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她的丈夫在國營電視台從事技術工作，兩個兒子都在讀高中。幾年前，一家人在科倫坡的郊區購置了一棟三層的獨棟住宅，帶有一個漂亮的後花園。

變化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的。2021年8月，斯里蘭卡還因疫情處在斷斷續續的封鎖之中，政府宣布實施「糧食緊急狀態」，由軍隊介入基本食品的銷售，以控制物價飛漲。但這反倒進一步助推了糧食價格的膨脹，大米、奶粉等基本必需品的價格幾乎翻了一番。如果說食品漲價仍在希瑪莉的可承受範圍之內，緊隨其後的燃氣短缺則再也無法被忽視。

11月，一罐液化氣從1400盧比漲到了2500盧比，並且供不應求，往往要等到一週左右才能買到。於是，希瑪莉一家開始了自救行動，他們購置了電磁爐等備用廚具。但到了今年2月，科倫坡開始出現大規模的停電，每天停電超過十個小時。

丈夫購買了太陽能備用電池，給房間裏的燈和無線網絡接上了備用電。電力短缺逐漸緩解後，他們又購置了生物降解燃氣裝置，每天往裏面堆砌三到四斤的廚餘垃圾，即可產生燃氣用來做飯。家裏也放棄了電動割草機，改爲手動給花園鋤草。但燃油的短缺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希瑪莉的學校現在是線上、線下混合上課，從家到學校近五公里的距離，以前三輪車只要200盧比，現在翻了兩倍不止，很多時候根本就打不到車。

「有時候我丈夫會順路送我，而回來時我就只能走路了。」希瑪莉說，家裏的車也已經很久沒開動了，爲了省油，丈夫只在必要時騎摩托車出行。本來，丈夫每個月都會開車載着兒子們去老家看望父母，但過去這幾個月，他只自己騎着摩托車回去了一次。

雖然希瑪莉也希望政府下台，但他們一家並沒有去參與抗議。她也曾詢問兒子是否有出國留學的打算，但兩個兒子都表示想留在斯里蘭卡，「說到底，這還是我們的家。」她說。

但更多的底層民衆並沒有像希瑪莉這樣自救的資源。他們掙扎在溫飽線上，希望糧食見底的那一天晚一點到來。

斯里蘭卡北部和東部是泰米爾人的聚居區，1983年到2009年間，由泰米爾猛虎組織領導的斯里蘭卡內戰席捲了這裏，當地民衆的生計遭到重創。即使戰爭已經結束了13年，賈夫納（25%）、穆萊蒂武（44.5%）和基裏諾奇（25%）等受內戰影響的地區，泰米爾人的貧困率仍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14.3%）。

漁業仍然是穆萊蒂武人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但在過去的一個多月裏，燃油的短缺導致漁民無法出海捕魚，整個漁業都陷入了停滯。不僅是漁民，還有靠分揀漁獲、修補漁網爲生的村民都落得衣食無着。

內戰結束後，中央政府在泰米爾地區的資源投入仍然有限，除了漁業，當地鮮少有其他替代性產業。僅有的幾家服裝廠，也只僱用20-40歲的年輕女性。對於57歲的庫馬爾（Kumar Selvamalar）來說，燃料短缺、漁業停滯可能是致命的，她說，如果未來兩個月情況繼續如此，她和她的家人一定會被餓死。

「以前，我從漁網中分揀魚、以及出售魚乾來掙錢 ，每天大概能掙800-1000盧比（約人民幣15-18元）。但現在我幾乎顆粒無收。」庫馬爾說，她的丈夫也一樣靠零工爲生，家裏還有一個失明的兒子和待嫁的女兒。「這些天我都是從小賣部賒賬來買些食材，但這能持續多久呢？」她問道。數據顯示，斯里蘭卡6月份的總體通貨膨脹率上升到54.6%，創下了歷史最高水平。

像庫馬爾這樣的窮人，每天過的都是「從手到口」的生活，失去了收入之後，她們被迫人進入林地尋找木柴，用它來作爲做飯的燃料。他們沒有儲蓄，也沒有土地可以耕種，在經濟危機中脆弱得不堪一擊。與此同時，政府因面臨債務重組而緊縮開支，並沒有爲極端貧困的人口發放援助。他們只能靠自己。

蒂魯庫（Tirukunabalasingham）另一名同村的漁民，他的兩條腿都在內戰中受傷，曾在難民營之間輾轉流離，也失去了家人。戰爭結束後，他靠縫補漁網的微薄收入養活着一家四口人。

「戰後，我們住在難民營，什麼東西也沒有。土地是政府給的，房子是用外國援助建造的，所以，我們沒有任何儲蓄來渡過這場危機。」他說，「戰爭時我們流離失所，但至少我們有吃的，現在我們真的是食不果腹。」自四月以來，他和家人已經每天只吃米飯配一個咖喱，還得小心計算着用量。

未來局勢如何？

雖然數百萬窮人正在陷入飢餓，但處在風雨飄搖中的斯里蘭卡政府已經自顧不暇。當下，政府的首要目的是債務重組，把整個國家的經濟從「破產」的境地撈起來。

斯里蘭卡的經濟學家們，也對政府在當下解決飢餓和貧困問題的能力不抱希望。阿貝拉特納（Sirimal Abeyratne）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說，目前由外匯危機導致的政治危機對經濟產生了螺旋效應的影響，且政府並沒有立即行動來解決國內不斷惡化的貧困和飢餓問題。

他說，「（儘管）知道我們正在走向危機局勢，在過去的六個月裏，政府卻沒有任何連貫的應對舉措。」

阿貝拉特納認爲，目前沒有誰能預測未來的局勢。在五月，財政部長曾警告，經濟危機的影響將至少再持續兩年。但民衆已經決意將希望寄託在新的領導人身上，希望全新政府的能帶領斯里蘭卡走出危機。

抗議者佔領總統府邸和總統辦公室之後，將它們改造成了抗議的新地標。他們將「抗議村」的圖書館搬進了總統辦公室，參觀了總統的廚房、臥室和健身房，很多民衆還跳入泳池慶祝勝利。來自現場的視頻顯示，抗議者在成功佔領總統府後，打開電視觀看了「抗議者衝入總統府」的新聞直播，在辦公室裏模擬斯里蘭卡與IMF的談判，還在鋼琴伴奏下演唱了戈塔巴雅·拉賈帕克薩的競選歌曲，在這首歌裏，他將自己稱爲「戰爭英雄」，「將爲我們效勞的英雄，將永遠熱愛這片母親大地……」

此外，抗議民衆在第二天清理了現場，並將在總理府邸中搜到的1785萬盧比（約和5萬美元）的現金上交了法院。
7月11日，總理拉尼爾·維克勒馬辛哈辦公室宣布，整個內閣都同意，在全黨派臨時政府成立後辭職並將權責交由臨時政府。

斯里蘭卡律師協會向媒體解釋，在總統和總理辭職後，將由國會議長擔任代理總統。7月11日的各黨派領導人會議決定，如果總統真的遵守承諾在13日辭職，議會將於7月20日投票選出新的總統，爲組建全黨臨時政府鋪平道路。反對黨還希望，在六個月後舉行大選。

經濟學家們建議，政府應該專注於給窮人提供救濟，解決貧困和飢餓問題，因爲經濟改革需要時間來解決。但最大反對黨SJB的領袖、有望成爲下一任總統的普雷馬達薩（Sajith Premadasa）目前尚未提供更爲明確的扶困計劃，他說，SJB有一個能讓國家擺脫目前局面的經濟戰略，需要四到五年的時間才能讓經濟像2019年那樣重回正軌。

但由於拉賈帕克薩的斯里蘭卡人民陣線黨（SLPP）仍在議會佔有多數席位，最大的反對黨SJB也僅在225席中擁有約50席，建立一個全黨派臨時政府也並非易事。

與此同時，總統戈塔巴雅·拉賈帕克薩扔不知所蹤。前財政部長、戈塔巴雅·拉賈帕克薩的弟弟巴西爾·拉賈帕克薩在試圖離開機場時，被機場工作人員阻止而未能成行。

在離開抗議現場的路上，我遇到了約拉尼（Yolani）和她的另外七個家人。他們住在十公里之外，早上也是走路到抗議地點的。街上爲數不多的車輛都駛往「抗議村」的方向，她可能不會像早上那樣，幸運地搭到車。兩輛大巴載着軍警駛過，坐在最後一排左側的一名士兵，朝窗外的民衆豎起了大拇指。

「我們的車已經兩個月沒有開動了。我們以前沒有這麼好的路，但我們的生活更好。」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