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破产、政府倒台，抗争者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7月9日，在长达三个月的“人民抗争”（Aragalaya）之后，数以万计的斯里兰卡抗议者终于等到了好消息：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和新任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均表示将会辞职。距离抗议者们在首都科伦坡搭建好第一顶“抗议村”（GotaGoGama）的帐篷，已经过去了91天。

让斯里兰卡政府宣布破产的外汇危机，早在去年下半年就初现端倪。2021年10月，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因“外汇储备不足、外债维持高水平将导致违约风险上升”，将斯里兰卡的主权信用评级接连下调。当时，斯里兰卡的外汇储备仅能够支撑约1.3个月的进口，并且远低于政府每年需偿还的债务额度。

这场外汇危机，看似是由于斯里兰卡的外汇收入行业——出口、旅游及劳务汇款都受到了Covid疫情的严重冲击，但实则进一步暴露了它本身经济增长模式的隐忧：自2014年起，斯里兰卡的GDP增长率就在逐步走低，到2020年降为负增长，与此同时，政府的债务已经与国内生产总值持平。

外汇危机在今年年初开始加速恶化，燃气和燃油的短缺加剧，每天停电长达十几个小时，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外汇储备探底。

伴随着经济危机的恶化，民众的示威意欲持续高涨。新一场抗议示威从7月初开始策划，由反政府的活动人士发起，多个反对党、协会和社会团体均加入支持。尽管政府在7月8日晚上九点宣布在科伦坡的多个区域实施宵禁，并且多地开往首都的火车都出现停运，也未能阻止翌日有上万人出现在了抗议现场。

7月9日早上9点，抗议民众开始往科伦坡西北方向的“抗议村”游行聚集。在科伦坡的滨海大道高尔路（Galle Road），少部分人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大多数人都步行前往抗议地点，手中挥舞着斯里兰卡的国旗。“总统下台”（GotaGoHome）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接头口号。偶尔有一辆卡车或大巴车驶过，满满当当地载着从更远处参与游行的人群。

抗议在10点半左右升级，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了约克路通往总统府邸的路口，他们计划在那里冲破路障，进入总统府邸。路障后的军警连续发射了多枚催泪弹。除了个别抗议者准备了护目镜和防毒面具之外，大多数抗议者都只用布蒙着脸，在吸入烟雾后需要用水清洗。据媒体报道，抗议民众还遭遇了高压水枪攻击，且有三名民众中弹受伤。

但最终，在下午两点左右，民众突破了路障，冲进了总统已经离开的总统府邸。民众此后还进入了总统办公室和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的私人住宅，且总理住宅被人放火点燃。几小时后，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和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相继宣布将辞职，虽然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并未宣布具体时间，而总统拉贾帕克萨则承诺于13日辞职。

据斯里兰卡媒体Newsfirst报道，这场冲突中有三人因涉嫌纵火而被捕，有包括11名记者在内的103人在抗议示威中受伤，其中有55人在医院接受治疗，还有一人位于重症监护室。

人们要求总统下台的愿望似乎要达成了，但破产的斯里兰卡，眼下与未来都困难重重。

91天的生活起义

因为燃油短缺，在过去的三四个月里，杜山每天骑自行车上班。29岁的杜山曾是一名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曾在斯里兰卡国内和国际比赛上获过奖，现在在科伦坡的某地区秘书处（行政登记机构）工作。我问他，作为公务员可以参加抗议吗？“当然不行，”他笑着说，“但我必须要来，我的同事们也会来。”

“他们窃取了我们的钱财！”杜山没有点明“他们”是谁，只说他会一直支持和参与抗议示威。

7月9日这一天，他和朋友们一早就步行出发，前往离他家十几公里的“抗议村”所在的高尔菲斯，在半路上遇到了去往抗议现场的车队，免费载了他们一程。

高尔菲斯（Galle Face）是科伦坡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这里毗邻印度洋，老国会大厦、总统办公室和总统府都在咫尺之遥，汇集了科伦坡最高端的商场和近十家豪华酒店。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科伦坡海港城也坐落于此。

2020年初，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在他的办公大楼旁边预留了一块空地，作为“示威专用点”，以显示自己是一位乐于倾听异见的领导人。但讽刺的是，斯里兰卡的人权监测机构INFORM在2020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从该年2月的新冠宵禁起，政府对异见人士的压迫就逐渐加剧。

2022年，在这块空地上，“抗议村”逐渐落成、壮大。

民众的反政府抗议早从3月初就开始发酵了，最初主要由斯里兰卡的主要反对党团结人民力量（SJB）发起，零星爆发在总统住宅等地点。进入4月后，在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试图通过宣布紧急状态来遏制抗议，且有社会活动家被捕后，越来越多的民众和社会名流自发加入了抗议示威。

4月9日有一场大规模的“占领高尔菲斯”示威，更多的民众、歌手、板球运动员都自发加入到其中。示威结束后，一些民众选择留了下来，在高尔菲斯搭起了帐篷，顶着雷暴与烈日生活，宣称“除非你们下台，我们永不回家”。这是抗议村的雏形。4月14日，民众在“抗议村”甚至一起度过了僧伽罗新年，点燃鞭炮，高呼“人民抗争胜利”等词口号来迎接新年。

5月9日，“抗议村”成立一个月当天，时任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的支持者进入“抗议村”，与现场的民众发生冲突，超过 130 人受伤住院，且一些帐篷也被捣毁，这次冲突在全国各地引发了多起暴力事件，在巨大的谴责声浪中，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终于辞职。此后，政府还曾再次宣布紧急状态，并在现场临时部署军队。

但“抗议村”并没有消失，甚至成为了一个多元的“正义之地”：LGBTQ群体竖起帐篷呼吁平等，有标语为内战中失踪的泰米尔人呼吁正义，在总统秘书处外高高的黑色铁栅栏上，悬挂着一排巨大的黑色海报，上面是失踪或被谋杀的斯里兰卡记者。最热闹的时候，“抗议村”有五六十顶大大小小的帐篷，入口设立在斯里兰卡的传奇政治人物所罗门·班达拉奈克雕像处，对面竖立着几幅大型的标语和绘画，上书“赋权人民”，“我们是自己的领袖”。除了住人之外，还扩张出了医疗救助、法律援助、图书馆、食堂、学校、移动厕所、理发店等不同的部分，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和在线直播频道，物资均由民众捐献，由现场的志愿者协调管理。

7月9日这天，游行队伍在“抗议村”入口到总统府邸间约一公里的道路上来回游行，或喊着“总统下台”、“总理下台”的口号，或齐声唱着抗议的歌曲。很多人身着黑色的服装，手持大大小小的着黑色的旗帜。作为一个佛教徒占大多数的国家，斯里兰卡人民日常偏爱白色服饰，白色衬衫也是政客们最常见的穿着。于是，黑色成为了抗议的标志色。

虽然号召抗议的活动家和驻扎在“抗议村”的民众以年轻的大学生和白领为主，但当天到达现场的民众则明显来自更为多元的阶层和社区。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波及了所有人，包括这个国家的中上社会阶层、46岁的国际学校生物老师阿万蒂（Avanthi）和女儿塔琳（Taryn）。

从三月起，母女俩就经常参加抗议示威。当天她们都穿着一身运动装、戴着遮阳帽，步行6公里来到了“抗议村”。“我们还能买得到食物，但我们没有电、没有燃气、没有燃油，我一辈子都在辛勤工作，我不认为我们应该遭受这种境遇。”阿万蒂说，虽然自己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遭受到更为严重的影响，但她感同身受，“有些小孩现在每天只能勉强吃到一餐或两餐饭。”

在过去的近三年时间里，阿万蒂基本上都在线上教学，好不容易疫情影响逐渐散去，学校又因为能源短缺而关了门。“孩子们失去了他们的童年，这时候他们应该在学校里和朋友们社交，但我们的政府和政客放弃了他们所有人，这是不可逆转的。”她说。

15岁的塔琳正在读高中，学校再次停课后，这场危机就成了她和同学、朋友们之间最重要的话题。“在当前的政治局势下，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们想要改变，想要我们最基本的权利。”她说。

在阿万蒂看来，参与抗议示威是一种对民主的问责。“政府没有遵守他们的承诺，让我们能够购买燃油、电和食物，这是他们对权力的滥用。如果是公司的管理人员失职，那他就应该辞职，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问责机制。”

阿万蒂希望，民众的抗议能推动选举出一个新政府，“我们希望有新的、不腐败的、正派的政治家出现，他们能有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是被目前正在统治国家的家族黑手党（所把持）。”

破产原因，是国内腐败还是中国？

在“抗议村”，有一顶挂着红十字医疗标志的帐篷外，挂着一面小小的旗子，上书“中国边境药房”。31岁的拉迪卡（Radhika）从事社工工作，从四月起就在这里做志愿者。她告诉我，这里的药品都是由民众捐赠的，平时由志愿者在这里轮流值班。“我们背后就是中国的土地（海港城），所以这里叫做‘中国边境’。”拉迪卡对我说。

被问到他们对中国投资的看法，拉迪卡和帐篷里的志愿者对政府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她说，“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不需要中国人！”随后又补充说，“我们欢迎投资，但政府不应该把土地永久地‘出卖’给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

科伦坡海港城是一个占地269公顷的围海造地工程，于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斯的第二天签订协议。海港城计划在建成后作为科伦坡中央商务区的延伸，包括​金融、居住、码头和国际保税区等多个功能。今年1月，海港城的滨海观景长廊向公众开放，但主体工程仍在建设之中，承建方为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成后，43%的面积将以99年的租约由中国港湾工程公司享有使用权。

与斯里兰卡南部的汉班托塔港港一样，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从启动就伴随着巨大争议。主流英文媒体将其称之为“中国飞地”，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在贫穷的国家投资昂贵的基础建设项目，是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来取得政治外交上的战略优势，以获得这些设施的使用权，但这最终会有损斯里兰卡的国家主权。欧美国家的多家智库和咨询机构，都认为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是典型的“债务陷阱”，主流英文媒体也大多将此次外汇危机归因为中国“债务陷阱”的恶果。

这种说法也在印度等亚太区域的大国广受认同，最近，一家位于新德里的智库Red Lantern Analytica就发布报告称，自2010 年以来，斯里兰卡的GDP与债务比率一直在持续上升，然而，中国利用这种情况增加了斯里兰卡的债务负担，印度则向之伸出了援助之手。

但斯里兰卡现场的抗议群众，却不是为反对中国投资而来，他们的目标是总统和他的政治亲信们。“我们想让全世界知道，拉贾帕克萨家族抢劫了我们！”一名年轻的男性抗议者冲着我喊道。

和很多来参加抗议的民众一样，阿万蒂也认为危机的关键是政府的失职，而不是其他国家。对外投资只让像拉贾帕克萨家族这样的政客通过回扣获利，而并没有惠及到普通民众。

“作为一个贫穷的国家，斯里兰卡需要投资，我们应该接受中国吗，我不确定。”阿万蒂说，“我没有管理过国家，但我管理我的家庭，如果我没有钱买吃的，我就不会把钱花在装修上。负责外国投资的人应慎重处理它，但人民的基本需求应该首先被满足，如果我们没有食物，我不需要高楼大厦。”

斯里兰卡的经济学家，也将这场空前的危机归因于政治腐败和政府的失职——政府在贷款如何使用上缺乏透明度，且未能发展出其他的外汇营收行业来偿还贷款，本身的经济模式就不可持续——而非中国或其他外国投资者。根据斯里兰卡外部资源部的数据，中国所持的斯里兰卡债权占比排名第三（10%），最大头的是47%的国际资本市场借款，其次为亚洲开发银行（13%）。

“我不认为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应该为这场危机负责，我宁愿说是国际主权债券一直在困扰斯里兰卡。在2009年到2019年间，有近170亿美元的商业债券借贷陆续到期，但政府无力支付。”科伦坡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教授阿贝拉特纳说，“（2019年）恐怖袭击和随后的COVID-19全球大流行、以及旅游收入下降，都只是引发当前危机的增量原因。”

然而也正是在拉贾帕克萨家族主导的内战中，中国与斯里兰卡走得越来越近。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也成为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参与者之一。

2005年至2015年间，前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领导的政府举债大兴基建，在中国的支持下启动了多项重要的交通、能源和电信项目，包括2006年的诺罗霍莱燃煤电站、2007年的汉班托塔港、2010年的马塔拉国际机场，及2011年的科伦坡港国际集装箱码头（CICT）等项目。不过，目前马塔拉国际机场因为需求低迷而停止运营，汉班托塔港也曾出现还款困难。

“与印度一样，中国对斯里兰卡也很重要。人们不能责怪中国，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粮食危机时，是他们拯救了斯里兰卡，”贾亚瓦德纳普拉大学（Sri Jayewardenepura）的经济学教授赫拉特（Nimal Herath）告诉端传媒。“没有人强迫斯里兰卡政府借款。了解情况的人会指责政府，而不是借钱（给斯里兰卡）的国家”。

基本生活资料丧失，自救还是自生自灭？

和很多中产阶级一样，这场危机也给大学老师希玛莉（Himalee）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的丈夫在国营电视台从事技术工作，两个儿子都在读高中。几年前，一家人在科伦坡的郊区购置了一栋三层的独栋住宅，带有一个漂亮的后花园。

变化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2021年8月，斯里兰卡还因疫情处在断断续续的封锁之中，政府宣布实施“粮食紧急状态”，由军队介入基本食品的销售，以控制物价飞涨。但这反倒进一步助推了粮食价格的膨胀，大米、奶粉等基本必需品的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如果说食品涨价仍在希玛莉的可承受范围之内，紧随其后的燃气短缺则再也无法被忽视。

11月，一罐液化气从1400卢比涨到了2500卢比，并且供不应求，往往要等到一周左右才能买到。于是，希玛莉一家开始了自救行动，他们购置了电磁炉等备用厨具。但到了今年2月，科伦坡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停电，每天停电超过十个小时。

丈夫购买了太阳能备用电池，给房间里的灯和无线网络接上了备用电。电力短缺逐渐缓解后，他们又购置了生物降解燃气装置，每天往里面堆砌三到四斤的厨余垃圾，即可产生燃气用来做饭。家里也放弃了电动割草机，改为手动给花园锄草。但燃油的短缺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希玛莉的学校现在是线上、线下混合上课，从家到学校近五公里的距离，以前三轮车只要200卢比，现在翻了两倍不止，很多时候根本就打不到车。

“有时候我丈夫会顺路送我，而回来时我就只能走路了。”希玛莉说，家里的车也已经很久没开动了，为了省油，丈夫只在必要时骑摩托车出行。本来，丈夫每个月都会开车载着儿子们去老家看望父母，但过去这几个月，他只自己骑着摩托车回去了一次。

虽然希玛莉也希望政府下台，但他们一家并没有去参与抗议。她也曾询问儿子是否有出国留学的打算，但两个儿子都表示想留在斯里兰卡，“说到底，这还是我们的家。”她说。

但更多的底层民众并没有像希玛莉这样自救的资源。他们挣扎在温饱线上，希望粮食见底的那一天晚一点到来。

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是泰米尔人的聚居区，1983年到2009年间，由泰米尔猛虎组织领导的斯里兰卡内战席卷了这里，当地民众的生计遭到重创。即使战争已经结束了13年，贾夫纳（25%）、穆莱蒂武（44.5%）和基里诺奇（25%）等受内战影响的地区，泰米尔人的贫困率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3%）。

渔业仍然是穆莱蒂武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燃油的短缺导致渔民无法出海捕鱼，整个渔业都陷入了停滞。不仅是渔民，还有靠分拣渔获、修补渔网为生的村民都落得衣食无着。

内战结束后，中央政府在泰米尔地区的资源投入仍然有限，除了渔业，当地鲜少有其他替代性产业。仅有的几家服装厂，也只雇用20-40岁的年轻女性。对于57岁的库马尔（Kumar Selvamalar）来说，燃料短缺、渔业停滞可能是致命的，她说，如果未来两个月情况继续如此，她和她的家人一定会被饿死。

“以前，我从渔网中分拣鱼、以及出售鱼干来挣钱 ，每天大概能挣800-1000卢比（约人民币15-18元）。但现在我几乎颗粒无收。”库马尔说，她的丈夫也一样靠零工为生，家里还有一个失明的儿子和待嫁的女儿。“这些天我都是从小卖部赊账来买些食材，但这能持续多久呢？”她问道。数据显示，斯里兰卡6月份的总体通货膨胀率上升到54.6%，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

像库马尔这样的穷人，每天过的都是“从手到口”的生活，失去了收入之后，她们被迫人进入林地寻找木柴，用它来作为做饭的燃料。他们没有储蓄，也没有土地可以耕种，在经济危机中脆弱得不堪一击。与此同时，政府因面临债务重组而紧缩开支，并没有为极端贫困的人口发放援助。他们只能靠自己。

蒂鲁库（Tirukunabalasingham）另一名同村的渔民，他的两条腿都在内战中受伤，曾在难民营之间辗转流离，也失去了家人。战争结束后，他靠缝补渔网的微薄收入养活着一家四口人。

“战后，我们住在难民营，什么东西也没有。土地是政府给的，房子是用外国援助建造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储蓄来渡过这场危机。”他说，“战争时我们流离失所，但至少我们有吃的，现在我们真的是食不果腹。”自四月以来，他和家人已经每天只吃米饭配一个咖喱，还得小心计算着用量。

未来局势如何？

虽然数百万穷人正在陷入饥饿，但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斯里兰卡政府已经自顾不暇。当下，政府的首要目的是债务重组，把整个国家的经济从“破产”的境地捞起来。

斯里兰卡的经济学家们，也对政府在当下解决饥饿和贫困问题的能力不抱希望。阿贝拉特纳（Sirimal Abeyratne）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目前由外汇危机导致的政治危机对经济产生了螺旋效应的影响，且政府并没有立即行动来解决国内不断恶化的贫困和饥饿问题。

他说，“（尽管）知道我们正在走向危机局势，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政府却没有任何连贯的应对举措。”

阿贝拉特纳认为，目前没有谁能预测未来的局势。在五月，财政部长曾警告，经济危机的影响将至少再持续两年。但民众已经决意将希望寄托在新的领导人身上，希望全新政府的能带领斯里兰卡走出危机。

抗议者占领总统府邸和总统办公室之后，将它们改造成了抗议的新地标。他们将“抗议村”的图书馆搬进了总统办公室，参观了总统的厨房、卧室和健身房，很多民众还跳入泳池庆祝胜利。来自现场的视频显示，抗议者在成功占领总统府后，打开电视观看了“抗议者冲入总统府”的新闻直播，在办公室里模拟斯里兰卡与IMF的谈判，还在钢琴伴奏下演唱了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的竞选歌曲，在这首歌里，他将自己称为“战争英雄”，“将为我们效劳的英雄，将永远热爱这片母亲大地……”

此外，抗议民众在第二天清理了现场，并将在总理府邸中搜到的1785万卢比（约和5万美元）的现金上交了法院。
7月11日，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办公室宣布，整个内阁都同意，在全党派临时政府成立后辞职并将权责交由临时政府。

斯里兰卡律师协会向媒体解释，在总统和总理辞职后，将由国会议长担任代理总统。7月11日的各党派领导人会议决定，如果总统真的遵守承诺在13日辞职，议会将于7月20日投票选出新的总统，为组建全党临时政府铺平道路。反对党还希望，在六个月后举行大选。

经济学家们建议，政府应该专注于给穷人提供救济，解决贫困和饥饿问题，因为经济改革需要时间来解决。但最大反对党SJB的领袖、有望成为下一任总统的普雷马达萨（Sajith Premadasa）目前尚未提供更为明确的扶困计划，他说，SJB有一个能让国家摆脱目前局面的经济战略，需要四到五年的时间才能让经济像2019年那样重回正轨。

但由于拉贾帕克萨的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党（SLPP）仍在议会占有多数席位，最大的反对党SJB也仅在225席中拥有约50席，建立一个全党派临时政府也并非易事。

与此同时，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扔不知所踪。前财政部长、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的弟弟巴西尔·拉贾帕克萨在试图离开机场时，被机场工作人员阻止而未能成行。

在离开抗议现场的路上，我遇到了约拉尼（Yolani）和她的另外七个家人。他们住在十公里之外，早上也是走路到抗议地点的。街上为数不多的车辆都驶往“抗议村”的方向，她可能不会像早上那样，幸运地搭到车。两辆大巴载着军警驶过，坐在最后一排左侧的一名士兵，朝窗外的民众竖起了大拇指。

“我们的车已经两个月没有开动了。我们以前没有这么好的路，但我们的生活更好。”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