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節：爸爸羞辱、豬隊友抑或當代暖爸？網路時代父親形象的構築

鄧正健，香港文化評論人，劇場研究者。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博士，曾於多間大學任客席講師，從事文化及藝術評論逾二十年。著有個人評論文集《道旁兒》。現居英國。

又到父親節，社交媒體上一片分享跟父親慶祝節日的帖文，禮物與美食，然而在此當下，亦是一個讓我們反思網路時代教養現象的機會。按每年六月第三個星期日，是很多國家的父親節。這個節日的由來是源自一個平衡原則：對父親需要有著跟對母親同等的重視。而父親節跟母親節兩個節日，皆起源於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先說母親節的起源，一位名為賈維斯（Anna Jarvis）的女士，一直與母親生活，且終身未婚。1905年，賈維斯的母親逝世， 她一方面為了紀念母親，另一方面眼見很多在一次大戰中陣亡軍人的孤母遺孀孤苦無依，便發起以其母逝世之日為母親節，並極力呼籲官方和民間嚮應。母親節的慶祝活動於1908年5月10日正式開始，到了1913年，美國國會更通過議案，將每年五月第二個星期日定為法定母親節。

至於父親節，則是由一位名叫杜德夫人（Sonora Smart Dodd）的女士，在參加完母親節慶祝活動後發起的。杜德夫人的父親是一名鰥夫，在妻子難產過世後，他獨力撫養六名子女，並一直沒有續弦。1909年，這名父親去世了，杜德夫人有感父親對家庭的付出，便效法賈維斯的做法，推動設立父親節，並在1910年舉辦第一次父親節活動。卻直到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遜（Nixon，尼克森）才簽署法案，將六月第三個星期日（也是杜德夫人之父逝世之日）定為法定節日。比母親節遲逾半個世紀。

禮物商品進一步強化性別在家庭角色中的刻板印象，如常見的父親節禮物則西裝、公事包（出外工作），運動用品（好動），電子產品（兼具工作和娛樂功能）等。

母親節之所以流行，有其歷史因素：因為一次大戰，產生大量父親缺席的家庭，從而令母親對子女的付出變得更能感染當時的美國社會。不過當中亦另有文化和心理因素：在傳統家庭結構中，母親一直承擔著撫養兒女的責任，即使不在戰爭時期，兒女跟母親的關係一般遠比跟父親親密。心理學上亦有孩子跟母親的「感情紐帶」（bonding） 的分析，強調在孩子在早期成長階段中，由對母親的依賴而產生安全感，而在這種關係紐帶中，父親往往是不在場的。換言之，歌頌母愛既是人類文化中的常態，也是人類成長條件使然的普遍產物。反而像杜德夫人那樣，因母親早逝而令父親必須「父兼母職」，讓父親展露對家庭關係的付出，才不是在傳統家庭結構下的常態。父親之愛，自然也不是文化中最流行的產物。

「爸爸羞辱」：刻板印象與節日命名

今天很多國家都跟隨美國，分別在五、六月慶祝母親節和父親節，其中亦包括香港。不過像很多節日一樣，今天的母親節和父親節早已滲雜了許多消費主義的色彩，這不難反映在贈送禮物的環節上：商品廣告一直宣稱，要表達對父母的愛意，就得送禮物，於是你必須消費，並在各種商品中發現子女敬愛父母的美好（但廉價）的故事。而商品亦進一步強化性別在家庭角色中的刻板印象，這恰恰也是兩個節日由來的歷史社會條件。

常見的母親節禮物有廚房用品（負責家中膳食）、按摩椅（辛勞做家務）及護膚品（女性必須外表美麗）等；而父親節禮物則有西裝、公事包（出外工作），運動用品（好動），電子產品（兼具工作和娛樂功能）等。於是，在近年尤其在西方世界的一些關於母親節和父親節的討論中，經常得接受女性主義的檢驗。像上述性別定型的批評只屬表層，更深入的討論往往涉及對父權家庭結構、教養（parenting） 以至對節日命名的挑戰。

亦有所謂「爸爸羞辱」（dad shaming），一般是指公眾嘲笑父親在育兒和家務工作的笨拙。當一名父親無法履行這一責任時，就會受到輿論壓力而形成羞愧心態。

例如，過去一直有所謂「媽媽羞辱」（mom shaming）的現象，意指公眾對母親育兒方式的指責，致令母親對自己無法做好母親責任而感到羞愧。其中最常見的指責之一，就是母親以配方奶粉代替母乳喂哺嬰兒，社會上大量的育兒資訊都提倡母乳的好處，因而形成一種輿論壓力，就是母親改用配方奶粉是因為「懶」、「不關心孩子健康」，繼而產生羞辱效果。

同樣地，亦有所謂「爸爸羞辱」（dad shaming），一般是指公眾嘲笑父親在育兒和家務工作的笨拙。這現象衍生自近年對社會對教養理念的更新，簡單地說，就是父親需要一定程度地承擔照顧子女的責任。同樣地，當一名父親無法履行這一責任時，就會受到輿論壓力而形成羞愧心態。女性主義者對母親節和父親節較溫和的批評，通常集中在家庭角色的性別定型上；但部份激進觀點則會上升至上述的「羞辱」層次。

另一方面，對於節日的命名，亦有人提出過一些很「政治正確」的想象。例如在1994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Clinton，柯林頓）簽署議案，將七月第四個星期日定為「父母節」（parent’s day）。而聯合國亦在2012年把6月1日定為「全球父母節（global parent’s day）」。這個設定相當溫和，卻淡化了父母親跟子女關係上的差異。另外，亦有人提議將父親節改名為「Special Person’s Day」，此建議原意是讓一些沒有父親的孩子不致被排除於節目之外，而其中更隱含著對「多元成家」的重視。

華人教養：家長式，親恩文化，巨嬰教養

這是對華人的父母印象與教養觀念起源的一個很好的描述：「母親」投射出來的，是帶有情感勒索成份的愛，而「父親」則是作為家族、或甚是國家（華人語境中即時有「家國」並稱的說法）的象徵，子女對父親多只有「敬」而缺乏「愛」。

在台灣，父親節一般在八月八日慶祝。這個日子起源於1945年上海，民間在抗戰勝利後發起「八八父親節」，取「八八」為「爸爸」諧音，而「八八」的字型也像一個「父」字。而成立節日的理據是：紀念八年抗戰中陣亡將士的父與兄。這一官方說法是明文脫胎自賈維斯在美國倡議母親節的說法，卻將紀念對象由將士的「母親與妻子」改為「父親與兄長」。顯然，

華人社會一般以「家長」稱呼父母，在意思上，並非跟英語中的「parent」完全對應。Parent一詞在拉丁語系中有「帶來」、「讓其出生」 之意， 僅說明了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血緣關係。但「家長」則是指「一家之長」，傳統上是專指父系社會中的宗族支配者。英語中有paternalism一詞，可譯作「家長式作風」，其詞根pater便有「父親」或「父親的行為」之意。

從八八父親節的起源，可以反映出華人社會傳統對父親的想像，遠比西方更具父權色彩：父親是家庭支配者，父親對子女所施予的主要是管教、灌輸道德觀念（例如八八父親節的愛國主義）、以及管束其行為，而不是養育之愛和安全感。子女對父親的情感也主要是敬重與恩情，而不是成長中的「感情紐帶」。

有一首在華人社會相當流的歌曲，叫《世上只有媽媽好》，歌詞很短，摘錄如下：

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個寶，
投進媽媽的懷抱，幸福享不了。

世上只有媽媽好，沒媽的孩子像根草，
離開媽媽的懷抱，幸福那裡找。

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不知道，
要是她知道，夢裡也會笑。

「恩親」的說法淡化了父母跟子女之間無條件的感情紐帶，卻強化了兩者「施恩」與「回報」的道德互動，它巧妙地避開了作為傳統封建思想象徵的「孝」這一說法，但同樣有著隱晦的情感勒索成份。

歌曲簡潔明朗地寫出了母親與子女之間最質樸的感情紐帶，母親之愛是無條件的，是子女情感的安全網。 相對而言，並沒有一首歌頌父親的華語歌曲能像《世上只有媽媽好》那般膾炙人口。一般歌頌父親的歌曲，更多強調父親對子女的恩德、教誨，有時是懷念逝去父親對子女在養育上的付出等等。

推而廣之，華人社會也會把「感恩」表現在對母親的情感當中，於是產生了「恩親」或「親恩」的說法。「親」說明了跟父母在血緣和宗族上的關係，「恩」則是情感性質，這個觀念淡化了父母跟子女之間無條件的感情紐帶，卻強化了兩者「施恩」與「回報」的道德互動，它巧妙地避開了作為傳統封建思想象徵的「孝」這一說法，但同樣有著隱晦的情感勒索成份。

內地禁書《巨嬰國》（武志紅著，2016年）曾經描述過一種親子關係，可說是這種情感勒索的極端版本：在內地，傳統家庭角色的觀念仍然很強，父主外母主內的結構相當牢固，由於母親幾乎是獨力承擔教養兒子的責任，於是母子的感情紐帶亦變得十分堅靭。書中描述的「巨嬰」，其中一個意思就是指，很多內地男性自小受到母親的全方位庇護，造成對母親的強烈依戀，到長大成人後，男性往往仍然需要在母親的護蔭下才有安全感，就好像一個心智上長不大的巨嬰一樣。

書中亦提及，即使到了男性娶妻成家，仍然無法如精神分析所描述一般，將對母親的情感投射移情到妻子身上。反而，母親卻總是想像媳婦會搶走兒子，令中國傳統家庭中的婆媳矛盾情結持續放大。兒子成為母親和媳婦之間的磨心，無法處理亦不懂面對，只好全面退出家中事務，寄情於外面的工作。於是，當媳婦誕下嬰兒後，上一代的感情紐帶又開始重演：在丈夫缺席家中事務、而家婆（廣東人對丈夫母親的叫法，亦即北方之「婆婆」）又不斷逼迫自己的劣勢下，媳婦只能將所有感情投放在襁袍中的兒子身上，結果將「巨嬰」的因子延續下去。

當然《巨嬰國》所描述的未必完全反映一般華人社會、或甚只是內地社會的狀況，然而這卻是對華人的父母印象與教養觀念起源的一個很好的描述：「母親」投射出來的，是帶有情感勒索成份（哪怕是程度很輕）的愛，而「父親」則是作為家族、或甚是國家（華人語境中即時有「家國」並稱的說法）的象徵，子女對父親多只有「敬」而缺乏「愛」。

八八父親節是典型愛國主義的產物，讚頌父親如何在日常家教中鼓動兒子愛國情懷，激勵抗戰士氣，而不是感激父親在養育中所付出的愛。從此起源，可以反映出華人社會傳統對父親的想像，遠比西方更具父權色彩。

網路世界：「Sharenting」與暖爸形象建構

不過，對於在網路世界中成長、現在已紛紛成為父母的年輕一代來說，教養的觀念正在改變。雙職父母早成常態，對育兒的理念和責任亦變得愈加複雜。例如在香港，依賴「外傭」（外籍家政工）或祖輩幫忙照顧孩子，基本上是一般年輕家庭所必須的；而由於網路資訊發達，年輕父母現在已普遍接受以下三種育兒觀念：

一、育兒不能完全假手於人（家政幫工或祖輩），而需要一定程度上親力親為；
二、祖輩的育兒知識並不完全可靠，甚至有不少所謂傳統經驗是不科學、或對教養有壞影響的。因此，親自學習育兒知識是必須的。而互聯網就是主要途徑之一；
三、傳統「男外女內」的家庭角色定型已不合時宜，年輕父母已經普遍接受教養是父母共同承擔的責任。

話雖如此，現今教養問題不只涉及到「如何養育兒女」，更關係到為人父母如何平衡教養責任、教養知識和信念的取捨、以及來自家族（主要是祖輩）及坊間的壓力（例如媽媽／爸爸羞辱）的問題。

現今網路一代的父母普遍浸淫在「Sharenting」的風潮裡。Sharenting由share和parenting 兩字合併而成，泛指父母將自己育子教養的過程在網上分享的行為。華文語境中尚無一個統一貼切的譯法，按字面意思有譯作「分享教養」或「父母分享」，內地和台灣則有「曬娃」這一流行語，亦有人強調這行為的負面影響而譯作「分享教養成癖」。

對sharenting的行為作出批評，並非旨在希望年輕父母不再「曬娃」，而是把「曬娃」行為變成parenting的一部份。parenting不再僅指「如何教育子女」，更包括「如何成為父母」。而台港社交平台上的sharenting現象仍有著性別定型的痕跡。

對於這個現象，一般批評主要集中在兒童私隱問題上，即sharenting令兒童在不知情和非自願的情況下，留下大量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例如美國法律學者普倫凱特（Leah Plunkett）在其著作《分享教養：為何我們應在網上談論孩子前三思？》（Sharenthood: Why We Should Think before We Talk about Our Kids Online , 2019）中指出，父母在分享子女照片和資訊時，往往缺乏對這行為之長期影響的考量，一方面他們剝奪了子女「不參與」或「初次參與」社交媒體的權利，另一方面亦無視子女自小便暴露於網路公眾眼光下，到底有何風險。

不過，撇除一些極端的個別例子，現今父母對網路風險的認知，亦跟他們對教養知識的了解一樣，一直在增進。對sharenting的行為作出批評，並非旨在希望年輕父母不再「曬娃」，而是把「曬娃」行為變成parenting的一部份——在這裡，parenting不再僅指「如何教育子女」，更包括「如何成為父母」（香港即有「生仔要考牌」的說法），當中牽涉到怎樣理解sharenting 對parenting 的影響，以及在sharenting 過程中所必須承擔的責任等。

正如一般社交平台的分享行為一樣，sharenting的作用主要是「自我形象建構」和「尋找認同」，對於分享子女照片和資訊的網路風險，不少父母已有所警剔，一方面他們會謹慎選擇社交平台的私隱設定，另一方面亦如普倫凱特書名所言，要在分享之前「三思」。而台港社交平台上的sharenting現象仍有著性別定型的痕跡，例如一般母親的分享比父親的更多和更有系統，就筆者觀察所得，父親分享的多是跟子女的相處、遊玩和學習的生活點滴，隨機性較強；而母親則更多分享育兒的細節，有些母親更鉅細無遺地從懷孕、生產、餵哺到子女成長不同階段的細節，都積極分享。

傳統上，這類在教養上遇到困難時所獲得的情感支持或知識授予，多數來自家族成員或最密切的親友，如今sharenting則成了另一個出門，讓他們可在網路的家長群體中獲得充份的支持。

必須注意的是，這些sharenting的行為雖有網路私隱的風險，但同時亦是父母在他人面前構建其「理想父母形象」的過程，而這個「理想父母形象」的想像則與他們對parenting的理解和信念有關。例如，當分享嬰兒可愛動人的照片，就是在塑造自己慈愛的形象；又如母親分享丈夫幫忙育兒的過程，可能是褒揚丈夫有力幫忙，亦可能是嘲笑丈夫不懂育兒技巧，隨手再加上「#神隊友」或「#豬隊友」之類的hashtag，其實也是在社區平台表現他們對夫妻之間在教養責任上的理解和分工；又或者當母親分享子女鬧脾氣等令人抓狂泄氣的行為時，正是要在網路上獲得其他父母的認同。傳統上，這類在教養上遇到困難時所獲得的情感支持或知識授予，多數來自家族成員或最密切的親友，如今sharenting則成了另一個出門，讓他們可在網路的家長群體中獲得充份的支持。

在sharenting的現象下，年輕一代的父親形象也產生了一些變化。例如父親們更願意公開他們參與傳統上主要是由母親完成的貼身教養工作，像嬰孩時期要餵奶換片（換尿布），子女成長過程中需要照顧的起居飲食等；有部份父親更會坦率地表現對子女的慈愛，如跟子女一起的親密照，或在文字上流露對子女的情感等。這些形象，亦逐漸形成一種parenting的範式，在今天的華人社會裡，愈來愈多年輕一代摒棄傳統的家庭角色分工，並將「暖爸」視為模範父親的形象。

三代同堂？年輕父親想要做什麼

藉著「暖爸」的模範父親形象，年輕父親既否定了舊式教養智慧，亦以更親和的面貌鬆動老父的傳統父親形象，以建構三代同堂的感情紐帶，而不是傳統家庭觀念中壁壘分明的輩份觀念。儘管以sharenting為自己塑造「暖爸」形象，並不代表自己真的是「暖爸」。

至於適逢父親節，年輕父親亦透過分享與其老父（即三代同堂中的「祖父」）的慶祝活動，重建一道連繫「父—子—孫」三代的感情紐帶。如果說，傳統父子關係因缺乏parenting的感情紐帶而淡如清水，當兒子由反叛的青春期進入成年，繼而成為父親之後，他們反而會在教養子女的過程中，刻意領略自己跟老父的關係。在一些sharenting 的內容裡，「三代同堂」的畫面也是經常出現的，分享者所要塑造的，不只是三代同堂的幸福畫面，更是要表達當兒子成為人父之後，父親老去，自己卻成了家族紐帶中的「家長」。這看似跟上述「暖爸」形象相矛盾，但實際上這一轉化，通常並非精神分析學派所說的「弑父情結」，而是要更柔性地調解前述的「巨嬰式」輪迴。

藉著「暖爸」的模範父親形象，年輕父親既否定了舊式教養智慧，亦以更親和的面貌——即作為跟兒女關係親密的「暖爸」——鬆動老父的傳統父親形象，以建構三代同堂的感情紐帶（而不是傳統家庭觀念中壁壘分明的輩份觀念）。例如在香港文化中，父親節的主要慶祝活動不是送禮，而是跟父親「飲茶」。在「一盅兩件」（粵式飲茶中一杯茶兩籠點心）跟小孩玩鬧的畫面之間，年輕父親（即老父的兒子）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一張「跟爺爺飲荼」的三代同堂照片，就能將「慈父」與「孝子」有機地集於一身，其「暖爸」形象就更加立體了——

當然，以sharenting為自己塑造「暖爸」形象，並不代表自己真的是「暖爸」。但在父親節當下，我們反思教養、反思家庭角色的問題時，或者會發覺：時代正緩慢地進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