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你信嗎？這世上，有些字，就只屬於「香港」這座城市。而這裡是關於「香港字」的四則故事，從十九世紀初到今天，有的字曾在歷史雲煙淹沒、一百多年後突然重現荷蘭；有的字就在香港街頭行人步足之間；有的字在人儘皆知的標語上，待人重生。造字人說，表面是字，內裏是根。

90後的香港女生吳楚瑤（Seewhy）鑄造每一粒「香港字」之前，都翻一翻從香港寄來荷蘭的《康熙字典》。先查字義，分析結構、筆劃，確保字模放在九宮格的方框正中，不偏移半分。每一粒字模她都拿上手，認真地辨認它，觸摸它，字模裡有太多不是常用漢字，而且她認的字都是凹凸顛倒——「耶」和「弭」幾乎混淆。

每粒字要鑄造二十顆。鉛字不可太輕，必須約為7g。她鑄字時，心裡默念那粒字，二十遍。鑄完檢查，又再重頭念。像念經，或者咒語。有時是冥想，有時一到夜裡就夢見字飛來飛去。

她笑說：「開始能看到牆上有字，像我在荷蘭神秘學圖書館看過的煉金術符號。」Seewhy檯頭有本香港寄來的董啟章小說《香港字——遲到一百五十年的情書》（新經典文化，2021年11月）。小說中的主角晨輝，同樣因為研究「香港字」，能與字靈溝通，覺得自己「痴咗線」（發瘋了）。

故事一：19世紀，香港／2018，荷蘭

第一批鑄造，寄回香港的字，據說險些寄失。是《聖經》創世記第一句：「太初之時上帝創造天地。」

被選中的孩子

Seewhy大概一生人沒有以此方式，接近過中文漢字，與一批熟悉又陌生的活字如此「神交」。董啟章的小說上寫：「活字，即有生命之字。」「凹凸相成，陰陽互補，無限再生，循環不息。」Seewhy驚嘆，中文漢字之偉大，數量之多。「實物放在手上，有別於你在電腦或者書本看到，令我知道什麼叫真，什麼叫美。」

香港字的獨特結構，今日我們常用字體中鮮見，古樸，有手造質感。字體設計師陳濬人以字體角度來看「香港字」，他形容：「香港字有傳統漢字的美感，因為筆劃多了弧度，也更靈動。而這種結構的造字，我們已經遺失了。」

第一批鑄造，寄回香港的字，據說險些寄失。是《聖經》創世記第一句：

「太初之時上帝創造天地。」

是關於創造。最先是天地，然後光，穹蒼，大地，海洋，動物，最後是人類。其後人類創造更多其他。據說第二批寄回香港的字，有一段是關於希望、盼望。來自《聖經》詩篇：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香港字有傳統漢字的美感，因為筆劃多了弧度，也更靈動。而這種結構的造字，我們已經遺失了。」

Seewhy手上的字模由1860年「香港字」翻鑄，眼前那台荷蘭的古老鑄字機，有六七十年歷史，而二十幾歲的自己，是見證、紀錄和親手重鑄「香港字」的香港人。三者年代之距，奇妙地牽連一起，卻也因為年代之間隙，令鑄字困難重重。

字模有點歷史，損耗不一，清潔和調校字模是最耗時。每次鑄字機必要預熱一小時，但太熱，鉛無法凝固，不夠熱又融不了。在鑄字工房，夏天太熱，或冬天太冷，人都無法工作。特別是一部已工業化的鑄字機，面對的是比自己古老近一個世紀的字模。另外，韋斯特贊鑄字工房第二代接班人Ronald Steur有時也搞不定那台老爺機，Seewhy學的則是第三代知識。

每天都出現不同的技術困難，還要遇上世紀疫症，工場開了又關，關了又開。

過程煎熬，不是沒有想過放棄。Seewhy卻說起了「命定」：「我有很強烈的感覺，我來荷蘭，甚至之前在香港理工大學受過的訓練和學習，一切鋪排，就是為了要做這件事。」她形容自己是「被（香港字）選中嘅細路。（被選中的孩子）」

Seewhy在理工大學修讀設計，很早就認識版畫工作室項目總監翁秀梅（阿翁）。2019年申請了荷蘭工作假期簽證，進行自己的神秘學與符號研究。最初她只負責以攝影和錄像，紀錄尋找「香港字」的過程。

而當韋斯特贊鑄字工房第二代接班人Ronald Steur在某一日突然聯絡阿翁，說自己找到了一批失落的十九世紀香港字模的下落，阿翁遂赴荷蘭，決定與Steur一起開展重鑄「香港字」的計劃。這個過程中，他們需要懂中文字的人幫手，便有了2020年初Seewhy加入，身兼協助鑄字、紀錄和研究幾職。這時，Seewhy才知道原來，鑄字工房與她的住處，僅相隔兩個街口。

它是橋：接通香港與世界

「被譽為19世紀中葉最美、最完整、最先進的中文活字，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文活字，在香港鑄造。」

冥冥中的註定，或發生在更早。阿翁說，這套十九世紀「香港字」字模能百多年後，在荷蘭重見天日，許多運氣和奇蹟造就，「幸運過中六合彩。」

阿翁是版畫工作室項目總監，她早於在2016年辦國際研討會，翻查到「香港字」的歷史。據說，她在印刷業商會戰前會刊找到「香港字」三個字，上面第一句：

「香港字已經是一個歷史名詞。」

她說：「當年上海及中國其他城市已經很多不同的字模，香港字已經變成黑白電視機。歷史上的淘汰是必然。英華書院最後一批的『香港字』活字，賣給中華印務總局，用作印《循環日報》，即中國第一份社論報紙，直至戰前戰後已經漸少再用到。中華印務總局關門後，整套字模散逸，到今日未聽過其蹤影。」

2018年，她收到荷蘭韋斯特贊鑄字工房基金會主席Ronald Steur的信，提及他在荷蘭萊登國家民族學博物館的倉庫，找到一批「香港字」鉛模。

「被譽為19世紀中葉最美、最完整、最先進的中文活字，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文活字，在香港鑄造。」阿翁說，令她最感動，是當時中國木雕技術很成熟，一般來說，沒有急切需要，中國人不會蠢到花二、三十年製作中文活字。

「但傳教士不能接觸到中國的雕版師傳，只好自力更生。對傳教士而言，傳教是神聖任務，會不惜工本去做。這件事在中國人世界，或以商業角度，是絕不會發生。」

十九世紀初，清政府不允許外國人到中國傳教，傳教士遂以《聖經》或宗教刊物、書籍代替。傳教士馬禮遜先在澳門成立印刷所，刊印中文小冊子和翻譯聖經。隨後不同的傳教士如戴爾，先後在馬來西亞、馬六甲等地鑄造中文字。1851年，這套中文活字輾轉來到香港英華書院鑄造，繼而面世。

阿翁說，馬禮遜教東印度公司的員工，都是教廣東話。最早移居外地的華人來自廣東，其次是福建。傳教士最早到中國，也先到廣州一帶傳教。「所以『香港字』有保存了最早期的廣東語系。」

如果以印刷本追溯，約1850年代「香港字」開始在世界流通和應用，阿翁的團隊最後一份追溯到的印本，印於1958-1960年間。「『香港字』足足流通了一百年，不止香港，我第一次見到份印本，痴線（瘋掉了）！『香港字』除了是本土文化身份，一開始印《聖經》、由德國漢學家羅存德排印的《英華字典》或者理雅各出版的《中國經典》，不只是給本地人看，也不是給只懂中文的人看。我覺得它是橋，接通世界不同地方，香港一直是國際商埠，『香港字』隨貿易賣出去，到馬來西亞、悉尼、新加坡、荷蘭、中國等，印刷速度快，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它用於高至漢學研究，或者報章雜誌，如王韜創辦的《循環日報》等；也可以好貼地，印豬仔契，印《無師自曉》（翁按：華工用通勝拼音學英文）。這件事很香港。」

阿翁曾在《明報周刊》的訪問提過另一點，「香港字」的出現，令到印刷速度快，書冊印製變精美。對知識普及、眼界均落後於世界的清末時代，特別重要。

香港文化：一直這樣轉口出去

「香港作為轉口貿易港，連字都可以賣。戰後，香港報紙的文章版權賣去馬來西亞，在當地再印，不是一門小生意。香港華人作家的文章，也曾賣版權給美州等報紙翻印。」

「50年代，悉尼報紙講過，『香港字』是來自香港最先進的科技，不只在傳教，或者漢學上有價值，我看到對於華工、被賣的豬仔這些階層，都是很重要的聯繫渠道，這批字是由香港出發，去到他們討生活的地方。以《無師自曉》為例，是一本生存手冊，不只告訴你異地求職，蔬果種類、種植知識，洗衫、餐廳等衣食住行，連你惹到麻煩，教你去警察局保釋的資訊也有。」

《無師自曉》是一本給華工的英語自學手冊，1896年，由澳洲華僑領袖孫俊臣向中華印務總局購入「香港字」出版而成。

這套字最初由「聯合國」創造出來，即來自不同地方，如孟加拉人、南亞人，英國人，中國人等。董啟章在小說《香港字——遲到一百五十年的情書》也一再提到：「香港字，也是世界字。」阿翁的團隊開始研究，香港字，究竟曾去到多遠？除了荷蘭，有沒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它？或者透過華人網絡帶去其他國家，如其他歐洲國家，可能在唐人街或者華人社區出現？

「香港作為轉口貿易港，連字都可以賣。戰後，香港報紙的文章版權賣去馬來西亞，在當地再印，不是一門小生意。香港華人作家的文章，也曾賣版權給美州等報紙翻印。」「香港字」或者「香港人的字」，和香港的發展，香港怎樣來，一切吻合。

她說，香港文化，一直是這樣轉口出去。

香港字所代表的，比起前年《字裡圖間—香港藝術傳奇》展覽所展示的歷史脈絡，更為廣袤，阿翁說，研究要繼續做下去。版畫工作室計劃將向各方籌錢，如資金條件充足之下，決心鑄造五千粒「香港字」之餘，也計劃變為電腦字體，都是艱難的工作。

奇蹟不完全訴諸巧合，或彩數，或者人的堅持也是奇蹟的一部分。「就像傳教士的堅持，令他們不計成本，做了世界第一套中文活字出來。Ronald的堅持，幫我們在博物館倉庫底，奇蹟地找回這套字模。我們也有個堅持，要保留「香港字」，把它的故事找出來。」她說。

故事二：造字革命，香港人先行一步

黑白電腦與「儷宋」

「世界上第一套電腦繁體中文字體，也是香港人造的。我很榮幸有份參與。」

EVA字體設計師周建豪（Francis）1987年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後，就已經入行，三十多年來，是跨越不同重要年份的字體設計師之一。包括從由早期人手繪製植字，過渡至電腦造字之前，他最早加入字體界傳奇人物郭秉權的字體創作中心。郭秉權是第一代製作日本字體的香港人，七、八十年代幾乎壟斷成個香港印刷行業。

經歷過手繪、植字年代，造字於Francis而言，是門手藝，逐筆專精地練回來。八十至九十年代之間，Francis同時見證字體最革命性的改革，從手繪字轉至由電腦設計字體。

「世界上第一套電腦繁體中文字體，也是香港人造的。我很榮幸有份參與。」

他記起，字體設計師柯熾堅，最早就想到用電腦造字，買來一部8吋大的黑白電腦，即當時最新款的電腦MacPlus，還有Fontographer1.0 版本的字體設計軟件等。大約四萬元，三十年前等於一架車，或一間細單位的首期。「他示範用電腦勾個中文字出來，我記得，勾的是世界的世字。世字橫橫直直，應該很容易，手繪五分鐘完成，當時他花了二十分鐘，還要不好看。我們疑惑，究竟行不行。」這個實驗，柯熾堅自掏腰包，試行了一年。

1984年，柯熾堅連同一班字體設計師，也包括Francis，加入Monotype，用電腦PostScript技術開發了全世界第一套中文電腦字體「儷宋」字體，比台灣、日本最先走出革命性的一步。「這是很有遠見的一步。」

因為字體設計公司Monotype，想搶占未出現的中文電腦字體市場， 決定合併柯熾堅的字體設計公司China Type，投入資金開發成其事。Francis說，最直接的原因是市場關係，有資金支持，所以香港人就創造出來了。

EVA明朝體：新世紀福音戰士

1991年Francis參與Fontworks 香港團隊，設計為人所熟悉的新世紀福音戰士EVA 明朝體（即Matisse，2015年改良為Matisse-EB）。問他為什麼偏偏是香港人設計的字體，被導演庵野秀明相中？或者也解答了，為什麼偏偏是香港字體設計師，開發全世界第一套繁體中文電腦字體。

「那個年代，電腦造字才剛剛開始，日本造字先行少少，但大部分日本的造字公司，過百年歷史，以一貫的手繪起稿造字，要那班老師傅轉電腦造字，非常困難，所以轉身非常慢。但香港人一來就用電腦造字，起步快，靈活變通，可以即時霸占日本電腦字的市場。」

「日本造字先行少少，但大部分公司，過百年歷史，以一貫的手繪起稿造字，要那班老師傅轉電腦造字，非常困難。但香港人一來就用電腦造字，起步快，靈活變通，可以即時霸占日本電腦字的市場。」

Francis沒有把EVA字體的成功吹捧上天，他淡淡然說，當年庵野秀明青睞他設計的字體，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因為當時電腦字體選擇少，而且如Matisse那種粗度的字體，更少。

「當年Matisse的設計概念，採用最簡單，最平實，無花巧。因為當時團隊二、三十人，都是年輕人，不太懂得字體設計的概念。你不能把它搞到雕龍雕鳳、太多細節要他們兼顧。基本上砌得成個字已經阿彌陀佛了！」為了容易控制，也為了容易生產，有別於日本人的雕花精工，香港人的快靚正派上用場。Francis說，現在年輕人都認為EVA 字體是一套反抗極權、大嗚大放的字體。「當時邊諗咁多？」（當時哪有多想？）

他也是七、八年前才知道自己設計的字體，因為一套經典動畫而爆紅。令到一套字體，甚至與《新世紀福音戰士》，一套經典動畫，畫上等號。

「字體的視覺衝擊大，說到底，是因為排版。那種排版方式來自六十年代，有個導演，叫市川崑，他最喜歡L形的字體排版。因為排版，才令字體如此凌厲，有粗度及質感。」如果要他擬人化形容EVA字體，他說，反而像一個戴著粗框眼鏡的中文老師，四平八穩，穩穩陣陣，而非什麼英雄、抗暴少年，或被選中的人。Francis笑說：「就像我的一生。」

字體行業在香港：二十年真空

他說，每一粒字是一個獨立的，新的設計。他最享受，是每天埋首在幾百個新的創造之中。

兩年前，香港最後一間有規模的字體設計公司Mono Type關門大吉，搬去內地。Francis說，大概全港寥落地剩下他這間中文字體設計公司，還要專門設計日本漢字，幸好日本字體市場大，每年需要大量新字體，不然無法營運至今。

「從來字體設計在香港，是非常冷門的行業。以前是，現在是。」因為造字是一行非常昂貴的行業，一切由零開始，製作字體的幾個月，近乎是淨支出。

眼見字體行業在香港，二十年是真空，幾乎沒有新人入行。「造字不會令你發達，但令你安安定定，不會餓死。」Francis說自己已經56歲，近年嘗試轉換身份，開始在理工大學教書，培育新血。

鄰近台灣起飛得快，民眾願意付出金錢，幫助眾籌的字體設計師推出新字體。例如香港字體設計師許翰文，聽說2021年他眾籌造新的字體「空明朝體」（約560萬港元），八成支持，都是來自台灣，而非香港。

另外，台灣也有一間叫「JUSTFONTS」字型服務公司，花了四、五年時間做大量字體推廣的工作，培育人才，如辦字體設計比賽，為贏得比實的設計師，推出屬於自己的字體。「要讓人見到夢想，就願意投身。」

Francis回想自己一世人，只做字體，沒有意識之下的選擇。見有工作機會，就一直做下去。或者說，是「整定的」（注定的）。

「告訴你我一個小秘密，我是色弱的，紅紅啡啡的顏色分不到。所以對黑白敏感，黑與白就是字體。」

他說，每一粒字是一個獨立的，新的設計。他最享受，是每天埋首在幾百個新的創造之中。

故事三：招牌海，今夜星光燦爛

霓虹記憶，庶民風光生活

大部分香港人都曾經疑惑，自己曾否親歷這一幀香港的城市景觀，一片招牌海，或是霓虹光海。抑或只是從電影、旅遊宣傳的那種香港印象而來。

每塊招牌，每粒飽滿的書法字或霓虹字，在狹長擠擁的街道，高高低低不知從哪裡伸展出來，彷彿眾聲喧嘩：看我啊，看我。白底紅字，或紅底白字，有高調炫目的看，也有低調殷實的看。總之沒有半分空白，抬頭望，密簇得不留一片天空。

理工大學設計系教授郭斯恆，是霓虹燈、香港招牌的愛好者及研究學者，曾出版《霓虹都市》、《造字匠》。他形容，香港的街道窄、短，濃縮，而且它的雛型與城市結構、城市規劃有關。

早年香港難民潮，霎間人口暴漲，必須商住混合——上層住人，中間是工廠、下面是地舖。每一區的規劃有消費區，就有招牌。「你站在某一個視點，層層疊，好像打架。這種街道結構，令視覺的刺激激增，叫招牌海。你在其他城市見不到，沒法如香港般密集，五光十色。」

在香港，不難找到這類社區，「望見招牌，就等於見到社區的所謂風光生活，或者庶民的起居飲食，代表各行各業，百花齊放。這些普通事物，建構起社區的視覺記憶。」這也是他們所研究，街道上的字如衣冠，招牌便是店舖的衣冠。見字如見一個城市的街道肌理，精神面貌。

郭斯恆說，這條街透過招牌，告訴你一個故事，或者一條街的內容。招牌和字體身本都是我們的文化所沉澱，累積而來的表現。

「這種街道結構，令視覺的刺激激增，叫招牌海。你在其他城市見不到，沒法如香港般密集，五光十色⋯⋯望見招牌，就等於見到社區的所謂風光生活，或者庶民的起居飲食。這些普通事物，建構起社區的視覺記憶。」

北魏真書：神級亦在消逝中

「叁語設計」設計總監，也是「北魏真書」字體設計師陳濬人覺得，香港街道上文字風格，剛猛生動，是其他華人城市所沒有的現象。

他家在上環，最為吸引他目光，想必是招牌上剛猛生動、字型獨特的北魏字體。

根據陳濬人及徐巧詩出版的《香港北魏真書》一書記錄，香港常見的書法招牌，風格統稱魏碑，應該最接近清代書法家趙之謙。他的書法影響力，延續至清末民初，更南下由廣州及香港的書法家所傳承，甚至透過華僑越洋的發展，再傳到海外唐人街的商舖招牌上。

1887年，趙之謙去世後三年，區建公在廣東出世。在中國歷史上清朝與民國交接的新時代，趙之謙的書法由以北魏書體獨步書壇的區建公，傳承至香港。

書是如此描述：「北魏體筆觸如游魚般靈動，鮮活，卻不會失去方向。無論在街上的哪個方向看，都可以感受到商號穩重地存在。」「北魏體招牌作品，建構香港街頭視覺的重要一環，如商號牌匾，政府機構，公營機構，書籍，建築物，甚至寺院提字，以趙之謙的為基礎，再結合區建公獨有，充滿魄力，剛猛挺拔的風格。亦影響了五十至八十年代流行的書法風格。」

「北魏體筆觸如游魚般靈動，鮮活，卻不會失去方向。這套北魏字體代表了香港某年代最重要的視覺文化遺產。華文社會來說，只有香港、澳門以及一些唐人街曾出現過。連中國、台灣都未曾出現。」

陳濬人自小生活在上環，周圍的招牌，不少出自區建公、蘇世傑的手筆。他覺得，北魏字體的精髓，反映在力度。為什麼看來充滿活力？正是因為單單一個起步的橫劃，就有很多變化；而每一筆的牽絲，都留下力的蛛絲馬跡，但撇捺好舒展。令你覺得，其力度，由是右至左，再至右，連收筆也是。

「這套北魏字體代表了香港某年代最重要的視覺文化遺產。華文社會來說，只有香港、澳門以及一些唐人街曾出現過。連中國、台灣都未曾出現。」說是遺產，想以自己的方式保育，也是因為他目睹北魏字體消逝的過程。

「市區重建，高地價，也關乎科技轉變，以前你做招牌你一定要找人寫。慢慢有電腦，就用電腦上的字體做招牌，變化越來越少。」

郭斯恆說，2010年開始，屋宇署的清拆令之下，每年拆很多招牌。他眼見，基本上霓虹燈招牌八成都拆光。《霓虹黯色》一書提及，2018年團隊在油尖旺至太子，找到七、八個霓虹燈招牌。現在都沒有了。換成LED，或者燈箱、膠版。色澤、氣勢，或者對條街的視覺衝擊，一一失去。

「招牌在城市景觀，就是一個年輪，每一個年代出現過的招牌記錄了城市變遷。」

在八、九十年代，香港最繁華、經濟最頂尖，廣告行業活躍，透過廣告，創造了好多文化身份和消費文化，當中涉及好多文字、字體的應用。他認為，字是人的根源性，代表了香港某一面受人忽略的文化根源。「盛載的東西很多。」

郭斯恆特別喜歡達明一派一首歌《今夜星光燦爛》。他說，這首歌出現，是因為1997年回歸後，大家不知道香港變成怎樣。燈光也反映一個城市的前途、生命，人住在其中的狀態，是一種隱喻。

「霓虹燈是城市其中一面，如今像脫皮般剝落，由其他物事取替，以延續城市的生命。我經常說，霓虹招牌也完成了其歷史任務，表面上死亡，卻滋養年輕人去尋找，什麼是香港人身份，霓虹燈所代表的香港故事。」霓虹燈也可以換成是招牌、招牌上的書法、路牌等城市視覺元素，是占領了空間、時間的集體回憶。

正如郭斯恆在《造字匠》中《日本學者論香港招牌》一文，引用山口文憲一段：「倘若你了解到招牌為什麼是那個樣子，你自然也會明白香港為什麼會是那個樣子。」

字體設計是面，底是身份和根

「誰不想做名設計師，做大師？個個都想。但造字本身，你一直是演繹千幾年之前的東西，這不是你由零開始爆出來，你一直是學習前人，而當中只有5%是你的東西。」

陳濬人在《香港北魏真書》序文寫道：「創作經常強調表現個人情感和思想，文字卻超越了此時此刻的個人創作，屬於一種與前人及亡靈的共同創造。」

他說：「字體所代表的價值觀，與我們慣常的很不同。平時我們習慣結果要快，我是最勁，一個好強的EGO。但造字體設計令我的價值觀有很大改變。以前想過做設計，誰不想做名設計師，做大師？個個都想。但造字本身，你一直是演繹千幾年之前的東西，這不是你由零開始爆出來，你一直是學習前人，而當中只有5%是你的東西。如果你要我寫Credit，鄭文公碑、趙之謙，區建公，一大堆亡者。」

字體設計漸漸與香港人身份掛勾，與香港十多年經歷的城市變遷、重建保育及社會運動有關。陳濬人研究和保育北魏真體，與這個時代脈絡是有關。

2006年他開始關注市區重建，前後發生灣仔利東街重建，以及中環天星皇后碼頭保育事件。他開始反思，自己作為設計師，如何回應社會及文化的問題，什麼謂之「香港設計」？而香港的設計反映了香港什麼問題？他選擇以北魏真書，即字，回應這些問題。

他覺得，字體設計是面，底是身份和根。

「為什麼一定將北魏字體，變成電腦字體？在最淺白的層面，延續香港優質的視覺文化。近十年，香港拆去的很多，因為地價、招牌管制，失去好多城市的面貌。」他常常問自己，什麼是香港設計？眼見香港很慣常模仿其他地方的設計，香港受潮流，也受別人影響，沒有自己身份，沒有自己角色，也沒有自己面貌。

「這是關乎再深一層，關乎身份問題，以及定位問題。為什麼沒有？因為沒有根，沒有人花時間建立根基。我想透過字體設計，建立根基，有身份認同，才有香港風格。」

自己作為設計師，如何回應社會及文化的問題，什麼謂之「香港設計」？而香港的設計反映了香港什麼問題？他選擇以北魏真書，即字，回應這些問題：「我想透過字體設計，建立根基，有身份認同，才有香港風格。」

故事四：造字江湖之眾字魔

李漢港楷：街頭書法小人物

「李漢港楷」字體設計師，也是第二代膠片招牌師傅李健明說：

「區建公（北魏字體）的地位是神級，李漢（李漢港楷字體）就是街頭書法的小人物。你可以想像，他們寫的招牌可能在同一個時空，同時出現過。你可能在上環海味街見到好多北魏字體，也可能在黃大仙街市的魚檔、肉檔見到李漢的書法。沒有高低之妙，不過出現的場合、功用大有分別。可以說他們是香港招牌字體其中兩幅拼圖。」

他覺得，新式電腦字、LED招牌或者噴畫、電視屏幕，都沒有所謂。最重要是百花齊放，或新或舊，有得你揀（可以讓你挑選）。

不是像現在，連街道招牌也開始「一言堂」，單一、即食。

郭斯恆提過，李漢港楷緣起於一個寫字佬李漢，一個招牌佬李威的合作。招牌和書法是五十至八十年代香港最有連繫性的行業，加上同姓三分親，兩人漸建立了情誼，兩人甚至以兄弟相稱。

在李漢退休回鄉前，因生怕李威沒有字用，就把字典裡的字都抄寫一遍，送給對方。

「最有趣是一個香港故事置嵌在一個字體之中，代表了父母輩艱辛歲月、七、八十年代逃難來香港，在自己工作崗位默默打拚的寫照，背後有一種情感的牽連。」

李健明記得，李漢最後一次親身送字帖來店舖時，是1992年。不久他們就購置了電腦，一架18吋闊的界紙機，內置兩套台灣字體。「幾好用，筆劃夠粗夠肥，街客看不到分別。只有我們分得到李漢那套字『香港一啲』（更香港一點）。」電腦字體方便好用，結果，李漢一袋約五千字的楷書、隸書招牌字，就收在抽屜，束之高閣，一直沒有用過。

「最有趣是一個香港故事置嵌在一個字體之中，代表了父母輩艱辛歲月、七、八十年代逃難來香港，在自己工作崗位默默打拚的寫照，背後有一種情感的牽連。」

「如果李漢未過世，他站在我面前，我也未必認得。」但李健明卻一直將那套書法字，放在心上。

「我覺得這件事很特例，以前的人上心一點，覺得你投契，稱兄道弟。我覺得李漢先生對我阿爸非常好，送如此大禮，你放在抽屜，肯定不是他的原意，他是要你去用。但那年代真的沒有辦法把那套字儲入電腦。我覺得，把它變成字體，才是最簡易，最實際應用字體的方法。」

二十多年過去，直到有一日，李健明聽到收音機，知道台灣有間字體公司Justfont，可提供服務，把李漢的手寫書法字，轉成電腦字。

2016年李健明推出「李伯伯街頭書法復修計劃」，以一人之力，前後花了四、五年時間，用軟件勾出字體外框、為字體編碼，校對字體等。

另外從五千字的原稿，將現成的字體分拆組合為香港字，微調，修改，完成了約七千字的「李漢港楷」字體。

也因為2020年眾籌數字理想，他另外完成了李漢通楷（勾通字體）。有台灣字體設計師告訴他，在繁體中文字的世界，並沒有這樣一整套勾通中文字。他認為，李漢通楷是世界上第一套電腦勾通中文字體。

李健明有點不置可否，眼見早年街頭上的書法家好多，多寂寂無聞，寫到退休就消失。唯獨李漢的書法和名字，因此留存，延續了香港街道一楨獨特的庶民風貌。「有兩個難得，兩個彩數（幸運處）。不是個個都寫那麼多字送來，也不是個個也會將之保育，電腦化。」

監獄體：70年代囚犯

在香港，造字的怪人、傻佬不只李建明一人。他和一班土炮字體設計師組成了一個名為「勁爆思創楊監硬李」的WHATSAPP群組（包括勁抽體、爆北魏體、思緒重生體、創科題、楊佳北魏、監獄體、硬黑體、李漢港楷）。

他特別提到，當中最狂熱的是設計硬黑體的阮慶昌，和保育監獄體的Gary。「他們一講到造字，就很開心，很興奮。我自己就說，完成了李漢通楷、李漢港楷，不要再叫我造字了！但造字於他們而言是聽歌、打機那種開心，沒有壓力。」

所謂的監獄體路牌，「道路研究社」創立人邱益彰（Gary）下了這一個定義：

「從70年代由懲教署的囚犯，所製造的舊路牌，字體筆劃尾端有喇叭口，以傳統中文格式書寫。」比起監獄體更早之前，有一款路牌字體，名為「工務體」，由當時的工務司署製作。但因為尚存數量太少，難以保育而作罷。

李漢港楷是一位「街坊阿叔」，監獄體便是「 一個貨VAN司機，一定是後生仔。」「（監獄體）有標準之中不標準的特色，看來不會一式一樣，沒有感情。我會說，（這個後生仔）是人文主義。」

「監獄體於我，是研究其他道路標誌的小小啟蒙。」作為道路迷，Gary在中學時已經開始留意路牌，見證了監獄體舊路牌，買少見少。印象最深刻一次，是2009年他看到元朗的朗字，被新的「朗」字遮蓋，效果非常差，而且他無論如何也記不起，舊的朗字是怎樣寫。

他似乎忘記，自小的功課簿，他寫的「朗」字，照著路牌的監獄體，一點寫成了一橫；左邊下部分，一剔一點，寫成了交叉。常被老師捉錯字。

2016年，Gary成立了「道路研究社」，他說當時社會氣氛興起本土思潮，身邊的人開始留意本土事物。「很多人可能覺得監獄體好岩巉（猙獰嶙峋），一粗一幼（細），但以那個年代，全人手製作，並統一性已經做得很好。」

他便開始透過Google Map街景及實地考察，紀錄了尚存的五百至六百塊監獄體路牌，未來製作為電腦字體。「每隔一個街口，十幾米就有一個路牌，是如此組成城市視覺文化的景觀。」

他預計這些僅存的舊路牌，有一日將逐一被電腦字路牌所取代。

Gary說，他從別人口中聽來自己所沒有經歷的九七前，即道路上監獄體轉變為電腦字體之前，所謂經濟發達，魚翅撈飯，人人安居樂業的年代。道路上新舊路牌的更換，除了是城市視覺文化的更迭，也見證城市變遷。

「沙田剩餘最多，約一百塊監獄體舊路牌。有人問，為什麼不是多舊區的九龍區？新市鎮因為預早規劃好，少改道，不像舊區因為早年規劃得不好，路牌自然換得快。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李健明這樣形容李漢港楷，就像一個熟口熟面，以前見得多，但慢慢少見面的舊街坊。「但他是什麼樣子？見到就認得，見不到你又好難用三言兩語形容他。他就是一個街坊阿叔囉，四眼肥肥的，我說這些特徵，又不足以在警署做一張樣貌拼圖。」

他也嘗試形容Gary監獄體的「人相」，說是「 一個貨VAN司機，一定是後生仔。」GARY向記者覆述之後，補充一句：「（監獄體）有標準之中不標準的特色，看來不會一式一樣，沒有感情。我會說，（這個後生仔）是人文主義。」

這套監獄字體尚在緩慢地製作中，沒有如北魏體、李漢港楷或重生體，進行眾籌。Gary寧願工餘時間，兼職造字，沒有靈感，沒有心情就不做，不受負擔眾籌的壓力和責任，靈活自由一點。

思緒重生體：重生俠，打出「覺醒」，打不出「想像」？

如果形容「重生體」是一個人？又是怎樣的一個人？

字體設計Roy Chan這樣想像重生體，是一個躁動不安的人。「多細節，但又凹凹凸凸，直頭煩！」再仔細看一看，Roy指著其中一組字「禁止進入」，說，你感覺到，他在大聲警告，不讓你行過來。

眼看「守城」、「守護」，「守望」，「守衛」，特別適合重生體這字型。「想像」又不太適合，太實在。「你不能用重生體打『想像』，你想像不到。沒有辦法，但你一打『覺醒』就有感覺，但『甦醒』就沒有。這套字很有性格，唔比面你（不給你面子）！」

Roy設計的「思緒重生體」，是一套結合了黑體和宋體，再加以回勾的標題字。字體名稱包含了兩套字，思緒體、重生體。

「你無可否認很『香港靈魂』、很『香港』的東西正在消失中。我就想，有無可能用字體喚醒它呢？字體不是喚醒各行各業，而是我們用重生體喚醒字體此界別的靈魂。」

思緒體是Roy最早設計的一套藝術字體，思緒體所代表的「思緒俠」，是一個很多善感的人，想自己成功之餘，身邊有人同行，緣途的風景能慢慢咀嚼。思緒俠代表他的初心，而重生則寄寓了香港重生。

「我最初做藝術字，最想做推廣和教育，讓多點人知道字體設計，願意令出金錢或者用其他方式支持字體工業，從而吸引更多人加入字體設計行業。後來我發現，一套電腦字體比起藝術字體，更接近大眾。2019年開始有造字的想法，至2021年有點回響，就覺得不如做吧！」或者真正推動他去做，是時代性。

三月時他曾在學者沈旭暉的網台節目，接受訪問，談及重生的意思:

「開始了重生體的造字計劃後，發現好多『很香港』的東西，慢慢在這時代消失，有聲或無聲的消失也好。你無可否認很『香港靈魂』、很『香港』的東西正在消失中。我就想，有無可能用字體喚醒它呢？字體不是喚醒各行各業，而是我們用重生體喚醒字體此界別的靈魂。只要不同行業有新的創意、創造性，是可以把香港靈魂喚醒。這也是名字的由來。」

Roy也曾思考字本身的根源性，於他，重生體是連結，連結，連結。由當下一刻，連結未來。「它的使用是難以想像，因為未發生，例如你未必想到用書法字體連結Mirror，或者Collar，但重生體就連結到。試想想，試當真現在用蒙納剛黑體，2022年後有否多一個選擇？」

今年一月開始，他進行眾籌，推出一套五千三百字的香港字體，預計騁請兩個人，每日做三十字。一年左右完成。訪問刊出之前，眾籌也達標了。

事後，Roy接受訪問，表示希望重生體將來能更中性地呈現，減少令人聯想背後有很強烈的MINDSET或者旗幟。為了更好地拓展中文字體的應用。

硬黑體：從32人到49人

「不應該覺得字體夠用，永遠都不夠用。不然日本字體設計何來興盛？就是因為覺得不夠用，才一直創新。」

李健明提及過另一位字體狂熱者，「硬黑體」字體設計師阮慶昌。

或者他是第一代土炮字體設計師——在資訊不充足的年代，電腦字體剛起步不久，56K上網隨時斷線、輕機的年代，或者他是90年代唯一一位不隸屬任何字體設計公司，不受薪，也不為搵食，以一人之力，花了五年時間完成一套萬多字的「硬黑字體」。

他說：「應該沒有第二個像我這麼傻吧？」

「我就是喜歡做市面上沒有的字體。」當年造字，目的純粹，就是因為當時市面上沒有呈直線、硬實的字體。為人所熟悉的蒙納剛黑體，比他的「硬黑字體」遲約十年才推出。2002年，「硬黑字體」推出之時，大眾仍是習慣到電腦商場買字體光碟安裝，阮慶昌索性把字體放上網銷售。

根據紀錄，當年的銷售數字只有32人。

其後十多年間，他發現很多的品牌或者廣告都用他的字體，如麥當奴、九巴等，以及後來他在書店看到DDED設計師Albert的《香港人自作業》，正是用硬黑體排版。「字體我明明做得硬梆梆，沒有想過他用得如此活潑抵死。」竟有一份地道港味。

2018年他推出「硬黑字體2.0」，增加千多個香港用字，銷售數字多一點，有49人。

「市場推廣，人際網絡，自問都比較弱。」但銷情並無澆熄阮慶昌的熱情，他已經著手造新的字體「娉婷體」。說如果硬黑體是男人，娉婷體就是女人，一剛一柔。

他很享受造字體的限制，特別要造出超過萬字的內文字，不如標題字，並不是所有設計元素都可能任意放進去。限制之下，字體數量如此多，有著廣袤無窮盡的創造空間。

「不應該覺得字體夠用，永遠都不夠用。不然日本字體設計何來興盛？就是因為覺得不夠用，才一直創新。」

尾聲：除了「香港字」，別無他名

近年眾籌平台興起，也因為本土意識高漲，越來越多香港人參與字體設計。不同的受訪者都分享，有好，也有隱憂。最怕是一股水過背鴨的熱潮，香港字體設計或停留在表面的膚淺狀況。

訪問時，陳濬人提出一個很好的核心理念，或可作為參考與反思。他一再引用，錢穆的話：「文化是共同人生，經過長時間蘊釀而來。」

「傳統文化有好，也有不好，有的適合延續，有的不適合。我強調現代化，是字體好重要的環節，要思考如何延續給未來的人也可以使用。造字過程，花很多時間，找其中的精髓，從中將之演繹為適合今日生活所用，才叫設計。過程是漫長，很累人。」

也唯有如此，那些值得保留，大家珍而重之為之香港的東西，才能真正地保留下來。

陳濬人說他最近在學盆景，如同10年間北魏真書造字的過程，2011年的北魏真書，以至2021年的北魏真書。字的每一筆劃都在生長，在變化，像有著生命。永遠有個最好的它，在未來等著他去發展。

身在荷蘭的Seewhy，最近因為當地染疫人數上升，工場再次閉關而停工。進退不得，彷彿在泥沼中膠著。「過程中曾想過放棄，好煎熬，一煎熬就找與香港有關的東西來看。」

她談起，最近看了周冠威的《時代革命》，激勵自己，香港字這項目無論幾辛苦，也要繼續做下去。Seewhy是2019年9月，即香港社會運動如火如荼之時，抵埗荷蘭，至今未曾回港。

當初她答應幫忙整個香港字的計劃，因為她深明這計劃於香港，於她自己，有幾重要性。「It is more than eveything，more than身份認同、歷史、所有一切。是一個精神支柱。像插了一枝旗，它不叫其他名字，就是叫『香港字』。」

就像小說家董啟章受《字裡圖間—香港藝術傳奇》展覽的觸動，回家後想立即開筆寫小說，正正來自「香港字」此三個字本身。

他接受其他媒體訪時一再強調，如果這些字換成「倫敦會活字」、「英華活字」，感受不會如此強烈。

他認定，書名不叫其他名字，一定是「香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