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戰時三個月，我們進入烏克蘭，看到雖被戰爭改寫但頑強的生活

【編者按】這是端傳媒特約記者陳映妤、Mihir Melwani和Jeremy Chan從烏克蘭現場發出的系列報導的第一篇。他們在俄烏戰爭持續3個月後進入了相對安全的西部城市利沃夫，嘗試一手紀錄在這場震驚世人的戰爭之下被連根拔起的普通人的命運，和他們的應對。本次報導計劃得到了普利策危機報導中心「The Pulitzer Center on Crisis Reporting」的支持。

我們，在烏克蘭

「咿——」尖銳的防空警報聲毫無徵兆地響起，正昏昏欲睡的我一下被驚醒，從床上跳了起來。這是利沃夫（Lviv），這是我們在6小時前剛剛抵達的、進入戰事將近三個月的烏克蘭。我側過頭，發現聲音從同行的香港攝影記者手機裏發出，而另外一名記者也與我一樣，已經從床上跳起。攝影記者笑說：「嚇你們的，我要確認一下你們對警報聲有反應。」他似乎很滿意，側身睡去，但當下，我和另位記者的睡意卻完全消失了。窗外，夜色已深，晚上11時就進入宵禁的利沃夫，室外靜謐至極。

2022年5月21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第87天，我與兩位香港記者Mihir和Jeremy，從波蘭入境烏克蘭，抵達利沃夫，將要在這裏進行一週的採訪。

「為什麼你們要進入烏克蘭？」「媒體報導已經這麼多了，你們現在進入烏克蘭有什麼意義？」不管是籌備時身邊的朋友，還是抵達後在利沃夫酒店大廳和其他外媒記者聊天時，都不時有人會問我們。

這個問題我們也自問許久。戰事持續3個月之久，來自中文世界的關注度已經開始下降，如兩位香港記者所說，「即便已經有很多故事被報導了，也還有很多故事還沒被訴說。」對於記錄過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他們，香港的報導經驗驅動著他們來到烏克蘭。與我，從戰爭開始就遠程或是在波烏邊境報導這場戰爭，也認識了許多仍在境內的烏克蘭人。我來到烏克蘭，希望能親身感受他們的反抗與現實，也是作為台灣記者，去講述我們在一線看到戰爭的複雜和殘酷。

此時，俄烏戰爭主要的戰場集中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南部的赫爾松（Kherson）和馬里烏波爾（Mariupol）仍遭到俄軍佔領。這些地方，都距離利沃夫幾百甚至千里之外。可即便在還算遠離戰事的利沃夫，一切的一切，都早已被戰爭重新定義。

邊境另一側，清一色的男人們在等待

波蘭時間5月21日一早，我們從波蘭南部大城克拉科夫（Krakow）沿著E40公路往波烏邊境的方向駛去，疊加的雲層漸漸散開，陽光從空隙裏探了出來，汽車駛過一片片黃色油菜籽田，穿過維斯沃卡河後，近3小時的車程後，我們抵達了梅迪卡（Medyka）邊境口。

波蘭與烏克蘭邊境8個關口中，梅迪卡是自2月24日後最多難民通過的關口。我們卸下行李和裝備，開始徒步跨越約一公里的波烏邊境——若是直接開車進入邊境，需要和載送物資的貨車一起等待，可能會在邊境耗上十幾小時。

兩個月前，我曾在梅迪卡（Medyka）採訪，看見逃離戰火的難民帶著大小包行囊排著隊，形成一兩百米的長龍，等待著前往波蘭其他城鎮的巴士，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志工組織在道路兩旁枯乾的雜草堆建起一頂頂的帳篷，提供熱食、衣物、嬰幼兒和寵物所需用品。

5月下旬的此刻，邊境卻顯得十分空蕩，人去「篷」空，幾乎沒有排隊等待上公車的烏克蘭母親與孩子。志工人數可能和烏克蘭人差不多，或甚至更多。有些志工團體走了，留下帳篷，有一些人道組織仍然在此，悠閒地滑著手機。邊境臨時牆上的「加油」字樣，讓同行的香港記者在波蘭邊境停下腳步。

越過波蘭邊境後，發現人流原來在這裏 —— 一群排隊等待回家的烏克蘭人。

從波蘭到烏克蘭的邊境管制站中間，約1公里的路程，很多烏克蘭的婦女提著大包小包的衣物、尿布和其他日用品；媽媽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拖著行李箱；一些穿著時髦的年輕女孩背著背包在幾百人的隊伍之中等待，還有少數男性，都面向著仍深陷戰火的烏克蘭。

天氣晴朗，只有偶爾陣風吹起邊境的沙塵。孩子在雜草叢生的空地上騎著小滑板車追趕著彼此。數十分鐘過去，隊伍始終沒有前進幾公尺，就在大家等了不難煩時，忽然一陣歡呼聲，管制站值班人員交接作業完畢，關口終於又再次開了。

「烏克蘭是我的家，我所有家人都在這裏，」等待時，一位26女孩伊芙吉尼婭（Evgenia Yevheniia）蹲在邊境上，用手機翻譯軟件和我說她不願離開的原因。

伊芙吉尼婭來自鄰近黑海的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Mykolaiv），在第一輪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時就遭到攻擊，她給我看老家被炸毀的照片，她說她父母在戰前都還住在那裏。戰爭爆發後，她逃到西部城市德羅霍貝奇（Drohobych）的朋友家，到現在都還沒辦法見到她的家人。笑容甜美的伊芙吉尼婭，本來是一位植睫毛美容師，戰爭後丟了工作，所以她透過從波蘭帶電子產品到烏克蘭，賺取一點運費維生。當天她帶著一台宏碁和一台惠普的筆電蹲在邊境等待，這一趟她說她可以賺2000烏克蘭格里夫納（約68美金）。

「我曾經嚮往要到美國生活，現在這裏（烏克蘭）才是我想要待的地方。」伊芙吉尼婭將這句話打在手機屏幕上。

將近5點，我們終於抵達了烏克蘭。映入眼簾的是在邊境另一側等待清一色的男人們，可能是司機，可能是丈夫或父親，都是在戰爭時期被規定要留在國內的18到60歲男性；還有一處掛著「外國志願軍人登記站」的牌子，我們路過時並沒有人在。

烏克蘭這一側的邊境比想像中有秩序，如一般陸路邊境口，有等待著出境的車潮，和不算長等待離境的國人。

「照常營業」的利沃夫

搭上車過了邊境，短短幾十公里內已經路過至少5間教堂，兩旁大多是田舍與水泥造的鄉村小屋，時不時有藍黃烏克蘭國旗和二戰烏克蘭反抗軍的紅黑旗飄揚，象徵著烏克蘭的獨立。

只是，沿路上的加油站，所有的燃料價格顯示為「0」，烏克蘭在戰爭狀態面臨嚴重的燃料短缺，仰賴從他國自邊境運送到烏克蘭國內；直到靠近城市的加油站才開始顯示燃料價格，但外頭已是一長排的車隊。我們的在地嚮導，也曾是資深的烏克蘭記者菲松（Vlad Fisun）說，如果需要，他可以幫我找到認識的人「偷偷地」帶汽油給我們。

傍晚的利沃夫，天空澈藍，廣場上還有募款管樂表演。廣場一旁的雕像是烏克蘭知名詩人塔拉斯．謝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 ，他是將烏克蘭文從方言拉抬到文學地位的關鍵人物，被視為是近代烏克蘭文學的代表，甚至是現代烏克蘭語的奠基者。

利沃夫作為烏克蘭西部最大城，以及全國第六大城市，在戰前大約70萬人口，因鄰近波蘭邊境，在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成了烏克蘭的軍事後勤基地，派往前線的軍人會在此地受訓，或是向前線輸送軍用醫療資源和其他備戰所需的物資。數十萬境內流離失所的人也逃到此地尋求暫時庇護，歌劇院、文化中心、體育館、瑜伽教室甚至是酒吧都成了安置中心，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在烏克蘭的第一個媒體中心也設在此地，入口處，每天都在更新俄軍死傷人數和軍隊損傷數量。

利沃夫也是烏克蘭的文化重鎮，歷史悠久的市中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鵝卵石的街道上仍然時而有觀光馬車經過，穿梭在烏克蘭代表的舊式黃色電車之間，不知道這時節坐在馬車上的會是誰。鵝黃色的市議會大樓，附近的歌劇院、教堂與大學，這一切都讓整座城市顯得優雅起來。二戰時期蘇聯和德國佔領下仍保存完好的建築緊鄰著咖啡廳、酒吧、超市和藥局——都照常營業，只是部分餐廳在點餐後就會要求客人結帳，擔心忽然有空襲警報客人就逃走了，而超市過了晚上8點，也不再賣酒。

烏克蘭幣格里夫納在戰後持續貶值，連飯店櫃檯人員都建議我們到黑市換錢。所幸超市的生鮮食品和基本物資都還算齊全，價格也沒有想像中的有太大的漲幅，一般所需藥品在利沃夫仍可以取得。最缺乏的仍然是燃料，在俄軍針對烏克蘭的煉油廠和石油建設空襲後，燃料短缺成為政府急欲解決的民生問題。

抵達位在市中心的酒店，飯店外十幾輛貼著「Press」和國際組織標誌的廂型車，這裏除了國際媒體的新聞記者和人道工作者，還有來自西方甚至韓國的志願軍人。櫃檯人員專業熟稔地和我們解釋空襲警報時的作業：「飯店會響起空襲警報，指引旅客到地下一樓的空襲避難所。」他接著以稀鬆平常的語氣補充一句：「就是我們的地下室。」

後來我們才發現，他說的「地下室」其實是飯店的SPA區，有男女休息間，裏面有長凳。休息室各間裏面有提供水，讓躲空襲警報的時間，客人可以喝；走廊上也有長凳，房客可以坐著等空襲解除。

不過，若只是從飯店的陽台望出去，男女老少在週六的傍晚出門散散步，吹吹和煦的晚風，和諧溫馨的畫面，若不是先前看到3位配著AK47步槍軍人站在超市外喝著無酒精飲料，好似有那麼幾秒幻覺，懷疑戰爭是否真的來過？

直到夜幕降臨後，才真的體會到烏克蘭仍處在「戰時狀態」。

11點的宵禁過後，陽台外的烏克蘭軍人隊伍，在廣場上齊聲唱著國歌，巡邏著瞬間淨空的城市——就在幾分鐘前，人們還在街上排隊等待烤肉或是熱狗。這時再打開飯店的電視，幾乎每一台都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的演說，至少15台都播送著同樣的畫面：澤連斯基凝重卻堅定的表情。

備戰的和回鄉的

5月22日，我們在利沃夫的第一個早晨，陰雨綿綿。穿梭在利沃夫古城裏，四處有販售著象徵烏克蘭的藍黃小物；一位中年烏克蘭男子，看到我們外國人臉孔，便對著我們拿起攤位上印有普丁的廁所衛生紙，作勢地反覆擦著屁股；一位穿著動物玩偶裝的行人走過，大聲唱著烏克蘭在歐洲歌唱大賽奪冠的歌曲《Stefania》。

一位33歲的烏克蘭領土防禦軍人霍魯納（Stanislav Horuna）帶我們到他戰後成為軍人的受訓場地。霍魯納是在東京奧運贏得空手道銅牌的烏克蘭國手，正要與團隊出發前往土耳其歐洲冠軍聯賽。年輕士兵在被派往東部前線前的受訓場地，其實只是一個被徵用的公共游泳池，一般居民仍可以進到泳池運動。

在門口，一位年長的邊防警衛坐在他的塑料椅子上，指揮著摩托車或汽車進入院區。他頭上戴著迷彩頭盔，防彈背心裏塞著蘇聯時期用的馬卡洛夫短槍，從帳篷中站起，告訴我們他的經歷。

他叫馬祖爾（Mazur Román Stepanovych），44歲，幾十年前在義務兵役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從那時起，他成為一名經驗豐富的職業軍人，曾被派往科索沃和賴比瑞亞的戰場，並在 2014 年頓巴斯地區與俄羅斯的衝突中保衛自己的國家。現在，他還在等待再次在前線與俄羅斯作戰。

他不斷講著對國家的效忠與熱愛。但從他的言語中，另一種力量似乎更加強大：對俄羅斯的復仇。

「我的侄子在（赫爾松） 戰爭的第一周就戰死了，」他嘆了一長口氣地解釋道。 「他被Grad（俄羅斯火箭）襲擊殺死。由於Grad的襲擊，他的身體（被粉碎）地非常可怕，我被要求去認他的身體。然後在利沃夫舉行喪禮。」年僅20歲的侄子，留下了他的妻子。

與馬祖爾相比，他的侄子在被部署之前只有幾週的經驗。馬祖爾這3個月都在無聊的檢哨站旁，焦躁不安地等待上級的指示。作為一名老兵，馬祖爾說：「經驗至關重要。無論是醒著還是睡著，都必須隨時了解如何處理這種情況。當然，有些人在沒有任何經驗下上戰場，這就是我侄子被殺的原因。」

他想要的只是換下前線已經疲累不堪的軍人們，為他的家人雪恨。「這是我的家鄉，我已經準備好為烏克蘭赴死。」

隨後，我們見到了離開烏克蘭又返回的Tanya。2月底，戰爭爆發當週，Tanya在基輔，她說當時家裏附近的街區已經可以看到俄軍的坦克，她躲到辦公室後，找到方式搭火車逃了出來。44歲的Tanya先逃到老家利沃夫，暫住在父母的家中，又和朋友逃到葡萄牙。

在4月18日，俄軍對利沃夫市投下數枚導彈，攻擊軍事倉庫和其他公共設施。其中一枚就在她父母的家附近。該次空襲造成利沃夫從戰爭以來的第一次死傷，造成7死11傷，卻也成了Tanya回烏克蘭的關鍵。

「我猜他們會攻擊我家附近的軍事基地，他們也真的攻擊了，結果我家沒事，所以我可以回家了！」Tanya樂觀地和我說，她說在葡萄牙在等的就是可以回家的這一刻——她心想，俄軍肯定已經炸了想要攻擊的目的地，於是她家應該就是安全的。

「回家的瞬間，我真的好開心，太開心了！我們過去一直想要變成一個歐洲的城市，到頭來這裏就是最棒最美的城市！」Tanya說，她的上下眼睫毛，刷上的都是烏克蘭國旗的藍色。

我問Tanya，她覺得烏克蘭怎麼做到抵抗到現在的。

「我們身上流著民主和自由的血液，我們怎麼備戰也不會成為獨裁政權……而在戰爭中，我們試著不停止任何生活的運作。我回來很驚訝，什麼都如常，甚至連幫忙倒垃圾的人員都沒有缺席。烏克蘭人反抗的韌性對我這樣的烏克蘭人來說， 都是超乎預期。我們理解到我們能做好的事就是，不要失去對生活的掌控，不要失去信心，回到我們的生活，好好讓國家繼續運作下去。」

「謝謝你們嘗試來烏克蘭」

午餐時間，我們在市區東南方的烏克蘭餐廳點了當地的綠色羅宋湯，一邊將優格和搗碎的水煮蛋加入湯中，一邊討論著這週的行程。此時，忽然空襲警報響起，起初在室內幾乎聽不太到，在地嚮導菲松注意到後，非常鎮定地告知我們，並繼續喝著湯。

這是我們第一次聽到警報聲，我們相視討論，是不是要找最近的防空洞避難？要不要穿上裝備，以防可能的震波震碎玻璃傷到我們？其中一位記者更是激動地站了起來。

「坐下來，這個離我們很遠，我們繼續工作吧。」菲松有點尷尬地三請四託，打開空襲警報的手機軟體，指給我們看空襲可能襲擊的是靠近首都基輔的位置，才終於讓這一群「新來的」坐下好好把湯給喝完。不知為何，可能因為聲音太小，加上別桌的當地人像是把警報聲當背景樂繼續悠哉的用餐，我沒有特別緊張，反而因為當地人無奈地看著過度反應的我們，覺得有些好笑。

下午的利沃夫，太陽再次探出頭來，光線穿過斯特里斯基公園的樹葉空隙灑在廣場上，這裏被喻為是利沃夫最美的公園。一個文青的擺攤市集在此展開，以嚮導菲松的說法，全城的嬉皮都聚集在這裏。人們販賣著服裝、手飾、盆栽、背帶，搭配著在地樂團的演出，舞台後方的樹蔭下居民展開西洋棋比賽，主辦單位說，今天活動的所有收益會捐給烏克蘭軍人。

「（戰爭時期） 我們還不至於公開開派對，但像這樣的活動很好，我們需要一些事情讓我們振作起來，讓我們快樂一點。」市集主辦人之一 佐拉特利（Chady Zoratly）說。他說擺攤的人來自烏克蘭各地，包括仍陷在戰區的哈爾科夫和東部城鎮，他們逃到西部，透過市集賺一點點收入，但最重要是讓大家聚在一起，在戰爭時期有一絲悠閒平和的時光。

在市集裏，我們也遇到一位《基輔獨立報》的影像記者肯特（Elina-Alem Kent），穿著寬鬆的衣服，頂著一頭俏麗的短髮，精緻的臉龐在他的鼻環下顯得更立體，他在戰爭前，工作之餘積極參與LGBTQ的運動，從戰爭開始幾乎沒有休息，他說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幾位記者也瀕臨身心耗竭。

他選擇讓自己暫時離開《基輔獨立報》的全職，投入藝術和其他的影像紀錄工作，讓自己有一段喘息的空間。他說支撐他下去的是對於俄軍所有殘暴惡行的憤怒。

「我們的國族主義和美國和西方稱得所謂帝國主義是完全不同回事，我們的認同已經是根本的生命問題，我們的國族主義讓我們得以團結，堅持我們信任的價值。」他有些激動地說，並和我介紹著大部分都是從烏克蘭東部逃出的朋友們。

「謝謝你努力試著來到烏克蘭，我知道台灣和烏克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還有我們對民主和自由價值的堅持，我們會幫忙彼此。」肯特揮揮手和我道別。

Vlad Fisun對此文也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