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今年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和最佳國際影片提名的挪威電影《世界上最爛的人》（The Worst Person in the World，陸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尤沃金·提爾（Joachim Trier）「奧斯陸三部曲」的最終章，也是三部曲裏最符合大眾口味的一部。相比起前兩部的男主角，這部的女主角Julie很「普通」，既不吸毒也不抑鬱，只是興趣多變，三十而未立。
雖然在今年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的入圍名單裏，大家普遍認為《在車上》拿獎的懸念不多，不過如果萬一爆冷，《世界上最爛的人》也是有力競爭者。它以愛情故事作為容器，承載了女性議題、人生困境和死亡焦慮，既有靈巧的結構和絲滑的觀感，又同時保留了導演的個人風格，是一部成熟而不匠氣的作品。
三十、四十歲關卡的危機
如何去形容尤沃金·提爾的風格呢？他作品中一再出現的關鍵詞是時間、（與城景緊密交織的）記憶、以及尋找自我。
他在去年紐約影展（NYFF 2021）與男女主角一起出席活動時也談到，《世界上最爛的人》的主題是「時間」——時間帶來巨大壓力，所以人們在三十、四十的年齡關卡會感到危機，但時間流逝又無可逆轉，於是他擷取了一些動人的「時刻」，去完成敘事。
章節敘事最大的好處，是可以把生活裏鬆散的片段組合在一起又不顯得突兀。看完電影，你會記得女主角Julie經歷的那些時刻：邂逅新對象時互相餵煙的浪漫；穿越整個奧斯陸奔赴愛情時的時間靜止；吸食致幻蘑菇後放飛自我的幻境；在患癌的前男友兒時住處看到的彩色玻璃⋯⋯這些或動人或魔幻或悲傷的畫面，將各种情緒靈巧疊放，組成了Julie的人生四季。
尤沃金·提爾的創作功力在於，他讓一個看似很容易淪為流水帳的日常故事，流轉出了層層深入飽滿扎實的生命情緒。
這部電影其實並不是刻意呈現「女性焦慮」或是「年齡危機」，人生的任何階段都有危機，甚至人生本身就是由一系列危機組成。
本能的自我否定：失敗者困境
為什麼片名叫《世界上最爛的人》？憑該片獲得坎城影后的Renate Reinsve說：有時候當我們對自己很失望、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好時，就會脫口而出：我真是世界上最爛的人⋯⋯這是一種本能的自我否定。但她飾演的Julie當然不是「最爛的人」，只是個再尋常不過的人，就像大都市裏常見的聰明有趣但對人生充滿不確定感的年輕女性一樣。豆瓣網站上也有評論認為，Julie其實是一種很典型的「文藝/知識女青年」畫像。
貫穿「奧斯陸三部曲」的，某種意義上都是「失敗者」的困境。《愛重奏》是青年作家的寫作困境，《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是戒毒者無法重歸社會的困境。在這三部曲裏都擔任男主角的Anders Danielsen Lie認為《世界上最爛的人》像是前兩部的結合，處理的問題依然是「當理想被現實衝擊時，你的人生會怎樣？你要怎麼面對你本來的自我期待？」
Julie是個夢想家，她知道自己不要什麼，但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她雖然不像前兩部的主角那樣，和這個世界有很明確的衝突或有顯而易見的精神問題；但她又和他們一樣理想主義，缺少務實活在現實中的能力。她有才華也很善良，卻無法安於某一種生活狀態/情感關係；她的欲望游移不定，職涯也跟著感覺走；她看上去活得三心二意，又很容易讓觀眾從她身上認出自己。
因為Julie的困境很普通，所以也很普世。「尋找與定位自我」的挫折不只是三十歲的女性要面對，導演尤沃金·提爾說他今年47歲了，一樣對人生很惶惑。而有一位60歲的記者在訪問女主角Renate Reinsve時告訴她：「電影裏的Julie就是我，我也不知道接下來我要做什麼。」至於男主角Anders，他在現實人生中，既是演員又是醫生，他也無法在這兩種職業身分之間做出抉擇。因而這部電影其實並不是刻意呈現「女性焦慮」或是「年齡危機」，人生的任何階段都有危機，甚至人生本身就是由一系列危機組成。
北歐五國裏，高度性別平等的制度會怎樣影響創作者的思維？或許就是女性角色們可以勇敢表達出「我不想要孩子」的真實意志。相比起進入母親的角色，女性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找到自我存在的意義」。
北歐電影特質：關注自我存在
北歐電影這兩年都有佳作進入奧斯卡視野，去年Vinterberg執導的《醉好的時光》不但拿到最佳國際影片獎，也同時被提名了最佳導演。這兩套電影都在談與「自我存在」相關的危機。而在奧斯卡非英語片圖景裏，北歐電影是一塊獨特的拼圖，無論是曾獲得金棕櫚大獎的《抓狂美術館》，還是探討自殺傾向的《明天別再來敲門》、歷史題材的《拆彈少年》，這些作品都代表了北歐電影的某一部分樣貌，但我們同時會發現，北歐電影在奧斯卡拿到的獎項並不多。最典型的就是《絕美之城》（The Great Beauty）打敗丹麥電影《謊言的烙印》（Jagten）那一年，雖然後者看上去更符合奧斯卡對歐洲電影「藝術、人性、寫實」兼具的期待，卻輸給了以影像至勝的義大利導演索倫提諾（索倫提諾今年也有新片《上帝之手》入圍最佳國際影片）。
北歐電影對現實議題一直頗為關切，近幾年既有《7月22日重生》這種改編自挪威烏托亞島槍擊案的一鏡到底作品，也有以芬蘭視角回應#Metoo的電影《女性日常》。我們會發現，北歐電影對「日常」的觀察細密又準確，一部作品的切入點也往往很小：無論是喪偶後有自殺傾向的老人、酗酒的中年人、或是對人生充滿不確定的三十歲上下女性，這些都是很平凡的生活原型，但他們身上的故事又總能帶出更深沈的哲學思考。這可能也是北歐電影和其他歐洲電影最大的不同：它不太會走「純藝術」路線，但也很少會「純寫實」，但又總會帶出一些情理兼備的日常思考。這與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對每個國家自認「最有代表性」的電影之期待或許並不常有交集，不過北歐電影的工業成熟度和「藝術貢獻」，大概也早已不需要以獎項去做額外背書。
對比一下去年和今年入圍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的兩套北歐電影，《世界上最爛的人》就猶如三十歲都市女性版《醉好的時光》，無論是三十焦慮還是中年危機，共通的底層命題其實是在社會價值與自我存在之間進行拉扯。《醉好的時光》裏提到的丹麥哲學家齊克果「接受失敗」的思想，同樣可以套用在Julie身上。Renate Reinsve在紐約影展的對談中說：你能接受自己舉棋不定，就更容易接受「生命本身就是一系列的混亂無序。」
和其他歐洲電影相比，北歐電影不太會走「純藝術」路線，但也很少「純寫實」，又總會帶出情理兼備的日常思考。這與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對每個國家自認「最有代表性」的電影之期待或許並不常有交集。
齊克果有句常被引用的名言「焦慮是對自由之暈眩」。北歐電影對於「自我存在」的關注程度遠高於其他地區，背後的重要原因當然是他們擁有有相對最自由、性別平等和社會福利保障完善的制度環境。但即使如此，人還是無法篤定做出選擇。Julie意外懷孕時，求助於前男友，希望他能幫她確認她會成為一個好媽媽。
面對意外懷孕要如何抉擇，是女性議題影劇中常見的橋段，而北歐創作者們的處理方式，讓人只能再次心服口服「北歐不愧是女性意識最先進的地區」。我們不妨做個對比，備受好評的台灣女性劇《俗女養成記》續集裏，原本沒打算生育的陳嘉玲很糾結要不要生小孩，最後她選擇成為媽媽。而《世界上最爛的人》的兩位男性編劇，則巧妙地為Julie避開了非此即彼的抉擇：生與不生之外，還可能會自然流產⋯⋯再看去年的另一部挪威電影《忍者寶寶》，女主角的選擇更是出人意料：即使她生下孩子，也不代表要做母親。「母性」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經歷分娩就會必然出現。女性完全有權利誠實地面對自我：哪怕把生下的孩子抱在懷裏，仍然一分一秒都不想當媽媽⋯⋯
北歐五國裏，目前有四國的總理都是女性。高度性別平等的制度會怎樣影響創作者的思維？或許就是他們的女性角色，可以勇敢表達出「我不想要孩子」的真實意志。流產之後的Julie，釋然開始新生活，攝影工作也步上軌道。《忍者寶寶》裏的女主角生下孩子，但拒絕成為媽媽，開啟了新的人生。這些作品裏創作者的態度都很明確：相比起進入母親的角色，女性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找到自我存在的意義」。
當整個制度和輿論環境不會因為你不想生育而譴責你，來自父權結構的壓力也一直在被消解時，生為女人的困境，就和生而為人的困境一樣：要面對自己的內在矛盾，要在各種半途而廢的選擇裏，釐清自己的生命秩序。
高度平權社會，北歐女生在煩惱什麼？
如果說東亞女性所追求的自我意識，是從社會施加給她們的層層束縛/期待中鬆綁，那可能在高度平權的北歐社會裏，女性則必須面對更為存在主義式的掙扎。當整個制度和輿論環境不會因為你不想生育而譴責你，來自父權結構的壓力也一直在被消解時，生為女人的困境，就和生而為人的困境一樣：要面對自己的內在矛盾，要在各種半途而廢的選擇裏，釐清自己的生命秩序。
這大概就是為什麼Anders Danielsen Lie認為Julie就像他在《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裏那個角色的性別轉換版本。這兩部電影裏的主角在尋找自我時都有迷失，但他們也都有很多選擇。
《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的男主角34歲一無所有，但他有對吸毒持寬容態度的父母，他們從小就告訴他：他可以自己決定想住在哪，想去愛誰；30歲的Julie同樣如此，她有不斷試錯的自由。他們的社會環境允許他們去體驗和嘗試不同的身分，過程中雖有迷失，但這種迷失無關性別，這就是所謂的「性別平等」。
但當然，性別議題的張力在北歐依然存在，尤沃金·提爾的作品也一直有所涉及。《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裏，有一個身處穩定關係長達九年但沒懷孕的女生，覺得是因為自己「有什麼缺陷」，而男性似乎永遠不會這麼想。
《世界上最爛的人》則嘗試探討「女權」的邊界——譬如Julie疑惑：「你是否可以既是女權主義者又喜歡為男人口交？」再譬如男性漫畫家是否應該考慮到「會冒犯女性」而不再創作亂倫與強姦題材？如果藝術創作是「雜亂而自由」的，那麼男性創作者在作品裏要不要警惕自己「利用了男性的特權」？這些問題出現在電影中，本身就是創作者的一種社會觀察。
真正的主角是奧斯陸
「我成長的時代，文化是通過具體的物件來傳承的。我們可以生活在它們之中⋯⋯這就是我所僅剩的東西了，無人在意的認為愚蠢無用的知識和記憶。」
「奧斯陸三部曲」真正的主角當然是奧斯陸。尤沃金·提爾曾說他不是社會學家，他無法講述自己生長的城市，但他可以在電影裏展現，而影響他很深的是紐約的城市電影。就像《安妮·霍爾》飽含了伍迪·艾倫對紐約的熱愛一樣，《世界上最爛的人》也用愛情喜劇的形式，安放了導演對奧斯陸的情感。
「奧斯陸三部曲」一直在呈現「不斷消失中」的奧斯陸。男主角Anders則在這三部電影裏，從剛出道的年輕作家變成了能看到生命終點的中年漫畫家，他對Julie說的那段十分傷感的話開宗明義：「我認識的那個世界，已經消失了。」導演藉Anders之口，表達了對逝去時空的眷戀。「我成長的時代，文化是通過具體的物件來傳承的。我們可以生活在它們之中⋯⋯這就是我所僅剩的東西了，無人在意的認為愚蠢無用的知識和記憶。」
「奧斯陸三部曲」從「北歐版《猜火車》」的風格，一路變成了平易近人的愛情喜劇，而不變的是尤沃金·提爾想留存城景記憶的心意。如果沒有這幾部電影，人們可能不會意識到挪威首都的變化有多大。
回看十年前的《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我們會發現那時的奧斯陸就像個大工地，到處都在拆遷，到處都在重建。奧斯陸有史以來最受爭議的「條形碼項目」（Bjørvika Barcode），當年被公眾普遍認為破壞了「低密度開放的城市景觀特徵」，十多年後，卻已重塑了奧斯陸的城市景觀。Julie的精神出軌對象偷偷告訴她，自己還挺喜歡「條形碼」的。後來，Julie在超現實的狂想裏奔向愛情那場戲，雖然「讓時間停下來」很cliché，但尤沃金·提爾說他想要的就是「整個奧斯陸的人一起等待Julie跑過這座城市」——他想要的不是CGI合成出來的「時間靜止」，而是城中的所有人，真真正正一起停下來。
「奧斯陸三部曲」從「北歐版《猜火車》」的風格，一路變成了平易近人的愛情喜劇，而不變的是尤沃金·提爾想留存城景記憶的心意。
憂鬱比鄉愁聽起來更酷，可能愛情也是
Julie愛上了一個在「條形碼」大樓裏端咖啡的男人，於是她穿越大半個城市奔向他。時空靜止的魔法，是導演尤沃金·提爾對奧斯陸過分浪漫的深情。他在紐約影展時說：「時間不在你這邊，所以有時候你希望一切突然靜止。」什麼時候呢？也許就是眼看著自己生活的奧斯陸，十多年來變成了截然不同樣貌的時候。
《世界上最爛的人》當然不只是愛情故事，因為時間流逝不只是Julie的人生課題，也是奧斯陸的城景變遷。尤沃金說：「現實環境的變化，會超出電影的預期。」他有時看自己拍過的電影，就像在看某一年、某段時間的相簿。年輕時他曾獲得挪威滑板大賽的冠軍，當時他拍下了一些朋友玩滑板時手臂骨折的畫面。年少友人日漸失聯，但拍下的滑板影片，卻永遠記得他人生中的珍貴夏天。
所以《世界上最爛的人》在結尾加入了一個「劇組在戴口罩拍電影」的場景，作為該片拍攝於疫情之中的紀念。對尤沃金來說，疫情只是又一個時刻而已。「時間會過去，突然有一天，我們會不再需要口罩⋯⋯」現實裏很多不知不覺的轉變，只有在電影裏回看，才歷歷在目。
尤沃金在對新導演分享自己的創作時曾說：拍電影對他來說，是把自己「非常熟悉的經驗」展現出來。他最熟悉的城市裏或孤獨或溫柔或迷幻的記憶養分，都成為了「奧斯陸三部曲」的素材，就像Anders帶Julie去看的他童年記憶裏那些彩色玻璃，或是《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開頭那段像散落珍珠一樣對城景的喃喃絮語：「我記得黃昏的城市空空蕩蕩⋯⋯我記得花許多時間坐電車、公交車和地鐵，去參加一個虛幻的派對，卻永遠不知到底有沒有被邀請……我記得第一次到奧斯陸時那種自由的感覺，後來才發現奧斯陸這麼小。」
都市時空的快速更迭，讓人甚至無處醞釀鄉愁。「憂鬱比鄉愁聽起來更酷」——可能愛情也是。而好的城景電影，則讓那些終將消失的時空閃耀光芒。
我有意不看文章先写点质朴的看法，我个人觉得这部电影有点嘲讽政治，如何在自己的生命中把握好选择，是自由社会必然存在的一个挑战。生命中的谜题比起政治意义的女性视角要复杂，暧昧，具体而缺乏标准答案
把「不成為媽媽」視為先進女性意識，才是真正的落後想法吧？
我還想再補充些我的看法：北歐距離自由幸福公正天堂的距離並不比西歐更近許多，美國在某些方面也並不比北歐糟太多，但不知緣何，人們很愛慷慨地給予兩個半島以一些過於慷慨的幻象，哪怕這些內容並沒有反應在北歐社會的現實裡。在工會運動消退以後，歐陸四國出現了明顯的以任何一種標準來看都足以稱作“民主進程倒退”的情形。私人企業大幅擴張，所謂的高福利社會下，為數不少的企業通過。奧斯陸的條形碼城建以及市民對此的所謂“接納”，這一電影內外俱在的故事本身就是對慣常的北歐迷思的一種打破，對Janteloven的又一引證，而距離這個名詞的提出已經過去近九十年了。
提出這些內容並不是為了全然否定北歐四國（冰島與這四國在各種意義上都極不相同）發生的一系列社會公平的實績，這些內容在與它們的歐洲鄰國以及中美這些國度在同一個百年中的現實相比時總是回精彩一些。但是whataboutism總是不可取的，而在觀察北歐的現實時，也不宜有太多的爛漫的綺麗想象，仿若那片有青草與枯葉的世界只有深藍與潔白。人們有真實的困境，奧斯陸和赫爾辛基的故事不同，勒姆島的住民也不必體會反對延長無薪假期的市民困頓。一個電影裡的女主人公，它所懷疑自己的存在價值，只是這種真實的一點投影，它甚至都不是在這一部電影裡唯一展示出來的部分。當然，這不是肯·洛奇的電影，但從伯格曼，從更古老的時期開始，在所有的北歐電影之中，我們所看到的焦慮，絕不只是基于對現代社會的空泛飄然的身份反思。集體的男性氣質，父親，婚育，城市改造，順從，反對張揚個性，代際衝突……它們都是實在的，而且它們從德萊葉至今，並沒有產生許多變化，而且它們不僅僅是“普世的”，在普遍存在于被總結概括的社會與生理意義的人性以前，它們首先被生活在其中的人所體驗。
腐敗的“共識式”權利交換，工會的衰敗，對非單一民族構建的制度性排斥，企業絞盡腦汁的盤剝，固化的社會階層，保守主義的極端化，性別歧視，性騷擾，沉默，沉默，平靜，然後是不能以平靜自得的更大的順從……這些內容在北歐這一制度並不全然共同在文化上也不算團結的社會卻是一致到驚人，甚至連在大部分內容上都無法歸入“Nordic model”的冰島也與之共享不少。自然，電影本身沒有或許也無意討論這些問題，一如電影並未探討一些女性主義視角下的命題一樣，電影只是描述了主創所覺察到的奧斯陸社會的變遷風景，在這個風景中，有故事永遠的主角Anders，有奧斯陸的市民，有奧斯陸的建築，有路過或生活在奧斯陸的一切，當然也有Julie，一個足夠飽滿和動人的角色。可是，這些角色不是抽象的，角色們並不只是在思考哲學問題，城市也不只是被人所喜愛，這種喜愛裡充滿各種憂鬱，有個人的傷逝，更有社會巨大頑疾帶給所有人與所有風景的並不暗藏只是易被忽略的，貌似輕旋無聊的感傷。而對造成這一在此易被非北歐人稱作“感傷”的創痛的根源，我們有時會稱其為“壓迫”。
這部電影不適合作為對北歐五國，尤其是歐陸上的四國其女性于三十歲焦慮的一個認知切口，它首先是提爾和編劇Eskil Vogt兩人對在奧斯陸的社會環境中一個容易陷入失望的人的構想與處理，電影在這方面做得很不錯，但其實並沒有怎麼觸及與Julie身份類似的三十歲奧斯陸-斯德哥爾摩-哥本哈根女性們的基本困境，我想這些困境本就是主創無意呈現的。
北歐（不完全包括冰島，這個國家在許多方面都是獨立于歐陸四國尤其是卡爾马三國的）的開明進步富足有一塊十誡作為基石：Janteloven（詹代法則）。儘管這只是一個源自諷刺小說的概括，但它確實很鮮明地指出了北歐集體主義意志下，日德蘭-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社會對人的持續規訓與抑制。
最近因NYT的報道而名聲更顯的Cissi Wallin案件只是瑞典乃至整個北歐社會持續的謙遜沉默文化的又一次體現。在北歐，捍衛犯罪者的隱私權與懲罰揭露公眾人物罪行的人，這兩種行為並行不悖。沉默是一項美德，如果一個人有任何問題，可以去警局，可以去法庭，讓一切沉默地受著所謂國家道德意志與公正司法的注目。在上帝、國家、律法、社區、親友面前，所有人都是謙卑的。這或許也是Julie-主創們在設計求助前男友的情節時，所不必過多思考的一種常見于社會氛圍里的自然。
北歐確實在性別平等議題上達到了一個高度，但這個高度只是相對于整個世界而言，它們在工作性別比上做得不錯，很早就通過了有助于職業人士撫養兒童的法律，但這並不意味著，半島的中產階級女性能夠普遍做到哪怕是Julie這樣的失望。甚至，Julie呈現出的困境與激切的地方，三部曲那些發生在奧斯陸的“失去”與“等待”，都是Janteloven那種欲使所有人冷靜且安順的風格，同它並不可能壓抑的變遷的流動的現實，與現實內含的各類慾望、矛盾、衝突的持續交互的結果。他們要生活下去，要戴好口罩，要取下口罩，我們也是，這些是屬于歷史，屬于思考，屬于憂鬱，屬于消失，但首先屬于我們自己的種種現實。
这片我看完第一反应就是：你们那最烂的人就这，你们的三十岁危机就这？😭这也算烂人啊，看的我只想赶紧润北欧做个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