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賣同罪、催生三孩、「減碳」剎車…中國「兩會」釋放了哪些信號？

一年一度的中國「兩會」，即是中國政府進行官方政策宣導的重要工具，也是回應和疏導輿論對一些社會議題強烈呼聲的重要時刻。這在一份由中國官媒推出的2022全國「兩會」熱點調查的公眾調研報告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尤其是在「大國外交」和「疫情防控」，這兩個過去兩年中國內外矛盾最激烈的領域。

參與調研的兩萬多名網民中，對「你對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感受如何？」這一含有濃厚官方話語色彩的問題，有54%選擇非常強烈，33%比較強烈；對「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你對我國疫情防控工作整體如何評價？」，有55%選擇非常滿意，33%選擇比較滿意。

然而，在跟個人生活更緊密相關的議題上，比如收入、就業、住房、個人幸福感，個體的感受與官方宣傳之間存在明顯落差。

在回答「與五年前相比，你對收入分配的變化如何評價？」時，有47%選擇沒有感受到變化。而關於就業，「保障勞動者待遇和權益」是排名第一的需求。在住房保障方面，「調控房價、打擊炒房行為」排名最高。在「與五年前相比，你認為自己的獲得感、幸福感增加了嗎？」這個問題下，只有17%選擇了明顯增加，而44%選擇了有所增加，19%選擇沒有變化，甚至有13%選擇有所減少，7%選擇大幅減少。

對於中國大陸的公民而言，安全感的缺乏滲透在方方面面。在「你對國家發展最大的期待是？」一題上，選擇最多的是「生育、養老、醫療、就業、教育保障更加充分」。

端傳媒為讀者梳理6大議題。它們自2022年中國「兩會」召開以來備受大陸輿論關注和討論，同時對大陸公民和國家都將產生持續影響。

「徐州八孩母親」事件延燒至「兩會」

3月8日上午，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在「兩會」作最高檢工作報告。報告顯示，2000年至2021年檢察機關起訴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從14458人降低至1135人，而起訴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由155人增至328人。這意味着，在過去21年中，中國檢察機關對於大量存在的收買方並未提起公訴。

今年年初「徐州八孩母親」事件曝光後，中國輿論強烈質疑官方的焦點之一正是收買被拐婦女兒童的犯罪刑責過輕。「買一名婦女受到的懲罰還不及買保護動物」的說法廣泛傳播。因此在中國民間和學界中，買賣同罪的呼聲甚高。多名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議案和提案中專門呼籲。

本屆「兩會」上，一名全國政協委員提出收買被拐婦女和兒童的刑罰最高應該可以判處死刑，以真正形成威懾力。一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除了提高對買賣婦女兒童的刑罰之外，還應在全國範圍內對未曝光的被拐婦女兒童進行排查，幫助他們尋親。而針對地方保護拐賣行為和阻撓解救被拐婦女的情況，該人大代表建議，將拐賣新發案件納入基層政府的目標考核，實行一票否決制，基層政府主要負責人五年內不得提拔。

另外，學界還對中國拐賣婦女兒童的罪名提出質疑，認為這一說法將婦女和兒童商品化。有政協委員就此提出建議認為，拐賣、收買婦女兒童罪應該改為拐賣人口罪和收買拐賣人口罪，以體現刑法對人格尊嚴權益的保障。另一名政協委員還指出，應擴大打擊範圍，在受害人被拐賣、收買的過程中，凡是幫助維持、恢復受害人受拘禁、受強制、受侵犯狀態的行為，都應當視為拐賣或者收買的共同犯罪行為。而對於被拐賣婦女的婚姻關係認定問題，他表示，基於收買犯罪行為產生的婚姻和收養關係，因為違背法律規定，且違背當事人真實意願，一開始就應視為無效，不產生任何與婚姻和收養相關的權利義務。

女性權益保護成為今年「兩會」的熱門議題並不令人意外。去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時隔近30年重啟修訂，就已引發全國性關注。據媒體報導，修訂草案在中國人大網公布徵求社會意見僅一個月，在該網站上的網頁顯示就有85221人提出423719條意見，明顯高於同時期徵集意見的其他法律修訂草案。

催生三孩成為新的生育主題

從「單獨兩孩」到「全面兩孩」再到「放開三孩」，生育話題在近年「兩會」中都是舉國關注的焦點。2021年7月，中國政府宣布鼓勵生育的一系列政策，其中最為關注的是放開第三胎生育和取消社會撫養費等限制措施。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在實施40餘年後徹底掉頭。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21年末全國人口總數為14.126億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出生率僅7.52‰，而全國新增人口僅為48萬人。這是自2017年以來中國出生人口連續第五年下降，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均創下1949年以來新低。

到今年「兩會」，有關生三孩的獎勵性議案提案也可謂五花八門。比如，有人大代表建議，第三個孩子除九年義務教育之外，再免除高中三年的教育費用，甚至還可以在考大學時實行10分-20分的加分獎勵。有政協委員則提出第三個孩子可以免費上幼兒園。

根據《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估算，全國家庭0歲-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48.5萬元；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2.7萬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養育一個孩子到17歲的成本在100萬元左右。

在中國的現實情況裏，家庭生育的機會成本、時間成本大多數由女性承擔。生育會讓需要回歸職場的女性面臨更大的隱形壓力和就業歧視。

而大多數議案提案仍聚焦在降低生育的直接成本上。比如，更長的產假且男女通用、單獨的生育補貼和普惠性的托育服務等等不一而足。

還有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建議，保障單身女性與已婚女性平等的生育權利和福利，以及非婚子女的權利。然而，女性生育權的保障從呼籲到落地在中國仍然前路漫長。作為輔助生殖技術中一個簡單環節的卵子冷凍目前尚不被允許。2021年9月二次開庭的中國首例單身女性凍卵案，庭審結果至今未出。

校外培訓傾覆後校內「雙減」難

對於孩子在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國父母來說，「雙減」政策如同平地驚雷。而對數以萬計或大或小的校外教育培訓機構來說，更是顛覆性的衝擊。新東方等中國大陸知名教培公司股價和市值應聲腰斬，被逼轉型。教育議題在中國大陸常常一石激起千層浪。因為「教育改變命運」不僅是官方意識的灌輸，也是大多數中國人的樸素認知和僅有路徑。

2021年7月，中國推出「雙減」政策。所謂雙減是指，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過重的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根據中國教育部發布的2021年全國教育事業統計數據，中國共有義務教育階段學校20.72萬所，在校生1.58億人，專任教師1057.19萬人。

政策頒布後，中國開始了聲勢浩大地落實運動。教育部將「雙減」作為「一號工程」重點推進，成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牽頭建立由19個部門組成的「雙減」工作專門協調機制，督促各地成立專門機構。其間，密集出台配套文件高達30多個。各地通過掛牌督學、網上巡查等方式，查處隱形變相違規培訓。

據媒體報導，義務教育階段線下學科類培訓機構已經從原來的12.4萬個減少到9728個，比重高達92.14％。然而「雙減」政策的直接後果卻是，教培行業大量教師失業，公立學校教師負擔猛增，家長焦慮不減，為孩子繼續尋找改頭換面的校外補習班。

今年「兩會」議案提案中自然也不會越過該話題。根據不同政協委員調研，高達91.54%的被調研教師認為學校落實「雙減」卻增加了教師負擔。與此同時，「雙減」後學校各項評比檢查有增無減。大部分教師每週工作時間超過50個小時，還要應付各項任務和檢查，加劇職業倦怠，無暇投入更大精力提升課堂教學質量。而這與「雙減」政策所期望的減數量、增質量背道而馳。

也因此，對於校外轉校內的課後培訓，不少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認為，應該將這部分投入納入教師績效考核，給予經費補貼。除了加錢以外，增加教師編制、改革教育評價體系也同樣被提及。

過激的「雙減」政策並未顯現出掉頭的趨勢。教育部在2022年重點工作規劃中，仍將「雙減」視為重中之重。

廢除「尋釁滋事罪」呼聲高漲

「兩會」期間，廢除「尋釁滋事罪」引發公眾熱議。被稱為「口袋罪」的尋釁滋事罪對社會生活層面影響甚廣，不論是線下還是線上，如果被認為擾亂公共秩序，都有可能面臨這項罪名的指控。而所謂「口袋罪」正是對概念含混、範圍不清的一類罪名的蔑稱。

尋釁滋事罪其實來源於流氓罪。1997年的中國刑法中有被學者稱為「臭名昭著」的三大口袋罪：社會生活層面的流氓罪、經濟生活層面的投機倒把罪、行政管理層面的玩忽職守罪。其中，流氓罪包括「聚眾鬥毆，尋釁滋事，侮辱婦女或者進行其他流氓活動」。而任何被認為逾越社會道德規範的行為都可能被歸為流氓罪，最高可判死刑。

流氓罪因入罪標準模糊，在司法實踐中存在亂用、濫用現象。1997年中國刑法大修中，流氓罪被正式廢除，被拆解成多個相對明確的罪名。其中，最為學界詬病的就是尋釁滋事罪。

尋釁滋事罪包含四種情形：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追逐、攔截、辱罵他人，情節惡劣的；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佔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以及在公共場所起鬨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中國現行《刑法》規定，尋釁滋事罪，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嚴重的可以判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名人大代表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罪刑法定原則作為中國《刑法》基本原則，要求《刑法》的規範具有可預測性和指引性，但該罪中「隨意」「情節惡劣」「情節嚴重」「嚴重混亂」等詞語詞義模糊，導致尋釁滋事罪在司法實踐中成為新時代的「口袋罪」。持相同看法的一名政協委員也表示，與該罪名有關的概念過於模糊，不僅對司法實踐構成困擾，也極其容易被濫用，造成社會過度刑法化。

一篇由中國刑法學界教授撰寫的支持文章被廣泛轉發。其中寫道，由於標準不明確，使其隨意裝人入罪的「口袋」功能超級強大，淪為公權力肆意妄為的倀助工具，支持廢除「超級口袋罪」——尋釁滋事罪，讓人民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平台經濟下被侵蝕的勞動權益

平台經濟下的勞工權益保障也在今年「兩會」中被廣泛討論。在2021年9月，兩篇關於外賣騎手的文章在中國大陸刷屏，引發社會對平台經濟勞工問題和新型零工模式的大討論。一篇講述外賣騎手如何被平台公司的算法死死控制和影響，另一篇則講的是外賣騎手在跟平台公司層層外包的勞動關係下維權艱難。

伴隨着外賣、快遞、網約車、直播等平台經濟在中國的迅猛發展，這一類從業人員的勞動權益問題浮出水面，成為外界重要關注對象。他們被稱為「新業態」勞動者，也被包括進靈活就業人員。據媒體報導，僅美團和餓了麼兩家主要外賣平台公司的外賣人員數量就高達1200萬人，而中國靈活就業人員的數量更是高達2億多人。基於平台經濟的新業態從業者仍在不斷增加，但他們的勞動權益保障卻遲遲沒能跟上。

長期以來，這類從業者通過零工模式為平台企業打工。平台企業以購買勞務的方式支付勞務費用，以規避社會保險、醫療保險等支出負擔。通過勞務外包協議，平台企業把勞動關係和用人成本與自己切割，由此引發此類從業者維權難的問題。

今年「兩會」上，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呼籲，為新業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立法，明確與平台企業的勞動關係，建立職業傷害保險制度。

中國式減碳「急剎車」

2021年下半年，中國多個省份出現「拉閘限電」現象，東北地區甚至出現城市運行和居民生活用電都受到影響的極端情況。粗暴地限電措施與中國「雙碳」目標緊密相關。而碳足跡還在深刻影響中國的光伏和電池等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

2020年9月，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作出承諾：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碳達峰」「碳中和」在2021年全國「兩會」上首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碳達峰是指中國承諾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再增長，達到峰值之後逐步降低。碳中和是指企業、團體或個人測算在一定時間內直接或間接產生的温室氣體排放總量，然後通過造樹造林、節能減排等形式，抵消自身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

在之後的聯合國氣候雄心峰會上，中國進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這意味着，中國將用各國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完成全球最高的碳排放強度降幅。然而，壓力自上而下傳導之後，出現一刀切式的拉閘限電現象，企業停工停產，影響波及普通人的正常生活。

今年「兩會」上，中國官方頻頻釋放調整信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參加煤炭大省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表示，富煤貧油少氣是中國國情，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實現「雙碳」目標，要先立後破，而不能夠未立先破。3月5日的首場「部長通道」上，中國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也稱，「不搞『碳衝鋒』，也不搞運動式『減碳』」。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能耗強度目標在「十四五」規劃期內統籌考核，並留有適當彈性，要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有序減量替代。

圍繞「雙碳」目標的提案議案也不在少數，且多為中國互聯網和新能源領域中的巨頭公司創始人。比如，全國政協委員李彥宏（百度CEO）、全國人大代表馬化騰（騰訊CEO）、全國政協委員曾毓群（寧德時代董事長）、全國人大代表雷軍（小米公司董事長）。去年中國政府嚴厲整治互聯網企業之後，今年「兩會」上，曾備受主流媒體追捧的互聯網企業老闆們已經風光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