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的流動病床用完了。2月17日,大批從安老院舍運來、懷疑染疫的老人家,在伊利沙伯醫院無處委身。消防處的黃色救護抬床用盡了,醫護人員甚至借來通常用於大型災難現場的便攜式抬床,床腳很短,薄薄一張緊繃的帆布,讓老人家躺上,停放在走廊。
「遠看好像一條條屍體,老人好像一注(條)梅菜乾。老人院送來的通常都不動了。好像大型災難在自己醫院發生。好恐怖,真的好恐怖。」護士阿暉(化名)說。由於床身太矮,診症時,阿暉和同事們要跪在地上。有做了廿幾年的護士,告訴阿暉她從未見過如此差的情況。「真的做到哭。」
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公立醫院不堪重負,如今做快速測試呈陽性的病人,到醫院只能苦候。痛心病人之餘,阿暉同時對安老院舍感覺憤怒:「醫療體制已經崩潰,還要面對老人院將大量老人家送來。一些老人家沒什麼病徵……老人家送來都是捱苦,為何還要送來?」更令他生氣的是,有院舍不願接收被醫生評估為可返回院舍的老人家。「他們說沒有(病毒測試)陰性證明,全香港人都無陰性證明啦!」他有點賭氣地說。
全港有超過240間安老院舍出現疫情。在元朗一間院舍,到診醫生吳月(化名)正為院內爆發疫症擔憂。「通知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衞生署說不關他們事,衞生防護中心叫我們找疾病感染控制中心,但聯絡方法他們也不知道。」吳月說,「我們也找過社署,他們都愛莫能助,說case太差唯有送急症室。」
在早前一份給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的指引裏,關於懷疑受感染的人士,衞生防護中心給出的處理方法是:立即通知衞生防護中心,按照衞生防護中心的指示安排送院。
安老院舍與公立醫院在如何安置懷疑染疫老人的問題上開始拉鋸,近日網上輿論不乏匿名醫院醫護與院舍員工針鋒相對,這個矛盾的癥結在哪?安老院舍為何成為高危場所?端傳媒訪問多名院舍醫護、營運者、管理層、工會人士,解構院舍面臨的苦症。
求助無門,院舍自救
2月中旬,巡診的院舍爆發疫症第5日,吳月仍未獲得衞生署或社署協助,院內共41名快速測試呈陽性的老人家,在院舍自設的隔離區內休息等候。
根據指引,吳月應該立即通知衞生防護中心,按照衞生防護中心的指示安排病人送院,然而此路不通。他致電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均無人理會,將他推給其他部門。社署則建議他觀察病人,情況太差就送急症室。
「只好自己抗疫了。」
吳月是元朗數間院舍的到診醫生,工作經驗有十數年。憑自身醫學知識,他摸石過河,為院舍展開自救。2月10日前後,當收到醫院通知,有第一個院友(指入住院舍的老人家)確診時,翌日他馬上為全院老人家做快速測試,找到17個陽性個案。他請員工把這批老人家集中在一個區域,再將這批老人家的緊密接觸院友安置在另一區域,連續3日為他們做快速測試。
第五波疫情爆發後,社署向院舍派發快速測試包,但只供員工每日自我檢測。要幫院友做測試,吳月消耗的是院舍額外資源買來的測試包,又有善心人捐贈2000件保護衣,大約能用20幾天,「靠我們自己了。」
沒有隔離工作的指引,吳月和員工們自行「開發」不同工具,用「類似大排檔用的那些膠膜」製作透明屏風,圍封隔離區,又用紅白藍帆布封住一些出入口,防止老人家出入,「有些老人家好精靈,走來走去,不記得自己在隔離。」院舍員工穿著藍色防護衣、戴頭套、兩層口罩,乍看以為是醫院。
第3日,緊密接觸者的區域也淪陷了,多人發燒、檢測呈陽性。5日以內,180名院友裏有41人初步確診。不僅如此,有員工快速測試結果也開始出現兩條線(即陽性),需居家隔離;也有同事擔心傳染家人,選擇辭職或請假。院舍人手一下子少了三分之一。
儘管如此,吳月說,有些快測陽性的員工「好有犧牲精神」,願意留下來照顧同樣是陽性的老人家。這帶動了院內的抗疫氣氛。
面對41個初確老人家,吳月要做決定:是叫白車送院,還是留下來,靠他和護士照料?
「衞生署一直以來的指示都是按安排送院,有些院舍沒醫療資源back up,又驗到陽性,就送去急症,搞到醫院大排長龍。」吳月說。與此同時他很掙扎:
「知道醫院同事好辛苦,這40多人若送去,一定增加他們負擔……也不想院友入院受苦。」
「我要有一個準確的判斷。」
吳月的準則是,高燒不退,或生命表徵不穩定,血壓低,血含氧量低,就需送院治療。最初送到醫院的其中4個院友最終確診,還有2人還未做核酸測試便離世,無法確定死因。留在院舍的41人,吳月每日到院舍診症、開藥。當開始有高燒的老人家退燒,快速測試轉為陰性,吳月他們備受鼓舞。「證明大部分都可以原地隔離。」
吳月所在的院舍是幸運的。儘管社署到診醫生的項目給出指引,着到診醫生們不要親身到爆疫院舍看診,但吳月仍堅持上門。「看了這些院舍十幾年,都感覺有義務,有同情心。」他不徐不疾。
院舍、醫院各有苦衷
吳月認為,像他們這樣有政府買位(政府出資購買床位,讓輪候政府資助院舍的老人入住)的私人院舍,雖然院舍算大、資源尚可,但面對疫情,都沒太大優勢。防護衣、N95口罩,他們都是自備,沒社署支援。其他院舍情況可能更差,「好多院舍是沒有醫療資源,例如沒(到診)醫生意見,也沒有外展隊(醫生)支援。那些院舍若只靠自己醫學水平,未必能判斷到(院友)是否適合原址隔離。」
近日出現有自稱是醫院醫護和院舍人員的網民在網絡上發文,醫院人士批評院舍不願接回醫院評估可返回院舍的老人,院舍人士則長文回應,稱院舍有醫療資源困難:院舍的護士開藥都需要醫生處方,沒醫生情況下只可給一次Panadol(止痛藥)病人,氧氣只有一支,要持續使用也需醫生處方;若等防護中心安排,可能數日都無人答覆。
「那篇文章是大部分院舍的情況。」吳月說,「全港院舍,大多數有巡診醫生,一個月上去兩次,護士不可隨時開Panadol。有些院舍連註冊護士都無,原址隔離的情況更堪憂。」
文姑娘有數十年醫管局、衞生署工作經驗,現任職安老院舍管理層。她說院舍護士不可無醫囑自行派藥,「好大件事,會除牌。」
「院舍如果醫療資源不足,院友出事都要負責任。有的院舍沒有護士,他們如何觀察、決定?」文姑娘理解個別院舍不願收回未能確定完全痊癒的病人,又指,有些院舍即使有醫療裝備,若職員不懂使用,更可能加劇病毒傳播。「如果她還有些sense,收回一個病好七成的院友,她都應該好驚。作為一個有良心的營運者,她都應該為全院院友感到擔憂。」
不過,即使院舍將懷疑染疫老人送入醫院,情況也令人擔憂。
伊利沙伯醫院護士阿暉表示,醫院在走廊用白色木板圍成板間房,與相連的觀察病房一同作為初確人士等候區;另設戶外帳篷區,與室內的玻璃房一樣,用於安置快速檢測呈陽性人士。初確和快速測試呈陽性人士均在排隊分流後見醫生,情況輕者可能回家等候核酸檢測的確診報告,再排隊上隔離病房。
而情況嚴重者,盡量兩小時內出確診報告,期間在急症室接受一般急救措施。雖然隔離病床已飽和,會盡量留位給他們。不少患者苦候多時,有人甚至在等待期間,外在病徵自行消失。
2月16、17日,阿暉見證大批從安老院舍送來的老人到達醫院,「戰時狀態一般,」老人動也不動的被放置在矮擔架床上,而有自理能力者則被安排到露天藍色帳篷處,「跟明愛相比,燈都唔多一盞,確診病人連廁所都冇得用,要用病床的尿盆、便盆。」他獨自坐回電腦前掉眼淚。後來幾日,冷鋒至,寒雨密,他想,那裏的病人怎算。
除了被送去公立醫院,有院舍的情況是職員初步確診,而院友作為密切接觸者,被送到亞洲國際博覽館(下稱「亞博」),那裏被政府用作檢疫中心之一。
Ann(化名)服務的院舍就是如此,有職員確診,院友被列作密切接觸者,需到亞博隔離7日,她申請去陪同院友。她形容情況很慘,身處區域有160張病床,有約30名職員服務,扣除清潔員、護士和保健員,只有1個起居照顧員負責看管8位院友。即使有像她一樣的院舍職員在場監察,亞博職員也沒法及時支援院友基本需求。
有一次,Ann看見院友沒有穿褲子站在那裏,原來是亞博職員在更換尿片後,忘記替院友穿回長褲。「這是我不能接受的情況。」Ann感到難過。另一次,有院友因為找不到便椅而遺便,等候良久沒人清潔,他坐立不安,令整個床位間格沾滿大便。
Ann忍不住撰文,批評港府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將變種Omicron看作流行級數的傳染病,而是追求「清零」,聽從國家領導人指示「把儘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不分流、不研究居家檢疫,而讓初確者到檢疫中心和公立醫院,卻沒考慮整個體系的支援人手是否足夠。
在院舍爆發疫症高峰來襲前,2月7日,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李立業表示,快速測試呈陽性人士,如親友可安排他們接受深喉唾液測試、確認檢查,可先留在居所,否則建議以「點對點」、快捷及最好的感染控制途徑到醫院急症室,讓醫護分流。
「別的國家就與病毒共存,為何香港仍是封、封、封?」護士阿暉說,「一時說點對點去急症室,第三、四日又不同說法……社署就算給院舍指引,也只會是『指引』,職員不會全跟。」阿暉對院舍職員失去信任,「這是死症,最後就由我們來硬食。」
一夜改為原址隔離,院舍難以承受
在院舍工作的吳月、Ann,和在醫院工作的阿暉都在反思政府防疫政策,認為分輕症重症、原地檢疫或隔離,是醫療系統無法負荷下的可行方法。
社署給出的新指引似乎有相似思考。在傳媒大規模報導公立醫院爆棚、老人在露天處臥床待診後,2月17日深夜接近11時,社署向院舍發出新指引,稱政府會盡量將懷疑確診院友送往檢疫中心或醫院,但因兩種處所最近已接收大量人士,院舍還是要讓他們留在院舍中,等候安排。
進一步,指引還增加了送院標準:召喚救護車轉介陽性住客前,需與醫管局確定能否接收入院,如否,應留院舍繼續照料。送醫院前,要填寫表格,其中包括有否出現發燒、喉嚨痛、嘔心等徵狀;另外,還要聯絡社區老人評估小組,若院友出現發燒超過38攝氏度、減少或沒有進食等病徵,才考慮安排入院。
最新指引似乎肯定了原地檢疫的做法,然而陳志育形容,社署深夜這封信,讓安老院舍的角色發生重大轉變。
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育是院舍經營者,從業超過20年,從私營到承接政府合約院舍,他經歷過風浪。這一次,他愁眉不展:「我們面對史無前例的危機。」
「(2月)17日之前,安老院舍是提供長期護理服務的角色,有撤離機制。收到通知後,如果有老人家成為緊密接觸者,就要原址檢疫,這是第一個轉變。」陳志育說,「我覺得疫情危急,安老院舍可以行多這一步。雖照顧密切接觸者有風險,但醫療系統已無法負擔。」
令他驚訝的是後面的內容。「如果安老院舍有確診長者,就要做一個隔離的院舍,老人家原址接受照顧,除非醫管局指引,認為他有嚴重病症,才可送院,否則驗出陽性的老人家,都要留在院舍。」
「安老院要承擔的責任和角色是三級跳。這對業界是好大衝擊。」陳志育說,無論心理上還是裝備上,不少院舍都未做好準備。
過去一星期,安老院舍爆疫情況嚴峻,2月20日,染疫院舍數字急升至超過240間。「院舍疫情爆發,與歷史發展有好大關係。最大痛點是土地空間問題。」陳志育說。
土地問題導致院舍設計不利抗疫,人口密度高,加上人手短缺,「我們不具備條件,立即將院舍變成處理傳染病的場所。」陳志育說。
私營院舍在八十年代已經出現。政權移交後,政策和市場均偏向私院。學者鍾劍華歸納私院性質,是「將貨就價」,「針對未能取得公共服務而被迫轉向市場,但消費力不高的基層長者」。
由於租用商業土地,私營院舍一直面對租金和租期壓力。加上要將商業用途的土地改建為安老院舍,要符合政府屋宇條例,例如每間房要有窗、採光,私營院舍往往無法間出很多有窗的獨立房間,只能建成半開放式的大房設計,室內床位之間間板通常1.2米高,不到天花板,符合通風要求;而院友的「私人空間」,則只有那張睡床和旁邊一個小小櫃子,有時連輪椅也沒地方擺放。
現時法例訂明,安老院舍每名住客最低人均樓面面積(包括公共空間)是6.5平方米,即約70呎左右,與香港規劃署規定的私家車車位大小相若,比高設防監獄的人均面積7平方米還要細;有些較劣等的院舍,甚至連間板也沒有,院友「你眼望我眼」,面面相覷。院友密度高,這也是「將貨就價」和租金壓力的結果。
「半開放式、通風設計,安老院舍做長期照顧,沒有問題;但面對傳染病爆發,我們是好脆弱。」陳志育說。儘管政府近年建議修例,提升安老院質素,例如最低人均面積按類別調整為8至9.5平方米,陳志育認為,修改並不算大,對院舍抗疫能力影響甚微。
除了空間,人手亦是一大問題。現時院舍的法定人手要求,陳志育形容是「比較低」,例如中度照顧院舍,護理員與住客人手比例為1:40。過往亦有不少關注長者權益的團體提過,院舍人手緊絀情況下,護理員、照顧員根本沒時間細心照料每個院友的個別需要,餵飯也只能匆匆把飯塞進院友口中,一個接一個;部分院舍更會用約束方式,把院友綁在床上或輪椅上,「確保」他們即使身在照顧員視線範圍以外亦沒出意外。
另外,安老服務一直很需要專業人士如護士、治療師,但由於行業缺乏人力資源規劃和晉升階梯,人才往往流失到醫療系統。「現在疫情,打仗也要看團隊,當非專業人士要處理需要專業性的工作,他們是無心理準備上戰場打仗的。」
在接受訪問的早上,陳志育電話忙個不停,收到業界同行發來的相片——院舍職員穿防護衣嚴陣以待,「好似戰場咁。」他又向記者強調,現時院舍長者疫苗接種率只有約25%。加上目前為止,全港院舍已有近200員工染疫,人手不足問題迫在眉睫。
「我這兩天一直在思考……」陳志育蹙眉苦思,「醫療系統已崩潰,可能決策就是要有所取捨。可是這個決定,會不會令更大老人家犧牲性命?我們明知無能力,做不到……」
溝通、準備欠缺,「哪裏漏水就補哪裏」
這幾天,一些院舍陸續收到社署電話,通知他們如果拒收醫院送返的老人家,有可能會被除牌。
私營院舍經營者吳先生感覺「激氣」,他說有社署督察指責他們「無良」:「好沮喪,你諗啲咁嘅嘢,而家係諗保護老人家和員工。」關於接收院友,他表示:「我們怎會不收……」但他認為院舍裝備不夠,人均樓面面積13平方米的空間不足以分區隔離,加上員工要照顧初步確診的院友,心理壓力爆煲,「這裏不是醫院,阿姐(照顧員)專業能力是不夠的。」
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義務秘書鄭清發表示,希望社署、衞生署應就原地檢疫、隔離給出更具體指引,在隔離設施上協助院舍,亦要為員工提供相應培訓。
有數十年醫管局、衞生署工作經驗的院舍管理人員文姑娘,認為醫管局、衞生署、社署都沒有做好與院舍甚至公眾的公共溝通。
她以自己服務的院舍為例,在2020年疫症爆發之初,醫管局、社署、衞生署在當區分別派人上門,與她們評估院舍情況,若疫情肆虐,是否適合留下院友。從那時開始,她的院舍便做好計畫,什麼地方做隔離區域,買什麼摺床儲備等等。
「如果醫管局無同其他院舍提前溝通好,貿然讓他們接回老人家,院舍沒心理準備,當然會驚。」文姑娘說,「你要打仗,平時都要操練;平時又不理院舍,現在霎時間要他們送死。」
她指院舍衡量與醫院不同:「在醫院角度,公眾利益是儘快騰空床位;但在院舍角度,在一兩個康復中的院友,以及全院的院友及員工家人之間,他們該如何選擇?」
她認為矛盾的根源,在於當局沒提前籌劃,「哪裏漏水就補哪裏,」訊息發布亦不透明,例如衞生防護中心稱從2月7日起不再公布個案詳情,2月20日開始不再公布初步確診數字,「好神秘,大家會覺得好驚。」院舍乃至公眾要自己摸索,「行行下路,話都係搭飛機,跟著話搭船,根本跟不切。」
「兩年了,香港人都抗疫疲勞了。」鄭清發感嘆。
冷鋒過境,香港2月21日氣溫跌至8度。雨不停,吳月、阿暉仍各自奔波在院舍、醫院的前線。
吳月醫生發來簡訊:「收到衞生防護中心通知,社署安排送核酸檢測包給院舍,送貨日期是2月28日……只有50個,我們有180個院友。」
承受後果的是最脆弱的老人,因為政府逼針主力逼年輕人,老人有自由所以才打,結果一爆疫時承受後果是可以預見的。當然政策完全没有預見了這點去做準備,但老人不打針然後要拿生命承擔後果是expected的
难以想象今天的香港竟然能看到那时候武汉一样的场景,亲自指挥的后果让最脆弱的群体承受,真的太不公平。
GOD,让安老院老人迅速接种疫苗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一旦中招只能听天由命。现在大量人力物力全浪费在封,检测,隔离,实际指向的都是保护还未感染的人群,而被感染群体迅速有“我们”变成“他们”,变成可怕的疫情传染源,首要任务不是救治而是防止他去扩散。 clever enough 才能想出这种防疫策略。
虽然现在已经太晚,但是放过那些感染了等于感冒一次的青壮年健康群体,他们自己能买必理痛。保护好老人尽可能少的暴露以及抓紧种疫苗,能挽救一个算一个。否则感染的老人越来越多,就算送去隔离(设施条件够吗)也等于是让老人家暴露在巨大风险中。就算covid不致命,身体弱的老人暴露在寒风当中,担惊受怕被折腾,对健康也是巨大的打击。
简直不敢相信现在香港在发生什么,所有人都知道问题在哪里,所有人都当没看见。实际上最直接承担后果的,不是耽误了点时间和便利的轻症无症状的大部分,不是被伤害的经济和流失的人才,不是某些投机人士的乌纱帽,是整个社会最脆弱的老年人。
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