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離開催育的華人文化，她們在外國想像另一種無孩人生

2021年春天的一天，楊銘和丈夫大衞在紐約一家米其林日料店就餐。坐在他們身旁的也是一對白人男子加亞裔女性組合的夫婦，和一個看起來十五六歲的小女孩。廚師用優雅的手法捏出一貫又一貫壽司，隔壁的夫婦卻無暇享用美食，而是不停地為女兒的教育爭執。男人認為女孩應該找更好的網球教練，爭取通過體育特長生這條路進入常春藤大學，女人則覺得女孩應該每天花兩個小時學普通話，因為將來求職時，流利的中文可以得到諮詢公司，投資銀行，跨國企業的青睞。女孩百無聊賴地踢着椅子，男人和女人一邊對廚師點頭微笑，一邊皺着眉頭壓低聲音埋怨對方。

餐後，廚師進了廚房準備甜品，女人頻頻看錶，他們家裏還有小孩，而請來看孩子的Baby-sitter（褓姆）只能呆到晚上九點。最後，兩個人折中了一下，讓女孩每週參加一定數量的網球私教課，回家完成作業之後，再請家教補習中文。

走出餐廳之後，楊銘和大衞對看了一眼，兩個人都發自內心地微笑起來。這是他們確定不要孩子的第五年。他們不用在每次出門吃飯前請好保姆，也未曾因為帶孩子而吵架。他們各自都是三十出頭，有穩定的工作，有存款和房子，不要孩子是他們深思熟慮之後做出的決定。在美國，有一個詞彙專門形容楊銘和大衞這樣的年輕人：「Child-free by choice」－－ 指的是人們（尤其是女性）主動退出了生兒育女這樣的角色，同理，這些女性則不太喜歡「Childless」這個 詞，因為無法準確表現她們對於成為母親的看法。

無法滿足的期望

在去美國前，楊銘從未考慮過生活還有不要孩子這樣一個可能性。

她生長在南方一家國有企業的家屬院，從小聽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些話長大。鄰居都是她父母的同事，有人結婚，生子，便會成為茶餘飯後的話題。二十出頭的未婚男女會被介紹互相配對，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年長的同事會介紹自己未婚的親戚。這些人總能很快找到對象，然後很快生子。唯一的例外是一位做到高位的女領導，能力很強，打扮有些中性，一直未婚未育。周圍的人偶爾談起她，有些憐憫又有些諱莫如深。

楊銘小時候和姑姑很親，姑姑三十歲出頭才開始學語言，出國留學，和外國人談戀愛，年紀很大才結婚，結婚後也並無生育——姑姑於她而言，像是打開一個新世界的鑰匙。但當她長大之後，姑姑也和別人一樣勸她早些結婚生子，別無二致。

她大學畢業談了一個男友，兩個人交往了兩年，也多次談婚論嫁。男友對事業沒什麼企圖心，希望在三十歲前結婚，至少要生兩個孩子。他們有時候在網絡上玩預測未來孩子長相的小遊戲，把兩個人的照片上傳進去合成一下，有時候會討論生了孩子要讓孩子上什麼課外班。楊銘本人一直是「可有可無」的態度，不主動想要孩子，但是也覺得自己終歸會像周圍人一樣有孩子。她還聽到許多年長女性的經驗之談，說當你到了一定年齡之後，荷爾蒙等生理上的母性衝動讓你自然而然地就想生孩子。

事實上，大學畢業兩三年之後，身邊的高中女閨蜜幾乎是一股腦兒地結了婚生了孩子。這些閨蜜們在復旦、人大、南大這些重點大學裏讀到碩士，但她們最終都回到了老家，找到了一份優渥的工作（不少人都做了公務員），然後和父母介紹的相親對象約會、結婚、生子。楊銘和母親去了幾次婚禮，母親也開始催促她結婚，直接催沒有用的時候，就開始旁敲側擊：「媽媽有時候會談論到她的同事或者同學的女兒結了婚生了孩子，然後她就會開始哭，說覺得我很孤單，覺得我的生活是不完整的。」楊銘的母親和許多華人家庭的母親一樣，很喜歡和人比較：小時候是比誰家女兒成績好，誰家女兒鋼琴級數高，那段時間，大家開始比較誰的女兒嫁的男人更有錢，誰更早生了下一代。「比來比去，媽媽比我還要焦慮。」

但楊銘最終還是沒有滿足母親的期望，男友劈腿導致的分手是一個導火索，但幾年後，在系統接受過心理治療之後再回想起來，非常不愉快的童年是她非常抗拒成為一個母親的根本原因。她的母親控制慾極強，監視着她的一言一行，連她藏起來的日記也不放過，而且總是認為她不懂事，忽視她的感受，否定她的一切。「別人說『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但我媽媽是非常喜歡打臉和揭短的，尤其喜歡在外人面前潑我的冷水，還當眾打過我。」

母親這個詞並不會讓楊銘聯想到愛與溫暖，只會讓她發自內心地感到恐懼，窒息一般的恐懼。滿十八歲以後，她選擇了很遠的地方讀大學，生活中遇到挫折，需要工作或者需要借錢，也都是向朋友開口。母親覺得她在親情中太過冷漠，把朋友看得太重要了，這也最終把她推得更遠。

她在幾個月裏完成了分手、辭職、去美國的各項手續。在美國安頓下來之後，她回到中國看望剛生育不久的堂姐。 許多人都圍着嬰兒逗弄，有人讓她也抱抱嬰兒，說可以讓她快點生個大胖小子。她望着襁褓裏嗷嗷大哭的一團，小嬰兒皺巴巴的，看起來那麼小又那麼脆弱，她突然覺得很害怕，不知道該怎樣面對這麼一個脆弱的沒有任何自保能力的生命。她擔心自己生了孩子之後成為母親一樣的人。在別人眼裏，她是一個非常善良而且樂於助人的人，會參加志願者活動也會給很多小費，他們說她會成為一個「好媽媽」，但是她自己卻不知道「好媽媽」到底是什麼樣的。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塞爾瑪·弗雷伯格（Selma Fraiberg）引進了一個心理學概念–「育兒室裏的幽靈」（ghosts in the nursery)，描述父母們在撫養孩子時，會不自覺地讓孩子重複經歷自己童年時曾經歷過的創傷。童年時經歷過的被自己父母打罵、忽視、甚至虐待的人，在養育孩子時，會被孩子喚醒潛意識中的痛苦，悲劇就在下一代身上繼續上演。

這個理論讓楊銘覺得自己對於做父母的恐懼並非空穴來風。過去的幾年裡，楊銘把「我要專注愛自己」作為自己的New Year resolution（新年目標）。她加入了好幾個私人互助小組，裡面是許多和她童年經歷類似的年輕人，不要孩子是群組裡大多數人選擇的生活方式。她的心理醫生建議她在和母親溝通時要set boundaries（劃清人際界限），她開始對母親說「不」，保護自己的尊嚴不受到傷害。母親在她面前的態度開始軟化，並且第一次對她說了「我愛你」。

但這反而更加堅定了楊銘不要孩子的信念：「她愛我，但是為人父母，僅僅有愛是不夠的的，還要學會如何愛，如何表達愛。」

「很多人其實是做不好父母這個角色的。」

「我不想孩子出生以後，要去了解一個很生硬的世界」

生長在北方某二線城市的80後趙寧寧在剛結婚那段時間還曾考慮過要孩子。

彼時，她和丈夫都是二十幾歲，丈夫覺得還沒有到要孩子的階段，想再玩幾年，她也覺得很正常，許多男人都這麼想。再過了幾年，她中學大學的朋友、閨蜜陸陸續續開始要孩子，她親眼看到這些人生了孩子之後，生活好像也沒有變得很開心。她的女性閨蜜普遍對身邊的人感到失望：父母和公婆以幫忙帶孩子的名義住到家裏來，名正言順地干涉小兩口的日常生活，而在這種情況下，丈夫在家庭中的角色要麼是和稀泥，要麼是逃避問題，承擔的責任遠遠不夠。

最後，生了孩子的女性不僅失去了隱私和生活中的邊界，還要承擔事業發展上的生育成本。懷孕和育兒所消耗的時間和壓力讓她的閨蜜們事業停滯，有些女性朋友辭了職，想着等孩子上幼兒園了再回國職場，但是離開職場幾年之後，再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想重返職場實在太難了。

不要孩子有兩個客觀原因，其一是老家的房價漲得太快。剛結婚時，她和丈夫在這裏花兩百多萬買了建築面積九十多平方米的兩室一廳，實際面積不到七十平方米，如果生了孩子，再把父母公婆接過來帶孩子就顯得太擁擠了。可是結婚後，房價就像坐了火箭一般躥升，三四年時間裏就翻了差不多一倍。要換更大的房子，即使把兩家的積蓄都拿出來，還要背上昂貴的房貸，客觀上非常困難。

再者，她和丈夫都把重心放在事業上。她於2019年離開中國去美國深造，後來也留在美國工作，而丈夫亦於去年底去歐洲工作，再加上疫情期間，國與國之間的交通受到限制，如果回中國的話也有航班熔斷、長時間隔離等不便之處，所以夫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碰面，更別提有機會生孩子了。

她在老家的公寓附近有一間小學，她可以在家裏聽到學校的升旗儀式。近幾年來，學校教育孩子的內容越來越「左派」了，「左到不行」，那些思想教育的內容日復一日通過升旗儀式傳到公寓裏，倒是這個原因讓她下定決心不要孩子。

「我讀書的時候，是可以聊『六四事件』的。我比較幸運的是，讀中學的時候趕上了互聯網還比較開放的時代，很多網站還沒有被牆掉，」趙寧寧說，「上中學的時候有互聯網有BBS。」2010年，谷歌因為內容審查問題與中國政府出現分歧，並最終關閉中國版網頁搜索服務。差不多是在同一個時間段，YouTube，Facebook等網站和社交應用被「牆掉」，之後則有越來越多的境外網絡在中國無法使用。

趙寧寧那一代人有幸在中國大陸比較開放的時刻窺得了中國以外的世界，在被「牆」了之後，仍然對境外的信息有所興趣，並最終選擇出國深造，工作。但是現在出身的一代人則是完全生活在「牆內」。一項2018年由北京大學和史丹福大學聯合開展的研究顯示，中國大學生對網絡上未經審查和涉及政治的內容興趣頗為有限。

「現在小孩吸收到的偏左的東西，對比我小時候有過之而無不及，」她舉了一個例子，「我們小時候唱歌，是唱我們是祖國的花朵。我的朋友生了孩子，她們的孩子是唱『我們是黨的孩子』。你說，你都不是你父母的孩子了，是黨的孩子。」說完之後，趙寧寧停頓了一下，她表示自己不想孩子出生之後面對這樣的一個世界，不想孩子出生之後，要去了解「一個很生硬的世界」。

似乎是問了緩解一下這個話題的沉重，她半開玩笑地說，自己有了孩子的話，肯定受不了老師天天給孩子灌輸這些思想。「我老公說，像你這種想法這麼多的人會和班主任天天打架。」

除了學校教育非常保守以外，她對學校的師資也不是很有信心。她有些朋友去做了老師，甚至還是重點學校的老師，她認為這些人並不是特別有責任心的人，她也常常從這些做老師的朋友那裏接受到很多負面的能量。家長群體裏，焦慮的情緒也很嚴重。她形容自己看到的朋友的孩子，都是「畏畏縮縮的，很膽小，很害羞」。她的朋友們讓孩子學小提琴，學英語，打冰球，學各種很高級的體育項目，但是孩子卻不知道怎麼和人交流。

和許多認為不生育的女性就是不愛孩子的偏見不同的是，趙寧寧喜歡小孩，喜歡和小孩玩。和小孩相處也挺好的。現在，她還會幫朋友照顧孩子，「但是沒有孩子要流着我的血的慾望」。

是「自私﹑膚淺﹑自我中心」－－還是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香港出生長大的Maggie有一天和大學裏認識的男友（現在是Maggie的丈夫）幻想未來會如何。

男友說：「要買層樓，生兩個小朋友。」這算是香港人對於幸福生活非常典型的想象了。但是Maggie反問：「沒有小朋友，就我們兩個是不是可以？」

Maggie說男友當時很驚訝，因為：「他也不是一定要生孩子，而是沒想過可以沒有孩子」。兩個人後來逐漸討論下去，突然就意識到，沒有孩子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2016年，美國女作家梅根·多姆邀請了16位作家把自己選擇不生育的心路歷程寫成文章，並集結出版。這本名為「Selfish, Shallow, and Self-Absorded」（自私﹑膚淺﹑自我中心）的書登上了當年《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單，並於2021年被出版了中譯本《最好的決定》。梅根在前言中寫道：「和很多文化推斷截然相反的是：主動退出父母陣營的人並不是一個整體。我們既不是享樂主義者，也不是苦行者。和大多數有孩子的人相比，我們揹負的慘痛的成長期心理創傷並沒有更多。我們不討厭孩子（這一點竟然沒人信，至今都讓我震驚）。」

Maggie就不太符合大多數人為不要孩子的父母的刻板印象。她和丈夫是2007年讀大學時候認識的，兩人家庭都是中產。丈夫的父母是老師，她的爸爸做生意，媽媽是家庭主婦。兩個人的家庭都非常傳統，丈夫的家裏尤甚。她描述丈夫的成長環境時說：「他們家不僅僅是自己小家庭很幸福，整個大家庭也很融洽。老公的爸爸是長子，有五個兄弟姊妹。他們關係很好，很親密，經常聚會。他們家裏的用詞都非常傳統，像《大宅門》一樣，還會用『大房』﹑『二房』這種詞。老公用他們的話來說是『長子嫡孫』，他下面還有一個弟弟，關係也很好。我們都是在幸福的家庭長大，是童年過得無憂無慮的80後『港孩』。」

Maggie自己也有一個弟弟。她說媽媽在自己現在的年齡，弟弟也已經在上小學。「那我有什麼呢？」她輕聲自問自答，「我有老公有學歷。」但是不生孩子終究是違背了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她說周圍人人都說你不生將來會後悔。也有人說，你現在只剩下大概十年的時間可以生孩子了，言下之意就是她到時候後悔也來不及。她還沒有到那個年紀，自然也無法打包票說自己到時候不會後悔，所以夜深人靜的時候還是會反思，會懷疑「將來的我會不會質疑現在的我的決定。」

至於為什麼不要生孩子，Maggie倒是也說不出來特別反對生育的理由，但過去十年，在女性的「最佳生育時期」，她自己一個做了許多決定，就偏偏沒有將「生孩子」放到自己考慮之中：「我想那就代表我真的不覺得有這個必要吧。」

「況且連我都不知道人生有甚麼特別需要經歷的。即使像我這樣生活順利，算很幸福的人，還是有好多煩惱－－為甚麼偏要逼別人經歷同樣的事情？」

她是那種很願意嘗試新鮮事物的人，她在港大社會科學院畢業，大學畢業之後因為「喜歡去旅行」，先當了年多空服員，然後再去了做金融。工作之後還是經常辭職去旅行，有時候工作半年或者一年，去旅行倒是有足足半年。後來她二十八九歲的時候，開始決定要去外國讀碩士，於是毅然辭去工作，申請到了美國的大學，在2017年的時候踏上了飛往美國的航班。結婚也是看似隨性的決定——她想要丈夫和自己一起去美國，為了辦簽證方便，所以就結婚了。

讀碩士的第一年，她趁寒假回來結了一下婚，並訂了宴客之後那天的飛機回美國。當時的計劃是丈夫過幾個月之後再去美國。

婚禮的時候，就有親戚在背後議論她做事「任性」﹑「太自我中心」。她的生活在別人的眼裏大致也是如此，讚賞的人會覺得她活得恣意灑脱，不讚賞的人會覺得她自私不負責任。

大概是因為她一直給不出特別的不要孩子的理由，她的父親也一直堅持勸她。非常保守的父親一有和她單獨相處的機會就讓她生孩子，每次的話都是一樣：「你自己想下，要生孩子的，爸爸就不說什麼了」，但以後有機會獨處，父親還是會說。

從2019年開始，香港社會經歷了種種動盪，原本開放的社會像加速了一般走向保守和封閉。人們為未來的不確定性而焦慮，倒是讓她不要孩子的決定變得合理了許多。

2019年香港社會運動時，她本想要回到香港，父母極力勸阻她不要回來，後來社會環境更加惡化，疫情又席捲全球，她直到2021年底才在波士頓見到沒見兩年多的父母。「媽媽看到我就哭了，這兩年，香港人都有很多感受，很情緒化。」

父母打算在波士頓跟Maggie和女婿一起過年。她和父母在他們波士頓七百多呎的家居共處了兩個多月，這是她婚後第一次長時間和父母相處，卻沒有被催生孩子。「不知道為甚麼他們不再講了。可能是因為這兩年的事，他們覺得只要我平安健康就好。其他事情也就不再強求。」父親讓她和丈夫兩個人好好安定下來，要買房子，不要租房子。丈夫的父母也非常開明，知道他們決定不要小孩之後，亦沒有多說什麼。

「你為甚麼不要孩子？」

楊銘第一次意識到「啊，原來不要小孩也挺好的」是她到美國的第二年。她認識了美國女生珍妮弗，珍妮弗身材高挑，一身緊實的小麥色的皮膚。她熱愛爵士樂、品酒、烘焙，也喜歡衝浪、滑雪。她給自己定下一個目標，每週一定要做一件有趣的事情，有時候是去一個非常小眾的玻璃瓶展覽館看展，有時候是打扮成火烈鳥去參加舞會。美國人很少談論個人隱私，但是珍妮弗主動說了自己二十歲出頭和中學的highschool sweetheart（高中認識的男友）結婚，後來因為兩個人對事業的發展方向不同而離婚，再後來，她讀碩士進修，有了穩定的男友，兩個人一起養狗，但是決定不要小孩。

再後來楊銘和一位男生約會，男生主動說自己不想要孩子，但不排斥領養。男生說這一切的時候神情非常坦然。她又大開眼界：「原來也有男生主動說自己不要孩子。」

2021年的調查顯示，在18-49歲的人群中，44%的人認為他們「不會」或「很可能不會」擁有孩子。這一比例比2018年同類調查中的37%又高了7個百分點。《紐約時報》的報道指出，全球疫情，氣候變化和政治衝突也是許多人選擇不生育的原因。當不要孩子的人佔據了相當數量之後，社會上對於這類話題的討論也越來越開放，對於這群人的接受程度也越來越高。

曾經在中國大陸工作過的楊銘申請美國的工作的時候，發現根本不用在簡歷和表格上回答自己是否結婚，是否有過生育，是否有生育計劃這些問題，這讓她覺得非常「empowering」。她在大陸工作時，常見到僱主對女性的年齡、外貌、婚育狀況作出要求，不少僱主不願意聘用育齡的女性，因為不願意為女員工生育的產假成本買單，這個問題在三胎開放之後更加嚴重。

疫情期間，楊銘有幾位要好的女性朋友和孩子一起關在家裡，她們要監督孩子上網課，還要替孩子輔導功課，其中一位因此從全職轉為兼職工作，很多人都說羨慕楊銘。

而在美國，子女並沒有贍養父母的法律義務。父母在子女生活中的話語權也更少。研究指出，27%的成年美國人和至少一位家庭成員關係非常疏遠，通常存在於父母和他們成年的子女之間。

楊銘的丈夫是美國人，他的父親非常喜歡孩子，也屢次旁敲側擊地說希望能夠抱到孫子。「有一次，我的公公來我家小住，我在廚房做飯，他當着我的面給他的弟弟，我丈夫的叔叔打電話，在電話裏說非常想要孩子，還說可惜沒辦法把孩子塞到我的肚子裏去，」楊銘回憶起一次被公公旁敲側擊地「逼生」。她把事情告訴了丈夫，丈夫很斬釘截鐵地告知了他的父親不要孩子的決定，還安慰楊銘說以後不用理會這些「催生」的人，也不要為他們改變想法。

「在這裏，人與人的邊界非常清楚。所以生不生孩子的決定，倆夫妻的父母都沒有什麼發言權，當然了，他們也不會像華人社會那樣來給自己的孩子帶孫子。」

Maggie也在美國遇到過不同年齡不同背景但是同樣選擇不要孩子的美國朋友。但是她卻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決定不要小孩，因為在這裏，沒有人會問你為什麼結婚了這麼多年還不要孩子，沒有人會告誡你不要孩子將來會後悔，沒有人會旁敲側擊你是「不想要」還是「生不出」。

她想到剛踏入職場的時候，有一些香港的「師奶」同事會讓她生小孩，原因各式各樣。「有人說你不生，之後你和你老公沒話題，如果你生了，還是可以和他聊下小朋友的事情。還有人說，你不生，到時候老公會在外面找第二個女人給他生孩子，」 Maggie回憶起那些並不愉快的談話，「我倒是想問問這關她們什麼事。」這些並不會動搖她的選擇，也不會讓她真的生個孩子出來綁住男人的心，但是她卻要花時間來闡述自己為什麼不要孩子，要一次又一次說服這些也不是很熟的「最多偶爾一起吃一次飯」的人。

Maggie的美國朋友裡還是有很多非常喜歡小孩子，也生了好幾個，但是他們不會來審視那些沒有生孩子的人，他們不覺得自己有權利去讓別人生孩子。

「我在香港也有很多朋友到現在還沒有打算要孩子，這不是美國獨有的現象，但是在香港還會受到社會上無形的壓力，到了美國之後，感覺輕鬆了很多。」

「最少沒有剛認識的陌生人會問我們：『你們甚麼時候生？』『你們為甚麼還不生？』」

不生育的女人晚景淒涼？

社會上對於不要孩子的女人有許多刻板印象，例如，認為這樣的女人一定是為了享樂的自私自利的人。

2013年八月，《時代》週刊的封面標題是「The Childfree Life」。封面是穿着泳衣的俊男美女躺在沙灘上，副標題是「When having it all means not having children」 (當擁有一切意味着沒有孩子)。這張照片就在某種程度上暗示了不要孩子的人是因為貪圖享樂。

趙寧寧覺得這樣的刻板印象並不公平，她說：「我和丈夫都是非常節儉的人。」

她說他們夫妻兩現在除了必要的開銷以外，還在為老年的生活理財。「我都用比較保守的理財手段，求穩。」

目前，他們在考慮在美國買一座房子，交給物業公司出租和管理，有一個被動收入。因為不用投資孩子的教育，不用存給孩子的教育基金，陪孩子的時間也可以拿來賺錢，她並不覺得自己老年面臨的經濟壓力會比生育過孩子的朋友更大。

針對未來有可能發生的不測，她已經買了人壽保險和重疾保險，如果真的得了經濟上無法負擔的不治之症的話，趙寧寧也很豁達地說：「那肯定不治了。不然罪也遭了，也治不好。」

另一個對於不生育的女性的刻板印象就是她們通常都「晚景淒涼」。楊銘就聽到許多親戚告誡自己，如果不生孩子，老了之後就沒人照顧你。這個說法和中國價值觀裏面「養兒防老」的概念不可分割。「養兒防老 」這個觀念源於中國封建社會，國家沒有完備的養老機制，而許多家庭三代四代同堂，居住在一起，由家族中年輕力壯的成員承擔起贍養全家族的負擔。

這種觀念根深蒂固，北大教授陸傑華就說，未來養老主體應該是多元的，但是「家庭還是養老的第一責任人」。

但現實卻是，即使生了孩子的父母，也未必能享受到「養兒防老」的待遇。

2018年頒布的《「十三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體系建設規劃》指出，預計到2020年，獨居和空巢老年人將增加到1.18億人左右。隨着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父母陸續進入老年，據專家預計，到2030年中國老齡人口將達近3億，而空巢老人家庭比例或將達到90%，這意味着屆時中國空巢老人數量將超過2億。

也有許多報告指出，生育了孩子的父母在老去的時候，並不會比沒有生孩子的父母更幸福。事實上，在孤獨感，生活滿意度，精神健康等方面，有孩子和沒有孩子的父母之間的幾乎沒有差異。研究總結說：「你需要靠孩子來獲得一個美好的晚年生活是一個普遍但錯誤的看法。」

楊銘、趙寧寧和Maggie都認同這一點，因為她們現在都在國外生活，而且已經好幾年沒有回老家探望父母和親戚了。

在提到「晚景淒涼」時，Maggie表示是她到了美國之後，才發現老年人的價值不僅僅是「子孫繞膝」和「共享天倫之樂。」

她說自己研究院的老闆今年73歲了，還是精力充沛。「她在車上工作，睡前工作，吃飯也工作，永遠也工作，但是她很享受。在我以前的生活環境，我沒有這樣的一個榜樣。」她開始意識到老了也有很多其他的生活方式，可以寫書，做研究，可以學一些新的東西，可以像她的老教授們那樣和年輕的學生聊天，分享人生。老了也可以保持對世界的好奇心，探索未知的領域。

其他對不生孩子的女性的誤解，包括認為她們是通過養寵物來代替生育。今年早些時候，教皇一番批評人們不想生孩子，但會養貓養狗來代替孩子，是對「父親」和「母親」身份的否定的言論，引發了網友的熱烈討論。

趙寧寧結婚後養了一隻小型犬，她和丈夫自稱「狗爸」「狗媽」，或多或少算是做母親之前的演練。她說，「狗狗抱來的時候才六週，長到四個多月的時候狗還不會抬腿尿尿。所以什麼都要親自教，一把屎一把尿把狗拉扯大了，有一種母親的感覺。」她花了很多精力訓練狗不能上沙發，不能上床，也買了許多養狗的用品：狗的牙膏，牙刷，剃毛的工具，乾濕狗糧，狗咬膠，小衣服和玩具等等，林林總總就是一大堆。她意識到了養狗雖然挺有意思，但是也有很大的責任，包括養狗之後做衞生的頻率會變很高，旅行也很不方便。這讓她意識到，如果生了孩子，要承擔的責任就更大了，但是她不認為自己能夠承擔這些責任，因為她不願意犧牲自己的事業、生活和旅行。但是她不認為自己是因為把狗當成孩子才決定不生育。

另一種老年想象

女性堅持不生育這一併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必須要有一個強大的支持系統，而這個系統裏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她們的丈夫。幸運的是，楊銘，趙寧寧和Maggie的丈夫都非常支持她們的選擇。

「如果我不是足夠了解我的丈夫，我大概會擔心當我四十幾歲，生不出來的時候，我的丈夫突然想要孩子，然後他就順理成章地甩掉我，去找一個更年輕的女人，」楊銘很坦誠地說。她的丈夫大衛幾年前就想結紮，反而是楊銘勸他再想一想。楊銘說：「因為那時候我和他還沒有確定要結婚，萬一他以後遇到深愛的想要共度一生的女士，那位女士又非常喜歡小孩呢？」

大衞的妹妹有某種遺傳疾病。他坦承，這個遺傳疾病是他不想要孩子的決定性因素。他記得小時候父母為了四處奔波給妹妹看病，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他害怕自己生出來的孩子也有這種疾病，讓他不得不放棄自己喜歡的事業。

趙寧寧則說，她非常了解她的丈夫，「他沒有一個特別強烈的慾望要留根，沒有強烈的生殖慾望。」她覺得這和婆婆的教育有關係，在她丈夫的家裏，主要是婆婆有話語權，婆婆承擔了大部分教育丈夫的責任，所以丈夫是非常尊重女性的男人，想法比較開明，也比較西方化。但是她也表示，如果將來真的改變了想法，可以領養一個小孩。

Maggie則非常篤定丈夫一直會尊重自己的願望。在她和丈夫共同度過的十幾年裏，一直是丈夫在追隨着她的腳步，儘量滿足她想要的生活。她在香港時不時就辭職去旅遊的時候，做律師的丈夫是家裏的breadwinner（養家餬口的人）。後來她要出國讀書，他也放下香港的事業跟隨，並去了考紐約的律師執照。她不想要孩子，他也說好。

美國現在許多成熟的老年社區也讓她們看到了不生孩子的同時又可以快樂度過晚年，並且擁有高質量的陪伴的可能性。

去年聖誕節，楊銘熟悉的一對「丁克」夫妻就飛去佛羅里達州Tampa市考察當地的老年社區。這對夫婦的叔叔現在住在那裡的老年社區。叔叔的兒女都在外地甚至外國工作，退休之後，叔叔就賣掉了在美國北方的房子，在Tampa市的一個老年社區裏買下了獨棟小樓。

考察完後，這對夫婦興奮地向楊銘描述老年社區裏的生活：不用擔心兒女不在身邊的孤獨，因為周圍有許多差不多年紀也差不多愛好的人，他們會一起做飯一起分享美食，也會約好時間去打高爾夫球打壁球，有許多單身或者喪偶的老人更是在這裏找到了另一半。

也不用擔心健康問題，叔叔還沒退休時體重超重，在社區裏天天有人約打球，反而腿腳更靈便了，也瘦了不少。社區裏也有專門針對老年人的醫院，有發達的醫療系統。更不用擔心年紀大了不能出門，生活不方便。社區裏有許多餐廳、咖啡館、購物中心，還有一家沃爾瑪。在社區裏穿梭也不用開小汽車，可以開着高爾夫球車上路。

楊銘和大衞計劃了一下，他們把老了能負擔得起這樣的高級老年社區和支付保障全面的醫療保險作為了新的人生目標。他們一起把一部分收入存到一個共同賬戶裏面，等存夠了這麼多錢，就可以退休，享受生活。

他們有些朋友這兩年計劃備孕，但是因為長期的疫情影響也開始猶豫是否要走這條道路，也有人諮詢楊銘和大衞等人。但根據楊銘的觀察，別人說再多都沒有用，許多人心裏對於要與不要孩子早就有一個答案，也必須在這條路上一往直前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