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鄒幸彤「六四煽惑集會案」自辯詞

閣下，本人是本案唯一被告。

本人被控一個沒有發生過的集結，本人是一位大律師，自 2015 年底起出任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副主席，直到支聯會在剛剛的 9 月 25 日宣佈解散為止。我沒有案底，目前因為支聯會的關係，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未有按通知提交資料而處於還押。同時也因為去年六四燭光悼念，被控煽惑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案件會在 11 月開審。

從剛剛的自我介紹，法庭不難見到，我所有的法律麻煩，都是同支聯會、六四相關的。而這個控罪的層層疊加，其實都很形象地反映著，政權如何一步步打壓消滅六四的記憶。而這一個大的背景，是我為什麼要寫本案中兩篇文章的原因。

要正確理解兩篇文章的意思、我寫兩篇文章時的意圖，以及另一個議題，政權行動背後有無不當政治目的，必須要了解兩篇文章出現的前因後果，而不是只看字面意思。支聯會其實是成立於 89 民運期間，承載百萬港人對民主中國的期許。當年這場和平的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之後，支聯會就用每年六四維園的燭光，用我們的五大綱領，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去傳承 89 民運的精神，以及希望為死難者討回一個公道。

32 年來，六四維園見，是無數香港人每年最重要的約定之一，甚至可以說是香港每年最標誌性的活動，是香港人良知的象征。我們用維園的燭光，用令世人驚訝的毅力，守護住了六四的真相。起碼在香港，一講起八九六四，大家會知道軍隊入城的時候的亂槍掃射，會知道被坦克車碾斷雙腿的方正，知道睡在板車上流血的 9 歲小學生，知道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和平絕食的大學生們，知道當年這場運動多麼得到全國上下甚至黨政機關的人的支持，也會知道王丹、吾爾開希、劉曉波這些名字，知道那位隻身走上長安大街擋住坦克的「坦克人」，知道只是想悼念她們的孩子都要面對重重困難的天安門母親。

但這些知識不是必然的，因為政權一直用它的權力、法律、宣傳機器，去抹殺、改寫這一段歷史。所以在國內的網絡上，六四是打不出來的敏感詞，每年到了 6 月 4 日這個日子附近，天安門母親、民間的行動者都會被嚴格地控制，甚至是預防性拘捕。幾年前，有記者去北京，走訪大學生，拿著「坦克人」的照片，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2014 年，浦志強律師和幾位朋友辦六四研討會，被捕，判足 4 年。2016 年，陳兵、符海陸、羅富譽、張雋勇，只是因為做了一支六四的酒，誇張到被人說是煽動顛覆國家，關了差不多 3 年才給其中 3 個人緩刑。還有辦六四祈禱會的王怡牧師、只是拍了一張八九六四車牌的尹旭安、舉著勿忘六四紙牌的張五洲，全部被拉、被鎖。這裡有一些辯護人聲明，關於剛才提及的案件情況，想呈上給法庭。

剛剛講到，因為政權的種種打壓，八九民運我們香港知道是什麼事，但在深圳河對面，就是一場反革命暴亂，軍隊入城是平暴，不是屠殺。甚至同樣是特別行政區的澳門，終審法庭都可以完成接受中共的定性，說這場運動是反革命暴亂，說數以千計的平民學生被屠殺是有悖事實的政治宣傳，這樣的黑白顛倒沒有發生在香港，很大程度是因為有維園的燭光。

這樣的黑白顛倒沒有發生在香港，很大程度是因為有維園的燭光。

但其實，政權不是不想消滅在香港的六四記憶，不是不想消滅維園燭光和支聯會。只是在今年之前，它都未能得逞罷了。支聯會在創立之初，已經被中共定性為一個顛覆的組織，當年中英雙方的人馬，許家屯、李鵬飛等等，都去勸我們的創會主席司徒華先生解散支聯會，未能得逞。到回歸了，首任特首董建華先生，還是繼續勸華叔，不要搞六四悼念了，同樣未能成功。

軟的不行，就開始來硬的。2010 年，支聯會在時代廣場展示民主女神像，被沒收，多人被拘捕。2014 年，我們在尖沙咀置辦第一所永久六四紀念館，被親中法團滋擾、逼遷。2019 年，我們再次置辦第二座永久六四紀念館，裝修期間已經被人上門搞破壞、淋電掣。到了去年，疫情給了當局最好的藉口去禁止所有的公共表達，六四的遊行、集會，第一次被禁止。但不少市民都仍然到維園，到全香港各地，點起燭光，見禁令無效，當局高調檢控大批在維園的市民和支聯會常委。

到國安法通過之後，建制中人不停放風，說支聯會綱領違反國安法，說北京要取締支聯會，恐嚇市民不要再參與支聯會的活動。我們搞了 31 年的維園年宵攤檔，今年第一次被食環署無理單方面終止合約，我們的六四紀念館也被食環上門關閉。同一時間，港台的六四節目被抽起，甚至只是在節目最後播一段六四長跑片段都要被嚴厲譴責。以六四為主題的街站、電影放映會被滋擾、被中斷。而學校更加是重災區，教科書上面，歷史書，關於六四的內容被刪走，被淡化，不會再提軍隊屠殺平民，學校老師越來越不敢請支聯會去跟同學講六四發生什麼事，也無法再帶學生來六四紀念館了解歷史。

其實六四這個記憶，這樣打壓下去，就快要斷了。不出所有人意料，今年的六四遊行和燭光集會，再一次被警方禁止。之後的發展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六四當日，數千警力，圍封維園，終於成功讓六四的燭光，在今年斷絕，在維園不再燃起。但這樣它都不夠，不到 3 個月，在 8 月底，當局動用國安法 43 條下面的權力，以老屈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的手段，索取大量資料，迫使我們要關閉我們的網站，我們的社交媒體平台，讓大量的六四的史料瞬間消失。當我們的常委，據理力爭，我們就全部被檢控、還押，甚至支聯會本身這間公司都被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在所有常委在囚、公司運作陷入停滯，當局繼續窮追猛打，要剔除公司註冊，在這樣的重重壓力之下，我們的成員在 9 月 25 日議決解散支聯會，讓這個 32 年的組織畫上句號。但解散都未完，一解散完，就說要查封我們的財產，所以我們現在連律師費都給不起。而在這些事情發生的同時，是針對整個反對派、整個公民社會的掃蕩，大批民主派領袖，被捕入獄，連參與選舉都成為罪名，大量民選議員被迫辭職、被 DQ，無數民間組織、工會甚至學生組織都被迫解散，新聞媒體被關停，蘋果日報執笠，言論創作自由受到毀滅性打擊，現在連跑個長跑都不可以說「香港加油」的 T 恤。

禁止六四集會不是一個單獨的事情，整個脈絡，所有事情，都在顯示政府其實在做什麼。結論寫在墻上，政權就是要消滅所有反對的聲音，而六四的燭光集會是它達到這個目的上，必須要蓋熄的其中一個行動，疫情也好、公安條例也好，只不過是方便的藉口。而其後發生的事情，不到 3 個月就對支聯會拉人封艇，正正是證實了我當時的這個判斷。

禁止六四集會不是一個單獨的事情，整個脈絡，所有事情，都在顯示政府其實在做什麼。

我們看到的是，支聯會一方，早早入紙通知，我們要搞遊行集會，我們表示我們會遵從所有社交距離、防疫措施，持開放態度，願意和當局任何部門商討如何可以兼顧防疫，讓六四悼念可以進行。但警方的反映，整個月不理你，隨便跟你開個會走過場，不給任何方案給你繼續進行集會、進行悼念，快快反對就完事。明明我們看到的是，同一段時間，林鄭剛剛宣佈，第四波疫情完結了，香港人是工照返、戲照睇、地鐵照逼、演唱會照開、商場照行，所有這些活動，人的擁擠程度，都會比六四集會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自己每日上班逼地鐵都知道。明明我們見到，世界各地，都有可以兼顧防疫和示威集會權的方法，唯獨香港永遠一刀切，所有反對派的集會游行都不給進行，明明我們知道，法律上，政府有積極責任促使集會順利進行，但警方永遠把球推給民間團體，只會強調集會自由不是絕對，完。明明我們看到公安條例沒有賦權警務處長用公共衛生理由禁止集會，但疫情一到，警務處長就可以自我擴權，而沒有人可以出來制衡他。明明就算禁止支聯會通知的集會，是禁止一個集會，但政府可以講到，所有六四悼念都會犯法，穿黑衣是會被捕，可以把禁止無限擴大。

面對著警方這樣的濫權，面對政府步步進逼去消滅六四記憶，我們如果不作出任何反抗，就是默許真相被掩埋、死難者沉冤莫白，而我自己，作為支聯會的副主席，當我們主席李卓人、另一位副主席何俊仁都是在囚的時候，是更有責任，在今年，去延續、推動六四的悼念活動。即使我們認為警方的禁止是違憲，支聯會作為一個有眾多成員和包袱的組織，是不能冒著被檢控的風險去彰顯我們的權利，所以我們也公開宣佈了支聯會不會在今年舉辦維園燭光集會。而這個也是第一篇 facebook 文章為何出現，我也表示非常遺憾，非常對不起香港人，做不到這件事。

唯一方法就是用個人行動去延續、甚至擴散，本來在維園的燭光。所以，我在那段時間是不斷寫文章，做訪問，擺街站，去叫大家記住，呼籲大家繼續用行動悼念六四，呼籲大家克服恐懼，不要因為權力無理的恐嚇就連我們基本的表達自由、行動自由都不再去做，不要被所有白色恐懼癱瘓我們的行動能力。

我這裡有一些街站、訪問的記錄，想給法庭看看，我當時對公眾的呼籲是什麼內容。街站內容我找不到片段，感謝國安處幫我記錄了我講了什麼，裡面 D4是我，這裡是一些新聞報導，是我接受採訪的時候講的話。

其實我在這段時間，對公眾做的呼籲，行動的呼籲，只是叫大家 6 月 4 日八點，點起燭光，無論你身在何處，無論你可以到哪裡，遍地開花。而這個模式，其實自上年六四維園燭光集會第一次被禁之後發展出來的，是一個不用集會形式，都還可以表達集體力量的方式。作為一場群眾運動，我們必須給到一個相對安全的參與的方式給大家，才有可能動員最多的人參與其中，而遍地開花，正正是這樣一個平衡之下的方法，給到每個人因應自己風險承受能力，因應自己可以去的地方，自己選擇一個地點，做一個行動。

但作為一個共同的行動，一個政治的表達，最低限度的要求是這件事是要在一個公開的地方去做，而不是自己躲起來，做給自己看。如果法庭要說，這樣一個沒有指定地點的行動呼籲，都是在煽惑一個未經批准集結，那我也很疑惑，這個集結是在指哪個集結、在哪裡的集結，是否地點是全香港或者全世界，是否任何人在那個時間點點起燭光，就是在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如果這樣說，不如直接承認，要禁止的，就是六四的悼念本身。

在法律上，我看不到我一個人，點著燭光，走入維園，可以犯什麼法。

雖然六四點燭光的行動，沒有一個指定地點，但最有象征意義的，也最大風險的地方，一定是維園。但因應政府擺出來的態度，警方擺出來的各種放風、威脅，維園確實不會是很多人願意或有能力在今年再去做這件事的地方，但無疑，是最多人還想見到有燭光亮起的地方。因為維園的燭光，象征著一種承諾，一種堅持，一種堅守良知的勇氣，而最責無旁貸應該去維園做這件事的，無疑是在維園舉辦了 30 年燭光晚會的我們。

在法律上，我看不到我一個人，點著燭光，走入維園，可以犯什麼法。即使我公開說，我會做這件事，那是否說現在法律不允許我公開說我會做一件合法的事呢？是否說只要有人通知了集會而警方禁止，警方就有權將一個完全公開的地方，畫成禁區？就有權禁止所有人就相關議題作表達呢？將維園守到銅墻鐵壁那樣，真的跟防疫有關係？

但剛剛其實都講到，法律的分析是一回事，實際的風險是另一回事，這個確實是現在香港的現實，否則我也不會在這裡，我自己願意，也覺得有責任，去承擔這個風險，但我不可能預期，有很多的人，和我一齊去做這件事。無論是事前和友好團體的溝通、在街站和市民的聊天、網上的討論、社會的氣氛，其實都說得很清楚給我知道，像往年那種大規模集會，其實今年，不可能出現。

到了六四那天，如果有十幾二十個人，和我一齊，嘗試進入維園，已經是很好的結果，更大可能是小貓三四隻，甚至只有我一個。但是，即使只有我一個，我都要去做這件事。因為維園的燭光，經過 32 年的沉澱，已經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反對專政的象征，我們可以守住它多一年，香港的自由，六四的真相，就多一分保障，即使是能去維園的人不多，只要有，我們都還可以說，維園的燭光未死。當大規模的集體行動變得不可能的時候，最起碼，我們都還可以用個人的力量，做最有象征意義的行動，將每個行動的政治力量放到最大。正如當年的「坦克人」，他不是因為見到後面有千百萬人跟著他上去，他才去擋住那列坦克，而是即使他孤身一人，他都必須要做這件事，因為這件是正確的事。

而如果我們自問是在傳承八九的精神和堅持，我們就要有這種，不論人多人少，不論高潮低潮，都堅持下去的決心。我當然不會否定，我很想很想見到維園依然燭光如海的畫面，但同時我對時勢都有很清醒的判斷，若然到了當日，維園真的只剩下幾點燭光，甚至是被當局成功，完全沒有燭光亮起，那我更要向公眾解釋，那幾點燭光的意義，32 年來維園燭光的意義，和當局為什麼這樣大決心要禁絕維園的燭光。這些話，今年不講，很可能以後都不會有機會再寫，氣候的發展也證實了這一點。所以會有明報的那篇文章，匆匆忙忙一晚寫成，不是很成熟的文字，但當局如獲至寶，覺得可以用來搞文字獄了。它甚至抄足國內打壓六四的手段，作預防性拘捕，6 月 4 日一早就把我抓了，關足 30 多個小時，讓我完全無法在六四當日作任何悼念行動，而之後我也因為同一單案而還押超過一個月。再之後對支聯會的行動更是上綱上線，說我們 32 年的悼念活動是顛覆國家，是受外國勢力的煽惑，但我想講，驅使香港人 32 年堅持悼念六四，不是任何人的煽惑，而是每一個人的良知。

驅使香港人 32 年堅持悼念六四，不是任何人的煽惑，而是每一個人的良知。

說我那兩篇文章煽惑了大家，是抬舉了我，也是看低了香港人。我們看到即使維園被封禁，去到西貢、去到屯門，銅鑼灣到旺角，都還是有人亮起燭光、點起燈光，不需要誰去召集他們去什麼地方集會了。這個就是香港人的「如水」，香港人的堅持。

其實，八九年的時候，我只有四歲，很多人會疑惑，為什麼我要這麼執著這件事，是香港人，是 30 多年每一個在維園點起燭光，普普通通而善良的香港人，教會我，什麼叫擇善固執，而我所做的，只是傳承、發出這些普通人的聲音，去做一個普通香港人在這個時間想做的所有事，去不給當權者壟斷所有真相和意見。如果法庭一定要用煽惑、被煽惑這些字眼，不如說，是香港人煽惑了我要按良知行事。如果要因此受刑的話，我亦無怨無悔。以上是我的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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