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燕京大學轉入新亞書院，從北京移居香港，這是我生命史上一個最重大的轉折點：我的人生徹頭徹尾地改變了。然而這是偶然中的偶然，當時我對此絲毫沒有意識到。
我在第三章中已談到，一九四九年我去上海楊樹浦碼頭送父母和幼弟乘帆船去舟山的定海，再轉往台灣時，便深感生離死別之痛，覺得此生恐已無重見之望。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幾天以後，我在親戚家中得到他們從定海托船主帶回的平安訊息，曾情不自禁地痛哭了一場。但是萬萬想不到的是，我竟在十一月底突然接到父親來信，說他們已從台北遷居香港，要我在寒假期間去探望他們。
我後來才從父親口中聽到他們為什麼沒有在台灣定居的原因。原來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台灣的情勢非常混亂，甚至國際地位也不確定。美國總統杜魯門遲至一九五○年一月五日才根據開羅會議和波茨坦宣言，正式聲明台灣歸還中國。但是他又說，台灣未來在中國內戰中究將誰屬，美國則不加干涉。不但如此，同年一月十二日，美國國務卿艾契遜（DeanAcheson, 1893-1971）發表外交政策演說，更聲明美國在東亞的防線不包括台灣在內。所以當時不少從大陸逃至台灣的難民都感到缺乏安全的保證；對比之下，他們似乎覺得香港不但較為安全，而且還可能提供向東南亞或西方移民的機會。
但決定在寒假期間赴港探親之後，我立即面臨一個困難問題：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我能夠得到離開國境的合法證件嗎？通過和許多親友的商議，他們都認為我必須向北京戶口所屬的警察分局申請離境公文。但這中間還有一層有趣的曲折，值得一記。在父母給我的信中，他們的住址是九龍青山道，而省去了「香港」的地名。因此一位長輩很鄭重地提議，要我在表格中只說去「九龍」探親，不必提「香港」兩字。他覺得分局警察一聽到「香港」之名便不敢擅自作主，一定會向上層報告，極可能延時誤事。我聽了他的指示，果然當下便獲得批准。這一張從北京移居九龍的正式文件，我曾多年來保留在手頭，作為一個稀有的紀念，但後來因為遷居過於頻繁，終於失去了。
我雖然經過了很大的周折才能到香港探親，但當時一心一意只是要在寒假一個多月的期間和父母重聚一次，事畢仍回燕京讀書，完全沒有長期留港的念頭。我還清楚地記得，我是一九四九年的最後一晚坐在深圳地上，和許多人一起等待第二天（一九五○年元旦）過羅湖橋進入香港。當時我確實充滿著重見父母的興奮，卻並無重獲自由的期待。然而就在過羅湖橋那一剎那，一個極為奇異的經驗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這一精神變異極為短促，恐怕還不到一秒鐘，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則為平生之最，以後再也沒有過類似的經驗了。我為什麼會發生這一精神異動？當時並沒有去追求答案，多年以後，經過一再的自我分析，我才得到了一個比較近於情理的解釋。一九四九─五○期間，我在顯意識的層面是接受了中共政治綱領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因此，並未感到在大陸曾受到壓迫。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六日顧頡剛的朋友汪叔棣將去香港，前來辭行和長談。當晚顧為此失眠，在《日記》中寫道：
渠即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氣矣。
這大概是當時許多人的普通感覺，但我完全沒有以「香港」象徵「自由」的意識。所以我的精神變異必然是潛意識中的事。原來在一九四八年以前，我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五四」新文化的許多價值，特別是「科學」和「民主」，因為《胡適文存》曾是我早年最愛的讀物之一。抗戰勝利後，當時一些流行的刊物也對我很有吸引力，如《觀察》、《新路》等。胡適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期間在《獨立時論》上發表的一些文章，如〈眼前「兩個世界」的明朗化〉、〈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和〈自由主義是什麼？〉都是我很愛讀的。大致說來，我當時的思想是傾向於個人自由和民主社會主義（英國和北歐式）。但我在燕京大學讀書時期恰好碰到中共全力攻擊美國《白皮書》的思想戰役。《白皮書》是一九四九年八月發表的，美國政府藉此表明：中國陷入共產陣營責在國民黨，因為美國已盡了最大力量。不過美國對中國的最後希望卻寄托在中國大批「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身上。它認為這些接受了十八世紀以來西方啟蒙思潮的中國知識人將來也許會把中國帶上民主自由的道路。中共當時的攻擊重點便放在「民主個人主義」這一觀念上面。從中共對「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種種描述來看，我感到自己似乎正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是這是我當時在理智層面所決不願承認的。因此我相信，在潛意識中我一定極力壓抑著原有的種種價值和觀念，不讓它們有任何拋頭露面的機會。這一潛意識的自我控制和壓抑積了好幾個月之久，一旦回到一個不受拘束的社會，心理上的壓力突然消失，精神變異便發生了。
我在離開北京時，原估計寒假探親不過是一個月左右的事。但在香港和父母幼弟相聚以後，當下便感到恐怕不可能如期來去。第一是情感上的原因，寒假匆匆，一晃即過。父母都盼望我多留些時日，我也實在不忍說走便走。何況我這次回大陸，以後是不是還能自由來港，更是一件非常渺茫的事。第二則是父親此時還有十分急迫的事，非要我協力完成不可。上一年離開上海時，父親把他的大批書籍（包括一部《清實錄》）和多年收藏的文物和書畫等都寄存在一位親戚家中。但親戚即將遷居，時機緊迫，所以我陪伴繼母到上海辦理此事，來回費去兩個星期之久。我在上海找到幾家舊書店，把所有的書都廉價出售，而將一部份文物和書畫揹回香港，交給父親。我當時已做了一個新的決定，向燕大請假一學期，等到秋季再復學。
父親很高興我願意多留半年，當即提出一個我完全沒有想到的建議：他告訴我錢穆先生剛剛在離我家不遠的桂林街創辦了一所新亞書院。我既然這學期不回燕大，何妨暫時跟錢先生學點中國史？錢先生是我早就敬仰的史學大家，我當然欣然同意。（詳見下文）我心中自然明白，這是父親想留我在港的方法之一，但是我的歸志已定，並未動搖。所以七月底我終於束裝就道。
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記得，在離港前一個多月中，是我情感和理智互相衝突最為激烈的時期。傳統語言所謂「天人交戰」大概即指此而言。父母心中十分難受，但因尊重我的決定，不願給我更多的情感壓力，因而不再勸我留下。在情感方面我自然絕對不願在這種情況下棄父母於不顧。但在理智層次，我始終不能接受香港這個殖民地可以成為我長期居留之地，我當時一心一意以為只有中國本土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而學術研究則是我最為嚮往的人生道路。新亞書院雖有錢先生這樣大師在，但開學兩三個月以後便已遇到經費的大困難，是否能辦下去也在師生心中成了一大疑問。何況香港教育司只承認香港大學是唯一的大學，新亞在法律上僅具有中學的資格，畢業生只能教小學。總之，我的生命只能和中國本土打成一片，是我早年無可動搖的一大信念。在此一信念驅使下，我終於狠下心腸，獨自坐上去廣州的火車。
然而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件發生了。我的香港火車本來和廣州北上的火車是連接的，一到廣州便立即換車開行。不料火車入境不久，竟在一個叫做石龍的小站發生了故障，必須停下來修理，而一修便是四、五個小時，和我的北上火車脫節，只有改乘第二天的火車了，因此心中甚為不快。但就在石龍這幾小時中，我的思想忽然起了一場極大的變動，使我根本懷疑回北京的決定是錯誤的。
首先，我覺得太自私，只為個人的興趣著想，完全沒有考慮到父親的處境：他年事已高，在香港不太可能找到適當的工作，因此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流露出對於未來生活的憂慮。我離港前確有感受，但未及深思。這時在石龍車站回憶以往半年與父母相處的情況，不禁愧悔萬端，汗淚並下。我才領悟到，如果我留港不走，必要時或可成為家中一助力，父母一定會安心不少。其次，我一意要回中國本土，為自己國家盡力，也是過重外在的形式而沒有觸及具體內容，最後流為一種抽象之談。我的父母即是中國的一部份，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捨此不管，還談什麼為中國盡心盡力？最後，這時韓戰已經爆發了一個月以上，香港和大陸之間的出入，兩邊都日趨嚴格。我回北京以後，再訪香港的機會將十分渺茫。我和父母與幼弟這次分手便真成為不折不扣的「生離死別」了，想到這一點，我更是悔心大起。
我在石龍幾小時內的反思所涉甚廣，不過以上三點是最重要的，至今仍在記憶中。總之，我翻來覆去地檢討，最後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我回北京有百非而無一是。在火車未修好之前，我已毅然決然地做了一個完全相反的新決定：到廣州後，我不但不北歸，而且要重回香港。說起來教人很難相信，我在做了這一新決定之後，幾個月來一直深深困擾著我的「天人交戰」，突然消逝不見了，心中只有一片平靜與和暢。有一個負面的念頭確曾出現：我已入團，對於「新民主主義」在中國的實現應有所承擔，這在香港是辦不到的。但是我很快便找到了一種自解之道：新民主主義團員不計其數，而且正在不斷增加，少我一個人似乎無足輕重。我的新決定在我自己而言覺得是情理兼到，然而用當時中共的語言來表達，卻是不折不扣的「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
火車到廣州之後，我住進一家旅館，詢問回港的辦法，因為那時香港方面正禁止大陸難民入境。我的出境證依然有效，但如何取得入港的許可卻成為一大問題。幸而有人指示，廣州黑社會的「黃牛黨」和香港邊境的警察相通，只要付出一筆錢即可進入香港。第二天我便循著這條途徑重返香港。
這是決定我一生命運的關鍵時刻，永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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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余英時生平
余英時，祖籍安徽潛山，其父出生在清末，接受現代新式教育，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後赴美國哈佛大學修讀美國史。1929年余父出任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余英時也因此於1930年在天津出生。
7歲時，余英時回到潛山官莊鄉生活。鄉居九年，余英時自述在地緣和血緣主導的傳統鄉村社會長大，同時見到佃戶欺負地主孤兒寡母、有勢力的地主欺負佃戶等景象，他嘗自言，這種直接的生活體驗，對他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幫助。
在官莊鄉，余英時幾乎沒有接受現代教育，而是在私塾跟著先生讀《四書》、《古文觀止》等，在劉惠民先生的引導下進了作詩的大門。13歲時，余英時捲入一場「文字禍」：他寫了一封控訴桂系軍隊一位營長的狀子，在當地引起風波。
余英時形容這是他個人生命史上的重大的轉折點，「一夜之間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進入了成人的世界」。
1946年夏天，余英時輾轉幾個城市，去瀋陽讀高中、考大學。當時對他思想影響最大的，是儲安平辦的自由主義立場的《觀察》週刊，他接受了五四運動以來的現代普世價值，如民主、自由、寬容、平等、人權等等。
1947年，余英時考進中正大學歷史系，第一次接觸錢穆的學術著作，他自述，在這所大學只讀了三個月（由於國共戰爭後從瀋陽逃到北平），「我的人生道路卻大致決定了」。
當時對他思想影響最大的則是儲安平辦的自由主義立場的《觀察》週刊，他接受了五四運動以來的現代普世價值，如民主、自由、寬容、平等、人權等等。
1949年7月，余英時從上海考去燕京大學，再赴北平，但此時已是燕京大學「末日的開始」。在燕京大學，余英時修讀了「歷史哲學」，這是他日後經常研讀歐洲近代思想史的根源；也為英文打下基礎。
1950年元旦，余英時從深圳過關香港探望父母，經過幾次思想變動後，放棄北歸中國，選擇留在香港，他形容「這是決定我一生命運的關鍵時刻」。由此，余英時在港入讀新亞書院，並在1953-1955年間，在錢穆的指導下精讀漢史。入錢穆門後，余英時選擇傳統中國史為終身的研究專業，同時在香港大量閱讀西方史學和西方專著。
在香港的最初五年，余英時自述「一直生活在流亡知識人的小世界中」——一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余英時當時的政治立場，是同情香港的「第三勢力」，即希望在中共和國民黨兩個「專政」政權之外，建立起一個民主、自由社會的一股力量。
余英時當時參與了第三勢力諸多刊物的編輯工作，比如在《祖國週刊》撰稿等。這份民主反共刊物後來也被國民黨封禁，是這代流亡知識人進退兩難處境的縮影。1954年，余英時在香港出版《民主革命論》。
1955年，余英時受邀去美國哈佛燕京社訪問，由於護照不獲批，他當時是以「無國籍」身分赴美。到訪哈佛一年後，余英時開始在哈佛攻讀古代史博士學位。博士期間，余英時師承楊聯陞，主修中國古史，副科跟隨費正清和史華慈學習中國近代史，還研究了「文藝復興與宗教革命」的歐洲史。
這段研讀的經歷，讓余英時放棄了早先認可的胡適對「五四」的 定義。1959年，他公開質疑關於「五四運動是中國文藝復興」的說法。
1962年，余英時的博士論文《東漢生死觀》通過審查，順利畢業。而他也成為1950年代中國赴美留學新階段的代表人物，先後在密歇根大學和哈佛大學執教。1972年，余英時出版最為人知的著作《方以智晚節考》，從新材料與個人精神世界考據故史，透露出明末知識人物的道德意識與價值觀念，其考證方法突破學界窠臼。
1975年，余英時香港《明報月刊》和台北《聯合報》副刊上同時發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指出統治階層歷來多有反智傾向，在學界引起不少迴響。
1978年，余英時回到中國大陸進行學術訪問，自此再未回過故土；他將自己屢屢對大陸當下時局的激烈批判，歸為「對故國不能忘情的表現」。1989年，天安門運動爆發時，余英時公開支持學生民主運動。1989年後，余英時公開立誓不回再回中國大陸，並言，「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1987年，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在大陸出版，將中國傳統的「士」與近代歐洲的「知識份子」相比較，認為二者都是「社會的良心」，對正處在「文化熱」中的中國學界給予劇烈刺激。
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期間，余英時透過網路發表〈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一文，力挺學生，憂心台灣的民主前途。同年接受台灣《天下雜誌》採訪時，香港佔領中環運動箭在弦上，余英時接受記者提問時，回覆「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是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的表現，「雖然抗議也不會馬上改變事實，但你（指港人）不能做乖孫子了，不然下一個又來一個命令，你又做乖孫子…最後你不變成百分之百的奴隸了嗎？」
余英時在報導中指，抗爭有其必要，可以讓中共「有許多困難」，並指大陸也有很多地方都在發生抗爭，共產黨的統治「並不是很穩妥」「並不是一統江山」。
2021年8月5日，台灣中研院發佈消息，公告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晨間辭世，享耆壽91歲。
中研院在消息中表示哀悼，並言余英時「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學術研究之外，他亦為具社會關懷、維護自由民主價值之公眾知識份子」「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受西方學界推崇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泰斗。」
香港中文大學署理校長陳金樑亦代表中大發佈悼詞，指余英時「余教授一生貢獻學術，在中國歷史和文化史研究方面極具影響力，其學術成就屢獲獎譽。余教授與中大淵源深厚，為新亞書院校友，其後返回母校任職副校長及新亞書院院長，致力在校園推廣中國文化研究，讓師生裨益良多。」
文中储安平的周刊对余先生的影响怎么写了两次呢🤨
端传媒广告好多啊，出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