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年來，香港人社區意識進一步強烈，社區媒體隨之興盛，自雨傘運動後零星誕生，到2019年中以後大量湧現。相對於全港通行的大眾傳媒，這些社區媒體報導社區內部故事，凝聚身份意識，締造多樣的本土公共生活。

這一態勢卻令人想到，在香港最大的島嶼大嶼山，不同人口聚集區雖同在一島，卻有各自獨特的生活質地與紋理。那裏早在將近二十年前已有本地社區意識明確的地方媒體，報紙與刊物多年來也一直存在，隨近期潮流亦有社區新血湧現。

端文化組製作的「島嶼價值」系列，旨在探詢香港離島天地，傾聽每座島嶼獨立的、異於「主流」香港的認同。因此，於系列第二篇，我們來看看大嶼山曾在、現在的幾家地區媒體。若說香港魅力之一，是其相較而言鬆散、非中心化、自下而上的多元社區活力，這幾份在地報刊，正可給我們講解這種活力的狀態與來源。

沿東澳古道，從東涌新市鎮一路向西，沿途溪流、田地、村校，也有舊冰櫃裏不太冰的可樂；又或順著下坡奔跑，腳趾不知不覺伸進細密的沙灘裏，夕陽分外清透⋯⋯如果你曾試過這樣一段路，大概能輕易分辨出大嶼山之於香港的專屬氣息：

這裏是香港最大的島嶼，比香港島面積大到近一倍，山野面積廣闊。過去交通不便，土地開發有限，成為香港繁華主流的對照空間。這裡曾是新浪潮電影《烈火青春》裡遊牧青年的逃逸地，也是詩人也斯筆下的野生爛頭——英文名 LanTau Island本也來自這一鄉野別稱。

這是昨日的大嶼山，被遺留在1990年代以前。1989 年，港英政府發佈《香港機場核心計劃》，成為大嶼山發展開端；1997年開通的青馬大橋連接了市郊，使大嶼山不再被視為孤島。此後東涌新市鎮發展、迪士尼樂園啟用，港珠澳大橋通車，大嶼山進一步都市化。又有2014年梁政府提出「東大嶼都會」，2018年林鄭月娥提出「明日大嶼」計畫，即將大規模填海造島，該計劃引起多個民間團體與公眾因環保生態、交通基建、成本高昂等理由反對。

有趣的是，身為發展主義三十年來的爭奪對象，大嶼山卻一直以本土多樣化，於生活紋理上區別於香港其他地區。而這在何來和盧燕珊早於2003年創辦的一份《大嶼報》已可見識。

曾經，《大嶼報》

「雙語是一個關鍵的gesture，沒理由忽略（非中文讀者）。」盧燕珊眼中，這份報紙還承擔著一個很大的願望，亦即填補「中文地」與「英文地」之間的空隙。

二十年前，實驗雙語報紙

梅窩和相隔不遠的小村落貝奧位於大嶼山東部，除有行山巴士連接大嶼山另一端的東涌市區，僅有梅窩渡輪往來中環。2003年，居於貝奧的社運參與者何來與遷來梅窩的藝術家、媒體人盧燕珊一起創辦了《大嶼報》。這一舉動在何來看來是「有野心、有氣力，想為香港文化界做些事情」，而作為基地和土壤的大嶼山對她來說，則是既擁有香港硬氣性格、又非僅僅追求中環價值的理想之地。

搬入大嶼山時，大學畢業的何來25歲，之前一直住在牛頭角公屋，因厭倦了商業考量高於一切的香港主流價值遷入大嶼山。她仍記得第一日搬入貝澳，開門看到水牛田，禁不住說：「終於似返人住嘅地方（終於像是人住的地方了）！」在這裡，對階級分明的社會形態很警惕的何來看見另一種可能：「住在這的人，無論有錢沒錢，都逛著一樣的市場，搭同一班船，很公平的。」

幾近同時，何來好友、時任《星島日報》編輯的盧燕珊，同樣為逃離「典型而煩悶」的香港而定居梅窩，又被此地人情事物深深吸引：「鄰居八旬婆婆用桿把大樹菠蘿打落來，我就帶一些回位於港島的公司跟同事分享；別人地裡種的薄荷葉，我們放下一些錢，便摘來做菜⋯⋯」都市香港中難以想象的關係與距離，在大嶼山都顯得理所當然，傳媒出身的她因此希望留下一些紀錄。不久，何來開始構思一份「拎起就感受到大嶼山生活特質」的報紙，邀盧燕珊參與編務，這也促使盧燕珊找到了「書寫此地的動機」。

2003年10月，中英雙語的《大嶼報》ISSUE 00面世，在大嶼、港九免費派發，第一期以「當東方遇上西方，跨國度家庭」作為主題。封面文章講述外國女婿Tony在街市買餸（買菜）給妻子嫲嫲（奶奶）作手信，因強記廣東話不果，惹得嫲嫲大笑，溫馨動人。後續則有「德國秩序與港式即興」、「中國功夫踢巴西足球」等跨國家庭有趣故事，都發生在大嶼山、但又不止於此地。

多元身份與語言交錯，是《大嶼報》力圖突顯的地區特質。根據2006年人口統計，居於大嶼山地區的英語人口比例佔9.3%，遠超全港的2.8%；但仔細辨析，會發現以公屋為主的逸東區域，慣用英文人士只佔1.4%，甚至低於香港均值。這也是香港語言環境的縮影，即便相隔不遠，由於房屋形態與商業功能的不同，也會很明顯區分出「中文地」與「英文地」。《大嶼報》著眼於跨語境，試圖連接原本無甚交集的中英文社群，這是二人辦報初衷之一：「雙語是一個關鍵的gesture，沒理由忽略（非中文讀者）。」盧燕珊眼中，這份報紙還承擔著一個很大的願望，亦即填補「中文地」與「英文地」之間的空隙。

拎起就感受到大嶼山生活特質

然而對小成本製作的報刊而言，多一種語言也是添一份難度。而這份厚度堪比《南華早報》的地區報，製作團隊小得令人驚歎——何來擔任外務，負責找廣告、出版、發行，盧燕珊則採訪、設計、排版一腳踢（全包），另外還有一位來自英國、旅居香港的編輯朋友Tony Henderson擔任翻譯，而本身不太懂中文的他，翻譯上也是磕磕絆絆。每當報紙印好，就向同是當地報攤老闆的盧燕珊的房東借一部手拉車，徒手將散發著油墨氣味的紙張拉回舊村，接著圍坐親手摺報，摺好了再送至各個派發點⋯⋯如是往復，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當時絕對是錯漏百出！」盧燕珊咯咯笑著回憶，那段時間對他們而言既新鮮興奮，又困難重重。

無奈的是，要靠微薄的廣告收入支撐整份報紙運作實在很難；與此同時，盧燕珊也剛好收到《號外》雜誌邀請，全職參與雜誌運作，不久便搬出大嶼山，向來幹練爽快的她，不諱言離開時還「流了幾滴淚」。之後的兩年，何來靠著微薄的廣告收入、自己的存款貼補，又陸續編出了七、八期報紙，直至2006年參與了天星碼頭保衛運動，添了社運身份，更少廣告商願意贊助，《大嶼報》只得戛然而止。

短短十餘期報紙，凝結了幾人對千禧年初期大嶼山的觀察和記錄。當我們試著觸及社區報的地區效應，盧燕珊隨即更正道：「這不是一份社區報，因為大嶼山已不再是一座（九七前未通車的）孤島。」的確，盧與何的辦報初衷，除了想帶給區內人資訊，更是想要讓島外人真切、直接地觸摸到大嶼山的專屬質地。說到這，盧燕珊眼睛黝黑還帶著小孩般的靈光，「不過你可以說，這是我們的一次實驗。」

進行時：大嶼山英文月刊

在香港，紙媒一定消亡？那在社區裡可以嗎？

大嶼山的空間，因著山勢、海線和語言，分成了性格迥異的聚落。其中東北角、1982年落成的愉景灣（Discovery Bay，簡稱DB）是低密度、多語言、拒絕私家車的住宅區。截至2016年，居住人口約2萬，來自30多個國家，外籍居民比例高過香港大部份地區。月刊《Around DB》和雙月刊《Life on LanTau》扎根愉景灣已近十年，而這兩本雜誌的前身，是老牌地方刊物《Inside DB》。

2011年，《Inside DB》被出版公司Bay Media收購，其後公司重作包裝，推出《Around DB》和《Life on LanTau》，如今，在大嶼山各屋苑大堂、超市門口，或咖啡廳的書報架上，都很常見到。

與重視混雜身份的《大嶼報》不同，Bay Media主要服務於居住在大嶼山的英文閲讀族群。內頁穿插著國際學校資訊、新建豪宅平面圖，高清攝影圖像配以全彩印刷，屬生活品位類商業雜誌。記者走訪它的編輯部，是位於愉景灣住宅區中。Office面積不大，臥房作爲倉庫，擺放積攢了十餘年的書刊存貨；客廳有幾張辦公桌，儘管固定上班的同事並不多，桌上被書籍雜物堆得滿滿當當，不免讓人忽然意識到：這裡始終還是香港！

出版公司總經理Philip Jay來自英國，在香港住了二十年，儘管不諳中文，但自言早已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他曾於《Jewish Times Asia》與《星島日報》等傳統媒體任職，近年也十分關注網絡社交媒體的成長；雖然剛剛上任出版社工作，已展現出「英國人的香港速度」——不僅計劃新添屬於愉景灣的影片平台，更開始籌劃愉景灣生活節，想將地區雜誌的人際脈絡拉到現實中來，拉緊本土店家與居民、原居民與新居民之間的聯繫。

大嶼山是這樣一處地方，除了本土原居民，香港其他地區遷來者，更有從世界各地遷居於此的人，匯聚在一座島嶼上，分享一種獨特的身份連結。

編輯十八般武藝，以外包養雜誌

「我們尋找廣告商，在雜誌中提供活動免費入場券，或是葡萄酒券，就是希望當地居民擁有實際生活中互動的機會。」儘管雜誌不少篇幅介紹大嶼山的山野與海灘秘境，但內容主線還是居民的生活社交圈，希望藉由實體刊物串聯起原本隔絕、陌生卻又渴望聯結的新住民。

而Bay Media的雜誌主編Rachel Ainsley也兼具多重身份——她1996年移居香港，現在卻常駐泰國蘇梅島。2011年起，Rachel就開始嘗試這種遠距離工作的形態：「如果不是我如此了解愉景灣、大嶼山，又與那裡仍保持諸多聯絡的話，遠距離工作將面對很大的難題。」Rachel保持跟進大嶼山的現況，以焦點專訪或議題討論代替專題（後者在遠程操作上可能更為簡單），訪問對象有八十年代就住在愉景灣的香港藝術家Judyanna Li，也有幼年移居香港的捕蛇能手William Sargent⋯⋯這些人物故事，不僅能讓讀者更深認識大嶼山，更令人感到封面人物就在你我他所在的社區裏，大家共享同一生活空間。大嶼山是這樣一處地方，除了本土原居民，香港其他地區遷來者，更有從世界各地遷居於此的人，匯聚在一座島嶼上，分享一種獨特的身份連結。

當年《大嶼報》試圖創建一種地區紙媒自負盈虧的運營模式，最後卻因人力心力的考量未能延續。多年來，Bay Media也在嘗試一套社區商業運作模式，通過lifestyle內容，將廣告版面與社區、個人生活勾連，挑戰香港「紙媒消亡」的都市傳說。只不過因著政治環境劇變，又遇上瘟疫經濟寒冬，Bay Media如今也很難單靠廣告維持每月出版，而需另闢資源。於是雜誌社化身為媒體公關與網頁設計公司，接任外包項目，再以這些收入維持紙本出版。當Philip指著略為狹窄的辦公桌，介紹在場與不在場的同事，我們才發現人人都要身兼數職——平面設計師也要做網頁設計，雜誌行政則要兼管其他外包項目，練就十八般武藝，為了避免一本地區雜誌寂寂消失。

代表未來？《大嶼小報》

「首先欣賞他們辦報的勇氣，不關賺蝕，而是梅窩這小區本來就很『藍』，在區內開小店或辦報要有被鄉親或地區霸權搞事的勇氣。」

聚落因人的流動而改變，可消散，可再生。近年來，隨著聚落的詞義拓寬，地方媒體的形態也在不斷變化。

以台灣為例，五六十年代已出現《馬祖日報》、《東湧報》等地方刊物，內容上還是以接收本島資訊、戰略訊息為主；九十年代，隨著社區總體營造運動興起，新穎的地區報不斷冒起，並開始將眼光收回在本社區的文化建構上；到如今文創產業蓬勃，社區文化營建也趨於成熟，於是在每個城市的書店、咖啡廳，幾乎都能找到當地出產的、設計精良而內容扎實的地區報刊。

儘管大嶼山已經沒有《大嶼報》，但何來創報的願望卻得到延續：「希望有人看到我們這樣做了，讓他們重獲信心：那些小小的想法是能夠實現的。」近年香港，隨著本土意識加深，關心並參與社區文化構建的個人與團體也愈來愈多，地區報也開始頻頻冒起，成為政治覺醒的一種表徵。香港獨立媒體自2018年展開社區報出版計劃，推動出版了《馬聞》（馬鞍山）、《元居民》（元朗）等社區媒體，使得居民能在建制政黨街坊福利的蛇齋餅粽以外，通過文字、影像的方式彼此貼近。一如計劃發起人梁啟智的觀察：「居民親身編採，讓更多居民知悉社區發生的事，將民主變成生活的一部份。」

由數名新生代社區工作者創辦的《大嶼小報》，正是緊貼著這一波時代潮流而生。

小報第一期於2020年4月面世，篇幅不多，輕便易攜，內容以民生與環保為主。而這份小小刊物，從埋班啟動時，就開始踐行一種非傳統的運行模式——在社交媒體上徵求在地義工編輯、記者、設計師，旨在「自己社區自己報導」，且網媒與紙媒並行，重視內容的調度和分配。而小報的網上平台，更設立了街坊投稿的欄目，拉闊了在地居民的話語空間，從設立起初至今，愈來愈多居民樂於書寫片段式的驚奇發現，或生活體悟，在互動中產生連結。小報以灰綠為底色，無論是裝幀樸素的紙本，還是簡潔的網上平台，都可以辨認出一種清新而年輕的質感。

有別於《Around DB》和《Life on LanTau》這類靠廣告等商業模式支撐的刊物不同，《大嶼小報》更著眼於大嶼山草根、微小的一面。沒有樓盤介紹或紅酒試飲券，樸素呈現大嶼山小店魅力：細寫下長沙一間麵包鋪店員的內心掙扎，或是老式酒樓一碟稀鬆平常、卻又匠心獨異的番茄炒雞蛋⋯⋯小報踐行的政治覺醒，也包括對於生活本身的體驗與觀察。在細膩的筆觸裡，即便只是一碟番茄炒蛋，也可見到社區的歷史與保護它的願望。而在發行上，小報也堅持貼地，將主要派發點設為大嶼各個聚落的士多、小餐館和咖啡廳，任由居民鬆閒踢著拖鞋、喝著氣泡水慢慢閱讀。

有趣的是，這份靠獨立媒體社區報出版計劃資助付印、編採全為義工的報紙，在發佈初期就吸引了不少文化界人士留意。居住在梅窩的作家石磊一直關注小報動向：「我曾在迦南便利店及碼頭附近見過實體區報，但主要是閱讀網上版本。感受是複雜的，首先欣賞他們辦報的勇氣，不關賺蝕，而是梅窩這小區本來就很『藍』，在區內開小店或辦報要有被鄉親或地區霸權搞事的勇氣。」在立場行先的年代，要辦一份面向公眾的媒體何其不易。社區報服務對象當包括不同年紀、知識階層、政治取態的人，也因此石磊提出了另一思考：「小報是偏向文青／年輕的，這可能是針對近年愈來愈多搬到大嶼山的人，所以覺得是不是有點忽略了原居民的需要或聲音，有時難免覺得很難分辦本末。」

如果社區報可以像《馬經》

「小報是偏向文青／年輕的，這可能是針對近年愈來愈多搬到大嶼山的人，所以覺得是不是有點忽略了原居民的需要或聲音，有時難免覺得很難分辦本末。」

經歷整年疫情，《大嶼小報》內容上明顯轉向：不僅每日更新大嶼山疫情，更留意街坊心理狀態，在漫長疫境中提供具有機動性、人情味的平台，與無常時代相接。最新一期以《老病的時候，大嶼山適合養老嗎？》為封面專題，訪問居住在大嶼山的各階層長者，揭示「退休可以搬來養老」背後仍然存在的醫療問題，又以畫作展現大嶼山長者的生活面貌。此外，還在網上徵集相片與專題、新設「採訪手記」等欄，試圖將凝視大嶼山的目光放回不同個體身上。正如小報記者靜藍在採訪手記〈半個大嶼山人〉寫到的：「每個大嶼人的足跡與島上的建築物扣連成生活模式、構成定義大嶼山文化脈絡。」然囿於媒介資源等，小報作為即時平台的功用主要還是在網絡世界，想延展讀者群，仍十分艱難。

《大嶼小報》這樣的辦報方式並非單一現象。獨立媒體的社區報出版計劃中，不少社區報都風格相近、立場鮮明，幾只面向年輕社群。現任荔景選區區議員的藝術家王天仁評論說：「地區報的出現是為了凝聚他人，但當我們身上的（政治）負擔太沉重，接觸層面就不夠廣了。反觀現在不少建制團體也開始做一些社區報，例如有一本《家園》，內容多是講講球鞋、模型、奇聞異事，卻又滲透了他們的價值觀在其中，這就是他們『高明』的地方。」在王天仁心目中，一份理想的社區報要由不同背景的人一齊構建，才能避免受眾單向的問題：「如果社區報能做到《馬經》那樣，阿叔阿伯都會拿一份來看，成為他們的習慣，那就很厲害了！」他笑著說。

王天仁兩年前曾籌劃《人地刊物 · 我地刊物》社區報展覽時，曾提出這樣一個難題：「今年住鰂魚涌，明年可以因為加租搬到元朗，社會的生存形態令我們很難與社區聯繫。」而大嶼山林林總總報刊，字裡行間零碎的累積，卻讓人忽然驚起——我們常說的本土與聚落，不就是離散的另一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