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的購房者：錢拿在手上就是貶值，太焦慮了

本來誰都不着急的，想買房的、換房的都還在猶豫。房價卻突然開始飆升，像瞬間上漲的海潮，浪頭打過來，讓人猝不及防。

「中介說，去年10月開始，上海樓市突然熱起來，好像所有想買房的人都跑出來了。最火爆的就是10月、11月、12月。」在簽完買房合同三個月後，蔣明遠說起去年的瘋狂情形，還有些恍惚。本來沒想買房的他，被這股熱潮推動，掏空所有積蓄付了首付，買下一套338萬（人民幣，下同）的房子。

「如果不是看着房價漲，我也不會買。」他說，「房價一漲，心態崩了呀。」

房價的上漲，像個計時器，嘀嘀嗒嗒地推動着人往前衝。周文原本也是不着急的，直到10月房價開始漲，他才有些慌，開始看房。到1月中旬簽合同時，他新買的那套房在三個月裏漲了60萬。

在買完房兩個多月後，周文仍非常樂於分享買房經歷。那就像是一場地震，餘波未了，他走不出來——無論走到哪裏，總是忍不住拿出手機，查看周圍的房價；時不時地就會看自己的房子是漲了還是跌了，心情也隨之波動。似乎只有通過一遍遍和別人說，他才能把這事從腦子裏趕走，回歸正常生活。

買房的過程也帶給Stella焦慮和失眠。去年底，她在萬般不捨下賣掉原來的房，換了一套學區房，以確保女兒將來能上一所優質初中。但今年3月，再一次遭遇變數。

3月16日，上海市教委公布了《上海市高中階段學校招生錄取改革實驗辦法》，將實行名額分配到區和分配到校。其中，上海的優質高中將拿出50%到65%的名額分配到不同的區和初中。這也意味着，以往優質高中入學名額被優質初中壟斷的局面將被打破，不確定性增加，非優質學區和非名校的學生也有了機會。

Stella決定屏蔽相關消息。「太複雜了，幾年以後的事情不好說。」她說，「我已經不太想看相關分析了，隨緣吧，反正孩子有學可以上就行。」

魔幻的2020年，疫情讓整個世界在突然停頓之後，變得更瘋狂。在中國，一線城市的房價開始接連上漲。先是深圳，在去年上半年經歷了一輪搶房潮和房價飆升。接着是上海。北京在嚴格管控下仍有升温，尤其是學區房，漲幅兇猛。

政策、市場、人們的期待和恐慌，共同書寫了這一波波浪潮。身在其中的人們，無不經歷了和房價賽跑、和房東博弈、和自己鬥爭的過程，焦慮、恐慌、後悔、難受、震驚、慶幸……種種複雜的情緒在買房人身上輪番出現，久久不能消失。

房子，是中國人在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的背景下，在不安和不確定的時代洪流中，最渴望抓住的救命稻草。

只有買一個對口的房子，才能讓孩子讀好學校

「今年房價會漲，買房要抓緊。」2020年春夏之交，朋友對周文說。那時朋友正在看房，已經有了房價升温的觸感，知道周文有換房的念頭。

周文在疫情隔離時有了換房的想法。去年2月，他住在七年前買的上海市中心50平（編註：中國大陸多用平方米計量房屋面積，1平方米≈10平方呎≈0.3坪）的小房子，和女朋友以及一隻狗共同居住。不能出門的日子裏，兩人一狗被關在狹小的屋裏，他才切身感受到一個寬闊的居住環境有多重要。

換套大一點的房子，哪怕是住到較遠的外環外（編註：外環是環繞上海市中心的一條環形的城市快速路，全長約99公里）也值得——那是周文在疫情期間產生的念頭。

3月疫情放緩後，橫盤近三年的上海房地產市場有了升温跡象。諸多當地的房地產媒體、博主記錄了這一苗頭。一家滬上頗具影響力的房地產自媒體，在探訪了多處售樓部和中介門店後稱：橫盤三年後，上海樓市，馬上要變天了。新房在籌備密集入市、成交量亦在上漲，中介門店裏二手房掛牌和帶看的需求也在上漲。

「明確的是：大盤在漲，微漲也是漲。」該自媒體最後給出結論。

那時的周文，處於「有想法、但沒行動」的狀態。同一時期的蔣明遠，也沒有買房的想法。他30出頭，單身，上海戶口要到10月才到手，按照上海的限購政策他尚沒有買房的資格。彼時的他也不想買，「心理感受是一大筆錢花出去了，就在房子裏凍着，很麻煩。錢在我手上還可以做點別的事，比如做理財，心理會有安全感，不會突然一下拿不出來、不能變現。」他說，「而且我感覺房價不會漲。」

3月的Stella也還沒有確定的換房想法。在那套住了十三年的房子裏，她工作、結婚、生女，後來又和丈夫離婚，獨自帶着女兒生活至今。那裏是家，是人生黃金時代的回憶，帶給她強烈的安穩感。

但她也不是沒有惶惑和不安。3月11日，上海開始實施「公民同招」政策，即公辦和民辦初中同時報名、同時招生。起初，在民辦學校更強勢的上海，不少家長都會首先讓孩子去考優質民辦學校，將公立學校作為保底選擇。但實施這一政策後，家長只能在公辦和民辦中二選一，民辦也由考試入學改為搖號入學。若最後去不了優質民辦，則只能在尚有入學名額的公立學校中被統籌安排。這也意味着孩子的命運完全不可控，有可能被統籌去差學校。

這也是近年中國教育部想要推動基礎教育資源平均化的舉措，不少省市都在推動公民同招、統籌搖號等入學政策。上海此前已在小學階段實施了三年「公民同招」，2020年開始將這一政策在初中階段推行。

它的直接後果是推動了諸多城市優質學區房房價上漲。此時，學生入學從比拼考試成績演變成了比拼家長的經濟實力。「原來還可以讓孩子努努力，拼一把去考優質民辦，但現在只能買一個好學校對口的房子，才能讓孩子讀好學校。」Stella說。

她的小孩還在念小學三年級，但她必須提早考慮。從3月開始，她便陷入了換房的糾結中，「從理性角度，早點換是好的。但從感性角度，我就是受不了離開我現在住的房子。」她說。幾個月裏，她內心一直在掙扎和焦慮，有時半夜睡不着覺，腦子裏全是換房的事。

學區房也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上漲。10月漲價全面爆發之前，上海的學區房在6月到9月的四個月裏，同比上漲了15%。

錢拿在手上就是貶值，太焦慮了

蔣明遠的媽媽是積極的買房者，尤其是給兒子在上海買房。「她總覺得，我在上海呆着，得有一個自己的住的地方。」蔣明遠說。從去年七八月開始，他媽媽便開始看房，也切身體會了樓市的兩重天。

那時，樓市還是買方市場。她去看房的時候，中介老早便在小區門口候着，一套套極有耐心地帶看。跟房東砍價，很容易便能談個10萬8萬。但進入十月後，樓市不知不覺變成了賣方市場。中介不在門口等了，得你積極地聯繫中介。和房東砍價也特別難，「砍半天也只能砍1萬塊，有的1萬都談不了，報多少賣多少，不買明天還要漲價。」蔣明遠說。他後來看中一套房，中介告訴他，今天不定，明天房東就準備從337萬提到350萬。

看着房價蹭蹭上漲，本不想買房的蔣明遠「心態崩了」，10月戶口下來後，立刻調頭往房市裏衝。

周文也是在10月加快了換房的步伐——先將自己的房掛牌賣出去。在房子沒賣出之前，他也不敢下手新買一套。但就在這個過程中，他眼睜睜看着樓市越來越火熱：原先看中的幾套房子，幾天後再問就沒有了；房價也不斷漲，同一個小區差不多面積的房子，從10月到12月就漲了50萬到80萬。

12月賣掉自己的房子後，他去了一趟深圳出差，順便看了看深圳的房價，頓時被嚇住：太貴了，動不動就是十幾萬一平，相比之下上海還算便宜的。

深圳在那時已成為中國一線城市中房價最高的。早在2019年下半年，深圳就因成立先行示範區、前海擴容，以及取消豪宅税等利好，引發了樓市上漲。疫情之後，又因經營貸流入樓市而進一步推高房價。

「有房無房的財富增速差距非常明顯，房產劃分出了一道難以打破的階級壁壘。」

2020年3月，中國央行為了扶持疫情下的實體經濟，釋放了長期資金4000億元，各銀行也應聲擴大了放貸規模。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劉桂平在3月30日的業績說明會上稱，建行在2020年將新增貸款1.5萬億，其中公司類貸款6850億元，個人住房按揭貸款5700億元。

針對中小企業發放的經營貸利率也極低。深圳各銀行的經營貸利率從3.2%到4.7%不等，均低於個人住房貸款利率（4.9%以上），據《21世紀經濟報道》報導，大量企業和個人不惜違規從經營貸中貸出資金，進入樓市買房。2020年上半年的深圳，焦躁氣氛四處瀰漫。

「錢拿在手上就是貶值，太焦慮了。」去年7月的田意，眼裏都是焦慮。那時，她剛賣掉一套大理的房，準備回深圳買房。她身邊深圳的朋友們，人人都想趕緊買房，哪怕有些人手上已經有兩三套房了，依然焦急地想要把錢投出去，卻陷於無房可買、一有房就得靠搶的境況。

「大家都挺着急的。深圳的競爭非常激烈，一不小心沒跟上就掉隊了。有房無房的財富增速差距非常明顯，房產劃分出了一道難以打破的階級壁壘。」在深圳工作的80後李翔說，他那大半年都在關注樓市的動態，若關注的房子掛盤價漲了就焦慮、生氣，氣自己誤判了房價走勢，也氣自己為了等心儀的房子錯過了下手的最佳時間窗口。他最終趕在深圳政府調控前買了一套房，一個多月後，同小區同戶型的房子，最低價也比他買時貴了80萬。

半年後，李翔的經歷也將在上海的周文身上複製。但周文意識到時，已晚了一步。當他從深圳出差回來，立刻去看了房子。此時，他準備去談價的一套房的掛牌價已經比一週前漲了13萬。他沒有再動搖，和中介約了房東談判，開始了買房過程中最難的一步。

Stella想買的學區房，在10月以後加速上漲，每個月漲30%到50%。到了12月，她終於走出了最艱難的一步：賣掉房子，換一套對口優質初中的學區房。她把所有事委託給一位信任的房產經紀人，但自己依然承受了非常重的心理負擔。「前期是買不買、賣不賣，賣了之後就是擔心房價會不會跌、我是不是做錯決定了。賣掉之後，沒辦法後悔，情感上又受不了。」她說，「承受了很多壓力和情感上的東西，都是在跟自己耗。」

談判

對蔣明遠和周文來說，最煎熬的事情，都是買房過程中的談判。房價一直在漲，房東總想要更高價，總在反悔，談判似乎隨時可能崩掉。時間的流逝是最可怕的，每拖延一分鐘，便意味着更大的代價。博弈，不斷地博弈，賭的是誰更輸不起，誰能堅持到底。

蔣明遠看中的是徐匯區一個二階梯學區房（編註：即在教學質量和升學率方面排在第二梯隊），30多平的「老破小」一居室。在中介的安排下，他們和房東經歷了兩次談判，交了10萬定金，簽定合同，以337萬成交，房東帶走精裝修房裏的一個櫃子。「他本來很想帶走一個智能馬桶蓋，我沒同意。」蔣明遠說，「不知道為什麼他那麼執着想帶走馬桶蓋，後來馬桶蓋的事情會反覆出現。」

三天後，房東反悔了，想要漲價3萬，湊夠340萬。「那個小區之前沒賣過那麼高價的房，最高也就290萬左右。在我們下了定金後，小區賣了一套340萬，還是頂層。我們房東就覺得他337萬賣便宜了，所以要加價。」蔣明遠說，他們沒同意。

房東便提出了新訴求：拿走馬桶蓋和冰箱，加起來價值1萬6。蔣明遠仍然沒同意。

又過了幾天，中介打來電話說，他們從佣金中拿出一部分補償房東，同時讓房東拿走洗衣機和馬桶蓋。此時，蔣明遠也怕房東毀約，同意他帶走馬桶蓋和微波爐，洗衣機不能帶走。

談判再次達成。

但在等待網簽時，變數再次發生：房東要求網簽提前10天，以便提前拿到首付款，置換另一套房。「怎麼又改？那我們也提出條件：違約金由0.5%改成1%。」面對房東的反反覆覆，蔣明遠有些不耐煩，也提出條件。但房東拒絕了，談判陷入僵局。

所有的談判形式都是相似的：房東在一個房間，買方在另一個房間，中介在兩邊來回跑、傳話。到最後，蔣明遠也不明白中介到底做了什麼，讓談判達成，條件回到最初：337萬，房東帶走一個櫃子，馬桶蓋不要了，佣金照給，網簽時間也一樣，還是給房東10天免租期。他和母親唯一做到的是：強硬，堅持不讓步。

「上海的房子，怎麼說也是幾百萬的交易，相當於小企業併購了，哪能隨隨便便搞？」蔣明遠說，「反正簽了合同，毀約我們就法庭見了。但中間也有點慌的，真怕他毀約，即便賠我10萬，但房價在漲啊，那時都將近350萬了。」

相比之下，周文和女友的談判更簡潔快速。但在結束後，他們才發現自己有多單純。

談判約在一個晚上，依舊是各在一個房間，中介兩邊跑。那套外環外、110平的三居室房子，房東掛牌價668萬，周文報了660萬，他想着最好能談下來5萬，實在不行砍一兩萬也是可能的。但沒想到，房東不僅不讓，還要求他們把傢俱買下來，同時還要在裏面多住三個月。

「現在買房不是解決居住問題，而是解決錢貶值的問題，大家都不想被房價收割。」

周文想要放棄，在中介的勸說下又繼續等待。一個小時後，中介帶來了更苛刻的條件：今天不簽，房東就準備把房子下架，明天再加20萬掛上去賣；今天願意簽呢，就以這個價格賣，但賣方的中介費也得由周文出。

周文徹底懵了，立刻讓中介聯繫另一套兩居室的房東。但他至今不知道，那時中介是真打給了那套房子的房東，還是給他們演了一齣戲。打給房東的電話是公放的，電話裏那個男人的態度也很強硬：價格一分也不讓，賣不掉就賣不掉。

面對如此形勢，周文不再堅持，決定買下眼前這套三居室。他簽合同時，才感到特別後悔，「還是太年輕，沒有再堅持一下。」他說，那時他才知道房東和中介談成了什麼條件：6萬的中介費，中介只收了不到3萬；房東還在中介公司簽了VIP，減免了1萬的費用。

而周文，不僅總價沒談下來，中介費照付，還得讓房東在房子裏多住三個月，自己在外面租三個月房。「房東還說要把智能馬桶蓋拆走，智能鎖也要拿走，我們都驚呆了。」周文說。

還完房貸才有資格胡思亂想

2021年1月21日，在狂熱的樓市浪潮中，上海政府出台了嚴格的限購政策：房屋買賣的增值税減免需要房產在手滿五年，而非之前的滿兩年即可，同時更嚴格地限制了以離婚的形式買房。自此以後，上海樓市才有所降温。

蔣明遠、Stella和周文彼時都已辦理了網簽合同，買房近乎塵埃落定。但一切卻遠未平息，買房所帶來的近似於PTSD的症狀，在每一個人身上蔓延。

掏空積蓄的蔣明遠，正好處於換工作的間隙。上一份工作太忙、壓力太大，他憤而裸辭。原本想着手裏有一筆錢可以支撐自己過一段悠閒生活，不慌不忙地找一份合適的新工作。但買房打亂了所有計劃，他不得不馬不停蹄地開始找新工作，才能保證有足夠的現金流，以及還房貸。

「我對有房沒房沒所謂的，只要有這個資格和能力買就行了。主要是架不住房價漲得越來越快，導致你實力越來越弱。」他說，「現在買房不是解決居住問題，而是解決錢貶值的問題，大家都不想被房價收割。」

他時而會想起前不久讓他崩潰的一件事。2016年，他曾去杭州餘杭區未來科技城看過一套房子，89平，報價169萬，他嫌貴沒買。這一次在上海看房時，他去查了查杭州那套房，發現已經530多萬了。「心態就不好了你知道嗎？翻了三倍，比上海都貴。感覺虧大了，一輩子都沒幾次這種機會的。」他說。未來科技城在阿里巴巴對面，這一區位優勢和該公司的高收入人群直接拉高了周邊樓盤價格。

Stella仍在拖延搬家的時間。在這個變動不安的時代，附著在一套房子裏的安穩和歸屬感不斷被打破，讓身處其中的個體無所適從。

她的房產經紀人也陪着她哭過很多次。「她哭也是因為看到我整個過程非常糾結，知道我是不想賣的，但為了孩子上學不得不換一個自己不是很喜歡的房，就覺得有時做媽媽是一種犧牲。」Stella說，「買學區房這事，都是媽媽主導的，很多爸爸都不會那麼大動干戈。」

到今年2月底，她買的房和賣的房單價都漲了3萬，總價漲了近200萬。但她卻說不上高興，也並未坦然，還是「很不安」。中國的教育政策仍在變動，Stella考慮過最壞的情況就是買的那套房不是學區了，原來對口的好學校被換掉，房子價格就會迅速跌下來，但它的概率很小，「非常倒霉才會遇到」。此外便是向北京的方向發展，變成多校劃片——一個區域的房子對應一個區域的學校，以抽籤搖號的方式入學，區域裏有好學校也有差學校。「從北京的經驗看，學區房價格雖然跌了，但跌得不明顯，因為你有房子才能參與到劃片，大家還是願意拼一拼的。」Stella說。

但她還是想着三年後孩子上了初中就把房子賣掉，因為「學區房溢價還是很高的，拿在手上很不安」。

3月16日上海教育新政一出，學區房的價格走勢成為關注焦點。網絡上有人稱上海學區房價格應聲下落，但在上海本地媒體實地調查後，目前尚未看到暴跌的情形出現，掛在中介門店的學區房價格依然穩定並昂貴，大部分家長目前都處於觀望狀態。

這樣的變數未來是否還會發生，誰也說不清。蔣明遠也不想再去了解新政會不會給自己買的小學學區房帶來影響。房子已經買了，「我對它做不了啥事啦。」他說。

「生活有了明確的目標，變得簡單了很多，只想着每年有多少錢還房貸，支持你的生活，除此之外你才有資格胡思亂想。」

周文或許是最樂觀的。儘管談判時吃了虧，但他總算實現了換房目標，而且房子買下後又漲了幾十萬。一切都在印證他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又因為買的不是學區房，所在區域也是教育窪地，上海的教育新政也不會對他的房子產生影響。

買房甚至幫他克服了原來的抑鬱情緒。他原來的房子沒有房貸，這次買房後需要承擔每月2萬的房貸，「生活有了明確的目標，變得簡單了很多，只想着每年有多少錢還房貸，支持你的生活，除此之外你才有資格胡思亂想。」他說。從事影視行業的他，曾經還想過「有一天可以捨棄一切去做更藝術的東西」，但買完房後，虛無漂渺的東西消失了，「要先把該做的事情做好」，並開始接受自己的平凡。

「現在只是想讓自己在生活中更開心一點，去做一些更腳踏實地的事情。」周文說。而眼前，他所希望的就是趕緊從買房後遺症中走出來，不再時時刻刻關注房價，「不希望房價漲了就開心，房價跌了就擔心站在高高的山崗上多年」，而是回到日常，回到更真實的生活裏來。

應受訪者要求，周文和蔣明遠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