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後只容「福利莊」？朔夜之後，夾縫中掙扎的香港學生會

2021年2月24日深夜，林睿睎和羅子維連線Skype，一起撰寫當選宣言。當日中午，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會幹事會舉行換屆選舉，內閣「朔夜」順利當選，沒有意外的話，林睿睎將上任學生會會長，羅子維是外務副會長。

寫得興起之際，林睿晞突然掛線，發訊息給羅子維說「等等」。很快，林傳來中大的最新聲明——校方決定，暫停學生會幹事會在校內不同委員會的職務，停止代收會費以及提供場地，要求學生會註冊為獨立社團或公司，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痴線，真是痴線的，」羅子維記得那刻的衝擊：「（校方）不是威脅，不是嘴炮，是真的斬了下來。」

情況急轉直下。林、羅二人接受端傳媒訪問稱，聲明過後，中大高層繼續以會面等方式接觸「朔夜」，暗示將以國安法層面處理此事，若「朔夜」不於2月28日前辭任，則會「搞埋」（同時去處理）其他學生組織，甚至整個學生會制度。他們亦稱，內閣不少成員及親友收到滋擾電話及死亡恐嚇。

「25號之後，我們陸續有些消息收到，總之是我們不退選、我們不走，就將整個學生會『炒起』……誅連學生組織，我們負不起這個（責任），」二人稱，校方還告知，即使「朔夜」日後參與補選，「都要放棄一些外務的立場，只能組一支『 福利莊』。」端傳媒曾就羅、林二人聲稱收到的威脅，以及朔夜具體違反國安法哪一條款向中大查詢，至截稿未獲回覆。

3月1日零時零分，朔夜宣誓就職，同日黃昏5時，他們召開記者會宣布全體請辭，數天之前，他們也撤回了競選宣言和政綱。林睿睎表示，這是他們唯一想到的處理方式，既沒有完全屈服於校方死線，又不會連累學生會各屬會。當日晚上，中大再發聲明稱，校方從來沒有或意圖「威嚇」及「孤立」學生會幹事會或任何其他學生組織。

17小時，是「朔夜」作為中大第51屆學生會的最終任期。

在「愛國者治港」的全面改造工程之下，包圍香港校園的紅線愈發刺眼。而紅線之外，各個大學的學生會近年早已面臨方向、定位、學生動員的種種困難。學生會換屆選舉一般於每年年初進行，今年換屆期，多間大學因沒有內閣參選而「斷莊」。浸會大學學生會此前同樣沒有內閣參選，前學生組織「賢學思政」發言人朱慧盈後來組成內閣「獅誓」參與補選，然而3月13日，消息傳來，「獅誓」6名成員紛紛退選，失去選舉資格。

截至3月15日，香港八間公立大學中，只有理工大學的學生會有內閣順利上任。

莊

51年學生會制度，名存實亡

「我怎樣也要在會室睡一次。」3月1日，宣布請辭之後，林睿晞在中大學生會的會室對羅子維說。二三百平方呎的會室中，堆滿文件，地板上亦有不少床鋪。

他們同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三年級生，相識於2019年。林睿晞性格比較冷靜，羅子維則快人快語。「當時Feel到他是比較適合做會長，我比較適合做外務副會長，」羅子維說。2020年1月，兩人曾組成內閣「流川」參選學生會，因填寫申請表時的筆誤而出師未捷，最終因為沒有其他人參選，當屆學生會斷莊。

兩人今年再次參戰，和另外10名同學一起組成內閣「朔夜」，想做「第一個提出問題，然後解決問題的角色」。他們同樣是換屆選舉中唯一參選的內閣，關注港區國安法，也關心中大的校政校務，例如校園門口的保安問題、校園加裝閉路電視等。

「朔夜」的競選宣言，指出「港共政權強推送中惡法」、「以血肉抵抗暴政」，「『国家安全』成為極權高壓統治的政治手段」、「中文大學向政權低頭」，「主動報警拘捕本校學生」等等；政綱方面，則要求校方指定公開個人資料的處理守則等、交代保安不當使用學生個人資料的事件及處理方法、立即停止使用商湯科技的人臉辨識探測器等。

他們表示，早於選舉期間，校方已多次提醒，「朔夜」需小心謹慎，「有國安法風險，大學可能會有不同措施等等。」林睿晞說，組閣時早有心理準備，也有特別留意國安法，撰寫宣言的時候仔細衡量過字眼。

在香港，各個大學的學生會，擁有獨特制度和悠長的歷史。1912年，香港大學設立學生會，是全港第一個大學學生會，並在1949年以香港大學學生會之名，向香港警務處註冊成為獨立社團組織，爭取更多自主權。其後，各大學學生會紛紛註冊獨立社團。

八間公立大學的學生會，採分權和制衡的機制，在學生會幹事會之上，有另一民選學生組織擁有監督、制定條例的權力。例如在港大和中大，分別由學生評議會、學生代表會負責監察幹事會，並把關幹事會的財政預算、工作報告等。學生會每年1月左右進行換屆選舉，一群同學會組成「莊」，經過宣傳拉票以至諮詢大會，最後由全體學生投票，直接選出幹事會。

除了中大和香港教育大學，其餘大學的學生會，目前都已註冊為獨立社團組織，這意味著該會的銀行戶口，完全獨立於校方，有足夠資金去舉辦活動。某些大學，例如港大，其學生會大樓的管理權由學生會擁有，裡面的店鋪和餐廳的租務，亦由學生會處理。儘管如此，中大和部分大學，學生會的會費都由校方代收，而不少活動場地也需經由校方借出。

「不會覺得是完美，但是一個相對完善、相對民主的制度。」林睿睎這樣評價學生會的架構，不過他也指出，學生會歸根到底身處校園，會費和場地都受制於校方。競選的時候，羅子維就時常自嘲，「（校方）按一個掣就可以關掉你。」

2月3日，「朔夜」發表政綱之後數天，中大發出第一個聲明，指「朔夜」參選宣言及媒體訪問中，「其針對國家安全的言論，有可能違法」，但沒有指出具體是哪些言論。

林睿睎指，他們最初保持觀望。考慮到中大長久的人文傳統，以及過往校方與學生會的關係是「可以溝通協商」，他們曾經想，這份聲明「只是擺姿態。」去年11月，中大學生會的臨時行政委員會舉辦展覽，展出反修例運動時期的相片，當時校方也曾經施壓，但最終只是沒收部分展覽，展覽繼續進行。

他們沒有想到，校方最終推出史無前例的決定，以暫停幹事會在校內委員會的職務、停止代收會員、不再借出場地等方式，與學生會正式割席。

「或者，施壓的來源可能已經不是他們控制到，」林睿晞回憶，校方在早期會面中透露不斷收到一些左派人士的訊息，甚至公開在報章撰文，要求校方採取行動，「例如鄭赤琰，在香港商報」。鄭赤琰為馬來西亞大馬新聞資訊學院院長及中大兼任教授，曾於《商報》及《HKG報》撰寫文章，指「朔夜」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為其職志。《文匯報》及《點新聞》等亦有報導，指「朔夜」為鼓吹香港獨立的「獨莊」。

收到割席聲明後，「朔夜」曾經考慮打官司，透過司法覆核，起訴校方的決定違反《基本法》，但諮詢法律意見後，研判成數極低。他們亦想過，在體制外註冊獨立社團，使中大學生會獨立運作，但又預計警方不會批准，即使成功獨立註冊，若中大校方不承認他們，「朔夜」亦失去了部分合法性。

退一步，林睿晞分析，面對校方只容學生會做「福利莊」這條紅線，上任已沒有什麼意義，因為中大學生會的本質已被改變，而51年來累積的相對獨立的學生會制度，已經名存實亡。

1971年，中大學生會成立。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87年中大學生會會長蔡子強對端傳媒回憶說，早於學生會成立初年，學生早有共識，各個書院的學生會負責內務為主，而中大學生會則專注外務，即關心社會、政治議題。

對於此次中大決定，蔡子強覺得很悲哀。他想起1993年，中大時任校長高錕被學生搶咪，在聲討聲中，高錕並未追究學生；後來2007年的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事件，校方最初向相關學生發出警告信，但最終未有處分。蔡子強認為，那時都是校內問題，在校內協調就可以解決。

「現在世界變了，香港是正式踏入國安法年代……（朔夜事件）不是校方可以處理，亦可見他們是進退失據。」蔡子強說。

「中大做得出，理大也一定做得出」

在中大學生會新內閣被腰斬之前，香港理工大學的學生會，也經歷了和校方的種種博弈。

理大學生會現任會長胡偉權和外務副會長張心怡對端傳媒表示，去年11月，兩人作為學生會臨時行政委員會的成員時，曾嘗試舉辦紀錄片《理大圍城》放映會，理大校方發出電郵，明言不容許在大學舉辦有違反本港法例風險的活動；如不遵從，校方會收回學生會場地使用及管理權、不再代學生會收取會費，而臨委成員亦將面臨紀律處分。

「其實和中大對『朔夜』的決定差不多，」張心怡說，他們最終將放映會移到校外舉辦。

胡偉權、張心怡二人參選學生會的原點，是反修例運動，特別是理大圍城事件。張心怡說，她一個好友在運動中被捕，另一個朋友早前輕生離世，留下一封與運動有關的遺書。而胡偉權相識逾十年的好友，亦於理大圍城中被捕，其後被控暴動罪。

一年過去，2019年的記憶似乎已離香港很遠。「我覺得大家好像漸漸忘記過去一兩年發生的事情。」胡偉權說，「我希望大家，尤其是學生，記得兩年前這個地方，聚集了很多人，而這個地方發生了什麼事。」

今年1月，兩人組成名為「煥曜」的內閣參選，這是當時唯一出選的內閣。他們的參選政綱，提及「革命無罪，光復有理」，對外聲稱的政治主張則是「民族自決」，最終在2月以1484贊成票當選。

胡偉權表示，競選期間他們沒有受到校方施壓，但上任後，校方比以往更嚴密監察學生會的動向，「例如今天我接受你的訪問，訪問一出，他們立刻就收到……連我們放上UC（學生會評議會）網頁的文件都會細閱。」

胡偉權分析，由於理大學生會的動員力、輿論關注程度不及中大，短期內所承受的打壓未必如中大嚴重，至少目前，「起碼他們（校方）釋出善意，願意與學生會溝通。」此外，端傳媒亦訪問多間大學的學生會成員、前成員，他們亦大多反映，校方與學生會的關係，暫時並未如想像中惡劣。

不過，二人也擔心，由於中大最新的懲處，示範了學生會的行動會「誅連」其他屬會的可能性，其餘大學的學生會將來的壓力，可能不再僅僅來自校方，還要考慮如何保留學生會整個制度、傳統和相關組織。

「中大做得出，理大也一定做得出，這件事可以說是殺雞儆猴，」張心怡說，當下，他們只能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參選開始時，他們已計劃舉辦一個反映香港，乃至世界各地抗爭歷史的展覽。「朔夜」被腰斬後，他們開始激烈討論，這一展覽中是否要提及元朗721事件。

「有莊員跟我說，如果你照直說（721），其實也是博拉（引他們來拘捕），但我覺得，你不說這件事，就不是展示歷史。」張心怡說，這場辯論最終沒有定論，大家打算先在3月下旬，在校內派發派發畫有理大圍城事件的卡片，觀察反應，再作決定。

「18個人上莊就有18個理想，」張心怡道，「作為副會長，我要保護我的莊員，不能因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抹煞其他人。」

「恐懼，令人不想上莊」

在眾多「斷莊」的學生會中，早前僅有浸會大學有內閣表態參與補選。這支內閣名為「獅誓」，其候選幹事長為朱慧盈，是浸大一年級生。「獅誓」的外務政綱，亦有提及國安法打壓人權自由、鞏固本土民族意識等內容。

「不太肯定校方的態度，」3月5日，朱慧盈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表示。朱慧盈本來同時是中學生組織「賢學思政」發言人。去年11月30日，仍在讀中六的她和成員舉辦街站的時候，被警方以非法集結罪拘捕，她當時稱，警署內有「國安人員」警告，她及其組織違反國安法。為避免牽連「獅誓」，她早前辭去賢學思政發言人一職。

3月13日，浸大選舉委員會指，收到「獅誓」6名成員的退選通知。根據《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選舉規條》，幹事會以內閣為單位參選，並只能以內閣為單位退選，「獅誓」選舉資格不再有效。端傳媒發現，寫有「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獅誓」Facebook 專頁，已被刪除，記者曾經多次聯絡朱慧盈，不獲回覆。

由於組閣不容易、學業繁重等原因，各大學的學生會出現「斷莊」，不是新鮮現象。不過近年，情況不斷加劇。2018年，八大中只有一半大學的學生會有新內閣上任。2019年，除中大、理大和浸會大學外，八大中的其餘院校一概斷莊。至2020年，則僅有理大有內閣上任學生會幹事會。

嶺南大學的學生會，正是從2018年開始斷莊。2019、2020年期間，幹事會事務分別由時事委員會、臨時行政委員會代為處理，三年級生陳穎茵兩年來均擔任委員會幹事，直至今年2月底卸任。今年，由於仍然沒有新內閣參選，會務將由學生會代表會處理。

「國安法之後上莊的壓力變大了，底線變得模糊。另外，氛圍問題，很難找到十幾個人和自己共同承受這個風險。」陳穎茵指出，因應疫情限制校園出入，學生不太想經過幾度防疫關卡回校上課，嶺大校園一直人煙稀少。

「所有事情本身應該是循序漸進發生的。大家有心上莊的話，你對勞工權益有興趣，一群人在迎新夜互相認識，志同道合的一起報名參加活動……但是（現在）這些完全不存在。」她說。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會評議會前主席鄭家朗則認為，反修例運動爆發後，大學生對於「上莊」的想像，有莫大的分別。「2019年以前，可能只有會長、副會長要考慮風險，2019年之後，入得莊（的所有人）就要預備付出代價。」

無論在校外校內，參與學生組織的年輕人，都正面臨極大風險。2019年6月，理大學生會前幹事入境澳門被拒，當時理大學生會指出，近年亦有多名前會長於六四前後遭拒入境。今年1月，中大學生會臨委會時任會長區倬僖，被指涉及中大門口撒白粉案，於宿舍被警方拘捕。同樣在1月，因為舉辦周梓樂悼念會等行為，科大學生會正副會長被校方勒令休學一學期。

林睿晞表示，今年2月1日出席電台D100節目後，隔天發現自己走出電台的照片出現在《文匯報》，方知道曾經被人跟蹤拍攝。往年的學生會幹事也告訴他，不少中大學生會會長出入被跟蹤。

「現時香港已不是講法理邏輯，」鄭家朗指，目前在香港，參與政治是高危活動。而在香港，普遍大學生都認為學生會「上莊」必然涉足政治，「恐懼，令人不想上莊。」

鄭家朗同時亦是香港前政黨眾志副主席。3月9日，據《香港01》等報導，鄭家朗已離開香港前往台灣。對此，鄭家朗表示不作回應。

逐點逐點踩紅線

不過，來自港大的葉芷琳提出另一種看法。今年2月，她即將卸任港大學生會會長的時候，接到不少記者來電，查詢院校斷莊的原因，當時她判斷，斷莊是源於學生對國安法的恐懼。

「但現在我覺得不是。有多少有心的大學生真的會怕？更多的是覺得學生會做不到事。」葉芷琳說。

要了解這種無力感，先要理解學生會的機構和日常運作。葉芷琳介紹，學生會工作包括會務、校務和外務，而外界認定「學生會只是搞政治」是錯誤的概念，例如，港大學生會平日要處理一百多個屬會的溝通工作，工作大至分配會房給各屬會，小至處理一部飲水機。

「校務、會務一定比外務繁複得多，發揮空間也少。（有人會）想做很確實的事，在這一刻要立即幫到香港，（學生會）又未必做到。」

不僅僅外務，近年就連校務也寸步難行。或者說，香港校園決策，似乎越來越牽涉外部力量。

在港大，校委會是最高管治機構，其中三分二委員為校外人士，不少是城中權貴，與歷屆行政長官關係密切。2020年8月，校委會解僱捲入佔中案的時任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同年10月，校務委員會通過任命具有大陸清華大學背景的申作軍和宮鵬為副校長；清華大學網頁一度顯示，申是黨委委員，申事後澄清自己並非中國共產黨員。

兩次事件中，學生會都有聯署反對，葉芷琳和幹事會成員在舉行會議的鈕魯詩樓外靜坐，並召開記者會。有學生來電質問：「你只懂得搞聯署」、「15年都肯衝，你為什麼不衝？」

2015年，時任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疑因政治立場與政府不同，校委會押後任命他為港大副校長。當時的港大學生會會長、校務委員馮敬恩離開會議室時，一眾同學衝擊、抗議校委會。

「做不到。現在已經做不到硬碰硬。」葉芷琳認為，警方介入的速度、學生會抗議行動的成本，與以往早已不同，而同學們的投入，也不同了。

在2020年抗議校方人事決策的行動中，參與號召的學生太少，行動最終沒有帶來什麼影響，亦未能促使校委公開交代解僱戴耀廷、任命兩副校長的討論內容。

無力的背後，葉芷琳看到更深的伏線，是學生會自2014年雨傘運動起所陷入的自身困局。

「學界的光環在雨傘革命的時候發到最大，然後潛下去，到社運低潮時跌落谷底；2019年的時候，又因為（運動主張）無大台，學界發揮的作用都是支援，或出聲說我們支持什麼。」她說，這種狀況令人覺得學生會定位愈來愈飄忽，也沒有什麼發揮空間。

但學生組織面對的時代格局，卻更龐大而複雜。「現在的校政等於香港政治，」葉芷琳說。她覺得未來，學生會也要衡量在校方面前的議價能力，「第一是凝聚學生，第二是你要在校政上做到critical role（關鍵角色）。教學安排、疫情安排，關於學生的所有事情都是經（港大）學生會的，這就是我們的bargaining power（議價能力）。」

學生會未來要怎樣走，葉芷琳自言無法給出答案，但她看到許多仍然值得守候的陣線，例如學生會幹事可以出任、參與不同校務的委員會。「我知道有什麼學生事務——學生在表面看不到的——背後很多事、很多計劃，如果你沒有學生會的人在裡頭，你不會知道他們（校方）如何得出一個結論，如何影響學生，」她說，「可能做不了什麼，但是起碼要知道，這很重要。」

19歲的她剛上任會長時，一心想著整個香港，對校務沒半點興趣，「上莊之後，焗住（被逼）要搞校政，」逐漸地，「那時我真的在理解，究竟校政對我、學生和學生會有什麼影響？」

葉芷琳覺得，還未到什麼都不做的時刻。「我們2020年辦的很多活動就是幫下莊踩紅線。很多活動，搞不搞好呢，不如算了，靜靜地過就算了？」結論是，「逐點逐點的踩。」

學生與學生會的距離

2019年的理大事件，是張心怡和胡偉權決意參選學生會的起點。然而，一年多之後，兩人今年入讀理大時發現，部分同學的熱情，似乎已消失殆盡。

這種情況，不止於理大。「中大開記者招待會是有多少學生在場？記者多還是學生多？自己學生會出事時，他們會否願意走出來？」胡偉權回憶，當年雨傘運動後，社運陷入漫長低潮；2019年的運動以後，到頭來彷彿什麼都沒有改變，甚至變得更壞，無力感蓋過了熱情。

「我也挺憂慮未來一年，甚至未來幾年，可能情況都會更差。」胡偉權說。

浸會大學學生會目前斷莊，由方仲賢出任署理會長。在他看來，在後國安法時代，學生會「永遠都有少少空間」去發揮影響力，即使往後只容「福利莊」，那就和其他屬會舉辦公民講堂或者讀書會，繼續在學生之間傳播民主自由的價值，校方亦難以阻撓。

方仲賢更擔憂的，是學生與學生會的距離。

2019年11月5日，運動正酣，浸大學生會在浸大的學生宿舍外，舉辦聲援一名被捕學生記者的集會，邀請了香港記者協會的代表，還有各大學的編委會成員。結果，這個集會上，記者人數比學生更多。「在宿舍下面，都沒有人下來。」

2020年的浸大畢業禮，校方以疫情為由，改為線上舉辦，學生會於去年9月發起聯署。方仲賢估計，受影響的學生數以千計，但最後僅有不到1000人簽名。「這已經不是社會事務，而是關乎自己利益的事。」

作為會長的兩年，方仲賢發覺，原來「學生會本身沒有足夠的學生支持」。他記起上一屆學生會成員的話語：「為什麼賣會衫、派會紙就有人排隊，辦活動集會，就只有數人出現？」

不過，林睿晞則覺得，在中大，「學生很支持學生會」。他解釋說，為避免衝突，其實「朔夜」並沒有在學生之間大肆宣揚記者會的消息。「朔夜」被校方割席之後，其Facebook和Instagram的信箱，亦塞滿了來自素未謀面的同學的支持信件。

然而，被稱為高票當選的「朔夜」，投票率其實只有23.09%。蔡子強認為，學生會與學生群眾之間，其實一直存在落差。「80年代，學生會主張民主回歸，中大政政系亦有人說， 學生會憑什麼代表我。」選舉投票率偏低所帶來的認受性不足，亦一直是困擾學生會的難題。

鄭家朗進一步指出，部分大學生，可能根本不同意學生會要牽涉政治。他回憶說，2018年，樹仁大學曾出現一個在政綱上明言是政治中立的莊「瀟同」，「瀟同」最終雖然敗選，「但票數其實很接近，網上亦有言論，支持學生會應該政治中立。」鄭家朗覺得，反修例運動之後，這種「政治中立」的想法已逐漸減少，但學生和學生會之間，仍然存在落差。

上莊時雄心壯志，下莊時心灰意冷，彷彿是歷史輪迴，亦適用於整個香港的社會運動。方仲賢對未來感到悲觀，不僅僅因為政權的打壓，也因為學生會本身未得到大量學生的支持和參與。

「學生會被校方打壓，某程度上，是共業。」方仲賢說。

（端傳媒實習記者林詠褀、張曉澄、湯偉圓、王瑜婕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