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會只能搞福利？朔夜之后，夹缝中挣扎的香港学生会

2021年2月24日深夜，林睿睎和罗子维连线Skype，一起撰写当选宣言。当日中午，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干事会举行换届选举，内阁“朔夜”顺利当选，没有意外的话，林睿睎将上任学生会会长，罗子维是外务副会长。

写得兴起之际，林睿晞突然挂线，发信息给罗子维说“等等”。很快，林传来中大的最新声明——校方决定，暂停学生会干事会在校内不同委员会的职务，停止代收会费以及提供场地，要求学生会注册为独立社团或公司，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痴线，真是痴线的，”罗子维记得那刻的冲击：“（校方）不是威胁，不是嘴炮，是真的斩了下来。”

情况急转直下。林、罗二人接受端传媒访问称，声明过后，中大高层继续以会面等方式接触“朔夜”，暗示将以国安法层面处理此事，若“朔夜”不于2月28日前辞任，则会“搞埋”（同时去处理）其他学生组织，甚至整个学生会制度。他们亦称，内阁不少成员及亲友收到滋扰电话及死亡恐吓。

“25号之后，我们陆续有些消息收到，总之是我们不退选、我们不走，就将整个学生会‘炒起’……诛连学生组织，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二人称，校方还告知，即使“朔夜”日后参与补选，“都要放弃一些外务的立场，只能组一支‘ 福利庄’。”端传媒曾就罗、林二人声称收到的威胁，以及朔夜具体违反国安法哪一条款向中大查询，至截稿未获回复。

3月1日零时零分，朔夜宣誓就职，同日黄昏5时，他们召开记者会宣布全体请辞，数天之前，他们也撤回了竞选宣言和政纲。林睿睎表示，这是他们唯一想到的处理方式，既没有完全屈服于校方死线，又不会连累学生会各属会。当日晚上，中大再发声明称，校方从来没有或意图“威吓”及“孤立”学生会干事会或任何其他学生组织。

17小时，是“朔夜”作为中大第51届学生会的最终任期。

在“爱国者治港”的全面改造工程之下，包围香港校园的红线愈发刺眼。而红线之外，各个大学的学生会近年早已面临方向、定位、学生动员的种种困难。学生会换届选举一般于每年年初进行，今年换届期，多间大学因没有内阁参选而“断庄”。浸会大学学生会此前同样没有内阁参选，前学生组织“贤学思政”发言人朱慧盈后来组成内阁“狮誓”参与补选，然而3月13日，消息传来，“狮誓”6名成员纷纷退选，失去选举资格。

截至3月15日，香港八间公立大学中，只有理工大学的学生会有内阁顺利上任。

庄

51年学生会制度，名存实亡

“我怎样也要在会室睡一次。”3月1日，宣布请辞之后，林睿晞在中大学生会的会室对罗子维说。二三百平方呎的会室中，堆满文件，地板上亦有不少床铺。

他们同是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三年级生，相识于2019年。林睿晞性格比较冷静，罗子维则快人快语。“当时Feel到他是比较适合做会长，我比较适合做外务副会长，”罗子维说。2020年1月，两人曾组成内阁“流川”参选学生会，因填写申请表时的笔误而出师未捷，最终因为没有其他人参选，当届学生会断庄。

两人今年再次参战，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组成内阁“朔夜”，想做“第一个提出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角色”。他们同样是换届选举中唯一参选的内阁，关注港区国安法，也关心中大的校政校务，例如校园门口的保安问题、校园加装闭路电视等。

“朔夜”的竞选宣言，指出“港共政权强推送中恶法”、“以血肉抵抗暴政”，“‘国家安全’成为极权高压统治的政治手段”、“中文大学向政权低头”，“主动报警拘捕本校学生”等等；政纲方面，则要求校方指定公开个人资料的处理守则等、交代保安不当使用学生个人资料的事件及处理方法、立即停止使用商汤科技的人脸辨识探测器等。

他们表示，早于选举期间，校方已多次提醒，“朔夜”需小心谨慎，“有国安法风险，大学可能会有不同措施等等。”林睿晞说，组阁时早有心理准备，也有特别留意国安法，撰写宣言的时候仔细衡量过字眼。

在香港，各个大学的学生会，拥有独特制度和悠长的历史。1912年，香港大学设立学生会，是全港第一个大学学生会，并在1949年以香港大学学生会之名，向香港警务处注册成为独立社团组织，争取更多自主权。其后，各大学学生会纷纷注册独立社团。

八间公立大学的学生会，采分权和制衡的机制，在学生会干事会之上，有另一民选学生组织拥有监督、制定条例的权力。例如在港大和中大，分别由学生评议会、学生代表会负责监察干事会，并把关干事会的财政预算、工作报告等。学生会每年1月左右进行换届选举，一群同学会组成“庄”，经过宣传拉票以至咨询大会，最后由全体学生投票，直接选出干事会。

除了中大和香港教育大学，其余大学的学生会，目前都已注册为独立社团组织，这意味著该会的银行户口，完全独立于校方，有足够资金去举办活动。某些大学，例如港大，其学生会大楼的管理权由学生会拥有，里面的店铺和餐厅的租务，亦由学生会处理。尽管如此，中大和部分大学，学生会的会费都由校方代收，而不少活动场地也需经由校方借出。

“不会觉得是完美，但是一个相对完善、相对民主的制度。”林睿睎这样评价学生会的架构，不过他也指出，学生会归根到底身处校园，会费和场地都受制于校方。竞选的时候，罗子维就时常自嘲，“（校方）按一个掣就可以关掉你。”

2月3日，“朔夜”发表政纲之后数天，中大发出第一个声明，指“朔夜”参选宣言及媒体访问中，“其针对国家安全的言论，有可能违法”，但没有指出具体是哪些言论。

林睿睎指，他们最初保持观望。考虑到中大长久的人文传统，以及过往校方与学生会的关系是“可以沟通协商”，他们曾经想，这份声明“只是摆姿态。”去年11月，中大学生会的临时行政委员会举办展览，展出反修例运动时期的相片，当时校方也曾经施压，但最终只是没收部分展览，展览继续进行。

他们没有想到，校方最终推出史无前例的决定，以暂停干事会在校内委员会的职务、停止代收会员、不再借出场地等方式，与学生会正式割席。

“或者，施压的来源可能已经不是他们控制到，”林睿晞回忆，校方在早期会面中透露不断收到一些左派人士的信息，甚至公开在报章撰文，要求校方采取行动，“例如郑赤琰，在香港商报”。郑赤琰为马来西亚大马新闻信息学院院长及中大兼任教授，曾于《商报》及《HKG报》撰写文章，指“朔夜”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为其职志。《文汇报》及《点新闻》等亦有报导，指“朔夜”为鼓吹香港独立的“独庄”。

收到割席声明后，“朔夜”曾经考虑打官司，透过司法复核，起诉校方的决定违反《基本法》，但咨询法律意见后，研判成数极低。他们亦想过，在体制外注册独立社团，使中大学生会独立运作，但又预计警方不会批准，即使成功独立注册，若中大校方不承认他们，“朔夜”亦失去了部分合法性。

退一步，林睿晞分析，面对校方只容学生会做“福利庄”这条红线，上任已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中大学生会的本质已被改变，而51年来累积的相对独立的学生会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1971年，中大学生会成立。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87年中大学生会会长蔡子强对端传媒回忆说，早于学生会成立初年，学生早有共识，各个书院的学生会负责内务为主，而中大学生会则专注外务，即关心社会、政治议题。

对于此次中大决定，蔡子强觉得很悲哀。他想起1993年，中大时任校长高锟被学生抢咪，在声讨声中，高锟并未追究学生；后来2007年的中大学生报情色版事件，校方最初向相关学生发出警告信，但最终未有处分。蔡子强认为，那时都是校内问题，在校内协调就可以解决。

“现在世界变了，香港是正式踏入国安法年代……（朔夜事件）不是校方可以处理，亦可见他们是进退失据。”蔡子强说。

“中大做得出，理大也一定做得出”

在中大学生会新内阁被腰斩之前，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会，也经历了和校方的种种博弈。

理大学生会现任会长胡伟权和外务副会长张心怡对端传媒表示，去年11月，两人作为学生会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成员时，曾尝试举办纪录片《理大围城》放映会，理大校方发出电邮，明言不容许在大学举办有违反本港法例风险的活动；如不遵从，校方会收回学生会场地使用及管理权、不再代学生会收取会费，而临委成员亦将面临纪律处分。

“其实和中大对‘朔夜’的决定差不多，”张心怡说，他们最终将放映会移到校外举办。

胡伟权、张心怡二人参选学生会的原点，是反修例运动，特别是理大围城事件。张心怡说，她一个好友在运动中被捕，另一个朋友早前轻生离世，留下一封与运动有关的遗书。而胡伟权相识逾十年的好友，亦于理大围城中被捕，其后被控暴动罪。

一年过去，2019年的记忆似乎已离香港很远。“我觉得大家好像渐渐忘记过去一两年发生的事情。”胡伟权说，“我希望大家，尤其是学生，记得两年前这个地方，聚集了很多人，而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

今年1月，两人组成名为“焕曜”的内阁参选，这是当时唯一出选的内阁。他们的参选政纲，提及“革命无罪，光复有理”，对外声称的政治主张则是“民族自决”，最终在2月以1484赞成票当选。

胡伟权表示，竞选期间他们没有受到校方施压，但上任后，校方比以往更严密监察学生会的动向，“例如今天我接受你的访问，访问一出，他们立刻就收到……连我们放上UC（学生会评议会）网页的文件都会细阅。”

胡伟权分析，由于理大学生会的动员力、舆论关注程度不及中大，短期内所承受的打压未必如中大严重，至少目前，“起码他们（校方）释出善意，愿意与学生会沟通。”此外，端传媒亦访问多间大学的学生会成员、前成员，他们亦大多反映，校方与学生会的关系，暂时并未如想像中恶劣。

不过，二人也担心，由于中大最新的惩处，示范了学生会的行动会“诛连”其他属会的可能性，其余大学的学生会将来的压力，可能不再仅仅来自校方，还要考虑如何保留学生会整个制度、传统和相关组织。

“中大做得出，理大也一定做得出，这件事可以说是杀鸡儆猴，”张心怡说，当下，他们只能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参选开始时，他们已计划举办一个反映香港，乃至世界各地抗争历史的展览。“朔夜”被腰斩后，他们开始激烈讨论，这一展览中是否要提及元朗721事件。

“有庄员跟我说，如果你照直说（721），其实也是博拉（引他们来拘捕），但我觉得，你不说这件事，就不是展示历史。”张心怡说，这场辩论最终没有定论，大家打算先在3月下旬，在校内派发派发画有理大围城事件的卡片，观察反应，再作决定。

“18个人上庄就有18个理想，”张心怡道，“作为副会长，我要保护我的庄员，不能因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抹煞其他人。”

“恐惧，令人不想上庄”

在众多“断庄”的学生会中，早前仅有浸会大学有内阁表态参与补选。这支内阁名为“狮誓”，其候选干事长为朱慧盈，是浸大一年级生。“狮誓”的外务政纲，亦有提及国安法打压人权自由、巩固本土民族意识等内容。

“不太肯定校方的态度，”3月5日，朱慧盈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表示。朱慧盈本来同时是中学生组织“贤学思政”发言人。去年11月30日，仍在读中六的她和成员举办街站的时候，被警方以非法集结罪拘捕，她当时称，警署内有“国安人员”警告，她及其组织违反国安法。为避免牵连“狮誓”，她早前辞去贤学思政发言人一职。

3月13日，浸大选举委员会指，收到“狮誓”6名成员的退选通知。根据《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选举规条》，干事会以内阁为单位参选，并只能以内阁为单位退选，“狮誓”选举资格不再有效。端传媒发现，写有“宁为玉碎，不作瓦全”的“狮誓”Facebook 专页，已被删除，记者曾经多次联络朱慧盈，不获回复。

由于组阁不容易、学业繁重等原因，各大学的学生会出现“断庄”，不是新鲜现象。不过近年，情况不断加剧。2018年，八大中只有一半大学的学生会有新内阁上任。2019年，除中大、理大和浸会大学外，八大中的其余院校一概断庄。至2020年，则仅有理大有内阁上任学生会干事会。

岭南大学的学生会，正是从2018年开始断庄。2019、2020年期间，干事会事务分别由时事委员会、临时行政委员会代为处理，三年级生陈颖茵两年来均担任委员会干事，直至今年2月底卸任。今年，由于仍然没有新内阁参选，会务将由学生会代表会处理。

“国安法之后上庄的压力变大了，底线变得模糊。另外，氛围问题，很难找到十几个人和自己共同承受这个风险。”陈颖茵指出，因应疫情限制校园出入，学生不太想经过几度防疫关卡回校上课，岭大校园一直人烟稀少。

“所有事情本身应该是循序渐进发生的。大家有心上庄的话，你对劳工权益有兴趣，一群人在迎新夜互相认识，志同道合的一起报名参加活动……但是（现在）这些完全不存在。”她说。

香港树仁大学学生会评议会前主席郑家朗则认为，反修例运动爆发后，大学生对于“上庄”的想像，有莫大的分别。“2019年以前，可能只有会长、副会长要考虑风险，2019年之后，入得庄（的所有人）就要预备付出代价。”

无论在校外校内，参与学生组织的年轻人，都正面临极大风险。2019年6月，理大学生会前干事入境澳门被拒，当时理大学生会指出，近年亦有多名前会长于六四前后遭拒入境。今年1月，中大学生会临委会时任会长区倬僖，被指涉及中大门口撒白粉案，于宿舍被警方拘捕。同样在1月，因为举办周梓乐悼念会等行为，科大学生会正副会长被校方勒令休学一学期。

林睿晞表示，今年2月1日出席电台D100节目后，隔天发现自己走出电台的照片出现在《文汇报》，方知道曾经被人跟踪拍摄。往年的学生会干事也告诉他，不少中大学生会会长出入被跟踪。

“现时香港已不是讲法理逻辑，”郑家朗指，目前在香港，参与政治是高危活动。而在香港，普遍大学生都认为学生会“上庄”必然涉足政治，“恐惧，令人不想上庄。”

郑家朗同时亦是香港前政党众志副主席。3月9日，据《香港01》等报导，郑家朗已离开香港前往台湾。对此，郑家朗表示不作回应。

逐点逐点踩红线

不过，来自港大的叶芷琳提出另一种看法。今年2月，她即将卸任港大学生会会长的时候，接到不少记者来电，查询院校断庄的原因，当时她判断，断庄是源于学生对国安法的恐惧。

“但现在我觉得不是。有多少有心的大学生真的会怕？更多的是觉得学生会做不到事。”叶芷琳说。

要了解这种无力感，先要理解学生会的机构和日常运作。叶芷琳介绍，学生会工作包括会务、校务和外务，而外界认定“学生会只是搞政治”是错误的概念，例如，港大学生会平日要处理一百多个属会的沟通工作，工作大至分配会房给各属会，小至处理一部饮水机。

“校务、会务一定比外务繁复得多，发挥空间也少。（有人会）想做很确实的事，在这一刻要立即帮到香港，（学生会）又未必做到。”

不仅仅外务，近年就连校务也寸步难行。或者说，香港校园决策，似乎越来越牵涉外部力量。

在港大，校委会是最高管治机构，其中三分二委员为校外人士，不少是城中权贵，与历届行政长官关系密切。2020年8月，校委会解雇卷入占中案的时任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同年10月，校务委员会通过任命具有大陆清华大学背景的申作军和宫鹏为副校长；清华大学网页一度显示，申是党委委员，申事后澄清自己并非中国共产党员。

两次事件中，学生会都有联署反对，叶芷琳和干事会成员在举行会议的钮鲁诗楼外静坐，并召开记者会。有学生来电质问：“你只懂得搞联署”、“15年都肯冲，你为什么不冲？”

2015年，时任港大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疑因政治立场与政府不同，校委会押后任命他为港大副校长。当时的港大学生会会长、校务委员冯敬恩离开会议室时，一众同学冲击、抗议校委会。

“做不到。现在已经做不到硬碰硬。”叶芷琳认为，警方介入的速度、学生会抗议行动的成本，与以往早已不同，而同学们的投入，也不同了。

在2020年抗议校方人事决策的行动中，参与号召的学生太少，行动最终没有带来什么影响，亦未能促使校委公开交代解雇戴耀廷、任命两副校长的讨论内容。

无力的背后，叶芷琳看到更深的伏线，是学生会自2014年雨伞运动起所陷入的自身困局。

“学界的光环在雨伞革命的时候发到最大，然后潜下去，到社运低潮时跌落谷底；2019年的时候，又因为（运动主张）无大台，学界发挥的作用都是支援，或出声说我们支持什么。”她说，这种状况令人觉得学生会定位愈来愈飘忽，也没有什么发挥空间。

但学生组织面对的时代格局，却更庞大而复杂。“现在的校政等于香港政治，”叶芷琳说。她觉得未来，学生会也要衡量在校方面前的议价能力，“第一是凝聚学生，第二是你要在校政上做到critical role（关键角色）。教学安排、疫情安排，关于学生的所有事情都是经（港大）学生会的，这就是我们的bargaining power（议价能力）。”

学生会未来要怎样走，叶芷琳自言无法给出答案，但她看到许多仍然值得守候的阵线，例如学生会干事可以出任、参与不同校务的委员会。“我知道有什么学生事务——学生在表面看不到的——背后很多事、很多计划，如果你没有学生会的人在里头，你不会知道他们（校方）如何得出一个结论，如何影响学生，”她说，“可能做不了什么，但是起码要知道，这很重要。”

19岁的她刚上任会长时，一心想著整个香港，对校务没半点兴趣，“上庄之后，焗住（被逼）要搞校政，”逐渐地，“那时我真的在理解，究竟校政对我、学生和学生会有什么影响？”

叶芷琳觉得，还未到什么都不做的时刻。“我们2020年办的很多活动就是帮下庄踩红线。很多活动，搞不搞好呢，不如算了，静静地过就算了？”结论是，“逐点逐点的踩。”

学生与学生会的距离

2019年的理大事件，是张心怡和胡伟权决意参选学生会的起点。然而，一年多之后，两人今年入读理大时发现，部分同学的热情，似乎已消失殆尽。

这种情况，不止于理大。“中大开记者招待会是有多少学生在场？记者多还是学生多？自己学生会出事时，他们会否愿意走出来？”胡伟权回忆，当年雨伞运动后，社运陷入漫长低潮；2019年的运动以后，到头来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甚至变得更坏，无力感盖过了热情。

“我也挺忧虑未来一年，甚至未来几年，可能情况都会更差。”胡伟权说。

浸会大学学生会目前断庄，由方仲贤出任署理会长。在他看来，在后国安法时代，学生会“永远都有少少空间”去发挥影响力，即使往后只容“福利庄”，那就和其他属会举办公民讲堂或者读书会，继续在学生之间传播民主自由的价值，校方亦难以阻挠。

方仲贤更担忧的，是学生与学生会的距离。

2019年11月5日，运动正酣，浸大学生会在浸大的学生宿舍外，举办声援一名被捕学生记者的集会，邀请了香港记者协会的代表，还有各大学的编委会成员。结果，这个集会上，记者人数比学生更多。“在宿舍下面，都没有人下来。”

2020年的浸大毕业礼，校方以疫情为由，改为线上举办，学生会于去年9月发起联署。方仲贤估计，受影响的学生数以千计，但最后仅有不到1000人签名。“这已经不是社会事务，而是关乎自己利益的事。”

作为会长的两年，方仲贤发觉，原来“学生会本身没有足够的学生支持”。他记起上一届学生会成员的话语：“为什么卖会衫、派会纸就有人排队，办活动集会，就只有数人出现？”

不过，林睿晞则觉得，在中大，“学生很支持学生会”。他解释说，为避免冲突，其实“朔夜”并没有在学生之间大肆宣扬记者会的消息。“朔夜”被校方割席之后，其Facebook和Instagram的信箱，亦塞满了来自素未谋面的同学的支持信件。

然而，被称为高票当选的“朔夜”，投票率其实只有23.09%。蔡子强认为，学生会与学生群众之间，其实一直存在落差。“80年代，学生会主张民主回归，中大政政系亦有人说， 学生会凭什么代表我。”选举投票率偏低所带来的认受性不足，亦一直是困扰学生会的难题。

郑家朗进一步指出，部分大学生，可能根本不同意学生会要牵涉政治。他回忆说，2018年，树仁大学曾出现一个在政纲上明言是政治中立的庄“潇同”，“潇同”最终虽然败选，“但票数其实很接近，网上亦有言论，支持学生会应该政治中立。”郑家朗觉得，反修例运动之后，这种“政治中立”的想法已逐渐减少，但学生和学生会之间，仍然存在落差。

上庄时雄心壮志，下庄时心灰意冷，仿佛是历史轮回，亦适用于整个香港的社会运动。方仲贤对未来感到悲观，不仅仅因为政权的打压，也因为学生会本身未得到大量学生的支持和参与。

“学生会被校方打压，某程度上，是共业。”方仲贤说。

（端传媒实习记者林咏褀、张晓澄、汤伟圆、王瑜婕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