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公共生活的意義

【作者按】：2020年7月12日，應706同學社及圍爐兩個青年團體之邀，我在zoom做了一場以「公共生活的意義」為主題的講座，並邀得羅勉先生擔任主持和評論。當晚參與者有好幾百人，由晚上七時半一直談到十一時半，氣氛熱烈，殊為難忘。講座結束後，同學社的朋友整理出一份文字稿。我在文字稿基礎上，做了相當幅度的修訂，以成此文。我在此謝謝籌辦講座的朋友，也謝謝羅勉的評論，更要謝謝參與討論的朋友。我們當晚在一起，實踐了公共生活的意義。

１， 前言

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討公共生活的三個問題。第一，什麼是公共生活？第二，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在哪裏？第三，實踐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什麼條件？

為什麼要將「公共生活」作為問題來討論？過去十年，中國公共領域的環境在持續惡化，公民社會愈收愈緊，公共活動愈來愈少。以前覺得正常不過的活動，例如思想講座、夏令營和讀書組等，現在卻隨時受到限制。網絡監控更是如此，刪文炸號無日無之，已經很難找到大家可以放心表達意見的公共平台，遑論深入交流。

在這樣的環境下，每個人被迫退回私人領域，不關心不參與公共事務。人們也開始逐漸習慣一種沒有公共性的生活。他們不是不想關心公共事務，而是他們不被容許這樣做。去公共化，是近年明顯的趨勢。這種狀態，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都帶來很大傷害，許多年輕人也因此感到無力和失落。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這些年我一直在做各種公共生活的嘗試，包括微博和臉書的討論、犁典讀書組和犁典沙龍、知識青年夏令營、城市咖啡館沙龍、公開講座，以及在中文大學籌辦各種思想文化活動等。我剛才用相片和大家分享了我的一些經歷，一來是想說，美好的公共生活不僅可以想像，而且可以實現；二來也想為大家打打氣，希望大家知道，即便在目前這樣艱難的環境，我們的努力也不會白費。　　　

２，什麼是公共生活

首先，什麼是公共生活？公共生活有三個重要面向。

第一，公共生活指的是人們在公共領域就公共議題以公共方式參與和實踐的生活。公共領域相對於私人領域，原則上向所有人開放，容許大家自由進出；公共議題是與公眾利益相關並值得公民關注的議題；公共方式指一種公開、理性、互相尊重的交往方式。

「公共生活」的內涵、邊界和形式都不容易清楚界定，但在今天中國的語境，大家還是不難明白它的意義，例如我們正在進行的線上沙龍，就是在實現一種公共生活，因為我們是在公共平台就共同關心的議題進行自由開放的交流。我們甚至可以說，只要踏出個人小圈子，走出去和他人一起關心社會，我們就已在嘗試一種公共生活。

第二，參與公共生活的動機，不是狹義的個人利益，而是對公共利益有所想像和追求。公共生活不同於經濟活動，人們參與的目的不是個人利益極大化，因此不會將別人當作謀利的工具和手段。相反，他們多少有個common good（共同善）和social justice（社會正義）的想法，希望社會能夠變得更好和更公正。

第三，承接以上所言，公共生活總意味著我們與他人在一起。我們在一起討論，一起行動，一起感受，也在一起改變。我們雖然有不同的身分，卻總希望在公共生活中彼此尊重，沒有人會因為出身、階級、性別、信仰等差異而受到歧視。公共生活很重要的一點，是看到和承認他人與你是平等的存在，享有同樣的權利。我們因此要學會聆聽、容忍和尊重不同的觀點。 公共性總是和開放、多元、民主這些價值聯結在一起。
以上三點，都是規範性的，反映我們對公共生活的期望，而不是說現實已經如此。我們正是見到現實的不理想，才特別提出這些面向，希望我們一起努力創造條件去實現這樣的公共生活。

３，公共生活為何重要

接著下來我想談談，公共生活為什麼對我們如此重要。我這裏分享四點。

一，公共生活可以給我們帶來快樂和滿足。這個看似平常，我卻覺得很重要。公共生活如果不能給我們快樂和意義，反而總是痛苦和負擔，人們就會問：我為什麼要嚮往和追求這種生活呢？既然人是社會性存有，就須在社會活動中發展和實現自己。公共生活並非可有可無，而是人活得好的重要條件。

我們來自五湖四海，今晚很難得能走在一起討論。在這種交流中，我們感到快樂充實，甚至覺得這樣的生活很美好。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在認真思考，在建立友誼，在尋找共鳴，在體驗一種being together in a community for something meaningful。這些快樂，很難形容，但一旦嚐過，就會難忘。

過去幾年，我在香港市中心一家咖啡館辦思想沙龍，每個月一場，通常在週末，討論的都是嚴肅話題。咖啡館很小，來的人卻很多，每次大家都要緊緊地擠在一起站上幾小時。我問他們，為什麼這麼辛苦也要來呢？他們告訴我，一點也不辛苦，而且很享受。享受什麼呢？享受一群人在一起認真思考的快樂，那是在商業世界很難經歷到的事。也經常有人勸我，你花那麼多時間和精力做這些事，真是何苦。其實不是這樣。我策劃這些活動，大部份時間都很快樂，因為我見到許多別人見不到的美好。

二，公共生活另一個價值，是幫助我們找到人與人之間特別的一種聯繫，我們可稱為“公共聯繫”（public connection）。我們並非孤零零活在世界，而總是活在各種聯繫之中。我們有親人、朋友、愛人，這些親密聯繫構成我們生命意義的重要部份。

可是我說的公共聯繫，性質有點不一樣。 舉例說吧，設想我們活在同一個城市，有天政府公佈了一個將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政策。有人發起抗議，號召大家一起守護家園，並組織各種行動向政府施壓。這是相當典型的公共參與，大家不會陌生。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你積極投入其中，你會發覺，你與其他有著相同目標的人，開始建立起一種聯繫，產生一種認同，甚至對這個城市也有了不一樣的感情。例如在香港，很多人喜歡稱這個城市為「我城」－－我的城市。當你覺得這是你的城市的時候，那一定意味著你們之間建立了某種聯繫。這就是我所說的，基於公共實踐而形成的公共聯繫。

有人或會問，公共聯繫為什麼重要？我的想法是，如果人是社會性存有，我們就須通過各種聯繫來建立自我並找到生活的意義。公共生活其中一個價值，是令我們走出個人的小圈子，看到更大的世界，並與其他人建立更具公共性的聯繫。這種聯繫，不僅會改變我們與世界的關係，也會改變我們對自身的理解。

三，參與公共生活的過程，我們也在發展人的能力，例如理性判斷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在不同觀點和論證之間作出比較和權衡的能力，聆聽、理解及感受他人的能力，敢於堅持信念和原則的能力，以及廣義的公民德性。沒有這些能力，我們就很難有效參與公共生活。而這些能力的發展，往往只能通過公共參與來實現。這意味著，公共生活本身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不斷學習的機會：學習成為民主公民，學習成為社會主人翁。

四，最後我要特別強調，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努力成為有公共意識和公共關懷的人，是社會改變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條件。我們都知道，社會不會無緣無故變好，擁有權力的人也不會突然良心發現而推行制度改革。社會改變，需要許多人一起推動。如果大家只願袖手旁觀或等著坐順風車，我們活著的世界就會停滯不前，甚至愈來愈壞。

我們因此明白，當局為什麼要用盡方法打壓公共參與，並令我們的公共生活越來越單薄、越來越破碎。公共生活是有力量的，當人與人走在一起，當人開始獨立思考，體制就會恐慌，因為他們知道自己那套東西早已經不起理性檢視。現在的社會控制，就是要將人趕回私人領域，把人變成耽於消費的經濟動物，從而令我們忽略、甚至忘記人同時也是社會存有和政治存有。

4，公共生活的條件

既然公共生活如此重要，那麼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什麼條件？我覺得有三個層面的條件值得重視，它們分別是制度、文化和個人條件。

第一個層面，是制度性條件，即我們的社會政治制度，必須保障相關的權利和提供足夠的資源，容許及鼓勵公民參與公共事務。最直接而大家又最易明白的，是制度下的自由體系。沒有言論和思想自由、新聞和出版自由、信仰和結社自由，以及參與政治事務的自由，公共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就會嚴重受限。這些自由構成公民的基本權利，並應得到法律明確保障。我們的憲法，就是這樣寫的。

不少人以為，自由之所以重要，是保障個體在私領域免受公權力干預，個體從而能夠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可是這只是其中的一面。自由的另一面，是保障個體能夠參與和享受公共生活。缺乏自由，公共生活就會凋零，人與人之間就會失去公共聯繫，每個人就會活得不完整。

有人或會認為這有點言過其實。即使沒有自由，人們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補償，例如努力賺錢和盡情消費。沒有公共生活，就退回私人世界好了，生活質量不會有什麼影響。我理解這種想法，畢竟自由意識不同，對於失去自由的痛感就會不一樣。但大家試想想，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的社會，每個人都會深受其害，因為我們無從得知世界正在發生什麼，我們無法讀到許多好書，我們難以沒有恐懼地與他人交往並表達自己的想法。總言之，沒有自由，人的健全發展，必會受到極大傷害。

第二個層面，是文化條件。即使法律給了我們參與的自由，可是如果沒有公共生活的文化土壤和文化基建，例如大家只關心炒股票、炒房子，對公共議題不感興趣，也沒有足夠的文化空間讓大家呼吸，公共生活將很難健康發展。公共圖書館、獨立書店和獨立出版社、廣場、咖啡館、媒體、網絡平台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建。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公共生活需要一套公共語言來承載。人是通過語言來思考和交往的，而公共事務關乎眾人之事，包括權力如何行使才有正當性，公民應有什麼權利和義務，資源應該如何公平分配等等，都須在社會充份討論，並逐步形成共識。但這些討論要發生，就須先有一套成熟的規範性語言存在於社會，大家可以自如運用這些概念、價值和理論框架來分析和對話。這套語言從哪裏來？這得靠大家一起來努力。

第三個層面，是個人條件。這點大家應該不難理解。只要大家上過微博，都知道要在那裏進行有意義的討論，是多麼艱難的事。不扣帽子，不作人身攻擊，不上綱上線，要以事論事，這些公共討論的基本要求，現在都變得相當稀缺。更為惡劣的，是有些人動不動就發起集體舉報，非要令對方徹底消失不可。試問在這種環境下，怎麼可能有好的公共討論？！

我們確實都應具備基本的公民素養，大家一起盡力守住社會的公共性。我深知目前的情況很不理想，但我們沒有太多哀嘆的餘裕。如果我們不努力，情況只會愈變愈壞。我們的公共空間，要靠大家一點一點撐出來。

最近幾年每次做完講座，總會有人特別走來跟我說，老師你說得很好，但現實不是這個樣子。體制實在太強大，我們做什麼都不可能改變現實。我覺得沒有必要那麼悲觀。 即以今晚為例，我們數百人在這裏一起討論，無疑是公共生活的實踐。它也許一時改變不了體制，但我不會說這樣的交流沒有意義。每個人意識上對權力的不屈從，對生活的較真，都是真實意義的反抗。

反抗在什麼時候發生？在意識到我們是自由主體，並主動向權力說不的時候。反抗不一定總是轟轟烈烈，也可以在細微日常的地方靜默進行。這種有意識的反抗，只要持之以恆，甚至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首先改變的是我們自己。由於我們活在世界之中，我們改變，世界必然跟著改變。

這道理看似平常，我卻經歷了很多才明白。一旦明白，我就不會再問當下自己做的事是否有用，因為我知道只要盡力將事情做好，世界就會不同。我不覺得這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大家想想，今晚世界本來沒有這樣一場聚會，是我們令它存在。當我們開始交流，我們或多或少都會有所得著，這個世界於是也就跟著有所不同。

從這點看，所謂改變，不用驚天動地，就從我們可以著力的地方做起就好。我們從今天起，認真思想，認真生活，認真參與公共活動，就是在實踐一種反抗，就是在彰顯一種異議者的姿態。為什麼這是異議？因為我們沒有跟著體制的劇本走。我們通過思考和實踐，走出自己的路。

我的分享部份到此結束，謝謝大家。現在先請羅勉先生做評論，接著開放給大家自由發問。羅勉是706創始團隊成員，目前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

５，如何面對利維坦

羅勉：我準備了一些問題，也是作為在大陸社會里的一個青年人和我身邊朋友們的一些共同的感受，想向保松老師請教。第一個問題是，如果自己的主張似乎不被社會大眾所同情，但你的主張又是一個很有公共性的訴求——你希望會變得更好，你希望社會往一個方向發展，你關心中國政治的進步。但是你舉目望去，不管是你身邊的人，還是網絡的輿論，似乎都和你期待的方向是不一致的。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朋友們說TA們有一種在故土流亡的感受。保松老師您怎麼看這種心情？

周：我很理解這些朋友的感受，一來是對社會發展的方向失望，二來是同行者稀，難免有說不出的失落。你用了“故土流亡”這個詞，確實教人感慨，那意味著你在自己的故鄉成了異鄉人。你沒有在家的感覺，因為你從根本處無法認同這個家的基本價值。如何面對這種心情？說實在話，我沒有良方，只能分享兩點個人體會。

第一是對自己的觀點和知識體系，要有一定信心。這些年來，我一直聲稱自己是個自由主義者，或自由主義左翼（最近也有人稱為“社會自由主義”），並寫了不少文章為自己的立場辯護。這個觀點出來不久就受到官方打壓，在學界和網絡受到的批評也很多。自由主義在中國確實處於低潮，願意公開承認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的也愈來愈少。

在這種大環境下，加上香港近年發生種種，如果說我一點不沮喪不痛苦，那一定是在騙你。儘管如此，我的自由主義立場並沒有什麼改變，也一直在做自己認為值得做的事。年輕時經歷過八九之後，我就已明白社會轉型是漫長的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懈的努力。我們活在這個時代，儘量做好自己本份就已不錯。沒有人敢說自己當下所信就是真理，但如果你的信念經過深思熟慮，就會較有自信面對別人的質疑，也不會因外在環境影響而輕易動搖。

第二是要尋找同道，與你同行。比如今天這個討論群組有好幾百人，裏面一定有跟你志同道合的人，那麼就利用這些機會，多認識一些朋友。現在網絡聯繫很方便，只要建立一個小組，就可以一起讀書，一起交流，甚至在條件許可時一起做些有意義的事。也許我們是少數的一群，但這又有什麼所謂？

要改變故土流亡這種狀態，其實只有一條路，就是將現在的家，變成我們喜歡的家。這當然很難，所以很多人選擇離開。如果我們不想走，又不想做異鄉人，唯一的路，就是改變它，令它變好。

羅勉：接著這個話題，在一個高壓社會或者一個不自由社會，很多表達其實只能通過地下的方式。James Scott把它叫做hidden transcripts，隱藏的文本，因為大家要靠一些隱秘的文化符號來互相識別。在這種過程中，一些人找到了這樣的一種符號，內心的痛苦、壓抑或者焦慮就得到了釋放，但您認為這個是不是有可能會消解掉真正的嚴肅的反思、真正的道德上的批判？

我說得具體一點，就比如說大家去聽李志的歌，《人民不要自由》，或者《廣場》等等，就會感到很開心。進而就覺得好像我也參與完成了一定的反抗，就不用再想的更深了。這種亞文化或者說姿態性的呼喊是有意義的嗎？

周：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其實香港正在經歷類似的過程。7月1日港區國安法通過後，我在臉書發了一份聲明，說我不會改變我的名字，不會刪掉之前發的文字和圖片。我希望自己能如常地公開地表達自己，不要將自己藏起來，或者自設一些言論界線。我當時做這樣的聲明，是因為見到在國安法威脅下，香港的臉書社群出現前所未見的恐慌，許多人在改名字和刪走文章和圖片，甚至將帳號關掉，從此離開社交媒體。

在恐懼面前，要如此一手埋葬自己的歷史和記憶，是很慘烈的事。我理解大家為什麼這樣做，但這種由於不可知的恐懼而導致的自我審查一旦在社會普及，我們的言論空間就會在不知不覺間愈收愈窄，而這正是當權者想要達到的目的。當有一天敏感詞愈來愈多，紅線愈收愈緊，人們要麼沈默，要麼就只能用一些隱晦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政治不滿。

這就回到你的問題，這樣的表達會否消解掉嚴肅認真的反思呢？這很難一概而論。如果這是有意識的反抗，即使效果未必顯著，這仍然是一種公開的姿態，而姿態是重要的，尤其在萬馬齊喑的時代。當然，我們不能只停留在此，而應考慮如何讓這些情緒轉化為更具反思的論述，甚至轉化為行動，否則就很容易變成文化消費。無論如何，對於不同的抗爭形式，我們都應持開放的態度。

羅勉：我還有兩個比較個人化的問題。第一個是關於如何面對利維坦。當體制幾乎掌有社會所有的資源的時候，能夠控制和影響你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在這樣的社會生活？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你學了一身本領，最後還是要被主流社會的工作安排、家庭安排捆綁。在這樣的社會里，你想要過一個比較體面的、有尊嚴的生活，你可能不得不跟體制有一些合作，服從它的一些安排或者價值觀。所以我們應該如何去回應這種主流社會的吸納，怎麼和控制我們生活方方面面的利維坦共存？

周：這個問題，我想今天中國所有讀書人都須面對。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大學本身就是體制的一部份，教學和研究都有嚴格規限，學術自由空間極小。既要在大學生存，又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批判性，善盡知識人的責任，確實是很難的事。我一直在香港的大學任教，並未經歷過那樣的處境，任何這方面的評論都會顯得輕省和不公平。

儘管如此，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我也不時須面對相當困難的抉擇。在那些時候，我通常會問自己：我想成為怎樣的人？我渴望過怎樣的生活？如果體制要我做的事情，妥協了我的原則，折損了我的人格，令我不再是我，那麼我就有比較強的理由去拒絕。

事實上，我們都在用自己的生命，活出這些問題的答案。只要我們不自欺，我們總得面對。我比較重視「完整性」（integrity）這個概念，就是視“我”的生命為一整體，“我”的信念、行動、公共參與、教育實踐、閱讀和思考等，都以某些方式彼此連結。如何通過實踐，活出人的完整性，就是很重要的功課。

這是對生活的一種自我要求。可是有人會問，為什麼要那麼在意活得完整不完整？生命為什麼不可以充滿矛盾和割裂，為什麼不可以隨時背棄自己的原則？這個問題不易答。確實有許多人如此生活。我們有理由質疑這種生活形態嗎？這個問題，我留給大家思考。

這些年來，我經常在寫作中忍不住留下“非如此不可”這句話。這確實是我的真實體會。非如此不可，不是說你沒有選擇的自由，被迫如此的意思。而是說你有選擇的自由，而且你知道你一旦做了這樣的抉擇，你會承受相當大的代價，但你沒辦法不做，因為你內心清楚，不這麼做的話，你就不再是你。所以，非如此不可，說到底，是向自己生命完整性的交代。

６，怎樣與父母相處

羅勉：謝謝保松老師。最後一個問題，聊天室裏也有很多朋友在討論，我們應該怎麼去處理或者經營和父母的關係？其一你跟父母的價值觀可能有所衝突，其二即使父母跟你價值觀類似，能夠完全理解你的想法，他們也總是會過度擔心你的安全，因為年輕人的風險和憂患意識似乎都會弱一些。像我們前面討論的在一個高壓社會裏面做一些公共性的自由表達，都是有風險的，這些風險是不能完全確定的，也隨時變化。你估計的風險，和你父母估計的風險，可能會很不一樣。

所以他們也是為你擔心，真心為你好。但這是我們自己的人生，我們自己得負責，而且我們的父母又是不可以選擇的緣分，所以這個對我來說似乎是一個無解的問題。您有什麼這方面的經驗嗎？

周：我年輕的時候經常跟我父親吵架，而且吵得挺厲害，主要由於政治觀點不同及我的社會參與。我的大學四年，都在中文大學生組織度過。說起來，從讀大學開始，我走的每步路，包括在三年級時從工商管理轉到哲學系，父親都不太認同。我後來決定去英國讀政治哲學博士，他也不喜歡。我的家族49年後充滿苦難，我是家中唯一兒子，父親很疼我，我也非常在意他怎麼看我，渴望我走的路能夠得到他的認同。我們父子倆的相處，現在回想，我仍然很感慨。如何與家人相處，每個家庭都不一樣，我這裏只能談兩點我的個人體會。

第一，有的時候，與父母在觀點上分歧太深，我們要學會沈默。我們父母生活的世界，與我們很不一樣，他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與我們不同，其實很正常。我當然明白，他們是你最在乎的人，你總希望他們能認同你的觀點，支持你的決定。可是有時候，我們要學會接受，思想的差異不一定能通過辯論來解決。因為這些差異而與你最珍惜的人產生難以彌合的裂痕，真的很不值得。我讀大學時，幾乎每次回家吃飯，都和父親為著政治問題吵得不可開交。再後來，我們就學會不再在餐桌觸碰政治。

第二，我們要主動嘗試，讓父母對我們有更多了解。沒有父母不在乎子女，只是有時他們對活得好的想法，與我們不一樣。他們愛我們的方式，有時反成了我們的壓力。可是我們要知道，在中國這樣的社會，做父母的，其實並沒太多機會學習如何做父母。理解、聆聽、包容、尊重、欣賞，在中國，一直都是很稀缺的德性。

如果情況許可，大家真的可考慮坐下來和父母認真談，讓他們知道你對前途、工作和婚姻的看法。談了不一定就會好，但他們至少會因此明白，你的決定是有理由的，是深思熟慮的，這樣他們就不會那麼擔心你走錯了路。還記得大學畢業後，父親開始主動找我的文章來讀。我後來出的每一本書，他都不會錯過。父親很少告訴我他的讀後感，但我相信他對他的兒子，因此多了許多理解。父親今年八十多了，數年前得了腦退化症。每星期回去探望他，我都會緊緊握著他的手，靜靜感受彼此。我們此生不會再有機會討論什麼了。

我現在也是父親，女兒9歲。從她三歲開始，我們就開始尊重她的選擇。她每天想吃什麼菜，星期天去哪裏玩，要看什麼電影，參加什麼興趣班，想讀什麼書，我們都會問她的意見，並儘量尊重她的選擇。我的觀察是，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有自己的想法，並希望得到父母的理解和尊重。

以閱讀為例，從小至大，我幾乎沒告訴過女兒一定要讀什麼書，更加沒有書單這回事。每次去書店，都是各自修行，我讀我的，她讀她的。我推薦過她讀金庸，可她一點興趣也沒有，反而和書店老闆混熟後，卻經常叫老闆推薦好書給她。我唯一可做的，就是將《神雕俠侶》放在她的書架，暗暗盼望有天她會拿起來。（我必須承認，我還是挺期待有一天她會和我討論金庸。）

不過，像我這樣做父親也有代價。例如有時候，在某些事上，我忍不住告訴女兒我的想法，她就會一臉認真地說，爸爸，你要尊重我的自由。於是我就無話可說。她說得也對，我應該尊重她的選擇。即使她可能選錯了，也是成長的一部份。回想我的人生路，何嘗不是在一次又一次犯錯中跌跌碰碰走過來。

為人父母和為人子女，都需要學習。可惜的是，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教育，甚至我們的政治，都沒有提供好的條件和資源，讓我們來做這件事。

７，正義、自由與社會轉型

聽眾1：很多按照自由主義原則建立起來的組織，力量是不是比不上極權主義的組織的能力？一個等級更森嚴的制度，會比平等尊重的制度更有效率嗎？

周：我理解你真正想問的，其實是個評價性問題，即所謂有效率的極權主義國家是否較尊重個人權和程序正義的民主國家更好？效率在這裏成了判斷不同制度的最後標準，否則我們就沒理由追求更有效率的體制。

如果上述理解沒錯，那麼我們首先要問，國家存在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國家不是為了效率而存在，效率最多只是一種手段，而不是我們要追求的目的。大家想想，一個很有效率控制公民自由的政府，只會令我們更厭惡和更恐懼它，因為這意味著它能用更低的成本和更好的手段壓制我們的權利。

當代著名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有句很有名的話，用英文講就是“Justice is the first virtue of social institutions”（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句話，以前溫家寶總理經常引用。它的意思很清楚，正義是評價社會制度的最高標準。一個很有效率但不正義的制度，並不值得我們追求。

一個重視正義的國家，才會公正對待每一個人。在個人自由及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後，個體才能很好地發展自己的潛能，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這一點也不抽象。我們不用談什麼理論或主義，只須問問身邊的普通人，他們想要怎樣的社會。我相信很多人會告訴你，他們希望一個自由、公平、安全的社會。一個高度集權、等級森嚴、人權法治欠奉的國家，能夠為我們提供這些保障嗎？活在其中的個體，能夠感受到做人的尊嚴嗎？

當然，這並不是說，國家的組織能力和經濟效率並不重要。我這裏只是指出，不要過度迷信能力和效率，因而忘記什麼才是國家的根本。不過，即使從效率的觀點看，極權國家是否就一定能更好地推行政策呢？如果不是只考慮短期的即時效用，同時也考慮政府執政的穩定性、持久性以及正當性的話，我們或會發覺，極權政府不見得較民主政府更有效率，因為有很多昂貴的社會成本是一時見不到的。歷史有太多這樣的實例。

聽眾2：敘利亞在2011年的革命造成了大量的戰亂、暴力和流血。通過革命，人民不僅沒有獲得自由，反而變得更加貧窮。一個原本好的目的，希望追求自由的初衷卻造成了社會恐慌、混亂和政府垮台。那麼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和政府，是不是獲取自由的必要條件？

周：這個問題很重要。我理解你是在問一個國家在政治轉型過程中，需要什麼條件，才有可能順利轉型。在現在及可見將來，中國將面對類似挑戰。我不是研究比較政治和民主化的專家，不敢給出什麼定論。只能談談我的粗淺觀察。

第一，政治轉型對任何社會來說，都異常艱難，並牽涉很多因素，例如該社會的傳統力量、政治文化、法治程度、宗教力量、政黨發展、經濟結構、階級分層、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等等。到底哪個因素對順利轉型起的作用最大，要看特定國家的具體情況，將「強有力的政府」視為必要條件，恐怕過於簡化問題。

第二，單以自由論，是否需要強有力的國家，才能確保穩定的自由體系？如果這裏所說的強而有力，指的是高度集權和高度專制，那麼自然不可能，因為極權政府只會用權力去壓制人的自由。相反，如果指的是該國有良好的法治，廉潔的政府，獨立多元的媒體，以及公平公正的民主選舉等，那麼這些因素確實有助於自由的獲得和保障。

這種說法並非沒有基礎。例如根據“人類自由指數”（The Human Freedom Index 2019）, 排在頭20名的國家和地區，絕大部份都是發展成熟的民主國家。如果比較標準不限於自由，而是整體評價人的全面發展，那麼我們可以參考聯合國每年公佈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大家將看到非常接近的結論。這給我們的啟示頗清楚，就是民主體制與自由的保障和人的完善發展，有著直接而明確的正向關係。

當然，國家如何從一個不民主體制轉型到民主體制，並在轉型過程中儘可能減低社會成本，並逐步走向穩定和成熟，是值得我們關心的大課題。我始終相信，民主化是中國現代化的出路，而不是那些另類的“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最主要的理由，是憲政民主才能更好地保護人的自由和權利。

8，自由主義在中國

聽眾3：昨天周濂老師的講座區分了同道之間的對話和異見者之間的對話。保松老師您說的大多是同道之間的對話，問題是假如我們面對意見不同的人，這些人也不具有我們所談的公民德性，甚至也不尊重你，我們還需要構建這樣的對話嗎？

周：我覺得這裏要區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對方跟你的立場雖不一樣，但他真誠相信自己是對的，並願意為之據理力爭。在此情況下，雙方盡可能將道理講清楚，並看看哪方的理由較有說服力。即使到最後我沒辦法說服你，你也沒辦法說服我，我們至少做到和而不同且各有所得。這種情況理應是學術討論的正常狀態。

第二種，就像你剛才所講，不是因為觀點不同而不能對話，而是對方根本不想對話。例如一上來就視為你敵，用各種言語羞辱你，扭曲你的觀點，目的是在公眾面前將你擊倒。多年來參與網絡討論，我也遇過不少這種情況。對於這種網絡生態，我曾做過多次公開呼籲，也身體力行在自己的微博和網友理性討論。面對人身攻擊，我總是告訴自己，不要用同樣的語言嘲笑和辱罵對方。這樣既無益於討論，也令自己降格。

這些年來，我沒罵過任何人一句“腦殘”或“五毛”。有時真的沒法討論下去，我寧願保持沈默。這個世界值得做的事太多，實在沒必要跟你不認識的人互相對罵，最後不歡而散。我知道沈默常常被人當作是示弱，但我不是太在意這個。我的微博最近又被炸號，這次主要是被太多極端“愛國主義者”舉報。微博是中國難得的公共討論平台，現在變成這樣，真的很可惜。不過，我們須明白，這種情況歸根究柢，主要仍是制度所致，而不純是個別人或個別公司的問題。某些聲音被消失，某些聲音被縱容，都是權力操控的結果。

聽眾4：為什麼有些人離開了不自由的制度，享受了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卻會反過來為不自由的制度辯護？

周：這個問題我也經常思考。有個有名的命題，叫“自願為奴”，就是問在什麼情況下，一個人會自願放棄自由並成為奴隸。在今天中國，有類似思維的人可能不少。他們不見得想做奴隸，但卻真心覺得人民不應享有那麼多自由，因為自由令社會變得多元，政府難以管治。他們認為政府理應是絕對權威，該像家長那樣好好管教老百姓。

至於有些人離開中國，在民主國家生活後，可能經歷一種“自由的幻滅”。他們當初或以為，只要有了自由，所有社會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所有在中國遇到的困難都將不再存在。現實自然並非如此。任何民主社會都有數之不盡需要面對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不一定在中國存在。有人於是產生一種期望的落差，認為民主國家不外如是，甚至認為這些問題都是由於自由太多，國家管得太少所致，於是開始嚮往不自由的祖國。

這種情緒有時就只是情緒而已，不必太當真。例如你問他們，既然祖國那麼好，不如回去吧。他們或會馬上搖頭說不。又或者真的回了國，發覺不能再享有國外的許多自由後，立時見到自由社會的好。

我不是太相信，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經歷過自由和奴隸兩種生活的人，會選擇做奴隸而不做自由人。真正的問題，是自由既非社會唯一價值，也非解決社會問題的萬靈丹，而個人自由的行使，確實有機會帶來不自由社會不一定遇到的問題。例如自由社會一定會很多元，包括價值觀、宗教信仰、政治立場、生活方式各方面。多元意味著社會有許多和你不一樣的人，因此有機會出現紛爭衝突，也意味著在各種公共議題上，人們難以形成共識。同樣地，給人自由，就難免有部份人利用它來做一些自私的，甚至傷害自己和他人的事。

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我們仍然要追求自由？自由社會的主要特徵，是國家將自由放在重要位置，並充份尊重個體的選擇權利。可是如果個人自由和集體利益，主流價值、國家安全，甚至民族的偉大復興產生衝突，那麼我們還有理由給予自由優先性嗎？循著這個思路走下去，自由的位置將愈來愈少，家長制和威權主義卻會得到許多人的認同。

這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和回答的問題。自由主義傳入中國這麼多年，知識界並沒有太在意這個問題，似乎也沒有留下什麼深刻討論。可是我覺得，自由之所以在集體面前那麼脆弱，那麼容易被犧牲，相當一部份原因，是我們實在沒有累積什麼道德資源去為自由的優先性辯護。在這個意義上，自由主義在中國，還有好長的路要走，而我們這代知識人須意識到我們的責任。

聽眾5：在當前社會，自由似乎是個被污名化的名詞，大多數人並不是很重視民主和自由，甚至對它們產生誤解和仇視。您怎麼看？

周：我們不是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說法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民主皆在其中，都是社會核心價值，照理不應該被污名。荒謬的是，口號寫在那裏，現實卻是另一回事。不過，你說大多數人都不重視民主和自由，我對此卻有保留，因為中國並沒有一個環境來讓公民自由表達他們的政治觀點。如果條件許可，我相信絕大部份人都會選擇活在一個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的社會。 自由的好，一定不是因為它來自西方，而是因為它保障和促進了一些我們極為珍視的價值。

自由主義的價值和理念，不少成了敏感詞，知識界也愈來愈少人願意公開承認自己是自由主義者，這都和當下的政治環境有關。不過我覺得不必太悲觀，一來觀念本身是有力量的，歷史上曾經有那麼多政權千方百計打壓自由，可是自由依然在世界遍地開花。二來我們活在網絡時代，人們有許多方法接觸新觀念新思想，以前由學校和媒體壟斷知識生產和傳播的年代早已過去。對於各種對自由民主的污名，年輕一代應該有足夠的辨別和解毒能力。

９，個人權利與集體利益

聽眾６：我們在一個人口基數龐大、結構複雜的一個國家，一些具體事件中被波及的群體，比如說疫情中的湖北人，三文魚被發現問題之後的三文魚商戶，不管他們的數目是多少，他們的損失有多大，在人口基數面前依然只可能是少數。因此很多人認為在大局面前，小部分人是可以被犧牲的，而且他們很篤定自己不會有被划入小部分人的那一天。您怎麼看這種觀點？

周：在當代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這是經常被討論的問題。這種觀點很接近Utilitarianism，一般譯為“功利主義”，但我覺得譯為“效益主義”較好。這種理論認為，一件事在道德上是對的，只要它能極大化社會的整體效益。這是一種集體主義式的觀點，每個個體都是集體的一部份，道德判斷的最高標準，由能否在最大程度上增加社會總體幸福來決定。

如果將這個原則應用到你所說的例子，那麼少數人被犧牲就是合理的，因為每個人都有義務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同樣地，個人基本權利也可以隨時被放棄，只要這樣做有利於整體利益。當代哲學家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羅爾斯、諾齊克（Robert Nozick）、德沃金(Ronald Dworkin)等，都對效益主義有過尖銳批評。

你剛才提到的一種回應，就是無法知道將來你是否也會成為少數。如果有這種可能，那麼以大多數人利益為依歸的做法就是不明智的。這是一種自利主義式的回應：自己有機會成為少數，為了自己利益著想，因此現在不應那樣對待少數。這種回應最多只能告訴我們，這種做法是不明智的，但卻無法告訴我們，為什麼這樣做是不道德的。如果有人回應說，經過仔細計算，他願意做這樣的冒險，我們就沒什麼可指責他的了。

效益主義其中一個吸引力，來自這樣一種思路：我們活在同一個道德社群，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在決定我們應該做什麼的時候，每個人的慾望都應被考慮進去，而且為了公平起見，每個人只應被計算一次，再將所有人的慾望加總，快樂淨值最高的那個，就是道德上對的。

這個思路有個致命缺陷，就是並非所有慾望都有價值，都值得被滿足。舉個簡單例子。比如現在有100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這些男人說，他們一致希望這個女人成為他們的奴隸，而這樣做帶給他們極大滿足。這些滿足加起來，遠遠大於那個女人承受的痛苦，因此這樣做道德上是對的。我想大家都覺得這種思路很荒謬，因為這些男人一開始便不應有奴役他人的慾望。奴役這種行為，本身就是不對的，一開始就不應被計算進去。　

既然如此，奴役人為什麼是道德上錯的？一種回應是，每個人的身體都屬於自己，每個人都有支配一己生命的權利，在未得到當事人同意下，沒有人有權將他人變為奴隸。我們見到，這個論證引入了“權利”這個概念。權利構成一種道德約束，限制他人不可以動輒以整體利益之名對個體作出干預。這是回應效益主義的一個主要思路。

可是個體為什麼擁有權利？權利的基礎在哪裏？為什麼這些權利可以對國家構成那麼大的限制？在自由主義傳統，對這些問題一個基本看法是：個體先於國家，個體擁有一些根本的道德權利，這些權利保障人作為理性及道德存有的根本利益，並構成國家權力正當性的基礎。　　

聽眾7：您覺得所謂公共性，有沒有可能會淪為一種景觀或者一種幻覺，而不再是一種生活方式？因為我們在使用某些符號的時候，可能會獲得一種同溫層的舒適感，但是如果要求更深入更連續的思考，似乎就很難。除了制度上的硬性限制，公共生活可能更多是被知識群體所壟斷。即便像今天這樣開放的交流，也可能還是只有知識精英才能進行的一種討論。所以我想問，這種公共生活中再次形成的身份政治，是不是也是一種障礙，這種障礙又該如何突破？

周：你提出的問題很有意思。如果公共生活對每個人都重要，我們確實應盡可能讓不同階層、不同教育水平、不同社會背景的人都能參與。只有這樣，公共生活才不是一小部份知識精英和有閒階層的特權，同時也才能為社會帶來真正改變。我在前面特別強調制度條件的重要，正是指出只有在制度上作出改變，才能保障所有公民參與公共生活的機會。

政府在這方面可以起到很大作用，因為它掌握最多資源。例如政府可以建設更多公共圖書館，不僅在大城市，也在城鎮和鄉村，這樣就可以提供珍貴的公共空間和知識資源給最有需要的人。又例如政府可為貧窮家庭提供便宜的電腦和上網服務，讓這些家庭的小朋友有機會通過網絡接觸公共世界。在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及志願團體可以就不同公共議題，為公民提供各種參與和介入的機會。至於知識份子，可以做的事情就更多，例如將知識普及化，主動設定議題引發公共討論，批評和監督時政等。

我想說的是，在一個正常社會，公共生活從來就不是也不應是知識群體的特權，而是所有公民能以不同方式參與其中的生活方式。我們對公共生活的想像，也不應局限於讀書會、講座、沙龍這類讀書人喜歡的活動，而應擴闊到公民在公共領域就公共議題所有形式的參與。

這當然是個理想，而要實現這個理想，我們需要在制度和文化上作出根本改革。我們今天關於公共生活的想像之所以如此有限，在實踐上之所以如此無力，主要是因為我們並非活在一個正常社會。公民、公共性、公共參與、公共關懷、公民德性、公民權利、公民社會這些概念，在我們的社會變得愈來愈陌生。 我們今晚以“公共生活”為題做了整整四小時交流，也可說是對於這種被陌生化的反抗吧。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一起努力。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