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中心的北京新發地：亞洲最大農產批發市場的意外休克

【編者按】2019冠狀病毒已經肆虐全球超過半年，早在三月底時，世界農糧組織（FAO）便提出警告，全球可能因疫情而面對農場工人短缺、供給鏈受到影響、貿易保護主義以及消費者恐慌性購買囤積，從而出現糧食短缺。三月開始，美國食品供應鏈受衝擊嚴重，農民被迫將大量的產品棄置。港人則搶購進口大米。台灣也出現「糧食自給率」討論。而到了五月，如何推銷因疫情滯銷的產品，又成為疫情受控地區焦慮的難題。

然而「糧食危機」如今以誰也意想不到的方式爆發。6月，北京的「菜籃子」新發地批發市場爆發群體感染。而在全球各地不斷爆出食品行業染疫的新聞。食品安全不再僅僅面對「短缺」，也同時遇到「過剩」和「傳染」的陰影。值此時刻，端傳媒將以北京、美國與台灣三地為主題，探討「疫情下的糧食危機」。這場危機為何發生？暴露了哪些原先存在於糧食產銷體系的問題？在疫情之下，糧食治理究竟該如何進行，才能讓當地居民安心吃上一口飯？

2020年1月31日，適逢中國農曆年正月初七，也是武漢因2019冠狀病毒肺炎爆發而宣告「封城」、全國上下進入「抗疫」狀態的第9天。這天，位於北京豐台的北京市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的全體農商戶收到一封署名董事長張玉璽的公開信。信中建議商戶謹慎組織貨源，以應對因疫情導致的蔬果滯銷、價格跳水的現象；同時叮囑大家嚴格洗手、戴口罩、勤通風，耐心「等待春天的到來」，取得「所有商戶、職工、家庭無一人感染」的勝利。

彼時的張玉璽大概沒料到，Covid-19與「非典」（SARS）不同，不會因春夏升温而徹底消散；而他更沒想到，再過五個多月，新發地就將「復刻」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悲劇，成為全國第二輪疫情的震中。6月11日，已保持50多天未有本土病例的北京宣布發現了一例確診患者，對其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後，新發地市場被認定為傳播源頭。隨後，疫情迅速擴散，截至6月21日，北京累計病例已達涉及10個區的227例。在已公布的病例中，絕大部分與新發地有直接或間接的流行病學關聯。

6月13日凌晨，北京市政府做出新發地休市的決定。而根據官方披露的數據統計，兩週內有近20萬人曾去過新發地，這些人有很多從事副食、餐飲有關的服務業，各自的流動軌跡往往會形成新的聚集點，很容易發散並編織成一張龐大的病毒矩陣傳播網，萬一失控，後果可能不堪想像。這個在疫情爆發伊始、風險級別最高的日子裏都沒有停止運轉的農產品副食交易中心，瞬間剎車熄火。

自1988年成立至今，北京新發地見證過無數大場面、自然災害和特殊時期，在SARS帶來的衝擊中也毫髮未損，如今卻在一夜之間成了過街老鼠。休市之後對新發地進行的環境檢測結論是，市場環境污染較重，建議公眾棄食所有相關食物。新發地董事長張玉璽的次子張月琳，即此前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總經理，也被推上風口浪尖，在北京市政府的責令下被免職。

人們像是一夜之間重新發現了這個市場和它的歷史——

副食王國和它打造的北京食物鏈

新發地和它打造的食物流通體系，為北京這個2000萬人口的超級都市提供了70%以上的食物。

直到瘟疫將新發地推到了公眾聚光燈下，很多人才發現，北京市內竟「藏」着這麼一大片農批市場。有許多非北京網民在看新聞時，一度以為「新發地」是「新的疫情爆發地」的縮寫。即使北京「土著」，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這個被稱為北京市民「菜籃子」、「果盤子」的新發地究竟在哪兒。

與這種幾乎在公眾心目中極低的存在感所對應的，是新發地在北京乃至周邊地區農產品副食供應體系中所扮演的至關重要角色。北京市擁有2000多萬人口，農產品自給率不足10%；而新發地和它打造的食物流通體系為這個超級都市提供了70%以上的食物。

根據2019年數據，新發地蔬菜和水果每日吞吐量各為1.6萬噸，生豬3000多頭，羊1500多隻，牛200多頭、水產1800多噸。在這裏進行彙集和交易的食物，大約有一半左右用來滿足北京，餘下的供應河北京津冀地區，甚至輻射至內蒙古、東北等全國各地的市場。

在新發地，所有關於「菜市場」、「批發市場」的刻板印象都需要被打破。這是一片複雜而龐大的農副食品王國，嵌在北京南四環路與南五環路之間，原址為豐台花鄉鎮新發地村。1998年5月16日，村民張玉璽和其他幾位農民一起集資租地，將一塊村集體土地包下來，改建成與村同名的露天農貿市場，是為新發地的雛形。

在一段後來的敘事中，這段歷史被濃縮為「三個15」：15人、15萬元啟動資金、15畝地。在新發地其後32年的發展中，原先的15畝地穩健擴翻100多倍，變成今天佔地1820畝（差不多相當於180個足球場）、管理人員1759人、固定攤位5558個、定點客戶8000多家的「亞洲最大農產品交易市場」。同時，這裏還擁有多處海外種植/養殖基地，甚至影響着中國整個北方的農產品批發價格指數。在農業副食從業者眼裏，新發地是一個不能忽視、無法繞過的「傳奇」。

新發地的確不是普通的菜市場。它具備高度的貿易集散功能，演化出現代農業糧食生產、消費體系所需要的複雜性，並醖釀、主導着同樣複雜的食物流通路徑和法則。而今天的食物消費者，尤其是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作為這套「食物鏈」體系中的環節，大多缺乏能力和願望去了解餐桌上的食材的來源。

通常，一段以新發地為中樞的北京「食物鏈」是這樣日常運作的：凌晨，來自各地、各國種養基地的農產品，歷經收購、倉儲、運輸物流等各種中間環節，陸續抵達市場，根據品種類別就位於不同市場專區：綠葉菜、茄果、菌類、禽蛋、水產、海鮮、進口水果……每個專區的地理位置彼此鄰近又獨立，有露天場地也有室內交易大廳，並具備足夠的空間供物流卡車進出。最熱鬧的交易時段往往在凌晨兩點到五點之間。經過二級商販、餐廳採購員、小商品超市業主們的選購，瓜果蔬菜們通常會在天亮之前被分流進北京市區及周邊地區的次級批發市場、各大菜市場、新冒出的生鮮電商平台，以及更末稍的超市、便利菜店、餐廳、各大學校機關工廠的食堂……最終得以擺上人們的餐桌。

休市震盪波

餐飲業更是疫情影響重災區。絕大多數又是務工謀生的普通勞動者，往往處於龐大的人類食物體系最末梢也最脆弱的部分。

一套運轉有序、各個環節像齒輪般互相咬合的食物流通體系，一旦停擺，在短期內所產生巨大的「震盪波」，定會波及所有相關的食物流通和分配環節。

首先接受衝擊是新發地的農商批戶們。李文升在新發地賣了十多年水果。他的公司屬中等規模，經營的水果除了北京，還銷往內蒙、東北等北部內陸城市。儘管自年初開始爆發的疫情令生意受損，但畢竟新發地的運營沒有停擺，國際農產品貿易的海路運輸也未被病毒切斷。他的公司主營業務包括超市配送，在一、二月份的交易量甚至比同期還高（這部分地受益於當時幾乎所有餐飲業暫時關停，人們對食物的需求臨時大量轉移到超市這類購買場所）。5月初，北京疫情平緩。正是泰國山竹、智利黑提子到貨的時節，李文升忙着清點剛從廣州港口拉過來的冷櫃，以中國小商戶特有的韌性和樂觀，預測一切會很快恢復正常：「畢竟我們（的生意）是涉及民生的，人總是要吃飯的嘛，對不對？」

6月13日，新發地宣布休市。李文升和所有新發地農商批戶一樣，在接受核酸檢查之後開始了14天隔離觀察。水果生意瞬間沒得做，公司大批貨物也被市場管理方查封。在家接受隔離的他昨天在微信友圈忙着「催債」，懇請各位客戶們儘早結清佘款。他同時還宣布：自家大門按照要求，被裝上了電子封條。

和水果貿易商相比，菜農們的心態普遍沒那麼樂觀。由蔬菜缺乏高附加值，儲存期也短得多，需要靠薄利多銷才能帶來收入，而疫情導致的蔬果滯銷、價格跳水的現象，從年初一直蔓延至今，令菜農們承受了更為劇烈的打擊。

張偉利在瀋陽種苦苣，和新發地無數「卡車菜農」一樣，每天在高速路上奔波，將瀋陽的新鮮苦苣運到北京新發地銷售。5月初見到他時，他抱怨了很久車輛通行費的問題：「前幾個月國家給我們免掉了，現在剛剛好一點就馬上要恢復收費，幹嗎不讓我們多緩一緩呢？」 吳錚所講的過路費，指的是2月份交通運輸部發布《關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免收收費公路車輛通行費的通知》，全國收費公路免收車輛通行費。但事實上，省下的這筆費用和他半年來的利潤損失相比可謂「毛毛雨」：「大家用『跳水』來形容現在的菜價，要我說啊，其實是跳樓價！跌了一半都不止吧。這損失今年都未必能緩過來。」

吳錚是湖北恩施人，在北京郊區房山區種大棚菜，有約摸20畝的生菜、香芹和蒿子杆。他過年沒回家，一直呆在北京，所以種植和買賣沒受到湖北交通禁令的影響；但好多像他一樣在京郊種菜的湖北老鄉，直到5月份還不讓回京，棚子一直荒着，地租還得繼續交。「現在我都是自己種、自己收、自己拉來賣。很累，還都在賠。」吳錚表示因為很多餐飲業未正常營業，自己的菜銷路不好，1塊多人民幣的菜降為5、6角錢，這樣的價格已經持續幾個月。但即便賠本也要堅持，因為建設大棚已經投了錢進去，如果徹底不幹會虧得更多。

新發地休市之後，迎接吳錚和張偉利這樣菜農的普遍結局，是在風險期收穫和售賣的菜品被市場統一查封、銷燬。吳錚的種菜老鄉們已在5月底6月初陸續回京，對這些人而言，新一年的種植與銷售幾乎還沒展開就又被迫戛然而止。

除了各大農商批戶，北京地區內的整個批發市場體系都受到了震盪。除最大規模的新發地外，嶽各莊、京深海鮮批發市場、順鑫石門批發市場、懷柔區萬星農副市場、平谷區東寺渠農副產品市場、朝陽區松榆東里市場等幾處次級農貿批發市場，均因出現在確診病例的活動軌跡中，而被迅速列入關停檢測的名單。

零售端，包括大型超市和遍布在北京社區中的無數超商、菜店、小型直供菜車，無不被新發地休市所影響，只得根據自身現有的資源來應對。物美、家樂福之類的大型企業尚有能力臨時尋找新的產地，往北京調貨，補充自家貨源；小菜店如在短期內沒有可代替的進貨渠道，大多數只能坐以待斃。北京朝陽區廣渠路上某家便民菜店平時供應周圍小區上萬名居民的蔬果副食，主要進菜渠道是通州八里橋市場。而八里橋也因疫情宣告暫時休市檢測。便利店老闆指着貨架上的青椒、大白菜、大葱、冬瓜說：「這些菜估計只能撐兩天。後面還不知道怎麼辦。如果八里橋查出陽性，那我這裏怕是要斷貨了。」

餐飲業更是疫情影響重災區。按照北京市政府的抗疫要求，許多剛剛復工開業餐飲門店又暫停了室內營業。根據媒體報導，大多數餐廳的近期客流都受到了影響。而目前公布的北京市確診病例中，有很多是新發地工作人員，以及與新發地產生直接或間接聯繫的餐飲業員工（有一家餐廳甚至15名員工被檢測出陽性），包括採購員、服務員、清潔工、司機、廚師、幫工……這其中絕大多數又是從外地省市來京務工謀生的普通勞動者，往往處於這個龐大的人類食物體系最末梢也是最脆弱的部分。

新發地抽離，北京市的食物供應亮起紅燈。市政府在很短的時間內臨時應對：原本在批發市場進行的交易，被轉移到不遠處的5個臨時交易區進行；北京的一些大型超市紛紛另尋貨源，並加大了日訂量；政府部門協調農產品流通企業，要求保證5000噸蔬菜供應北京，同時加強周邊省市與北京的對接，增加副食方面的供應。

多邊措施下，北京人民的飯桌似乎是保住了，甚至在大型企業的承諾和政府的強行介入下，價格都沒有出現明顯的浮動。首都的食物鏈畢竟特殊且重要，可以不惜打亂市場秩序，甚至舉全國之力來優先保障這裏吃喝無憂；但北京以外的地區呢？「疫中」新發地休市所產生的威力還要持續震盪下去，目前疫情已經溢出北京市，陸續傳到了河北雄安等地，如果河北地區「失守」，那裏的食物體系也會受到同樣的政策保護嗎？

集散、擴張與流通

新發地深諳「流通」的決定性作用，不斷擴張版圖，連接更多資源。而自然界的病毒也在依循同樣的邏輯傳播和複製。

要不是這場疫情，新發地和它的管理者們大概可以安穩地枕着藍圖，繼續低調發展；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在衞生狀況、管理秩序、軟硬件等各種問題上受到媒體和專家的全方位鞭撻。

人們指責這座批發市場「骯髒」、「混亂」、管理不善，猜測這座由張玉璽家族實際控制的企業存在着不為人知的「深沉黑幕」，；還有人發現，新發地涉足房地產業，旗下的地產公司至今已開發了好幾個住宅小區項目，甚至建起一座名為「經營者樂園」的小區，專供市場商戶租住，甚至有自己的長途客運站，儼然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帝國；新發地還在持續有策略地在全國擴張着：種植基地、零售網點、貨運公司……比如在剛剛過去的3月，新發地宣布要追加投資5億元，在四川建設中國資中·新發地國際農產品交易中心二期項目 ，想以此為起點，將原先新發地的區域性質進一步提升為國際標準。

人們會畫上問號：是不是因為新發地規模太大、太集中，才會導致這第二波疫情來勢如此洶洶？

但在質疑新發地體量過大之前，先要明確的一點是，這類市場之所以被稱為「集散地農產品批發市場」，是因為它們所具備的最關鍵功能是聯結和流通——聯結全國各地的產地和銷地，形成樞紐，打通農副產品的流通網絡，讓各個環節的主體都能充分參與進來，「集」、「散」兼備。拿北京新發地為例，目前這裏彙集着幾千小商戶，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像李文升、吳錚和張偉利那樣的個體戶或中小規模的批發貿易公司。新發地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孕育、保護了這些小型、個體的零售形態，令終端無法被大型農超企業完全壟斷，反而是不利於「集中」的。

中國的農業以小農為主，種養上游高度分散，並導致下游零售端也有同樣分散的勞動力進行呼應——這背後所代表的，可能是千萬甚至上億普通人的生計。而新發地像一塊平台，在聯結和整合農業上下游端口、做大鏈條、加大流通方面具備不可比擬的優勢，這種模式恐怕在事實上更符合中國目前的國情。

這樣的集散模式也是中央政府政策支持的。早在2013年，商務部下發《關於加強集散地農產品批發市場建設的通知》，就提出要在3-5年之內打造一批「具有國內外影響力的國家級農產品集散中心、價格形成中心、物流加工配送中心和國際農產品展銷中心。」，其中北京市新發地位列《首批全國集散地農產品批發市場重點聯繫單位名單》中的第一個。2017年，商務部再次印發《商務部、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關於共同推進農產品和農村市場體系建設的通知》，將政策性金融工具嵌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再次強調要「加快打造一批具有國內外影響力的農產品集散中心、價格信息形成中心、物流加工配送中心和農產品進出口展銷中心。」

新發地看似雜亂無章的批發集散交易體系，有利於形成競爭，形成更多的選擇和價格優勢。但同時，新發地又確實是一個過於單一的存在。作為中心樞紐，它集中了過多信息及資源優勢，這些年又在不斷向生產源頭和零售延伸，目前已在全國建立了15家分市場和300萬畝基地，力圖構建起一條專屬品供應鏈。更何況，新發地地理位置離中心區域過近，佔地太大，又太過自成體系，恐怕與豐台區計劃建設的「時尚消費型商圈」、乃至北京的城市升級改造的方向長期存在張力。

事實上，這更像是一個悖論：在過去4、5年間，北京市大力開展「疏解整治促提升」城市改造運動——在那一波疾風驟雨般的產業升級和人口調控政策中，各種中小規模城市菜場和菜站加速消失，大量外來人口被疏解出這個城市。新發地儘管屢次被傳要拆遷，最終依然存活下來，保住了四五環之間的優越地理位置，同時也在飛速進行轉型，大力打造品牌效應，其中重要的策略之一就是填補那些消失的菜市場所留下的需求真空。那些如今遍布北京社區的「新發地菜場直營店」、」新發地蔬菜直營車」，就這種品牌轉型和擴張的成果之一——就在今年，新發地董事長張玉璽還透露，要在北京新增100家便利店及50輛社區直通車。疫情之下，這種供應鏈條的弊端也再明顯不過：這一次，無數涉及「新發地」三個字的銷售終端，都被一鍋端式地關停整頓，留下的市場空缺需要政府介入才能維持。

新發地深諳「流通」對現代農業發展的決定性作用，不斷擴張自身版圖，尋求更大網絡，將更多資源聯結起來。而自然界的病毒也在依循同樣的邏輯傳播和複製。打造一個相互聯結、不單一的食物體系並不容易，它禁得起病毒的反覆入侵嗎？既要豐富、充沛的城市副食供應，又要杜絕流通帶來的疫情傳播風險，我們該怎麼做，才能如醫學界專家所講的那樣，「長期與病毒共處」？目前並沒有成熟的答案。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李文升、張偉利和吳錚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