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一場反修例運動，攪動香港裏外，牽動大國神經。與14年雨傘運動不同，反修例運動沒有明顯的地區和時間邊界，或許說，這場運動至今仍在不同層面延續。然而，香港再回不去2019年5月的樣子。短短一年間，人們在心態情緒，在消費習慣上都有了明顯變化，而中港關係、警民關係、管治問題更面臨難以拆解的危機。我們在經歷的改變到底是什麼？香港正奔向何方？「反修例運動一年」專題將為你一一道來。
一年前的6月9日，100萬人走上街頭，展開波瀾壯濶的反修例運動。就在這一天，由4間香港大學的學者——李立峯、袁瑋熙、鄧鍵一及鄭煒組成的研究團隊，首次在街頭進行問卷調查。其後他們奔波大大小小的遊行、集會，經過27次現場調查，訪問超過1.8萬人，學者們的分析早已散見於學術期刊、報道評論，是了解示威當刻群眾所思所想的必讀指南。
來到2020年，街頭示威活動因疫情暫緩，現場問卷調查一併停滯，惟團隊未有停步，還在4月啟動一項大型調查，研究示威者在街頭的經歷，對勇武抗爭的看法，對中國政府、香港政黨和警察的觀感等。學者們表示，這是針對香港社運的一項前所未有的大型調查，目標在往後5至10年長期追蹤同一批人，持續研究他們的變化。
這項研究由香港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袁瑋熙和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鄧鍵一主理。兩個年輕學人解釋，外國針對大型社會運動的持續研究眾多，如有研究發現曾參與1960年代法國五月風暴的社運人士，相隔幾十年，仍會熱衷參與LGBT、或工人權益議題；美國個案則顯示，抗爭者日後的生活很困難；也有研究指出部分女性在投身社運後，或解放了家庭價值，因而變得遲婚。不過香港以前未有類似研究，袁瑋熙指出原因很簡單，「因為沒有一個這麼大型的社會運動讓你可以找到這麼多人。」
今次追蹤調查，團隊透過去年在街頭累積的個案，以及香港民意研究所（PORI）的網絡發放問卷，成功從6017名反修例運動的示威者取得回覆。首輪調查結果近日出爐，他們向《端傳媒》獨家披露部份數據，從中我們可以窺見示威者的複雜面貌：對政府、警察等機構近乎全然失去信任，無法與撐警者溝通，勇武派在運動緩和之際，仍持續參與前線行動；持不同政治立場的示威者則一致認為，反修例運動相比香港整體民主運動來得成功。
6千受訪者如何代表香港示威者？
關鍵是分辨哪些示威者是堅定（committed），哪些是偶爾（casual）參與者。
首輪調查最終獲4成多回應率，已屬滿意成績，因網上反應難以與現場面談的反應相提並論。6017名受訪者之中，以青、中年人士為主，年齡分布為30至39歲最多，其次為40至49歲；男女比例相近。受訪者平均學歷偏高，逾半持大專學位，更有超過兩成人的教育程度達研究院。
在政治立場方面，問卷沒有具體列出各派系定義，交由受訪者按其認同填寫：其中約4成人表示自己為溫和民主派，14%為激進民主派，本土派有26%，自決派及港獨派各佔7%。對於運動角色，問卷刻意分為兩條問題：你有多認同自己是和理非？你有多認同自己是勇武派？當中8成人表示自己為和理非，只有5%是勇武派。
袁瑋熙指出，一般人或會覺得兩者是不能共存，「但有些人覺得他們既是和理非，又是勇武，其實不是排斥的，因為是situational（按情況而定）」，故團隊其中一個目標是，研究示威者會否只行為上和理非，而思想或態度則是另一取態。
不過，怎樣確保這6千多人真正廣泛地代表示威群組？
鄧鍵一介紹說，一般涵蓋香港整體人口的調查，可以根據真實數據，找相應比例的群眾，但示威者人口分佈（true population of protestors）則難有確切的定義。「你很難將參與過一次示威的人就界定為了true population，例如616參與過一次，你算不算他作示威者呢？」
因此，關鍵是分辨哪些示威者是堅定（committed），哪些是偶爾（casual）參與者。
是次受訪者主要來自兩個群體，一批是曾經在現場參與遊行或集會，另一批則是香港民意研究所的固定受訪群組。問卷開初已羅列去年6月9日至今年1月元旦其中10場較大型的遊行或集會，了解各人的參與。鄧鍵一表示，兩組受訪者在該10次的行動，參與中位數達到6，可說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6.16大遊行：運動動員已現瓶頸
反修例運動浪潮去年一浪接一浪，示威者到底在哪一刻加入這場運動？一些標誌性事件有沒有讓更多人投入運動？
團隊統計了每次活動參與人數的增長比例，發現在逾6千人的示威者基礎之中，大部份在首三個重要場口已投身運動，當中有4000人早在去年6月9日已經參與遊行，第二波示威者增幅較大的日子就是6月16日，達1000人。不過，按照主辦單位民陣的數字，6月9日及6月16日的遊行分別有100萬人及200萬人參與，增幅達一倍，但圖表呈現的趨勢卻沒有那樣強。
袁瑋熙解讀，6月16日基本上已經去到一個全民動員（total mobilization）的狀態，以整體700萬人口來計算，根據主辦單位民陣公布的數據，有200萬人遊行，即參與率已近30%，屬「非常高」。他以親身經歷舉例，身邊有認識的長輩一向不會現身示威場口，但當日亦有出席，惟這類參與者可能是「藍絲」（親建制人士）或中間派，本來不屬於示威者群體，未必會長期投身運動，也不會填寫問卷。他說，另一個可能則是6月16日的遊行，真的沒有200萬人。
而在往後的示威活動，新增動員人數相對較少。
一般而言，社會普遍認為，7.21元朗無差別襲擊，以及8.31太子站事件是激發更多人參與的轉捩點。袁瑋熙認為，事件主要是產生情緒作用，激發示威者參與的決心，採取更激進的行動，而非可動員人數的實質增長。鄧鍵一指出，7月1日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往後的示威氣氛也越發緊張，在這情況下，大眾的考慮及擔憂增多，不利一些未曾參與過的市民加入。
直至民陣在8月18日於維園發起「流水式集會」，調查中新增參與活動的人數回升至百位數，鄧分析，「一個比較平和、明顯是和理非的日子，他們會比較放心出來，即是那些比較後期才關注事件的人。」
親歷警暴更創傷
反對警方過度使用武力是反修例運動的重點訴求，調查發現，整個受訪群體親身經歷不同形式的警方武力，其中吸入催淚煙的佔比最高。單從數據看來，越認同自己屬勇武派的受訪者，會親歷武力的比例也會越高，在「被警察暴力對待」或「被警察拘捕」這兩方面尤其明顯。
警方使用武力的畫面不再停留在新聞層面，而變成熟人的經歷，警方無法在社交媒體發帖文便輕易澄清。
然而，鄧鍵一提醒，「概念上有一個causality（因果關係）的問題，因為接觸過警察暴力，他會變得激進一點？還是因為太激進，所以容易被人打。太難處理了，所以在處理到之前，未必適合演繹太多。」
研究亦有問及，受訪者有否目睹其他示威者以及認識的人曾經歷上述情況，結果反映大部份受訪者有認識的人曾經歷警察暴力。袁瑋熙說，問卷無法證實警察暴力有否發生，但重點是警暴已成為了朋輩之間的一種很具體的經歷，變相令他們有一種「很強的受鎮壓經驗」。
鄧鍵一補充，警方使用武力的畫面不再停留在新聞層面，而變成熟人的經歷，警方無法在社交媒體發帖文便輕易澄清。「好像很容易在身邊聽到有人被警察打過，那樣事情很真的，因為那件事本身不是消息，而是一個人際網絡之間大家覺得真的發生了。」
團隊繼而探討，有否親歷警察武力，與示威者情緒變化的關係。調查以哈佛創傷問卷為藍本，篩選其中的7項指標，如他們有多經常因運動變得容易憤怒、內疚、想起令人不安的畫面等，用來衡量創傷程度。
數據顯示，沒有經歷警察武力對待者，創傷指數是2.79，曾有相關經歷者的數字相對較高，達到3.02；若以示威者自我認同為勇武的程度來劃分，非常不認同者的創傷指數是2.71，而非常勇武的數值則為3.04。換言之，曾親身經歷警方武力及勇武派的創傷明顯較大。
引起袁瑋熙興趣的其中一項量度創傷的指標是，示威者是否「感到內疚」。他分析，內疚感對部份人會否持續參與示威，可能屬重要的因素，望日後可以再深入研究其影響，因有人被捕或者被暴力對待時，但其他人卻安然無恙，或感到內疚，繼而更積極地以用不同的方式投身運動。
街頭衝突越演越烈，調查亦發現，本土派比非本土派更能接受勇武抗爭；堵路是最被接受的抗爭手法，其次為攻擊警察、投擲磚頭，但當手法會傷害他人，或私人財產，如縱火、投擲汽油彈，民眾的接受程度相對則較低。
「這些數據給我的感覺就是很identity driving（身份認同取向），」袁瑋熙解釋，當示威者自我界定為本土派或勇武後，其態度會轉趨激進，未必與參與示威次數有關，而是身份賦予示威者認同感後，他們對某些事情的容忍度便相對大增。
2020年，示威者選擇怎樣行動？
今年年初，反修例運動因疫情暫緩，示威者的行動轉為因「黃色經濟圈」概念而生的政治消費，要不避免光顧中資或曾經表態反對這場運動的商戶（藍店），要不刻意去光顧支持示威者或支持這場運動的商戶（黃店），成為最多人會選擇參與的選項。
表面上，街頭活動幾近絕跡，但針對疫情仍有零星示威及罷工，遇上部份特定日子，也有與運動相關的紀念活動。整體參與率不高，約在10至20%左右。
在整個受訪示威者群體之中，有8成屬和理非，勇武派只佔5%。若按照運動角色來劃分，勇武派在各個行動的參與率皆比和理非群體來得要高，差距在參與示威、悼念等活動以倍數計，尤其明顯。推演下去，鄧鍵一分析，警察捉捕所有與新冠肺炎相關的人，某程度是一種很聰明的策略，「因為他知道這群人是最勇武的，這群人也被捕，可令你整個（群眾）都消失。」
議會戰線是另一重要抗爭模式，去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斬獲八成半議席，即將在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民主派高舉「35+」旗號，目標奪取過半議席，主導議會，掌握議案否決權。
到底有多少示威者會策略投票，在選舉中爭取最大利益？
調查顯示，逾7成人會投給最大機會勝出的候選人，即使對方未必是自己最心儀的。觀乎各個年齡層，平均有20至30%的本土派選民，「傾向投給最心儀的候選人，即使對方很大機會落敗」；有2.8%低於20歲的本土派選民會選擇投白票。
另外，數據反映，幾乎25%的受訪者亦表明，不願意策略性投票。袁瑋熙覺得，這代表運動對於對投票決定影響不太，在香港是挺有趣的觀察，「因為你經歷過這麼多東西，（但）是不影響你怎樣去投票。」團隊計劃在9月選舉後，再做一次調查，查看受訪示威者的投票決定，能否貫徹初衷。
無法溝通、無法信任的悲觀香港人
反修例運動延燒一年，行動以外，示威者對社會及未來的看法也是研究的重要關注點。
社會以「黃」、「藍」為界，區分支持或反對運動的立場。調查發現，大比數受訪者會抗拒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公開發表政見，有48.1%會十分抗拒一般支持政府的人士，若面對支持政府，並認同警察處理手法的人士，十分抗拒的比率急增至83.8%。
鄧鍵一表示，包容是基本道德觀念，在正常情況下，應該沒有理由抗拒不同政治立場的人表達意見，所以一個人有多抗拒他人表達意見，某程度反映一種兩極的情緒。「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是坊間其中一句流傳甚廣的口號。他猜測，談及社會議題時，很多人便自然地將支持政府與涉及良知的大是大非連繫起來，產生抗拒氣氛。
袁瑋熙補充，上述兩者數據的差異尤如「淺藍」和「深藍」的分別，一般支持政府便是淺藍，支持警察就是深藍。他這樣解讀示威者的心態，「如果你不支持警察的話，也會願意多聽你說兩句。這反映政治討論不能包含支持警察，你撐警察的話便沒有討論空間。」
無法包容，無法理解，袁瑋熙續指，「你可以倒過來說，他（示威者）已放棄了這個香港政府，放棄了這群支持香港政府的人，無溝通的可能。」
信任也是其中一項重要指標。
研究顯示，受訪者對大部份的機構已喪失信任，當中有9成以上選擇完全不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香港警察及香港政府。問卷刻意將律政司以及法院分開處理，前者擁有檢控起訴的權力，後者負責審訊；結果反映受訪者對律政司的不信任遠超於法院，兩者在數據上明顯落差，突顯群眾也充分理解機構之間的角色差異。
香港的示威不是因hope（希望）而走出來，而是因為threat（威脅）變大，示威者才會覺得要非出來不可。
袁瑋熙表示，受訪者的教育程度高，但也不相信法院，是一個危險的警號。鄧鍵一也指出，香港人過去相信「法治作為最後的堡壘」，「是有險可守」，但數據反映的情況卻令人擔憂。
國際戰線是其中一項重要手段，香港近日掀起「攬炒」之風，有示威者希望借國際關注及外國制裁，迫使中國讓步。但調查發現，在面對國際社會關注、國內經濟環境惡化，甚至香港在金融上的特殊地位，分別有37%至48%受訪者，也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中國有可能對香港讓步。
「你見到大家都覺得是沒有什麼機會，」袁瑋熙補充，在過往的街頭調查，也曾問及類似課題，隨著運動的發展，這個期望值越漸縮小。
同一時間，若運動不能爭取到更多訴求，有95%受訪者認為，香港會正式變成一個警察國家，另有87%人覺得，香港的民主化不會再有希望。
「大家認知上，都會覺得沒有什麼機會。」袁瑋熙形容，示威者一直在悲觀的狀態，「即是每一個point（關鍵的時刻）都很黑暗，真是每一個point，你都覺得已經很差了，正跌進那個深淵。」但他表示，若問及群眾仍會否參與示威，答案是肯定的。
「香港的示威不是因hope（希望）而走出來，而是因為threat（威脅）變大，示威者才會覺得要非出來不可，」他這樣解讀。
無法完結的反修例運動
縱然示威者態度悲觀，但相對香港整體的民主運動，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反修例運動較為成功。袁瑋熙分析數據，發現不同政治立場的受訪者，對運動的評分的分別不大，從而引證，各派系對反修例運動有相對一致的評價。
如今，反修例運動仍在一個持續進行中的狀態。
與過往的社會運動相比，2012年的反國教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會有一個象徵式的完結。按袁瑋熙的觀察，「年年都有雨傘一周年、兩周年、三周年、四周年，去到四周年有多少人去？20多30個吧？真的好少，行個圈就走。」
在他看來，反修例運動持續一年，示威意慾（protest intention）仍相對較高，例如在商場的合唱活動「和你sing」人數也不少。「當未有任何事發生，大家都說一定會去，其實都幾不尋常。一般香港人都是觀望式，會先看看情況。」袁瑋熙承認，這或是群眾表態式的回應，最終未必一定參與示威，但按其觀察，一年過去，示威者團結的感覺、能量仍然存在，未曾散去。
「這件事還是很『一舊嘢』（一團東西），很一齊那種（感覺），」袁瑋熙分析，警察元素成為了運動向心力，不斷將示威者、市民拉到示威當中。
鄧鍵一的說法更具象，「這個dynamics（動力變化）是政府和警察不停fuel（添加燃料）」，他表示，去年9月、10月，在商場唱歌無什麼大問題，不需要出動防暴警，假設在活動期間，有示威者「裝修」店鋪，內部焦點或已轉向抗爭策略的辯論，但現在卻是衝突連連，「事情好難完結」，最終只是團結示威者內部的情緒。
運動未了，研究團隊期望往後能夠每年做一次調查，最理想是連續進行10年，暫已有一定經費。袁瑋熙表示，最大的憂慮是受訪示威者或因恐懼而中途退出，不再回應研究調查。鄧鍵一則說：「那就做到（受訪者）只剩下最後一個人。」
保障受訪者既私隱至為重要
這段是否筆誤？
>>鄧鍵一分析，警察捉捕所有與新冠肺炎相關的人，某程度是一種很聰明的策略，「因為他知道這群人是最勇武的，這群人也被捕，可令你整個（群眾）都消失。」
同样参加了每一次问卷，感觉在我历来做过的问卷中，中大这个团队的问卷都是设计最严密、最科学的。希望不会有“只剩一个答题者”那一天，如果有，我也会争做那一个人。
評論區講解攬炒既人兄,我好同意你既講法。獨裁係唔會讓步的。
經過一較多，由無知變到有少少知：左膠到反共：怕法輪功到追大紀元，文昭：現在已經不在看，也不信正苦及大陸的公告，就是如此😿
我比较懒，6月9和616都是傍晚5点多才去的，69还算可以缓缓前进，但我时不时会去边上商场逛逛买杯饮料歇一会儿甚至吃个晚饭再回来加入队伍。616就不行了，要去天后才能找到队尾，前进艰难动弹不得，可能十几分钟也走不了5步，现在再回头看看那天的航拍照片还是很震撼。没参加过确实很难理解，外人会觉得游行不就一帮人从A走走到B，殊不知游行是可能持续一整天源源不断有人加入形成新的队尾
其實讀著讀著好像我也有參與問卷。
先回答人數問題。我6月9日和16日都有參與。
6月9日的人數是能塞滿整條皇后大道中6條行車線整整6個小時，以那裹1小時可以容納10萬人通過試算，整天下來應該是10萬*6＋前前後後大約兩成的人＝72萬左右，和民陣的7成差不多。
16日的人數有許多都分流到謝飛道，洛克道等周邊街道（因為實在太多太多示威者,體感是9日的兩倍），所以民陣宣布有200萬人的時候我一點都不意外。
留意一點，攬炒的目標並不是要中國讓步，數據亦顯示香港人不相信中國政府會讓步。攬炒一說是要抱著中國政府一齊死，只有推翻現狀，才能如鳳凰浴火重生。所以香港人要的不是中國由上而下式的讓步，而是香港有實質自治，不再由港共傀儡政權把持，「主權在民，香港獨立」的呼聲在香港亦愈來愈高。
香港人很清楚中國政府不會就此罷休，必會秋後算賬。香港人是抱著退無死所的心態抗爭，「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反送中運動絕不是撤回逃犯條例就能一筆勾銷。
文章對攬炒的解說有誤，在此補充了。
而警方早就不會認真計算有多少人，因為他們往往會取巧的公佈「在遊行路線上同一時間最多有多少人」所以他們數據根本不用考慮，而有行過百萬人遊行的人也應知。最長遊行是八小時以上。而頭5個小時是待在起點等前方隊伍出發，而接着是龜速用2.5小時走一段半小時就能走完的路。
而你要明白，走得那麼慢是因為太多人前面要乘車離開，後面的人才能往前進。不要忘記當天2時開始遊行，香港過海地鐵和巴士都是不能進入港島，要先讓遊行人士一點點離開才能有空間把九龍的人送往港島。當日到下午5時過來香港島的人潮才散開。根本走全程示威者人數是可以是同一時間遊行路線上最多人的三倍以上。還不計離隊的人。
好像跑題了，我應該有幸是這調查其中一位受訪者（難怪我讀起來覺得題目選項好熟面口），而這文章也應表現了我的意見和立場。所以我不會在此文章評論太多，以免影響你們的判斷。總括來說，我還是十分感謝在艱難時候，也堅持進行社會調查的人。這能為我們社會變化中反映一些真實。
一般經驗來說，民陣公佈人數的六至七成就係真實全程參與人數，但現實是往往是會有人遲到早走，行一半就走回家煮飯，甚至直接去遊行終點集會（特別是老人和帶著小孩的家庭更顯著）。所以真實人數就算有ai 統計，也計不到這些人的出現。
我很好奇的一点是警方和示威者公布的游行人数有很大出入，前者说十几万，后者说一百到两百万，这是很关键的问题，但好像都没人关注？所以人数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双方的可信度如何呢？
@披星戴月人 無非是同日占時期一樣管治，老解作太君，《君之代》換成《義勇軍進行曲》
@披星戴月人 他們在假裝自己在有效管治，直到泥沙突然崩塌的一天
追踪调查，最好的数据
看到上述的數據，試問中共及港共還可如何管治下去？
本來這些事都應該由政府來做
查出爭議的起因
關注市民最關心的重要事件
梳理市民不滿的情緒
結果通通都不做 連擺個樣子都不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