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中資銀行的羅家聰：這是「上面政治圈壓下來的事」

香港報紙的財經版面都是羅家聰的分析。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惠譽，在7個月內再次下調香港信貸評級，先由「AA+」降至「AA」，再調至「AA-」，澳門的比香港還要高一級，他說，或涉政治因素居多。中國公佈首季GDP負增長6.8%，羅狠批，數字不可信，因中國當時為疫情重災區，但投資及製造業全面停頓，衝擊度應較官方數字更嚴重。

他目前待業，但手上至少十個專欄，一周十篇稿，日常還會收費應邀到不同傳媒節目，分享對經濟大環境的見解。一寸光陰一寸金，早前有記者約訪，他回一句，「Unless it’s paid, I won’t spend that long」（除非付費，否則我不會花太多時間）。這次端傳媒約訪，他對時間抓得嚴格，預計下午5點完成一個直播節目，跟記者約定5點03分在路上等，要求5分鐘內完成拍攝，半小時完成訪問，最後被抓著談了近兩小時。

羅家聰今年44歲，在2005年加入交通銀行香港分行，任職財資市場分析員，兩年後已升任首席經濟及策略師，他持續看淡後市，與當時股市走勢大相逕庭，最終準確預測金融海嘯的危機，自此有港版「末日博士」的稱號。聲名鵲起，寫專欄及訪問的邀約接踵而來，高峰時一日現身六間電台、電視台分析經濟，有他的座談會總是座無虛席。

在中資銀行待了14年，去年10月，羅家聰突然離職，其時反修例運動正越演越烈，他未有披露詳情。兩個月後，他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才透露自己是「被要求辭職」：「他們覺得由香港人代表中資銀行發言並不適合。」香港政府一直揚言，示威活動打擊經濟，但羅家聰高唱反調，認為2003年SARS一疫的影響更甚，公司管理層不高興，他在內部傳閱一篇批評政府的評論文章亦是導火線。他在該報導中說，各種舉措反映中資銀行有一個範圍更廣的政策調整，正是逐步「清洗」（Purge）香港人，不再聘請本地年輕人。

香港金融業「染紅」之說，一直甚囂塵上，羅家聰現真身實名批評，霎時間惹來追訪。不過，他撰文說，「港媒多捉錯用神，以八卦手法處理追問離開細節，儼如勞資糾紛」，強調重點在外媒關注的制度問題。事隔數月，羅家聰向端傳媒透露，於公司架構而言，他的職位「上三層就是CEO」，其離職過程卻在十分鐘內完成。怕人再次錯失焦點，他直白道，「我現在說，不是一個機構的事，而是在上面政治圈壓下來的事。」

各有所需的年代

羅家聰快人快語，他說自己與交通銀行之間，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徹頭徹尾也是互相利用的關係」。

1998年，羅家聰於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畢業。在亞洲金融風暴陰霾下，香港步入經濟衰退期，失業率由97年年底的2.5%，上升至98年年底的5.7%。工作難找，他埋首學業，碩士、博士學位陸續到手。2003年再畢業之際，又遇到SARS，雖兩次短暫進出政府當合約公務員，但亦曾一度失業近8個月，更試過寄出1000封求職信才找到一份短工。

2005年，交通銀行來港上市，羅家聰終得一紙聘書，工作是研究數據，分析經濟大環境。他介紹，大型銀行會按需要及研究範疇設置不同的研究團隊，但交銀香港則要囊括股票、外匯、房地產等市場，研究範疇無仔細劃分，其提供的分析，對內會供投資部門參考，對外亦會用作吸引新客戶、新資金。

羅家聰在早年訪問中形容，銀行指定工作量不多，只需提交即日市況報告及一周市況分析，「基本上早上10點打後，我便沒有工作」，深明長此下去，「老闆第一個炒人，一定炒你先」。他自行撰寫分析文章，主動投稿至本地報章，一躍成為當紅分析員，公司當時也樂見其成。

在羅家聰眼中，每個年代，中國政府皆有一個指令（mandate）。

交通銀行是首間在港上市的國有銀行，中國財政部是主要股東之一，其後同類銀行一間接一間來港上市。當時，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持續達兩位數高速增長，2005年，中國政府推出首輪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又稱匯改，希望將人民幣推向國際化。

在羅家聰眼中，每個年代，中國政府皆有一個指令（mandate），那個年頭，就是希望透過中資銀行與外面接軌，當年內地的金融從業人員還很封閉，「（大陸）派很多他的人下來，學習外面的一套」。

他記得，在俗稱「炒房」的投資部門，內地人的佔比起初不足一成，後來越來越多內地生來港當管理培訓生（MT）；大陸官員、金融機構要員不時來港問意見，「哪個人就不說了，有些大名，報紙看到的也會來」，交流的形式官方、私下皆有之，有的在銀行會議室，有的在飯局。

羅家聰透過銀行或其他渠道受邀，亦是座上客之一，而內地有關人士主要想學習的，是金融體系國際化，「有什麼風險？如何做？有何建議？」

關係變質，始於2010年。

在他看來，施壓的時間點與時局大有關連。

羅家聰說，他過往評論一向無禁區，那一年他公佈交銀香港不會評論中國事務。當時迴響不大，翻查資料，只有一間媒體報道相關消息。回首舊事，羅家聰說，公司採取的理由是「大陸事務屬總行範圍」，他當下反應是，「ok，總行範圍，那你講吧，make sense（合理）的。」

按羅家聰的理解，這個香港分行的決定，「不是銀行的意思，是共產黨壓下來。」原因是公司對其研究部門一向撒手不管，「明明一向沒有看你的東西，但突然說，你那天說了什麼，你為何這樣講，你知道是外面的壓力。」

在他看來，施壓的時間點與時局大有關連。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貿，經濟騰飛10年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開始逐年回落，由2010年的10.5%，逐年下跌至9.5%、7.9%。「他不覺得你真的可以唱得冧他（他不覺得你真的可以把他說倒），但事情開始壞時，他不想你加把嘴，」羅家聰分析。

「當經濟差的時候，共產黨本質就開始出來了。上升時不怕你唱，差就不要唱淡，跌（的時候）你不要說他趴了。」

中國市場推手

與此同時，面對快速飆升的中國資本，香港金融市場也產生變化，越加偏重內地。

所謂金融機構不是只做自己的事，政治上有mandate（指令）下來。

2000年，中國加入世貿，開放市場，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緊接而來是歐債危機，羅家聰這樣形容市場看法：「有一輪是這樣說，當美國唔掂，歐洲唔掂，得佢掂。（當美國不好，歐洲不好，只有他好。）」

他無法否認，「客觀形勢，他（中國）是高增長。在商家而言，在投資回報的增長速度，那些年代是快的，達雙位數。外圍所有成熟市場一定是單位的，先進市場無可能不是雙位的，一比之下一定無得比。」

但羅家聰更加在意的是，「香港一向是國際金融中心，全世界的生意也做，為何只做他的？市場是globalized的，你要做國際金融中心，你不可以只做亞洲市場，一定要serve美洲、歐洲。」

他認為，港府及中資銀行亦熱中於中國市場，不時推出相關金融產品。

「一路而來的政策、說法，他的approach很清楚。你看看以前的施政報告，怎樣開放給大陸的市場，北望神州。」

「所謂金融機構不是只做自己的事，政治上有mandate（指令）下來。譬如人民幣想搞國際化。他要到處發人民幣債，周圍賣通街，叫中資的個個幫他sell。身為中資，你無法說，他叫你做，你不做。共產黨打本給你，你無法不跟著做。」

產業洗牌，從業員的構成也生變。「換血」之說，難以量化，羅家聰當時負責研究部門其中兩個職位的招聘，他發覺人事部發來的履歷，總是內地人，而內地同事的佔比，從過往一整個部門只有數人，逐漸變成每個部門旗下的每個小隊至少也有一人。

「1980年代共產黨想你（香港）回來時，已想著全部人換大陸人了，趕走你班友，這是時間問題而已。」羅家聰說。

撕破面子的年代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是轉捩點，打破表面的平衡，一切不同了。

中資銀行的生態向來不一樣，羅家說，早在2014年的佔領運動，交通銀行曾要求員工現身反佔領集會，還會點名計算人數。他沒有出席，「無去，無即時後果，幾年之後有。」內部電郵，不時傳來國家主席習近平或內地銀行行長講話，羅家聰會回覆一句，「Read（已閱）。」

時移世易，往日只針對「中國事務」的封口令，範圍變得越來越大。「一路收緊，貿易戰不要講，佔中不要講，越來越多不要講，講講下，什麼都不要講。」

「原因？有什麼要解釋呢？不用問，叫你不要講就不要講。」

生計是問題，羅家聰選擇待在公司。「原則清楚，你請我，我知你遊戲規則。明白的。我的profession是econ、finance（我的專業是經濟、金融），你不鍾意講佔中，那我不講，無所謂。」

但反修例運動牽扯的效應，無法避而不見。

港府強調，示威嚴重打擊經濟，早在去年8月，特首林鄭月娥表示，香港正處於「外憂內患」情況，受中美貿易戰及政治紛爭影響，引述有人形容像「海嘯」來襲，她稱較SARS帶來的經濟下行或金融風暴嚴峻。

羅家聰不同意，對外受訪時表示，2003年SARS一疫的影響更甚，惹來不滿。導火線還有一則他在內部傳閱、刊登於《信報月刊》的文章，該文由香港業餘天文學家楊光宇撰寫，名為〈大清亡國公債成貿戰新武器〉，文章末段談及行政長官小圈子選舉，批評特首林鄭月娥想強行通過修訂逃犯條例，羅家聰估計是要求他離職的觸發點。

最終，管理層關上房門，直接道明來意。羅家聰說，工作多年，雙方熟知彼此脾性，沒有任何爭執，他自行辭職了事。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被離職的結局早在預計之中。但羅家聰認為，這次事件性質不同了，過往只限於部分評論範疇要封口，這一次採用的理由卻是，「（香港）政府調子與你不同」，「政府的調，（公司）一向不管的。為何分析員講的，要與政府一樣？一向也沒有，但突然煞有介事告訴你有問題了。」

「不需要你說話時，價值就不在，找個藉口處理你，就是這樣簡單。」

羅家聰認為，北京形象在香港已經壞了，毋須再做任何形象工程，也不介意「擘面」（撕破臉）了。他分析，2014年佔領運動的訴求停留在普選，但反修例運動甚至有部份聲音趨向港獨、推翻政權，一方面說明了過去的策略失敗，另一方面也催化中國政府不再顧及香港獨有的地位，而採取強硬政策。「他起初想從教育做起，扯（國）旗唱（國）歌，但發覺洗了多年，14年仍有黃之鋒，洗腦教育徹底失敗，洗不到就撕破臉了。」

出路

去年10月離職，至今待業。羅家聰寫專欄、上節目，收入反而更勝從前。那香港又有何出路？角色、定位又如何？

「當立法夾硬來（強硬來）、執法胡亂來、司法被凌駕，兩制實已玩完。」

中港經歷撕破臉皮之後，去年底開始有消息傳出，中央打算向澳門「送大禮」，支持在當地設立證券交易所，不少市場人士看作是政府淡化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羅家聰認為，這與過往打造上海為金融中心的做法無異，但十多年來也未算真正成功，而澳門無進出口，以賭業為主，兩者仍無法取代香港的地位。

他強調，中國與外資需要香港這個落腳地來交易，因香港制度準則與外國接軌，「為何這麼多錢進入香港都是這個原因。因為入得香港的體制，有AML（Anti-Money Laundering，反洗錢）把關。把關了，過得銀行一定是乾淨。」

外資對於香港制度的信任，源自對內地的不信任，然而，這樣不代表香港地位牢固，近日越來越多資金離開香港。羅家聰的其中一篇文章為訪問補遺了一點，「錢走事小，因每逢跌市衰退本港皆為外資提款機⋯⋯熊市大規模流走，流量雖勁但會回頭」，但問題在於香港是否仍是香港，因兩制建立，在於「怕私產被共產」。在他筆下的香港，「當立法夾硬來（強硬來）、執法胡亂來、司法被凌駕，兩制實已玩完。」

羅在文中斷言，外資最怕這種無規無矩，「這種錢走才得人驚，如水喉漏水般細水長流，一走無回頭」。

羅家聰解釋，國際金融中心主要扮演兩個重要角色，傳統是為實體經濟吸引資金，有融資作用，較為新興的是成為資產管理中心。他說，香港倚靠內地市場，但中國實體經濟開始衰落，香港無可避免受到影響。新冠病毒疫情來了，還帶來隱憂。羅家聰分析，各國發現供應鏈過長，影響甚深，加快去全球化的步伐，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日漸被南亞國家取代，資金流通的中介、投資基地亦由香港轉往新加坡。

而作為資產管理中心，香港岌岌可危的法治狀況也讓人擔憂。「（香港）不講法治，樣樣也不講了，人家好難信你，把錢放在這裡。呢條水都無埋就瓜得（如果這些資金都沒了就死了）。」

羅家聰說，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某程度建基於中國崛起。「金融中心角色是跌watt了（能量跌了）。他（中國）沒落了，你的角色會越來越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