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給環境帶來短暫喘息，但疫情已經打斷氣候治理的進度

「從沒在自家屋頂上見到過達蘭達爾（Dhauladhar）山脈……」4月3日，住在印度旁遮普省賈蘭德哈爾市的前板球運動員哈巴贊（Harbhajan Turbanator）在推特上發了一張從遠處瞭望喜馬拉雅山的照片。在這張用手機拍攝的照片裏，200公里外的雪山輪廓清晰，山頂積雪與藍天相映。

這一情景發生在印度為抑制2019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而採取嚴格居家隔離措施後的兩週。不少當地居民在推特上表示，這是喜馬拉雅山幾十年來第一次重現視野。

印度是全球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在2019年的城市空氣污染排行中，排名前20的城市裏有14個分布在印度。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中國、意大利、美國等受到疫情重創的國家，在推出居家隔離措施後，也都觀察到局部空氣改善的現象。這與「隔離期」內全球能源需求減緩和化石能源燃燒下降息息相關。

目前，全球80%的一次能源需求仍由化石能源提供。燃燒化石能源不僅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其生成的温室氣體更是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推手。應警惕的是，隔離措施帶來的短期環境效應非常脆弱。各界擔憂，在低油價的誘惑下，一些國家可能重走「先發展、後環保」的老路，降低應對氣候變化雄心，通過大量投資具有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且有長期「碳鎖定」效應的棕色基礎設施來推動經濟復甦。

若此語成譏，全球環境氣候治理或將出現全面倒退：《巴黎協定》約定的將全球氣温升高控制在2°C的目標將受到嚴重挑戰，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和2030年議程的實現也將岌岌可危。在2019冠狀病毒疫情和全球經濟衰退的雙重夾擊下，全球環境氣候治理將何去何從？

有限的減排機遇

作為全球停擺的「漣漪反應」之一，各國為應對2019冠狀病毒疫情所採取的停工停學、航空停運、道路交通減量等措施，製造出了一個有限的短期減排窗口。

「在過去50年裏，無論是前蘇聯解體還是各式各樣的石油危機或債務危機，都未曾像此次疫情這般給温室氣體排放帶來如此顯著的影響。」

中國是第一波受到2019冠狀病毒疫情影響的國家。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一季度GDP較去年同期下跌6.8%。其中，餐飲業、交通業、建築業、批發零售業、製造業受疫情打擊最為嚴重，較去年同期下跌了10.2%至35.3%。

疫情期間，中國碳排放也較同期出現下降。據芬蘭赫爾辛基大學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的分析，在農曆新年後的兩週裏，僅因煤炭和原油使用量的減少，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較去年同期就減少了25%左右，其減排量相當於全球同期排放量的6%；航空停運帶來的減排量也可能佔到全球同期的11%。

隨着2019冠狀病毒疫情在其他主要經濟體的蔓延，西歐、美國、中東、拉美等國家和地區紛紛上演了類似的劇情。以原油價格暴跌和美股「熔斷」標誌性事件，全球經濟發生明顯震盪，數以百萬計的勞動者失去工作。據彭博社數據，歐洲電力需求下降了近15%，超90%的預定航班被取消。世界貿易組織估計，2020年，全球貿易預計將下降13%至32%。

全球碳排放亦陷入低谷。據國際科學研究項目「未來地球」下設的「全球碳計劃」的模型演算，2020年，全球碳排放可能下跌5%。相比之下，2008年「金融危機」只將全球總體保持增長態勢的排放曲線往下拉了1.4%。

該研究項目的負責人、史丹福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的羅伯·傑克森（Rob Jackson）表示，在過去50年裏，無論是前蘇聯解體還是各式各樣的石油危機或債務危機，都未曾像此次疫情這般給温室氣體排放帶來如此顯著的影響。

不過，即便模型預測準確，2020年5%的減排量很可能也不足將全球碳排放增長的曲線扭轉至《巴黎協定》設定的2°C目標的軌道上。而要實現更具雄心的1.5 °C目標，自2020年起全球碳排放量應每年減少7.6%。

疫情期間，一些備受空氣污染困擾的國家出現了局部空氣質量改善。在印度實施居家隔離措施當天，德里市的PM10含量下降了44%。印度當地媒體報導，3月16至27日之間，印度主要城市的的空氣質量平均改善了33%。

美國國家航天局（NASA）的衞星監測數據顯示，在農曆新年假期後的一週裏，中國平均二氧化氮濃度比去年同期低出36%。在美國成全球2019冠狀病毒疫情「震中」後，美國西北部主要城市的二氧化氮排放量降低了三成。

二氧化氮是一種與化石燃料燃燒息息相關的空氣污染物，它主要產生於燃煤發電、散煤供暖、燃油汽車等活動，因此常常被用來衡量經濟活動與空氣質量的關係。NASA稱，空氣污染物鋭減的情況亦顯現於世界其他地區。

獨立研究機構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柳力（Lauri Myllyvirta）告訴端傳媒，疫情帶來的長期影響將取決於經濟恢復常態的速度和危機後的經濟刺激方案。若不轉變經濟結構和能源結構，短期的經濟停擺對空氣質量改善的影響是有限且短效的。

一個例子是2020年2月，時值中國大陸為應對2019冠狀病毒疫情而嚴格實施居家戒嚴令期間，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多次出現嚴重「霧霾」。美國國務院對北京空氣污染水平的監測數據顯示，該月的空氣質量水平為三年來最糟。

中國官方媒體對「霧霾」成因的分析應證了防疫措施對空氣污染治理的有限作用。中科院大氣物理所研究員王自發透露，雖然疫情期間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較秋冬季平均水平下降約20-30%，但其下降幅度遠未達到環境容量。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賀克斌補充說，佔該地區秋冬季排放量三分之二的工業和採暖源所排放的大氣污染物並未在疫情期間出現實質性下降，因而大氣污染排放量並未「傷筋動骨」。

「爭奪」政治資源

4月1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評論說，2019冠狀病毒疾病大流行是「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全球危機」。同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執行秘書長埃斯皮諾薩（Patricia Espinosa）則強調：「雖然COVID-19是當前人類面臨的最迫切的威脅，但是氣候變化才是我們將長期面臨的最大威脅。」

眼前的現實是，這場全球公共衞生危機已經一鍵重置了氣候變化這一「長期威脅」的時間表。4月1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秘書處宣布，原定於11月底於英國格拉斯哥舉行的締約方第26次談判（COP26）將推遲至2021年舉辦。原定於4月在烏干達舉行的「非洲氣候周」和於6月在德國波恩召開的附屬機構會議也先後宣告推遲。

如果沒有2019冠狀病毒疫情，2020年本應該是全球氣候變化談判進程的「大年」。本屆氣候大會的核心談判議程將圍繞「資金」與「雄心」展開，兩者恰恰是氣候談判中最難啃的兩塊「硬骨頭」。雪上加霜的是，在2019年馬德里氣候大會「拖堂」40小時後仍未能達成一致的《巴黎協定》市場機制實施細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衍生機制及具體條款落實情況的核算和後續工作機制等議題，按照議事流程也已被順延到了2020年，使得原本就任務繁重的談判議程變得更為擁擠。

受疫情影響，2020年氣候大會的兩大主辦國——意大利和英國以及UNFCCC常設秘書處所在的德國，此刻均疲於應付境內的公共衞生危機。UNFCCC秘書處稱，在持續進展的疫情之下，如期舉辦一場富有雄心且具有包容性的氣候大會已「不再可能」。

「經歷災難並不能天然地引發反思。」

一位長期跟蹤氣候大會的國際組織觀察員對端傳媒分析說，大會主席國通常需要一年的時間來進行外交準備，這包括組織多邊、雙邊峰會，在大會之前聯合主要經濟體和排放大國就一些談判難點事先達成共識。如今，疫情打亂了籌備進展，導致很多外交工作無法按部就班地進行。

此外，據路透社報導，原定於9月在德國萊比錫召開的中歐峰會也因疫情延期。該峰會一度被寄予眾望。各界期望，中歐兩大經濟體能在2020年氣候大會開幕之前就加強氣候變化合作、提升應對氣候變化承諾、開展資金技術交流合作等問題達成共識，出台類似於2014年《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的高規格文件，以在美國於2020年11月4日正式退出《巴黎協定》後，為此後舉辦的氣候談判注入一劑「強心劑」。

議程變動帶來的另一個不確定因素是：若民主黨在美國大選中勝出，那麼新政府很可能在2021年延期舉辦的氣候大會前宣布重返《巴黎協定》並更新美國於2015年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第二大碳排放國，美國若重返談判桌，勢必將再次改變全球氣候政治格局。

2020年同樣是生物多樣性、可持續交通、海洋與漁業等多個國際環境治理議題的關鍵談判年。但一應原定於今年度完成的正式談判會議均已宣告延期，而大會的前期籌備會議要麼在開會後匆匆收場，要麼轉到網絡舉行，要麼已改期至下半年。

這些多邊會議原本需要完成諸多緊迫的國際環境治理議題的談判工作，如敲定《聯合國公海保護公約》草案文本、談判通過2020至2030年的《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框架》、討論通過海洋健康、漁業補貼等國際環境治理的原則性問題及其行動條例。

其中，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因首次會在中國舉辦，尤其受到關注。但是，一位參與籌辦該會議的中方人士告訴端傳媒，中國作為2020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的主辦國，甚至沒能派代表團參加2月份在羅馬舉行的預備會議。

據媒體報導，2月的這次預備會議是在中國爆發2019冠狀病毒疫情後臨時移師至意大利的，196個締約國裏只有150個左右出席。彼時，歐洲尚未爆發大規模2019冠狀病毒疫情。

上述國際組織觀察員評論說：「轉至網絡進行的談判效果非常差，沒有激烈的觀點交鋒，往往泛泛而談，很難形成共識。而且，在一些最不發達國家和地區，使用網絡會議工具、保證穩定的寬帶接入本身就是很大的障礙了，這可能意味着很多受到生物多樣性衰退影響最大的原住民和本地社區的聲音在談判開始之前就被排除在外。」

中國大陸民間環保機構全球環境研究所項目經理彭奎對端傳媒說，在抑制疫情、恢復民生、重振經濟的現實需求下，疫情還可能改變各國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積極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政治意願，壓縮環境議題的空間，民眾對環境議題的關注也可能被原本就更為強勢的經濟議題所擠佔。

不過，也有觀點認為，此次疫情引發了全球對於風險、韌性和可持續性的思考。悲觀者則認為，「經歷災難並不能天然地引發反思」。

大陸資深環保人士陳冀俍自2007年開始跟蹤全球氣候大會，後又專注於國際海洋公約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談判工作。他認為，如果將2019冠狀病毒疫情視作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即將帶來的頻繁的全球災害的一次「壓力測試」，「我們還遠未準備好」。

中國大陸民間智庫創綠研究員項目主管郭虹宇對端傳媒說：「在中國已經出現疫情後，其他國家並沒有採取有效方案，以至於我們今日付出高昂的代價和生命。氣候變化也是一樣：我們知道它會發生，我們看到了它已經發生，卻還是讓它繼續發生下去。」

郭虹宇補充道：「2019冠狀病毒的短期風險被立即驗證了，但是氣候變化帶來的長期風險，我們真的要等到不可挽回時才去應對嗎？」

綠色復興「機遇」

隨疫情而來的全球經濟衰退幾乎已成定局，這給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所必需的全球「去碳化」轉型帶來了史無前例的挑戰。各國即將出台的旨在復甦經濟的刺激方案，不僅將決定未來幾年甚至十幾年的全球碳排放強度，也將給全球氣候治理帶來新的不確定因素——選擇「綠色復興」，還是遵循老路走向「棕色復興」，將成為擺在世界主要經濟體面前的一道選擇題。

在美國，來自學界和非政府組織的人士於3月21日向國會發布公開信，呼籲出台優先綠色基礎設施投資、加強創新與公共投資、兼顧社會公平轉型並實施綠色外交等「一攬子」措施的「綠色刺激方案」。

但是，在美國國會於3月25日緊急發布的總計2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法案裏，尚未體現以上建議。歐盟於4月9日設立的5000億歐元「歐盟團結基金」，也暫未設立任何環境氣候准入門檻。

在3月26日召開的「2019冠狀病毒疫情G20特別峰會」後發布的聯合聲明裏，G20國家稱其將保護人類生命、恢復全球經濟穩定，「為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奠定堅實的基礎」。

與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不同，「可持續發展」已寫入聯合國2030年議程，「經濟繁榮」也只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中的一項。2015年通過的《巴黎協定》更是奠定了全球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向低碳轉型的基調。

在2019年馬德里氣候大會期間，歐盟委員會已率先發布《歐洲綠色協定》草案，提議到2050年，歐洲應在全球範圍內率先實現「碳中和」。若這項雄心勃勃的長期行動規劃能如期在今年年中通過歐盟議會和歐洲理事會批覆，將為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復甦方案的指導性框架。

4月14日，在歐洲議會環境委員會主席坎芬（Pascal Canfin）的倡議下，包括12名歐盟成員國環境部長在內的180餘名歐洲政治領袖、商貿界領袖、非政府組織和智庫共同發起了「歐洲綠色復甦倡議」，呼籲歐盟制定綠色復甦和轉型計劃、動員綠色投資，並將抗擊氣候變化作為經濟戰略的重要支柱。

然而，不少接受端傳媒採訪的民間觀察員擔憂，在應對疫情和復甦經濟的雙重壓力下，一些國家可能會在落實現有氣候政策時有所鬆懈，延遲提交新的NDC（「國家自主貢獻」），或在制定新減排承諾時無法承諾原本能夠達到的更高雄心。

按照《巴黎協定》，各締約國應於2020年起正式執行其「國家自主貢獻」，並於年底之前發布更具雄心的氣候承諾。各國還「受邀」發布到本世紀中期（2050年）的長期温室氣體低排放發展戰略，以填補現有NDC所未能涵蓋的2030年至2050年的氣候行動計劃。

一些信號已經指向此擔憂。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資深政策顧問李碩評論說，日本於3月30日提交的最新版本的NDC毫無力度可言，與五年前的承諾相比幾乎「隻字未改」；而挪威雖然提升了絕對減排目標，但並非通過國內減排來實現，而是將依靠購買國際碳市場配額來抵消本國排放。

在疫情衝擊下，歐盟內部也已經出現綠色退潮。3月中旬，波蘭提議歐盟於2021年1月1日起暫時廢除碳排放交易系統（ETS），捷克也建議暫緩推動針對氣候變化制定的《歐洲綠色協定》。

波蘭是歐盟成員國裏面臨「去煤」壓力最大的國家之一。在歐盟的碳排放交易系統下，波蘭國內工業必須投資減排技術或購買碳排放配額。退出ETS意味着企業可「節約」出這一部分碳成本。

郭虹宇評論說：「我相信，波蘭和捷克不是唯一仍持有這樣觀點的國家：在他們的邏輯裏，經濟發展仍是第一位的，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是往後排的，兩者是割裂而非統一的。」

「如果為了應對疫情而拋開所有可持續發展原則，在結束之後又加速投資傳統的高風險領域，那就是解決了一個短期危機而加劇了長期的生存危機。這種顧此失彼、飲鳩止渴的思路是非常不明智的。」郭虹宇說。

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的《2019年排放差距報告》，若各國無法在2020年底之前提出更具雄心的減排方案，那麼即使各國全面落實當前的減排承諾，也將意味着全球氣温在本世紀末上升3.2°C——這將遠遠高出《巴黎協定》約定的2°C目標。這還意味着，至2030年，全球升温即將達到1.5°C，由此引發的極端天氣、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等問題，將給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最脆弱人群帶來災難性的打擊。

另一擔心在於氣候資金動員不足。2020年是全球氣候資金議題上的「承上啟下」之年：一方面，締約方需要回顧於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達成的承諾，即發達國家在2020年之前每年籌集不低於1000億美元的「氣候資金」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另一方面，還要開啟對2020年後的氣候資金動員的談判。

據經合作組織（OECD）於2019年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2017年，發達國家每年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和動員的氣候資金創下近高，但也只有723億美元，距離《哥本哈根協議》裏承諾的1000億美元還有不少缺口。

「氣候變化也是一樣：我們知道它會發生，我們看到了它已經發生，卻還是讓它繼續發生下去。」

在美國和歐盟兩大經濟體推出首批經濟刺激計劃後，中國成為聚焦點。2008年，時任總理温家寶曾出台總規模約四萬億人民幣的「一攬子」舉措，以求「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在此後十年間，該政策顯現出諸多「後遺症」，包括房地產市場高走、地方政府債務危機、銀行壞帳風險、重工業產能過剩和煤電瘋狂擴張等。

「中國政府應當認識到，這種通過擴大內需、發行專項債券的經濟刺激方式已不能相應今日的危機了。」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柳力說。

分析人士指出，中國此輪經濟刺激方案的「綠色」程度不僅將影響本國的減排承諾，其影響還將通過「一帶一路」等海外投資項目和「南-南氣候合作基金」等國際援助項目輻射至其他發展中國家。

如果中國採用「綠色復興方案」重振經濟，那麼不僅可以調整經濟結構、加快淘汰高耗能產業，還將可以通過「綠色投資」拉動就業增長、刺激消費，實現污染防控和低碳減排等多重效益。相反，則會帶來碳排放激增，並造成「碳鎖定」效應。

「作為第一個從這場公共衞生危機中恢復的國家，中國的經濟刺激計劃可能奠定氣候變化與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的基調。」能源基金會中國辦事處氣候變化國際事務研究員董鉞說。

柳力認為，即將在「兩會」期間出台的2020年度GDP增長目標將是中國下一階段經濟刺激計劃的指示燈。但考慮到今年是「建成小康社會」的成就之年，在此政治議程下，很難斷言中國是否會因為疫情而降低GDP目標。

不少接受採訪的民間環保人士和分析人士都表達了類似的擔心：如果發展理念未變，那麼在疫情平息之後，中國一些地方政府很可能會為了保住經濟發展目標而放鬆對環保的堅持，以至於降低「環評」門檻或「放水」。

郭虹宇說，「希望中國能夠守住之前取得的進展」。

「談了這麼多年的『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不要因為一次疫情就倒退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