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武漢的印度人：有人十二月得知疫情，有人回國就被確診

1月31日是中國的年初七，北京時間傍晚7點46分，一架幾乎空載的印度航空波音747，降落在了異常冷清的武漢天河國際機場。

除了機組人員外，飛機只搭載了一行醫務人員，以及一名來自印度ANI新聞通訊社的記者。他們都穿着防護服，戴着護目鏡和口罩，全副武裝。飛機劃過武漢夜空，窗外是大片暗沉沉的水面，幾條跨江大橋明晃晃地穿過，路上卻看不到一輛車。這個被長江和湖泊環繞着的城市，剛剛度過了一個極不平凡的春節。飛機此行的唯一目的，是將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而被困武漢的印度僑民撤離回國。

「就像是見證了世界末日。」為印度航空執飛的機長辛格（Amitabh Singh）對《印度時報》回憶，「我們一從中國境內的國際航線轉向武漢，就看不到任何其他飛機。降落時，我們看到飛機都鎖閉着引擎停着，畫面非常詭異。」

一個多小時之前，在武漢大學讀臨床醫學的阿加瓦爾（Ishan Agarwal）坐上了開往機場的大巴。即將畢業的他本打算在武漢度過這個寒假，但突如其來的肺炎爆發打亂了他的計劃，1月23日武漢封城之後，他幾乎沒有出過寢室的門，直到當天接到使館的撤離通知。

到機場之後，阿加瓦爾從已經抵達機場的印度駐京使館的工作人員手上領到了登機牌，排着長隊，一共接受了三次體温檢查，才到了登機口。平日裏人流息壤的機場冷冷清清，除了他的同鄉之外，就只有少數其他只露出一雙眼睛、看上去像是東亞和南亞面孔的外國人，也準備撤離回國。

這架飛機等待了快九個小時，才等到所有324名乘客都完成了登機手續。

除了阿加瓦爾外，機上還有210名在武漢和湖北其他城市留學的印度學生，剩下的是在鄂工作的僑民及其家人。這架飛機在第二天幾乎同一時間又返回了武漢，載回了第二批323名印度僑民，以及7名馬爾代夫公民。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像阿加瓦爾一樣幸運，首次航班中，有6名學生因為出現發燒等症狀，未能登上回國的飛機，第二天也有4人。印度駐華大使唐勇勝（Vikram Misri）稱有25名印度人拒絕了撤僑選項，估計還有近百人留在湖北省。

2月第一天的早上7點26分，阿加瓦爾乘坐的飛機降落在了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國際機場。地面温度不到10度，機場霧濛濛的。他又在機場接受了幾次檢查，十點左右，和其他從武漢返回的兩百多名男性一起，他被巴士送到了機場西南方33公里外的馬內薩爾（Manesar）隔離觀察，這是印度軍方為他們臨時搭建的營地，而剩下的女性和家庭則被送往位於德里的衞星城古爾岡的恰拉（Chhawla）的一個軍方營地。

他的家就在兩千多公里以外的班加羅爾，但他至少要等到十四天之後，才可能回家。

「吹哨人」

阿加瓦爾的老家，在南印度西海岸的喀拉拉（Kerala）邦，但他從小在南印度大都市班加羅爾（Bangaluru）長大。2014年，他申請了武漢大學的臨床醫學專業，決定去中國留學。

醫生是印度中產階級中最受歡迎的職業之一，但想在印度讀個醫學學位卻並不容易。所有學生必須通過全國統一入門考試，才具有醫學院和牙科學院的申請資格，每年有150萬左右的學生參加考試，最終只有一半左右的人通過。頂尖的公立醫學院競爭太激烈，私立醫學院的學費又非常昂貴，接近1000萬盧比（約人民幣100萬元）。

「所以你要麼得是個超級天才，要麼就要非常有錢。」阿加瓦爾告訴我。而武漢大學的臨床醫學本科學位，一年的學費為4萬元人民幣，住宿費平均在1.5萬元左右，即使大多數印度學生選擇的英文授課無法獲得中國政府的獎學金，六年的學費加上生活費也才五六十萬元左右，幾乎比印度便宜了一半。

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印度醫學生開始選擇去中國。

除了成本的考慮外，中國的醫學本科學制也和印度類似，畢業後考醫生執照相對容易。中國高校提供的優渥基礎設施，也吸引印度留學生。據中國教育部的數據，僅2018年，印度就有超過2.3萬人來中國留學，印度媒體估計目前在華留學的印度學生超過5萬，絕大多數都是醫學生。湖北省是教育大省，採訪的八名留學生告訴我，僅武漢大學醫學部和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的醫學留學生就有近千名，其中七八成來自印度，口耳相傳形成了社群效應，武大的印度留學生中，又有一大半來自喀拉拉邦。

今年是阿加瓦爾在武漢的第六年，度過了完全陌生的第一年後，他慢慢習慣了武漢的天氣、食物和文化，也可以用中文做日常對話。如果沒有這場肺炎，他本該在2020年夏天畢業，去年12月第一次聽到肺炎的消息時，他正在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實習。

這是他畢業前的學分實習，本該在春節前結束。12月20日左右，他就從醫院裏聽說，武漢出現了病毒性肺炎。

「可能是SARS」，當時中南醫院已經收治了有發熱等症狀的病例。1月2日，他最後一次去了醫院，教授突然通知他，之後不要再來了。

他當即意識到了了病毒的嚴重性。回到學校之後，阿加瓦爾減少了外出，戴上了口罩。他試着告訴親近的朋友，最好小心，但並沒有起到太大的效果，大家不以為意。

「他們甚至還去參加派對。」阿加瓦爾回憶說。

1月10日是他的最後一門考試，阿加瓦爾全程戴着口罩，除了他沒人戴口罩。當時，肺炎的消息也已經在留學生群體中傳開，但大家都聽說是跟漢口的海鮮市場有關，病例不多，沒有放在心上。

期末考試結束後，部分打算返回印度的學生開始陸續離開武漢。來自北印度的拉胡爾（Rahul）早就計劃好了行程，1月12日凌晨三點，他來到武漢火車站，準備坐六點多的火車去成都，玩幾天後再返回印度。在火車站，他看到只有少數人戴着口罩，除此之外沒感覺到任何異常。

1月13日是考試結束後的第一個週一，正在武漢大學臨床醫學讀五年級的蘇海爾（Ahmed Suhail）和曼妮莎（Manisha）來到了武漢大學同仁醫院，參加為期一個月的實習，他們都被分到了燒傷科。這是寒假的可選實習，一共有13名印度學生選擇在這裏實習。

此前連續十天，武漢市衞健委的數據中，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均無新增病例，16日和17日，新增病例也只有4例和17例。但隨後的週末，緊張情緒開始逐漸蔓延，兩天新增了136例，他們在同仁醫院的實習被緊急叫停。得知是冠狀病毒感染後，有實習的學生提出在醫院做志願者，但校方和醫院勸阻了他。

「（醫院的）老師說，你們是外籍學生，你們必須要停止實習。」曼妮莎說，他們被建議回到學校，儘量呆在宿舍不要出門。20日晚上，她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鍾南山到武漢的消息，知道了14名醫護人員被感染。她和朋友決定回國。曼妮莎預訂了從27日回印度的機票，而蘇海爾則買了25日的機票。那是一週之後了。

他們沒想到，事態會在接下來兩天急轉直下。他們都沒能搭上計劃好的飛機。

午夜逃亡

1月20日，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在中央電視台的採訪中確認了病毒存在人傳人，武漢的氣氛驟然緊張了起來。臨近春節，很多店鋪都關了門，曼妮莎和朋友常去的市場買不到足夠的食物，藥店裏的口罩也已經脱銷，無奈之下，她們向學校裏的老師求助。那之後，學校開始為留校的學生提供一日三餐，也提供口罩、消毒液等必需品，要求他們儘量呆在宿舍。曼妮莎開始越來越覺得緊張。

這種緊張在1月23日的凌晨升級為猝不及防的驚慌。

凌晨兩點多，她突然看到武大喀拉拉醫學生群裏有人發布了武漢即將封城的消息，機場和火車站在第二天早上十點就會關閉。她一分鐘都沒有遲疑，只帶了衣服、手機和護照，和另外一個朋友一起，在凌晨三點鐘離開了寢室。猝不及防的封城讓曼妮莎非常害怕，凌晨的街頭沒有一輛車，只有警察正在封路，她們怕出不了城，一直在哭。等了好長時間，終於攔到了一輛出租車，司機帶她們去武漢火車站。這段只有13公里的路程，她們花了平時5倍的價格。

火車站的景象讓曼妮莎更為害怕。她和朋友把能防護的地方都遮住了，只留下一雙眼睛，
「我感覺周圍到處都是病毒」。但火車站非常擁擠，乘客們摩肩接踵，所有人都急着在封城前離開武漢。她從來沒有見過這幅景象，但別無選擇，只能排在長長的隊伍後買票，火車站也在播放即將封站的通知。「我們不能再呆在武漢了。」她說。

那天和曼妮莎一樣，當天搭乘火車離開武漢的人，有30萬。

早上6點53分，曼妮莎去往廣州的高鐵從武漢站開出，她才終於舒了一口氣。上了車她才知道，這幾乎是從武漢站開出的最後一批列車，群裏有同學只比她們晚了20分鐘到火車站，買到的那趟車票就被臨時取消了。和她一起實習的蘇海爾也沒那麼幸運，封城的消息發布時他已經睡着，早上醒來才看到朋友叫他一起離開的信息，但為時已晚。

同樣來自喀拉拉邦的艾法德（Irfa）則更早嗅到了危機。剛聽說是SARS病毒爆發時，他覺得問題不會太大，中國政府應該有能力解決。但又過了幾天得知是新型冠狀病毒後，他開始感覺事情比想像中更嚴重。

「之前南印度爆發過類似的病毒，冠狀病毒變異快，傳染力強，那時候我就覺得比較嚴重。」艾法德告訴我。2018年，喀拉拉邦爆發了同樣來自在果蝠的尼帕病毒（Nipha virus），最終導致了17人死亡。

聽說武漢大學附屬的中南醫院和人民醫院都接收了相關病例之後，他預訂了1月23日早上7點飛往廣州的機票，在機場，他聽到了十點就要封城的消息，機場也開始測量乘客的體温。他們一行五人，在23日中午到了廣州，在那裏，他們和曼妮莎一行十一人匯合，一共有二三十個來自喀拉拉邦的學生到了廣州，再從這裏飛回印度。

廣州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曼妮莎安心了一點，這裏有直飛加爾各答的航班，只需要不到4個小時。大家找了兩家酒店，都因為他們從武漢來而被拒絕入住，曼妮莎和同學們只能改口，說他們幾天前就從武漢出來了，才在第三家酒店住下。1月26日凌晨，他們都從廣州飛到了加爾各答，再各自回家。加爾各答的機場已經設置了特殊通道，對來自中國的乘客進行體温檢查。

還有一行喀拉拉邦的武大醫學生，在當天早上從武漢出發去往昆明。23日晚，他們搭乘東方航空的航班，從昆明飛到了加爾各答，24日，這一行學生回到了喀拉拉邦各自的家。

大概一週後，從昆明飛回喀拉拉的學生中，有三人被診斷為新型冠狀病毒陽性，他們也是目前印度確診的前三例病例。

撤僑

看到同學被確診的消息時，阿加瓦爾已經到了馬內薩爾的隔離區。他猜測那三位同學是在回印度的路上被感染的。他告訴我，自己早就預料到了這樣的結果，所以在聽到封城的消息時，選擇留在武漢。「當時大家都急着離開武漢，又趕上春運，人流聚集的地方更危險，途中會有染上病毒的風險，我覺得還是留在宿舍更安全。」

封城之後，大概還有二三十名喀拉拉邦的醫學生留在武大，儘管學校提供食物和基本的生活用品，但大多數人還是希望能離開武漢，很快就有人聯繫到了印度駐北京使館尋求幫助。

使館也迅速做出了回應。1月24日一早，印度駐京使館就在推特上發布消息稱，收到了多位在湖北的印度僑民及其國內家人的請求，正在和北京及湖北官方接觸，為保障僑民生活，還開通了三條熱線，併為滯留在湖北的印度僑民建立了微信群，隨時更新消息。

顯然，武漢爆發病毒的消息，讓留學生在印度的家人更為恐慌。艾法德和蘇海爾都告訴我，家人比他們更早在印度媒體上看到了消息，早早就催促他們回家。艾法德還覺得，在武漢的留學生陷入恐慌，就是因為之前幾乎沒有聽到任何官方消息，只有各種謠言滿天飛，封城時只能猝不及防地逃離。

回到印度之後，他並沒有立刻回到喀拉拉邦的家，父親在孟買有一套房子，他自己住在那裏，準備過了隔離期再回家。「印度政府每天都在更新消息，我什麼都知道，就不覺得害怕。」他對我說。

印度媒體很早就關注到了武漢肺炎，早在疫情升級前，印度政府就做出了反應。1月21日凌晨起，印度的各大國際機場就開始對從中國大陸和香港飛抵的乘客進行體温檢查，對有症狀者進行隔離和病毒檢測。

1月27日，阿加瓦爾和同學聽到消息說印度航空已經備好了航班，待政府從中方獲得批准，就會將他們撤離回印。使館讓他們簽署了知情同意書，告知回印後他們將被隔離觀察。除了少數不想再負擔回中國旅行費用、或者護照和簽證有問題的同學外，大多數人都選擇了回國。阿加瓦爾想，使館統一撤僑，安全性更有保障，也不用擔心回國後可能傳染給其他人，就選擇回到印度。

在使館撤僑之前，阿加瓦爾本打算一直待在武漢。疫情升級後，學校推遲了留學生返校時間，他可能也要被延遲畢業，就先回到了印度。

馬內薩爾的隔離區，男生們都住在二十人一間的營地房裏。五六十個人共用五個衞生間，吃飯時候也會聚集在一起，阿加瓦爾明白，如果有人攜帶病毒，其他人也有感染的可能性。但他寄希望於來之後都已經做過基本的血液和唾液檢查，每天也在測量體温，「我們都年輕健康，所以機率比較小吧。」他說。截止目前，隔離區裏有5個人因為出現了咳嗽等症狀被送往德里的軍事基地醫院觀察，樣本也被送去進行病毒檢測，出結果的第一例呈陰性。

回想過去一個月的經歷，他只希望，政府能早點更新發布相關的消息，以便大家可以針對性作出準備。雖然已經在武漢生活了快六年，但看不懂中文的他，信息來源仍然非常有限，這次肺炎爆發後，除了醫院的老師之外，他基本上所有的信息都來自微信群，以及一些針對留學生的公眾號。他慶幸英文的信息至少保留了下來，而不少的中文文章已經被刪除了。

印度撤僑後，幾段視頻也在推特上火了起來。其中兩段是在馬內薩爾的隔離區，戴着口罩的年輕男生們，伴隨着哈里亞納語的歌曲跳着舞。而另外兩段，則來自被撤離回國的僑民，他們在飛機和大巴上展示民族自豪感和對印度政府的感謝，發出「Bharat Mata ki jay」（印度母親萬歲）和「Har Har Modi」（莫迪無所不能）的歡呼聲。

而離他們2000公里以外的喀拉拉邦，肺炎疫情正在拉響警報，比他們早一週回到家鄉的同學，成為了印度這次公共衞生大考的源頭。

在發現三例確診病例後，喀拉拉邦在2月3日宣布新型冠狀病毒為邦級的緊急事件，與三例確診患者有過直接接觸的84人正在醫院隔離觀察，觀察範圍也被擴大到了1月15日之後從中國返回的所有乘客，目前有2239人在家中隔離。

和印度學生一樣，其他南亞國家的學生也同樣焦慮。正在武漢大學讀預防醫學博士的巴基斯坦學生萬斯（Nawsherwan），封城後已經在宿舍裏待了十多天。他希望能在今年畢業，忙着寫論文，學校免費提供清真的一日三餐，以及口罩等必需品，封城時他也沒想着回去。但印度使館撤僑後，學校裏的學生越來越少，留下來的上百名巴基斯坦學生大多希望回去，他們多次聯繫了巴基斯坦駐北京大使館，但最終等來的，是駐京大使和國內衞生部雙雙表態，「相信中國政府」，「不撤僑是最終決定」。

「學生們都只能留在宿舍裏，家裏還有父母和小孩，他們都很緊張和焦慮。」他對我說。

2月4日，尼泊爾政府也宣布了正在準備撤僑的消息，尼泊爾的學生一走，武漢大學的巴基斯坦學生們幾乎將成為最後一批的留守者。

（文中阿加瓦爾和拉胡爾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