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Charlie Kirk之死：如何理解新世代保守派教父的政治軌跡？

在Charlie Kirk遇刺身亡幾個小時之後，一個問題立刻引發激烈爭辯：他是一個落實民主精神的對話者嗎？一方面，不只右翼的評論人經常主張Kirk用辯論說服人，做的事情非常有價值，就連知名的自由派評論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Erza Klein也表態，認為Kirk在這個時代的定位是「以正確的方式實踐政治」，主動與意見不同的自由派對話。另一方面，不少泛自由派、進步派的評論人則無法接受這樣的定位方式；他們強調Kirk的立場對許多弱勢群體充滿敵意，對自由派而言，他所謂的對話充其量只是挑釁，甚至經常已經構成威脅。

然而，這兩種看似對立的立場其實共享同樣的前提：不論是哪一種定位方式，人們經常都把目光放在Kirk與自由派的互動之上，爭論的只是該將之理解為有建設性的對話，還是無建設性、甚至具危險性的對抗。

但是，著眼於他和自由派的互動，是理解Kirk最恰當的方式嗎？他所留下的主要「遺產」，真的是他和自由派對話／對抗的嘗試嗎？實際上，Kirk創造的事業與其說是在和自由派對戰，更重要的特質其實是取代了既有保守派組織在青年之間的影響力，協助特朗普在近十年之間壟斷共和黨。是Kirk這樣的人和特朗普合作，共同定義了當代身為美國保守派、特別是保守派青年的具體意涵。

具體而言，當Kirk在大學校園內發展學生組織時，直接被挑戰的並不是泛進步派的學生團體，而是各校共和黨社團等其他既有組織。再舉例來說，當Kirk率先邀請凡斯（JD Vance）擔任節目來賓時，他並不是要協助凡斯向自由派宣揚關於婚育、家庭的信念，而是要提高凡斯在MAGA派的聲望，終於協助凡斯成為特朗普所指定的副總統人選。幾週前，當Kirk以談笑風生的風格運用基督教的語彙，在節目上呼籲泰勒絲（Taylor Swift）婚後必須「順服你的丈夫」，並且要她「拋下女性主義」、去生個孩子時，他也顯然不是在和泰勒絲傳教，而是在向自己的聽眾重申兩個陣營的價值觀差異，並且用「想想對面的人聽到這種話會有多生氣」來讓自己人感到痛快。

對自由派而言，Kirk只是另一個張牙舞爪的MAGA代言人，只不過特別有名而已，角色用任何立場近似的網紅都很容易取代。論者究竟要將其所作所為定位為對話或是對抗，其實只是標籤問題──假使換成任何一位極右翼網紅在那天被槍殺，來自自由派的評論都不會差異太大。相反地，他在保守派內部承擔的角色，才是真正無可替代：在每個世代，美國右翼都有這樣近乎教父般的角色，雖然自己從未擔任民選政治人物或體制內幕僚，卻能夠左右共和黨籍總統的決策，並且在體制之外透過在那個時代的媒體和組織工具上有所創新，定義身為保守派的內核何在。

而Kirk就是這樣一位新世代的教父接班人，直到他被槍殺的那一刻為止。

「奪回整座大學校園」下的「績效指標」

在近十年，Kirk建立了屬於自己的龐大事業，成為右翼校園組織的第一把手，也成為特朗普信賴的外部策士，是在MAGA圈內重要的話事人，足以影響特朗普政府的人事布局和選戰策略。而即使只用最狹義的方式理解這位「創業家」，Kirk也都是成功的。從2022年起，他所創辦的「轉捩點」（Turning Point USA）年度營收就已突破8千萬美金──相較之下，在特朗普當選的2017年，該組織的年度營收「僅僅」有8百萬，等於在短短五年內，年度營收就已經來到原先的十倍之多，而這還不包含其所衍生的競選志工動員組織，以及專職募款和政治捐獻的政治行動委員會。

不過，在這個成長的過程中，有一件事情倒是維持一致：除了一年以外，組織都有超過98%來自捐獻，金主每張的支票金額經常都是五位數甚至六位數；若以今年年初特朗普就任那場晚宴，地點定在離首都不遠、由特朗普擁有的維吉尼亞州高爾夫球場上，光是入場門票定價就在5,000至15,000美金之間，才得以和凡斯、特朗普的兒子Don Jr.同場，而特別的VIP更是在進場前就已支付更高的金額。

而從一開始，他對金主最大的號召就是他在大學校園上的戰功，是他怎樣在上千座校園上建立分會，打造保守派青年的網絡，可以在校園上讓右翼的聲音不容忽視。比如，他們在2016年年底推出的知名企畫是「教授監察名單」（Professor Watchlist），一上線就列出全國約兩百位教授的姓名，「揭露」這些教授「散布左翼宣傳」的言行。列名於第一批名單的當然有談論「白人特權」之類概念的「進步派」教授，但舉例而言，也包含一名在德州大學任教的歷史系教授，她的罪狀是在校園內發起連署，呼籲禁止「隱蔽持槍」（concealed carry，隨身攜帶槍械，且並未露出）的學生進入教室。

在這個過程中，自由派根本不是他的目標觀眾，他的重點顯然不是針對這些問題一一和這些教授辯論；甚至，他們也不是要和自由派鬥爭，向校方爭取聘僱更多保守派的教授，或是限制教授們可以在校園內從事怎樣的政治行動。可想而知，這個網站確實導致一些名單上的教授遭受騷擾或者威脅，比如在2023年就有一名亞利桑那州的同志講師在登上名單後被人刻意推倒在地；但整體而言，該組織並未投入資源動員支持者「一人一信」或是向這些教授近身抗議。在這樣的行動中，Kirk所追求的並不是任何與自由派的互動──不論要說是對話還是對抗──而是要讓右翼的金主和基層感到興奮，感受到這群年輕人正在反制這個已經「左傾」的校園乃至社會。

又比如，任何提及轉捩點歷史的報導都會提到，他們最早向保守派金主宣揚的戰功，就是幫助保守派學生參選大學校園自治中的各種重要職位，不讓自由派、進步派學生獨佔這些位置。早在2017年，專門關注高等教育議題的媒體《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就發布調查報導，指出轉捩點不只贊助金錢，還會提供專業競選團隊，製作文宣、負責社群經營，協助保守派學生擊敗通常沒有太多金錢資源的業餘對手。「你們會覺得很驚訝，但只要在一場選舉上花費5,000美金左右，你就能夠贏，就能夠奪回整座大學校園」，Kirk向潛在金主報告時這麼說。俄亥俄州大學的一位擬參選人和轉捩點幹部對話，該位擬參選人後來將電話錄音提供給記者，錄音也顯示，組織願意在這些校園選舉中支付競選團隊成員「每日20至50美金」的日薪。而一位主要金主Doug Deason也向政治專業媒體Politico的記者表示，在這些校園選舉中贏得的席次對組織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績效指標」。數十年來，幾個世代的保守派人士向來都認為自己在大學校園中失勢。在此背景之下，提升右翼在校園內的聲量、「奪回整座大學校園」，顯然才是這個組織面對金主和潛在支持者時的重要號召。

用同樣的角度，該組織其他指標性的活動也就更容易理解：比如在校園內發放「社會主義爛透了」（socialism sucks）的貼紙，同樣帶有這種表態、這種彰顯右翼存在感的意圖。在另一張貼紙上，他們則改造了一個對很多進步派青年來說都會相當陌生的符碼：在2000年前後，有主張各宗教寬容共存的倡議者設計了一個標語，是用各大宗教的象徵組合，拼出「coexist」（共存）的字樣；這個標語在當代自由派內部稱不上流行，但轉捩點另一個指標性的貼紙是將之改編，改用子彈、槍靶和烏茲衝鋒槍拼出同樣的字樣。比起與自由派互動，這同樣更強調某種自我表達，建立一種「誰要跟他們共存」的興奮感。

另一項指標性的活動，則是為了諷刺入學時將種族納入考量（即所謂的「平權政策」[affirmative action]，是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爭論許久的敏感話題），所以在各大學校園內舉辦義賣餅乾募款的活動，並標示出白人買餅乾需要支付更高的價格。這不是在和自由派辯論──尤其考慮到，美國法院過去幾次宣判「平權政策」合法的判決中，主要的論點是主張校方有權認為「創造多元的校園學習環境」是其想要追求的重要利益，所謂「白人買餅乾更貴」的諷刺行動並未回應到此一論點。但是，若要說是刻意挑釁或威脅自由派，恐怕也太過只從自由派的角度看世界，忽略了對Kirk本人而言最大的行動重點：讓保守派的青年學生和中老年金主展現自己的力量，能夠展現自己的聲音，看見可以這樣表達自己對自由派的不屑與輕視，能夠非常具有「存在感」──在一座又一座長期被保守派認為「已經被左翼控制」的大學校園之上。

理解這個背景，也才更能夠準確定位Kirk所謂的「校園巡迴辯論」，也就是最近再度獲得許多人關注的「prove me wrong」系列。類似形式的影片從他崛起以來一直是他社群媒體上的重點：在槍枝、移民、墮胎等等議題上，他氣定神閒地「destroy」（直譯為「摧毀」，台灣讀者更熟悉的說法則可能是「打臉」）自由派、進步派大學生。有沒有自由派的大學生真的被他說服，或者至少表示更理解保守派的論點？甚至，有多少旁觀者聽完「辯論」之後覺得更明白雙方的歧見所見，甚至因此認同保守派？這通常都不是這些影片呈現的重點，這些活動在設計上並未嘗試去追問這些事情。他的態度有時嘻笑怒罵，有時氣定神閒，甚至不時語氣和緩，請對方先講出立場，但這和點名左傾教授、發放「社會主義爛透了」貼紙、贊助保守派學生競選等等活動一樣，能夠在大學校園裡、進而在年輕人的社群媒體上展現保守派的力量，這就是Kirk在右翼圈內累積戰功的方式。

取代舊的校園組織，建立新的右翼政治風格

一位轉捩點的長期金主對這個組織的稱讚，更能夠清楚說明這點。在七年前，Politico的記者針對轉捩點做了專題報導，過程中採訪了亞利桑那州的一位地產商人，是該地轉捩點分會的贊助者之一。他這樣說明他為什麼願意捐款：「轉捩點這個團體的重點是，他們讓保守派在千禧世代的年輕人眼中變『酷』（cool）了」。

這位高齡的金主當時可能不知道，嚴格說來那個時候的大學生通常已經不被當作千禧世代（millennials）的一員，而已經屬於更新的Gen Z。但不論如何，他的核心論題依然成立：特別是在一般認為以自由派、進步派居多的大學校園內，保守派需要讓支持者感到興奮，乃至讓潛在支持者感覺到這種聲音並非少數人的無聊觀點，而是在校園內風風火火的一支部隊。他們需要讓右翼青年認為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義，是在參與一個更大、更有意義的運動，並且顯得很「酷」。在七年之後，多次採訪Kirk的紐約時報記者，在報導中用一個段落統整Kirk向他表達的策略眼光：

「組織的活動要有趣，參與者要有吸引力。民主黨的『王室成員』──甘迺迪兄弟、奧巴馬──夠『酷』，Kirk想要讓保守派也能像這樣。」兩篇報導時隔七年，採訪了不同的受訪者，但「酷」依然同樣是關鍵字。

在這個過程裡，Kirk在各校校園裡並不是和自由派組織爭搶學生，而是在各家保守派組織中成為最「酷」的那個，最能吸引學生加入，也最能吸取金主資源，改變了各座校園內的保守派組織生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社會系教授Amy Binder曾發表專書和多篇論文，研究校園上不同的學生政治組織；而在Kirk死後，Binder受訪時分析，Kirk的成就在於「把學生從共和黨學生組織（College Republicans）那邊拉走。共和黨學生社團的形象太過建制派，也太過在乎讓傳統路線的共和黨人當選……他讓共和黨學生社團的校園分會大幅流失財務和人力資源，幾乎讓他們集倒閉體關門。」

數十年來，共和黨學生社團最能提供保守派學生各種人脈，尤其是到共和黨政治人物辦公室實習的機會，因此能夠吸引有志於政治、媒體、法律等工作的保守派學生。但轉捩點提供的是一個新的行事模式，另一種更「酷」的風格。

在Binder和同僚Jeffrey L. Kidder共同合作的研究中，他們將這種模式與風格描述為一種有別於共和黨學生社團等組織的「微型文化」。這份研究的時機是特朗普剛當選的時候，兩位研究者訪問了某校轉捩點分會的創辦人，他就自陳，自己創會的契機是不滿校園內的共和黨組織沒有「煽起（rile up）人們的激情」，並未熱情幫特朗普造勢，實在太不願意「引起爭議」，他才決定另起爐灶。

另一位受訪者成員的故事更能夠描述此一社團的微型文化：他因為支持特朗普而「被一位自由派的好友絕交」，在這個刺激下，他決定加入轉捩點，而在組織成員的激勵之下，他也決定在自己的臉書上刻意發文冒犯立場不同的「朋友」，包含自由派和傳統保守派，刺激這些人與他解除朋友關係，這被他形容為「清理門戶」（「clean house」，意涵接近於部分華語社群中所謂的「提純」）。同時，他是這樣理解自己身為「保守派」的使命：在自己的校園裡，「把保守派的地下文化帶到地面之上」，讓所有人都不容忽視。

與轉捩點相反，共和黨學生組織的成員認為自己採取的是「嚴肅」的取徑，並以廣納各種不同的保守派論點為榮；一位受訪學生說明，他原先只是模模糊糊地支持保守派，是加入共和黨學生社團後才聽到保守派內部各種不同的觀點，尤其是對特朗普的不同立場，「這給了我一個新的規範，告訴我可以身為共和黨人卻對特朗普有所批判」。在全美國，包含哈佛大學、杜克大學等校的共和黨學生組織甚至曾拒絕支持特朗普，只為共和黨籍的國會議員候選人等助選。

而在特朗普崛起之初，很多共和黨學生社團成員也以自己「不是」轉捩點為榮：「我們不是來爭吵的，我們是來解決問題的，如果要爭吵的話，你該去其他地方，轉捩點就在那裏。」另一位受訪者也說，每次看到轉捩點的成員，他們心裡都會嘀咕：「你們可以不要站在我們旁邊嗎？我們是真的希望大家都來參加活動。」在共和黨學生社團之外，校園上屬於自由放任主義（libertarian）派的小眾社團也同樣以嚴肅且深刻的辯論為榮，並且當時幾乎全數反對特朗普，一位受訪成員就承認自己很討厭轉捩點的成員報名參與他們舉辦的活動，因為「我們是真的想知道自己的論點是否有瑕疵」，但轉捩點成員都只是都只是「來吼叫」、來自說自話。

更廣泛來說，自從90年代起，轉捩點的這種政治風格就是美國右翼文化的一部分，經常被稱為owning the libs（owning一詞來自遊戲社群，類似於藉著大獲全勝以羞辱對手，或可翻譯為「電爆那些自由仔」）。雖然owning一詞來自在遊戲中勝利，但現實上，這種對政治的取徑更強調的是讓對方（或者至少想像能讓對方）氣急敗壞。知名新右翼刊物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的資深編輯向記者解釋，這種風格背後的邏輯是要「宣示自己的尊嚴」，是認為自由派總是對一般美國人頤指氣使，所以要能夠反唇相譏，要站得比他們更高。

一個知名的代表是右翼廣播巨擘Rush Limbaugh，就是新右翼眼中的「快樂戰士」，以嘻笑怒罵的方式，對著右翼聽眾「電爆」自由派──比如，Limbaugh常說女性主義者是「女權納粹」（feminazis），存在的目的「只是為了讓醜女人有辦法進入主流社會」。而對他們口中的「Rush」，新右翼支持者的一大稱讚就是這位主持人總能讓他們大笑，非常具有「娛樂性」。同時，Limbaugh也是在那個時代背景下「新媒體」的先驅：當時，他所擅長的是call-in式的政論廣播節目，而他的崛起甚至早於在娛樂業採取類似風格、不時刻意發表驚駭言論的知名主持人Howard Stern。當時的政論call-in廣播節目，就像是今日的podcast和短影音──都是最新、最能觸及「大眾」的媒體，而且不令人意外地，在這兩種形式中，最吃香的也都是某種「做自己」、品牌色彩鮮明的主持人。

而在採訪中，Kirk也多次自陳，他高中時的政治啟蒙，也就是這位「Rush」。只不過，Kirk還比Rush更擅長經營自己的組織，同時，他的態度經常更為氣定神閒，且更常選擇和「無知大學生」直接面對面。但根本上，這種owning the libs的風格不但不是Kirk的獨創，也不像一些論者以為的只是社群媒體時代的獨特產物，而是新右翼之內長期存在的其中一支政治行動邏輯。

而此刻，這支政治行動邏輯蔚為主流；而在青年之間、特別是在大學校園，Kirk的遺產就是教導了許許多多的右翼青年：這就是當一個保守派的方式，讓人們在owning the libs的過程中感受到驕傲，感受到勝利的光榮。無怪保守派的政治學者Jon Shields會在受訪時表達他的憂慮：保守派青年的養成並非研讀Burke甚或Friedman這些人的思想，而是從Kirk這些人身上學習如何當一個保守派，他們的保守主義內核因此並非任何對傳統體制或自由市場的思想，而是以owning the libs為核心。這位保守派學者感嘆，Kirk所提供的，是一種「很低劣的養成教育」。

特朗普奪下共和黨，Kirk則為他建立「制度性鷹架」

就此而言，這種風格崛起的時間，正好也是特朗普爆冷門贏得共和黨總統提名權、共和黨內部分裂的時候，這使得Binder團隊訪問的保守派學生也開始以特朗普為標準區分你我。這個時機點是重要的：那時，這些彼此對立的保守派學生多半還不知道，但在短短幾年之間，特朗普路線將成為共和黨內幾乎唯一的路線，反MAGA的共和黨人將近乎絕跡。

而Kirk所創造的事業也參與了這樣的潮流：他是最早期就帶槍投靠的組織者，一方面像是傭兵團的領導人，但另一方面卻也因此成為特朗普家族的入幕之賓。

他在青少年時期其實是受到茶黨運動的啟發而投入草根組織，最早也屬於小政府自由放任派，最早支持的候選人是茶黨運動的寵兒、威斯康辛州長Scott Walker。但他看到特朗普的潛力，透過組織金主的人脈和特朗普之子Don Jr.搭上線，而Kirk的青年校園組織經驗正好符合Don Jr.在選戰過程中的角色定位，於是成為Don Jr.在選戰最後數月的貼身幕僚，既負責行程安排，也負責社群媒體管理。

選後，他回到轉捩點繼續經營組織，然而，選戰經驗和人脈讓他獲得總統一家的肯定，在Don Jr.選後的生日派對中，他終於有機會和特朗普本人促膝長談，從此成為最被信賴的外部策士之一。特朗普經常直接用手機打電話諮詢Kirk，Kirk也成為橢圓辦公室的常客。根據Don Jr.自己的說法，「他之所以贏得信任，是因為他穩定而且忠誠，能做出有水準的評論，而且建立了驚人的網絡。」同時，在內鬥頻仍的特朗普白宮中，他又因為被視為專注於「青年工作」而並未成為派系內鬥的標靶，他的外部身分讓他可以遠離這些刀刀見骨的鬥爭。

這也抬高了他的身分地位，所以讓他在特朗普第一任期能夠常態成為福斯新聞網（Fox News）的來賓，建立他在右翼論述中的領導地位──當時，傳統媒體的地位還更為重要，而新的右翼媒體也尚未興起，福斯新聞網依然是最重要的平台，而Kirk是在這個時候取得了在新右翼、特別是新右翼青年之間的優勢，能夠搶佔此一灘頭堡。以此為基礎，他的社群媒體事業愈趨強大，主持的podcast來到百萬下載數等級，並且成功經營TikTok在內的各種短影音平台，成為青年右翼之間的第一流品牌。

而他並未忘本，也持續經營與特朗普的關係。他的忠誠更反映在2021年國會山莊暴動事件之後，在一片不確定當中，當時眼看主流共和黨人有可能與特朗普決裂、新的野心家甚至已經準備征服黨機器，Kirk依然選擇對特朗普不離不棄，在特朗普的「流放期」依然持續擔任特朗普的策士。根據內幕報導，包含如何面對期中選舉、何時宣布再度參選，Kirk都是重要的參與者，而也因為他累積了這樣的資本，才讓他對特朗普的人事也有相當的影響力，包含凡斯中選副總統，根據媒體普遍報導，也是Don Jr.和Kirk為首力薦的結果，是他們認可凡斯，特別是向特朗普保證凡斯已然是「自己人」，早已丟棄過去批判特朗普的立場。

這是一個以資本累積資本的故事：組織實力和經驗讓Kirk對特朗普家族有用，而特朗普的信任又讓他個人更具影響力，不論是在「宮廷政治」還是在文化論述上皆是如此，而這些影響力又進一步讓特朗普團隊對他更為倚重。

當時的特朗普也真的需要這樣帶槍投靠的組織工作者，以及這樣能號召一大群青年的意見領袖。政治媒體Politico的資深政治記者Ian Ward分析，在特朗普拆毀並重塑共和黨的過程中，Kirk提供了替代性的支持機制，取代了原先黨機器應該承擔的功能：轉捩點成為替特朗普服務的青年草根組織，而Turning Point Action這個由轉捩點所衍生的募款與選戰志工組織，也成為其中一支承繼既有組織功能、挨家挨戶敲門拜票的陸戰團隊，他的社群媒體和podcast也成為取代黨文宣機器的其中一支傭兵部隊，幫助MAGA派的論述與宣傳。在既有黨組織逐漸「空洞化」的過程之中，Kirk既是推動者也是獲益者，負責填補此一空缺。

至今，Kirk依然持續履行這樣的任務。舉例而言，去年年底，特朗普預告提名的官員、特別是國防部長Pete Hagseth面臨重大爭議，當時，中校退伍、曾在伊拉克服役的愛荷華州共和黨籍參議員Joni Ernst 等人尚在猶豫，不確定是否願意支持。當時，Kirk直接公開威脅將動用轉捩點的力量，投入初選拉下Ernst。要是不願意支持特朗普指定的國防部長人選，「Ernst你哪天突然發現自己怎麼在初選中被挑戰，你就不要還感覺訝異」。

「舊的RNC（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舊有的黨機器）做事情的方式已經死了，懂嗎？你以為我們轉捩點行動、轉捩點政治行動委員會滿足於現在這樣而已嗎？不，不，不，不！」這是Kirk去年12月的發言，平台當然就是他個人的podcast。後來，Ernst等人也都乖乖支持了Hagseth的提名，她本人也在這個月初宣布退休，不再爭取連任，儘管她只有55歲。

Kirk崛起的背景，與其說是左右派之間怎樣激烈的鬥爭，不如說是組織空洞化的共和黨，以及強勢「併購」共和黨的特朗普。如同資深政治記者Ian Ward所分析的：「共和黨逐漸成為一個空殼，以特朗普、而且只以特朗普為核心；在此之際，Kirk則是創造了新的制度性鷹架，讓搖搖晃晃的結構可以不致分崩離析，能夠環繞在領袖身邊。」

所謂的與自由派對抗或者對話，其實都只是噱頭，都是幌子。Kirk的核心不只是一個衝撞者，而是一個建立者，是建立並維繫「特朗普秩序」的要角。就此而言，他以僅僅31歲的年齡，卻已經成為新一代共和黨中教父般的存在。

政黨組織疲軟下，一代又一代的右翼教父

不過，共和黨之所以體質虛弱，能夠由特朗普在Kirk等人的輔佐下取而代之，並非一朝一夕的變化，而是共和黨在黨組織和意識型態上長期的現象。在Kirk之前，美國保守派早已有數位這樣的教父級人物。

政治學者Sam Rosenfeld和Daniel Schlozman 主張，美國兩黨的組織疲軟、特別是共和黨易於被外部人士左右，是美國當代政黨體系的特色。從戰後、特別是從70年代開始，許多利益團體興起，對政黨本身並無忠誠，只是工具性地利用政黨達成其目的，會動用金錢和基層組織的力量強勢要求政黨、候選人遵照他們的立場。這些單一議題組織在廣義的右翼尤其常見，包含福音派教會資助的反墮胎、支持「基督教價值」的團體，也包含訴求大幅減稅的資本家。加上，美國政黨的選舉提名逐漸改採初選制，而在初選中最重要的策略是動員少數最熱情的選民，所以在核心支持者內部的組織和論述實力才是奪勝關鍵。加上後來的選舉法規改革，更讓這些團體有許多方式投入大筆金額，在初選和大選期間繞過政黨，直接支持他們所屬意的候選人。政黨在組織和在意識形態上的影響力因此逐漸下降，候選人可以在利益團體的支持下單騎突圍，甚至騎劫整個政黨。

其實，早在50年代的尾聲，幾位在當時屬於極右翼的「反共」富豪就可以聯手成立知名的草根組織John Birch Society，延續麥卡錫主義的論調，在各地寄發文宣、創辦報章雜誌，投入校區委員等基層選舉，由下而上建立基層實力──就如同Kirk在大學校園建立組織，並且利用媒體建立起自己的品牌。他們痛批包含共和黨籍總統艾森豪在內、整個政府都充滿共產黨同路人，必須予以肅清。這個路線吸引了許多對冷戰感到焦慮、對新的種族秩序感到憤怒、對艾森豪居然接受羅斯福新政體制不滿的保守黨基層選民。

當時，就連在黨內已經屬於反共右翼領袖人物、被政壇普遍認為屬於激進派的Barry Goldwater都私下表示John Birch Society的陰謀論太過火，居然連艾森豪都被他們指控。然而，他還是接受該組織的大筆捐輸和基層動員協助，連任參議員之後，又在他們的支持下爆冷門直取共和黨總統提名。理所當然地，Goldwater拒絕譴責該組織，而當保守派友人勸告他必須與該組織劃清界線時，他更留下了一個經典名句，為他不能這麼做提供了誇示的藉口：「鳳凰城（亞利桑那首府）每兩個人就有一個是John Birch Society組織的成員，我不是在說那種被共產黨人嚇壞了的蘋果農夫，或是喝仙人掌酒的醉漢，我是在說社會上最有地位的那個層級。」而靠著這個層級的人所挾有的組織和宣傳實力，靠著他們所教育出的基層群眾（那些蘋果農夫和仙人掌酒醉和），就足以左右黨提名人的立場，決定一整個政黨的意識形態走向。

後來，包含Goldwater大選慘敗後，也有新的「創業家」不甘心黨內菁英背叛他們，在反工會、反對槍枝管制、反共、支持基督價值等的金主支持之下，開始使用當時新崛起的宣傳技術，也就是透過類似郵購的方式直接郵寄文宣廣告。像是Richard A. Viguerie以Goldwater支持者的名單為基礎，開始廣泛郵寄文宣（「自由派正在掌控學校，在教導你的小孩食人族和換妻都是可以接受的行為！」），成為此一傳播模式的先驅者。有趣的是，Viguerie也投入大學校園內的組織，是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YAF）此一團體的第一代領導人──而在半世紀以後，YAF也和各校共和黨組織一樣，逐漸被Kirk的「轉捩點」取代。

他也利用自己對選舉管制法規的熟悉找到漏洞，成為第一代花費幾乎可以無上限的助選組織，遂成為右翼新一代重要的話事人，並和另一位教父等級的人物Paul Weyrich合作，建立了基督教右翼的基層實力，將他們的訴求帶到共和黨的主流，進而成為列根在黨內竄起、進而當選總統的重要功臣。相對於Viguerie，Weyrich的功能則是建立組織，到各地招募並訓練符合基督教右翼價值的候選人，同時也成立智庫，提供共和黨候選人政策藍圖，加上還深入教會網絡，鼓勵更多牧師投入右翼政治。

就此而言，Kirk也可以說是Viguerie和Weyrich等的傳人。在各自的時代，他們都是創新者，能夠充分掌握新時代的文宣、組織和金錢的金錢力量，並以其與右翼的特定新興候選人的早期結盟，讓他們能夠成為重要的掌權者，進而躍升為當時的右翼教父。他們之間的差異只不過在於他們的憑藉不同：在組織和論述上，他們的實力基礎可能來自報章雜誌，來自教會網絡，來自大量郵寄文宣，或者來自校園串聯和社群媒體——但不論在哪個年代，也都必須來自金錢。至於後來以反女性主義草根組織聞名、也長期經營反「全球主義菁英」新聞信的Phyllis Schlafly，乃至90年代重要的福音派電台網絡鉅子、也同樣透過教會網絡散播動員文宣的基督右翼意見領袖如Pat Robertson等等，他們崛起的路徑、展現的功能也都相當類似。

從John Birch Society到「轉捩點」，從Viguerie、Weyrich到Schlafly、Robertson，再到今日的Kirk，他們的崛起軌跡和政治遺產可以說是一脈相承：比起和自由派有任何的互動或交鋒，他們生涯的重點是利用美國政黨體系、特別是共和黨的弱點，經營起自己的組織和論述實力，並與特定政治人物合作，互相利用，成為新一代的右翼教父。尤其在Kirk的案例中，他所採取的政治風格同時又服膺owning the libs的指導原則，自由派的真實反應因此更根本不曾是他的主要關切，重點在於宣示右翼的尊嚴、展現保守派的存在感。面對像是這樣的個案，如果在理解他時著重於他和自由派的對話／對抗，將很像是在理解電影《教父》時竟把重點放在主角和紐約警方的互動，反而忽略了他在紐約黑手黨世界內的布局和影響。要定位他們的政治遺產，依然必須從右翼內部、從共和黨黨內權力運作的角度出發。

特朗普掌控的共和黨，特朗普定義的保守派，特朗普統治的美國——這才是Kirk所投入的事業，他留下的真正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