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友誼，新領袖：撤出坦桑尼亞的中國投資客

【編者按】在中國大陸的歷史敘事中，「第三世界」是一個無法被遺忘的外交術語。「三個世界」的理論來源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決裂，繼而中國在外交上走向「亞非拉」——向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輸出革命、建設和援助。在這其中最早也最重要的國家之一，是位於非洲東部的坦桑尼亞（坦尚尼亞）。1970年動工，1975年建成的中國援助項目坦贊鐵路，被列入全國的中小學教科書，但除此之外，更多援助的工農業項目在多年之後則漸漸不再被人提起。近年來，隨着中國「一帶一路」的推進，圍繞在非洲的中國人和中國資本，又多了許多討論，而此時的坦桑尼亞，則又成為了一個特殊的例子——新總統與其新政策正在讓許多中國人離開這個浸透了「傳統友誼」的地方。這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

終於，在2013年，一位在坦桑尼亞工作的中國女士偶然發現了二十世紀早期的華人墓園，證明了清末民初中國人飄洋過海到這個非洲國家生根發芽的傳說。1965年，新華社記者高梁和王治在坦曾經粗淺走訪一些當地人，根據他們提供的消息推測，最早來到坦桑尼亞的華人很可能是為德國修築中央鐵路的華工。由於當時條件所限，記者無法深入。當然，那時候打探這些消息，也不是出於閒情逸趣，更和如今學界熱衷的「離散華人」故事無關。其目的是政治的：「夯實」從1960年代開始的兩國乃至亞非人民「長期友好交往和承受共同命運」的政治論述。

中國人從1960年代開始出現在坦桑尼亞，成為坦桑尼亞建國後關係最緊密的外國人群體之一。1980年代開始，他們慢慢淡去，1990年代末，中國人又驟然回潮。

「有人說我們是東非沉睡的巨人」，在達累斯薩拉姆（三蘭港）大學歷史學系辦公室裏，奧斯瓦格教授苦笑着說，他身子往後探，肢體語言透露出他相當認可此說法。

所謂沉睡的巨人，一方面指坦桑尼亞從獨立以來打拼下來的遺產，識字率和婦女就業率在非洲都屬較高水平。另一方面，這個意氣風發的國家卻依舊在經濟發展常跌跟頭。在新千年後的中國人非洲投資狂潮中，坦桑尼亞憑藉早年與中國的政治情誼和多年來積累的熟識程度，成為中國人的重要落腳點。一家中坦合資公司的負責人告訴我，在幾年前最高峰時，在坦桑的各色中國人有「六七萬左右」。在首都達累斯薩拉姆（三蘭港），曾經有着大片中國城，華人往來絡繹不絕，飯店和超市眾多。首都沒有哪個出租車司機甚至摩托手會沒聽說過。

這之中，中資企業有數千到上萬人。就像在其它非洲國家一樣，中國接受的大型基建工程依舊是投資主體。公路、橋梁、房建、供水、機場和港口，這些項目有大量是由中國承包。而其它華人或私人資本介入較多的，則是小生產領域，如建材、摩托車、鞋帽、餐具和箱包等等。這兩者會共同參與的，則包括農業、礦業和電力等。貿易涉及各類生活用品的批發，產品銷往周邊鄰國。

但就在近幾年，中國人迅速流失。準確地說，是從2015年的馬古富利（John Magufuli）總統上任開始。2018年5月中國官方發布的對外投資指南中，估測在坦華人有兩萬，而當我到達坦桑的2019年7月，當地中國人告訴我，他們只剩下大約六七千。

「也就十分之一吧，其餘的都走了」。

中國在坦桑

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而言，坦桑尼亞是最好的朋友之一。

在等候過關時，我遇見一個大約四十歲的中國男子，他在櫃枱邊上無比焦慮。只會中文的他打印好了朋友填好的過關申報表，打算照抄，卻發現機場的表格換了版本。

他是一個來自福建福清的煤礦合夥人，次日一早還要搭班機去姆萬扎（Mwanza），那兒有他的老鄉經營的煤礦。對於生意狀況，他只表示「就那樣」，無論如何得先做着。他帶着兩個顯示器大小的紙箱，兩盒精品茶葉，一個塞得鼓鼓的書包——全是散裝的大紅袍。紙箱裏全是一摞摞空白的表格。「做賬用的」，他說。

約兩週後，我聽說姆萬扎的礦上「死了兩個挖礦的中國人」，我趕緊發消息問他，但他沒有再回我。至於死亡原因，聽一個與大使館關係密切的華人社團工作人員說，是「礦上的人不注意衞生」，染了病。兩個人的死訊在快速整理後上報了中國大使館。

1961年，東非大陸上的坦格尼卡脱離英國殖民不久，便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1963年，海上的桑給巴爾島也獨立，並和中國建交。1964年，坦格尼卡與桑給巴爾兩國合併為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成為泛非主義極少落地的實際成果。開國總統尼雷爾（Julius Kambarage Nyerere）也成為聯合共和國的國父（Baba wa Taifa）、導師（Mwalimu）與國家象徵。在他卸任三十多年及逝世二十年後，尼雷爾的肖像依舊高懸在每間餐廳、教室、車站和辦公室裏。

尼雷爾是第三世界一位廣受敬仰的戰士，在他任內，坦桑尼亞推動了泛非運動和東非共同體，也積極推進了南部非洲解放運動、不結盟運動和聯合國的新經濟秩序。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而言，尼雷爾是最好的朋友之一。在周恩來1963年到1964年的系列訪非後，兩國於1964年6月簽訂了《中坦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對北京而言，擺脱已被批為革命意志消退的蘇聯路線，獨立踐行自己所構想的「亞非拉」自主建設新藍圖，需要一個堅實的朋友；而對新生的坦桑尼亞而言，在連續遭到美、蘇、英甚至聯合國的冷遇後，也急需找到一個願意真心支援的大國。

從1965年起，第一批中國援坦工程迅速落地，包括了一批高質量的工廠——涵蓋紡織、製革、製糖、捲煙等眾多輕工業。1968年投產的友誼紡織廠（Urafiki Textile Mill）成為了東非最大的工廠，高峰時刻擁有近六千工人。隨後由中國援建的坦桑尼亞-贊比亞鐵路（TAZARA Railway），更是戰後非洲僅次於蘇聯在埃及的阿斯旺大壩的第二大工程。

坦桑尼亞版本的社會主義稱為「烏賈馬」（ujamaa）運動。烏賈馬思潮和國有化政策一起持續到1980年代中期，然後轉軌，變為市場化及多黨制。在這個過程中，坦桑尼亞一如既往保持了政治穩定，但這並非國家機器強大的結果，而是尼雷爾時代成功塑造的國家認同所致。

我落腳在友誼紡織廠大院附屬的「中方專家組大院」，如今這裏沒有什麼專家，住在這裏的中國人都以大院「院士」來互相打趣彼此。在友誼廠裏，中坦友誼史仍在詭異運轉——為數不多的中國人聚在一起吃飯，環境也打掃得一塵不染。

這是一個社會主義工業項目的複製品，從車間、食堂、辦公樓、診所到集體宿舍，應有盡有。織布車間中，織布機像海洋一樣排開，在年久失修的照明設備下幾乎看不到盡頭，這是當年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驕傲，五六千人所在的工廠。坦桑尼亞經濟的「長子」，五大國有企業之一。一個老工人告訴我，尼雷爾曾經隔三岔五來看望工人，給他們打氣。「每次他來廠裏，都會在辦公樓前面的空地上對我們講話，我們就端着凳子到那兒坐好」，他回憶到一次更特殊的經歷，在1970年代某天，他從車間出來往辦公樓方向走，在轉角處撞見了總統一行人，「我完全驚呆了，僵直地站着不知所措，導師（mwalimu）笑着地走過來和我握手，說小夥子，你今天努力工作了嗎？你們可要多多生產啊。我連聲答應，連蹦帶跳跑回車間跟大家宣布，我剛跟導師握手了！」

如周恩來在對外援助「八項原則」中承諾的，中國用了最好的設備和最高技術水平投入到友誼廠。中方技術人員在開工後依舊留守培訓年輕的坦桑尼亞工人，直到這些新手都獨立掌握技術，才在1974年離開。另一個老機修工告訴我他在1977年和二十來位工友們前往上海進修了半年。他給我看那時的照片——在外白渡橋和上海大廈的背景前，他們滿臉朝氣地望着遠方，無一例外地穿着喇叭褲，「那時候很流行，我們都是從電影裏看來的」。

車間裏零星地出現幾個工人的身影。這是因為如今友誼廠只是「有限開工」。從1980年代中後期起，對國家經濟狀況力不從心的尼雷爾主動辭去總統職務，決心換上年輕人，在IMF和世界銀行的強力影響下，新政府快速啟動了市場化和私有化進程，諸如友誼廠一類的樣板國有企業則漸漸失去了競爭力，而新老工人之間缺乏足夠的技術傳承，使得新一代工人無法支撐高速大規模生產，工廠效益逐步衰退，直至虧損。到1990年代中期，工廠虧損到幾乎快關停。

1995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訪坦，處理友誼廠是出行目的之一。朱對工廠的狀況感到痛心甚至憤怒。最後的解決方案是：中資以51%的股份來與坦方共同管理這個亟需學習市場化的企業。

在中國進出口銀行一億美元商業貸款的支持下，新的友誼紡織有限公司於1997年正式成立，然而除了當年盈利以外，往後的每一年，工廠都仍然虧損。中方管理人員認為這其中的原因在於生產成本過高，工人技能不足，坦方依未能擺脱以往社會主義「大鍋飯」的「惰性」，管理層處處受人掣肘，無法隨意解僱工人、無法拒絕漲工資。而他們的競爭對手們，則是無需揹負歷史包袱的的完全私有化市場化的企業——比如印度裔經營的的紡織品牌Neda，長期以來一直靠從模仿和尾隨，現已經漸漸佔得上風。

新總統

營商環境惡化，這是這幾年對坦桑時局最常見的評價。

坦桑尼亞人，尤其是首都居民，對中國並不陌生。尼雷爾一生五次訪華，其後的總統也延續與中國友好，說雙方是「老朋友」並不誇張。

不起眼的轉折發生在2015年，現任總統馬古富利上任。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獲得了不少居民的讚賞——「衞生有改善，承諾修的東西也在修」，「過海關不用塞小費了」，「德國人幫着做的BRT質量很好，車輛是從中國買來的」 。

然而，馬古富利的上台後的表現讓中國感到錯愕。他一改數十年的對華緊密交往政策，對中國表現得相當冷淡。2013年，習近平上任以來首次以中國國家主席身份出訪，就選擇了坦桑尼亞。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馬古富利上任已有四年，沒出訪過一次中國。

不過，馬古富利政府對中國並無敵意，言辭上也無涉反華反共，坦桑也沒有排華。

「其實他不是僅對中國冷淡，他對美國也冷淡，他好些對外國投資不怎麼感興趣」，一個中國私企的工作人員跟我說到。只是，對一貫與中國關係緊密的坦國而言，這種冷淡已表現得非常明顯。「我們都在揣測他想幹什麼，這樣的政策還要持續多久，很多人等不及已經走了。」 營商環境惡化，這是這幾年對坦桑時局最常見的評價，「税太高了，把人往死裏逼，我們的收入至少少了三分之一」。

馬古富利保持着一種獨特的內聚觀，不僅對中美都不感興趣，甚至連歐洲也懶得打理，上任四年來足跡竟不出非洲，就算這樣他也只在東非和南部非洲兩個區域簡單走訪。同時他對高級官員出訪外國下達眾多限令，不是必須的、重要的活動，都不支持出行。據報導，四年來僅是因此省下來的差旅開支就達1.8億美元，這對這個非洲國家來說已是鉅款。在全國範圍內，馬古富利打擊貪污、玩忽職守、裙帶關係、偷税漏税和珍稀資源出國，包括加快遷都工作的一系列政策則都在強力推行中。現政府大有要讓國家改頭換面的決心。

在一次飯局中，一位中國駐坦桑某公司的本地人高管對我直言他對馬古富利的敬佩：「你不知道，在非洲，這樣的總統太難得了！大部分總統上台都是糊弄。我們這裏各種關係盤根錯節，政令都是表面文章，執行的都很少。這個人不一樣，他能夠把事情真正推下去。」

接下來他的談話更讓我驚詫：「他會去找那些富商談，說我們有個項目想得到你的支持，你的錢的來頭我們都知道，你難道不想回饋社會嗎？這樣國家就有錢推行項目了，總之有各種各樣的方法來推進這個國家」。

這位高管對中國的改革路線相當認同，他自稱是中國改革的見證人。「我1980年代去中國時，中國有的地方和坦桑尼亞沒那麼大差別，後來1990年代我又去上海念研究生，發現開始不同了，一直到今天」。他斷言，坦桑尼亞面臨的最大困難「還是在觀念上」，「我在1990年代中國已經開始跟蹤一些中外合資的案例，那時候這東西還很新，但我已經看到了未來的趨勢」。在種種問題上，他總能跟中國管理層能想到一塊兒去，以至在一次處理罷工時，坦方管理層擔心他的立場，後來乾脆讓他提前退休，離開工廠，但工資照發。這這並不是什麼壞事——他又在另一家完全市場化的公司找到了相似的管理層職務，領着第二份工資。

中國人對馬古富利的抱怨，他看在眼裏。他的確覺得有些政策限制了中國人的部分利益，但是「你知道，不是所有中國人都是合法經營的」。他繪聲繪色講述了一個聽來的故事：有一個嚴重漏税的小廠，被坦桑税務局查獲，罰款上億先令，並沒收護照。老闆直接從大使館補了護照坐飛機溜回國了。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看法。在機場，我和司機排隊等着繳費。馬古富利巨大的畫像立在一排同尺寸的華為手機廣告中，每個人想進市區的人都要面對他的微笑。

「這個人你喜歡嗎？」我問司機。

「那你喜歡你爸爸嗎？」

「我聽說他打擊腐敗很厲害。」

「哪個總統不這樣說呢？」

「聽說他之前當部長時就很清廉？」

「清不清廉你知道？政治的東西，不是我們這些普通人能搞懂的，說不定他當時已經撈夠了錢，然後現在開始打擊腐敗了吧。」

司機1955年出生，1975年開始做了十年的海員，跑了半個地球。我問他覺得現在和過去有何不同。他答沒什麼不同，生活總是艱難（life is always hard）。

另有一次，一個開着二手兩廂豐田車的年輕司機跟我抱怨現在的政府不懂經濟。他平時在銀行上班，下班開UBER賺外快。他認為現在政府能收到的税越來越少，税收越少，他們就越要榨取，結果撤離的資本就更多——「這樣一個循環他們看不到嗎？」

加強執法

減少外資進入，也許是馬古富利獲得更大權威的辦法，而權威是他眼中推動建設的保障。

讓中國人困惑的是，坦桑尼亞的新政策與其說是對外的，不如說是內政的延續。

許多人反映，基層執法人員活動的密度和力度都加大了，不像以前那麼好打交道。不過，如果考慮政府內部的博弈情況，之前外資所牽涉的經濟部門的權力恐怕過大。減少外資的進入，也許是馬古富利希望獲得更大權威的辦法，而這一權威是他眼中推動建設的保障。

馬古富利需要打擊的一連串施政障礙中，包括了坦桑尼亞政府與外資接觸的中間地帶。傳統上，這個領域不太受國家的控制——尤其外資是更強更有談判籌碼的一方。而如果要想驅動政府機關和動員基層執法人員，馬古富利也得賦予或默許他們擁有更大的執法權或執法自由。從掌控官僚隊伍的和調動資源的角度而言，這些政策也就變得可以理解了。

「隨意執法」是中國人抱怨最多的。早先，執法人員會以環保、消防和移民的名義來檢查，「所謂檢查就是來要錢，我們廠的排污的確是不達標的，他們來檢查我們，我們準備一點錢給執法人員就行了，每個人給個幾萬先令（合人民幣數百元）。」一位商人告訴我。

但現在，事情變得有些棘手。首先是檢查的力度驟然加大。查驗的頻率高了許多，我所接觸的每個人幾乎都碰到過這樣的情況。並且執法人員不那麼好說法了，「容易逮人，先把你抓到局子裏再說」。

在一個經營建材的小廠裏，一個三十來歲的中國人正在準備回國休假，他前不久才被移民局抓進去，情況一度有些嚴重，面臨遞解出境的危險。其原因是他拿着學生簽證進入坦桑，卻在合夥經建材公司。執法人員在某日突然出現在公司門口，要查看所有人的移民證件，他護照上的學生簽證讓執法人員疑慮頓生——他為何出現在公司裏並且一幅正在辦公的樣子？結果他直接被帶走，「後來，錢還是送進去了，他也放出來了。人扣在他們那兒，我們也沒太大討價還價的餘地」。

即便是中資機構派駐的經理人，也遇到了類似的情況：一群中國高管在首都附近一個景點用餐，離他們桌子不遠處，幾個當地官員也在吃飯。幾位中國人正吃的開心，那幾位官員徑直走了過來，直接說「請出示一下你們的證件」。一群在餐廳用餐的中國人有多少會隨身帶護照呢？結果是所有人被帶走，被扣留了半天後，又都放了回來。

不少中國商人對新政府對待外資的態度非常不滿，認為這一做法無異殺雞取卵。一個2014年來坦桑經營小規模玻璃公司的人告訴我他們的營業額比以前少了四成，税率增高，而且税的門類也在變化，「這樣下去，根本賺不到錢！他們不懂經濟，人都走光了，誰還給你貢獻税收！」另一位合夥人則表示，由於玻璃是特殊行業，難以長途運輸，一般就地生產，且當地已經形成一批老顧客，因此尚未搬走。現在利潤率不如以前，但在找到下一個地點之前，只能繼續觀望。

鐵路與僵局

在1972年的轟動一時的相聲《友誼頌》裏，相聲大師馬季扮演一位赴坦工作的技術人員。如今他的學生想來再續前緣，卻無人關注。

在坦贊鐵路的總部，我見到了中國中車集團派駐的工程師。目前有兩位中國工程師在坦贊鐵路工作，負責解決較難的技術問題，這是從1976年坦贊鐵路全線竣工後的技術合作的延續，數十年來從未中斷。

他告訴我，他的同伴正在國內休假，此刻就只有他在這兒獨單大任。而他已經在這兒工作四年了，「本來是兩年一輪，我們早該回了，但是新協議一直沒有，換了人又不好交接，我們就只能等。」

由於貨量不足、產權拆分及管理不當等原因，坦贊鐵路在1980年代後期以來陷於虧損和運營困難，目前「半死不活」。來往於全線兩端的客車一週只有兩班，其它只剩下聯通首都與城郊的短途通勤班車，每日三班，每趟約四十分鐘，行程二十餘公里。

中坦贊三國在2013年有過一次重新激活坦贊鐵路的協議，中國將為鐵路提供技術升級，使坦贊鐵路重新發揮作用。中國方面對鐵路是帶有感情的。三方談得都好，但到了簽協議的時候，馬古富利已在任上，對此事遲遲不決，而「贊比亞那邊早就簽了，坦桑這邊不簽，就卡住了」。

至於不簽訂的原因是，馬古富利政府始終對其中一些條款中的權責和坦贊鐵路未來的定位不能完全敲定。如今，坦贊鐵路早已作為一個中非友好的歷史符號進入歷史，鮮有人問津，跟當下的投資開發熱潮沒有太大關係。

今年8月，中國相聲演員姜昆隨中國曲藝協會藝術團到非洲慰問華人團體，他專程走訪坦贊鐵路車站及當時的工程指揮部，為他已經故去的師傅馬季實現「遺願」——而這一事，並無主流媒體報導，只是在諸如《非洲僑網》和相關公眾號，又或者姜昆本人的微信朋友圈裏才能看到。在1972年的轟動一時的相聲《友誼頌》裏，馬季扮演一位赴坦工作的技術人員，他台詞裏的「拉菲克」 （斯瓦西里語「朋友」）曾是那一代中國人所熟知的外來詞。如今他的學生想來再續前緣，卻無人關注。

實際上，馬古富利政府是想大力振興鐵路運輸的。他強調對鐵路運輸的重視是繼承先總統尼雷爾的遺志。一位工程師告訴我，現政府並對坦贊鐵路不可能不感興趣，不然總統也不會專門去走訪坦贊鐵路。他說的是7月25日，那天馬古富利在首都總站隆重登車，前往莫羅戈羅地區參加活動。在總站，總統發表了將加大投資坦贊鐵路使其能夠可持續盈利的講話。他決定投入超過153億先令（合660萬美元）用以購買新的火車頭和貨罐車。而在2016年10月，馬古富利就與到訪的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談及鐵路事宜，不過那是關於中央鐵路——德國殖民政府在一戰前修築的一條線路。馬古富利有一個宏偉的計劃，這條百年鐵路往外延展至盧旺達和布隆迪，使其成為一條國際鐵路。這也是馬古富利目前力推的30個大型發展項目之一。當時，中國對此表示支持，一如他們繼續參與坦方的大型基建項目。但由於坦贊鐵路新協議拖沓，中方逐漸意識到在坦方的新構想裏，坦贊鐵路可能會被邊緣化，這是中國在利益和情感上都難以接受的未來。到今年，中坦雙方圍繞鐵路一事幾乎已成僵局。中國大使館對中央鐵路顯示了足夠的冷淡，而幾個長期駐紮在坦的中國工程承包類巨型企業也步伐一致地不參與其投標活動，這讓馬古富利頗為惱火。

而在近處，首都一個小海灣上的由日本在八十年代援建的公路橋已近飽和，逐漸成為城市交通的一處瓶頸。政府希望再建一座與該橋平行的橋梁，緩解車流。而這次，馬古富利則要求不接受中國公司投標。工程最終包給了韓國人。

諷刺的是，韓國人又把工程分包給了中國公司，「因為只有中國基建能夠滿足坦方的條件——價格好，速度快。

「馬古富利不是不知道，因此對於韓國公司轉包給中國後，也沒說啥」，在我經過日本橋時，開車的人對我說。

這樣的小摩擦始終沒有升級。在國家層次的外交關係中，雙方沒有出現明顯的措辭變化，依舊互相表示友好與歡迎。變化也只在細微處，中國駐坦大使館會明確告訴前來諮詢的中國投資客，目前不建議來坦投資。而在中國官方的投資指南中則指出「營商環境惡化」。當然，坦方的行為畢竟不涉及違法，因此中方也並無抗議之說，只能勸告中國投資者，目前坦桑政府正經歷變化，之前很多生存經驗，不能再沿用了。

尾聲

「我很抱歉這個國家辜負了你們的幫助，但請不要怪它，事情太艱難了」。

似乎在現階段，坦桑尼亞政府對於外資和外援的態度是複雜的。一方面，一個孱弱的經濟體不可能不接受外來力量，另一方面，從獨立起到現在大半個世紀的輸血，並沒有使這個國家擁有自立的經濟。尼雷爾晚年的最大遺憾在於，作為一個把自力更生作為國家總路線的導師，卻成為非洲最能爭取外援的領導人。

在坦桑尼亞，尼雷爾始終深受敬仰，他幾乎被視作一個「無瑕」的政治家。他的非洲社會主義看上去也相當温和，不過知識分子們更喜歡指出他的經濟政策實讓國家經濟陷入泥淖——尼雷爾就像一個辛辛苦苦的農夫，但總是管不好自家的地，喂不飽他的孩子，每到饑荒就只能外出向鄰居乞討，討到的食物他都毫無保留地分給孩子們。

如果說尼雷爾時代，坦桑尼亞還有清晰的願景和堅定的意志，以及在革命中獲得的政治尊嚴，那麼1985年以後的坦桑，則是一個尷尬的，不斷接受外援又掙扎着起不來的國家。尼雷爾時代工業化的努力都在那之後逐漸消逝，到目前，大量的工業製成品都必須依靠進口。

我曾打聽過如今已不存在的烏本戈農具廠（UFI），那是中國在1969年援建的生產小型農機具的輕工業基地，產品小到鐮刀大到手推車。因其質量好，當年農民只認這個牌子，別的都看不上。TZ Business News 的一位兼職撰稿人告訴我他曾經做過這個廠「人間蒸發」的情況。在私有化改革中停產的農具廠被賣給私人，老闆急着處理，把廠裏的機械設備當廢銅爛鐵按照重量賤賣給肯尼亞。更唏噓的是，在後來，肯尼亞把這些機械重新粉刷後，按照新品價格賣回給坦桑尼亞農業部。在這場為關於「坦桑尼亞國有資產流失」的調查中，這位撰稿人多次試圖進入UFI的原廠區而不得。廠房仍在，但他聽說現在是一個生產塑料管道的公司在使用場地。

「我們是一個農業國啊，你把生產農業器械的廠砸了，這是什麼道理？現在又要一切從頭來了。」

作為一個曾目睹坦贊鐵路施工現場的青少年，現已六十多歲的他對中國人有些情感。「我很抱歉這個國家辜負了你們的幫助，但請不要怪它，事情太艱難了」。

實際上，坦桑尼亞依舊維持着某種尊嚴和體面。作為一個國家建設（national building）成功的後殖民政治體，坦桑尼亞在政治上有着最基本的完整性，「國家」超越所有的部落和區域差別而成為最根本的公約數。它的人民雖然貧窮，但並無可憐相。尼雷爾希望非洲團結和聯合能夠不限於原殖民政府留下的邊界和國家機器。在即將立國的前夜，為了等待烏干達和肯尼亞加入聯合共和國的可能，尼雷爾甚至推遲了宣告國家成立的時間，泛非主義已是其制憲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坦葛尼卡與桑給巴爾島的聯合是他邁出的第一步，當然也是唯一的走通的一步。後來退而求其次的東非（經濟）共同體，則是此類理想的延續。

馬古富利似乎仍談希望在某種程度上激活尼雷爾的遺產。他喊出「再工業化」的口號，希望建成一個「半工業化」的國家，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宣稱他是導師真正的接班人。不過，與導師不同的是，第三世界的互助網絡已經解體，如今的坦桑尼亞必須要在全球市場上孤獨地為自己待價而沽。即便相信自己有着「巨人」的底子，但能否及時醒來也仍是巨大考驗。也許對馬古富利而言，外資即便重要，也絕無整合這個國家在此刻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