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地球村已成廢墟，但歷史不會終結

過去10年是華語圈乃至全世界各種共識和信念坍縮的10年。關於「全人類大團結」這個經典話題，目前一種流行的說法是：只有當外星人入侵時，人類才有可能團結起來。

地球村、國際化、聯合國、大家庭、人類榮辱與共⋯⋯這些冠冕堂皇的大詞和背後的意識形態確乎正迅速地油盡燈枯。在世界日益殘酷荒謬的21世紀，它們既無法有效應對現實挑戰，也未能傳達普通人的真實生活體驗，故而被務實而犬儒的時代精神遠遠拋棄。

然而，無論世人如何看待，全人類的命運必然以這種或那種、互助或互害的方式緊密相連。正如政治學者瑪麗·卡爾多（Mary Kaldor）所言，國家之間持續的暴力和非文明狀態必然會將壓力傳導到各國內部，讓任何一國之內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文明和繁榮付諸東流。20世紀，我們已經多次目睹這一過程，而聯合國和各種國際組織雖然今天為人恥笑，但建立之初確實承載了反思文明毀滅、阻止或延緩下一次毀滅的共同期待。

今天，我們承認它們的失敗，拋棄脆弱的幻覺。問題是，拋棄幻覺本身不構成對現實處境的改善，犬儒的態度也不能阻止滅頂之災降臨——理直氣壯的弱肉強食，比起遮遮掩掩的弱肉強食，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說是一種進步。

為了生存這個基本目標，我們仍然不得不在語言和精神的廢墟上，在幻滅與隔絕的真空中奮力掙扎，在迫近的毀滅當前，從零開始建立聯結和對話。

「共同體」中未被清理的剝削底色

一個好消息/壞消息是，共同體想象的破產並不足以在本質上否定廣泛團結的可能，因為近幾個世紀對「全球化」的主流正面表述，絕大多數根植於上升期社會中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甚至是殖民者的體驗和遐想。可以說，對於「共同體」、「地球村」的理解，本身就帶有從未被認真清理過的排斥與剝削的底色。

「共同體」是外來語community的固定翻譯。詞源學者普遍認為這個概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語koinōnía和古羅馬拉丁語communitas。後者的詞根munus代表相互間的義務，con代表共同。在早期城邦和共和時代，共同體主要指同一城邦中範圍狹窄的男性貴族群體，對內團結和對外排斥構成它的一體兩面。而這個狹窄概念的逐步擴大，要得益於羅馬帝國大肆擴張，瓦解了以城邦為中心的社會秩序。

公元2世紀的羅馬演說家埃利烏斯·阿里斯泰德(Aelius Aristides)曾熱情稱讚帝國地大物博、交通便利、萬姓一家，歌頌羅馬是「共同的故土，世界各族共同的祖國（communis patria）」。這幾乎是最早版本的「人類共同體」說法，但也是一位躋身於帝國決策中心的顯貴，用帝國（用被征服之地的資源）提供的便利為帝國進一步擴張進行的辯護。

基督教的崛起進一步拓展了歐洲人想象「人類共同體」的範圍——它既是文明的歐洲人的宗教，又是具有普世性質的宗教，因此成為征服（不信教的）海外蠻族的絕佳藉口。15-16世紀海外殖民熱潮中，高喊「communitas orbis / respublica totius orbis（世界共同體 / 全世界共和國）」口號駛向拉美的，不只有傳播福音的教士團，還有「為了上帝和國王的榮譽」搶奪金礦和耕地的殖民者船隊。

此時，基督教教法正孕育出國際法的雛形，在歐洲內部促進和平貿易往來，但同時也成為殖民者的法律武器。比如，西班牙殖民者的慣用手法是全副武裝地登陸，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向原住民「宣講」教義和王權，然後立刻聲稱警惕的原住民侵犯了國際法賦予殖民者的「遠行，停留，通商，傳教」權利，繼而發動「正義戰爭」。

啓蒙時代的共同體思想遺產，在今天仍然為很多渴望改變現狀的人提供着航標和藍圖。其中，盧梭的共和（république）和洛克的政治共同體（commonwealth）可謂現代共同體理念的兩大基石。在法國，盧梭設想一種人人平等，以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捍衛人權的共和國。但他草草設定的「人人」遠非所有人——且不說他當時也是很著名的厭女者，堅決拒絕給予「腐敗陰柔」的婦女政治權利；而且他口中男性的「人人」也必須有一致的信仰、觀念和財產狀況才能產生有效的公意，所以實際上他的共和設想只能容納下數目較少的中上階層法國白人男性。

英國的洛克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他的commonwealth是一種產權共同體：國家作為守夜人保護着勤勞、誠實、有理性的人的財產和貨幣交易，而不勤勞、不誠實、無理性的人不應被保護。今人通常從英國經驗主義傳統和自由主義哲學的脈絡中理解上述觀點，但其實還有更通俗好懂的展開方式——寫作《政府論》時，洛克正擔任「北美殖民地貿易與種植園事務委員會」和「卡羅萊納土地所有者委員會」的書記，個人還持有北美、中美、南美、非洲的土地和股票。他竭力論證美洲人天生懶惰、弱智，不會耕作，所以他們的土地「仍然是無主之地」，並據此用暴力從原住民手中「合法」購地。

儘管17世紀的洛克對美洲人人性的否認或許和舊大陸人的天真傲慢有關，但後世歷史學家普遍認為他就是由於利益相關而故意傳播偏見。

從聖西門、傅立葉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國際主義的倡導者批判洛克式產權自由主義，在理論上反對殖民和奴役；在行動上亦支持愛爾蘭、波蘭、北美等地反侵略、反奴役、反殖民的鬥爭。然而19世紀的國際主義者侷限在歐洲內的經驗雖然沒有阻止他們共情亞非拉人民，卻導致了過分的樂觀——在《資本論》、《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等文本中，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創造的世界市場必定催生它自身的毀滅；低價商品打破國際壁壘、全球無產階級都會被拖入不穩定、被剝削的依附狀態，這必然促使他們聯合起來鬥爭。

可是，今天我們看到，同為被剝削者與聯合反抗之間，似乎沒有必然關係——當跨國資本的壓迫越深重，困在體系中不同國家的工人之間的惡性競爭就越殘酷、彼此利益就越衝突、促成聯合的物質能力就越薄弱。指望人們因為共同的困境就能「自然而然」地互相團結，或許是把問題想簡單了。

當代知識生產者的特權與失職

伴隨着冷戰格局瓦解、區域一體化和國際組織的增加，各國朝野對人類大團結的信心越來越穩固，彷彿距離全人類大團結只差臨門一腳。除了波動中向好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崛起也進一步散播着樂觀精神。作為戰後新興中產的突出代表，高校和研究機構中的職業知識分子即便沒有高貴出身，也逐漸過上了富裕、有尊嚴、不受拘束的生活，並相信這種生活即便現在沒有，未來也必將屬於全人類。

如果在線上圖書館進行快速檢索，不難發現大部分以全球化為主題的近著都有「當今世界，全球化讓人們可以自由消費全世界的商品、輕鬆進行跨國旅行」之類的開場白。這些套話暴露出作者習以為常的經驗範疇；並非偶然，多數積極參與構建人類共同體理論的學者都來自最先享用全球化成果的富裕階層。

提出「地球村」的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出身富裕中產，在大蕭條和二戰的兵荒馬亂中竟然連續讀取了五個高等教育學位並獲教職。他一生去過十餘個國家，但從未真正走出校園；提出「公共空間」和「交往理性」的德國學者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父親是納粹德國識時務的地方官員，哈貝馬斯後來反思，整個青少年時期他都覺得一切「和平，美好而正常」，對屠殺、戰爭和瀰漫全國的饑荒一無所知。

發明「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一詞的阿爾·戈爾（Al Gore）出身美國議員世家，更為人熟知的身份是和克林頓搭檔的副總統。另一個比較晚近的例子是筆者親眼所見——英國學者尼克·庫爾德里（Nick Couldry）以首倡「全球多元公共領域」享譽歐洲，他在座談會上感慨：自己是最近讀了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才意識到歐洲現代化的進程包含了對殖民地的深刻剝削——說這句話時他早逾花甲，遲來的真誠發現背後，是他一生中從未察覺的歐美白人知識分子特權。

歐美知識分子是樂觀全球化話語的主要生產者。特權雖然未必是一種原罪，卻削弱了他們注意到人類參差處境、理解全球化困難的能力。歐美知識分子自帶的「世界公民」護照使持有者可以平順無阻地穿越大部分國境；發達國家的高校和文化產業也同時以豐富的資源吸引着發展中國家的精英學人涌入。

在星羅棋布又遺世獨立的大學城、大學鎮、大學園中，屬於不同宗教、種族，但說着同一套術語援引着同一個哈貝馬斯、被同一套標準篩選出來的學人，在切磋觀點、把酒言歡中，似乎確鑿地用「對話式民主」、「交往理性」建立起了迷你地球村。這種成就確實令人心醉，但能夠和彼此存在競爭和世仇的鄰國人民互相理解、和解，跟在國際學術會議結束後和該國籍同事喝一杯，並不是一回事。

即便不談白人特權和高校象牙塔，身為知識分子本身的文化資本和信息素養也能從全球化進程中獲益更多。中文社交平台小紅書上，無數名校畢業生分享申請某國人才引進計劃、數字遊民簽證，乃至於規劃workation（工作度假）的攻略，並曬出在普吉島海灘上左手電腦遠程會議，右手搖晃pina colada的快樂照片。實際上，這種快樂要求各種隱形的經濟、政治、文化資源支撐，絕大部分人永遠沒有機會體驗到。

不妨以數字說話：中國大陸目前約有1.6億人持有有效護照，略多於人口的1/10。一般來說，護照持有者中有10%-20%真正有過出國經歷，粗略估算，有機會出國看看的大陸居民僅佔2%。號稱英語走天下的印度人口中，其實只有6%-10%能用英語對話，3%有過出國經歷。甚至於，大部分印度人只能說一種本地語言/方言，和臨近邦的人都無法交流。所謂印度人滿天下只是龐大的人口基數和高辨識度的外表帶來的錯覺。在發達國家美國，儘管3/4的人口曾經出國，但其中階級、種族、性別差異巨大，工薪階層、黑人、女性各有約1/2人口從未出過國。全部美國人中，甚至有60%以上從未去過紐約、11%從未離開過自己出生地所在州。這些人雖然生在美利堅，但他們的生活經驗和人們通常的想象大相徑庭。

心懷全人類的跨國知識分子、從來沒離開過家的美國農民，以及更廣大的外貿工廠打工人和出海廉價勞動力，如何能夠互相看到，如何能夠互相團結？象牙塔中生產的「地球村」話語既未能包含後者，也抵達不了後者。

更何況，知識分子自身的小小特權已經開始快速流失，讓他們驚慌失措。最近幾年，全球經濟下行從生源、投資、財政撥款等方方面面削弱了高校，而政策制定者愈發將不能為科技軍工做貢獻的知識分子視為累贅。在多數曾以高等教育為榮的國家，高校集體降薪、解聘，或用超低薪短期合同取代工資更高的長期合同。同時，知識分子也親身體驗着「世界公民」幻覺的消散。英美加澳等主要發達國家簽發工簽、綠卡的門檻不斷提高；即便拿到簽證，美國高校的外籍教師和研究人員也經常在入境時面臨審查、刁難和無端拒絕，以至於今年的大部分國際學術會議都面臨境外參會者因擔心出入境安全放棄參會的情況。

曾經對知識分子隱形的國境線如今又重新清晰而堅固起來，而這種情況其實不難理解——宣傳公共性、播撒樂觀希望的知識分子，只有在本身具有一定公共性和樂觀底色的社會才會被尊重和需要；而他們既沒能通過自身智力勞動鞏固人類對構架共同體的信心，又沒能關注和回應大衆生存空間被擠壓的普遍痛苦——積極循環沒有形成，所謂世界公民，很容易就會淪為世界棄民。

簡而言之，華美熱鬧的「共同體思想」建立在特殊的經驗和侷限的眼界上。尤其在冷戰後人類發展的關鍵階段，討論人類團結前景的學者醉心於暢想美好的應然，卻沒能認識、描述、分析困難重重的實然。這種失職讓共同體思想淪為了盛世的裝飾品，遇到挑戰便會凋零。

民族主義騙局

當今各國無論其官方意識形態如何，都宣布和邪惡跨國資本、外國勢力為敵，堅決捍衛國民利益。但同時也是這些國家的當權者相互勾結、夥同跨國資本把持遊戲規則，欺騙和逼迫國民進行違背自身利益的零和博弈。

結果，在「強國富民」的旗號下，暴君們結成了世界共同體；跨國資本實現了全球自由行，只有普通國民在「保護」的名義下遭受越來越多的限制、被剝奪越來越多的安全、財產和尊嚴，並在歪曲是非因果的操控下陷入更深的困惑和無力。這樣的騙局廣泛地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卻因為層層欺瞞和誤導難以被發現。

通用汽車（GM）的產業轉移是美國一樁公案。GM作為國際汽車巨頭，將自己塑造為美國民族品牌、美利堅之光。受2008年金融危機波及，GM關閉了製造業發達、工人待遇較好的威斯康星州工廠，把資金和設備轉移到工會不發達、工人待遇差的得克薩斯、堪薩斯等南方「right-to-work」州，[1]以及勞動力更低廉的墨西哥等國。少量威斯康星工人南漂到得克薩斯，以更低的薪水從事原來的工作，更多則直接失業。

面對變故，剛上任的奧馬巴政府以GM是納稅英雄、創造就業功臣為理由，向其輸送510億美金救市資金（來自納稅人）；但同時支持這個功臣向海外和「right-to-work」州轉移，造成就業減少和稅收流失加速。很多失業工人和被波及的工薪階級把自己蒙受的損失歸咎於擁有企業的全球化精英和搶走工作的墨西哥外勞，但同時感謝南方州對自己的收留——實際上，北方工廠的減少和南方工廠的增加同步進行，正因為南方州政府以不支持工會、不保障工人權利作為橄欖枝，GM和其他企業才放心大膽地關閉了北方的工廠。

關於聯邦政府賠了夫人又折兵這件事，最常見的辯護是大企業用稅收和就業作為人質綁架了國家為自己投資，但事實並非如此——作為注資3億的交換，美國財政部獲得了GM 60%的股份，並在其上市後立刻拋售套現，比起綁架，這更像是一種利益交換。同時，作為企業最大股東，政府向GM汽車行業工會（UAW）施壓，要求通過削減薪金、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等方式降低成本，避免GM再度破產。以上紓困措施事後其實收到了較高評價，但即便是在這種「穩健的雙贏政策」下，所有損失最終還是由普通工人承擔了。

那些被轉移到國外的工廠情況又如何呢？最近的比亞迪出海巴西事件補足了GM的故事。中國公司比亞迪2023年正式出海巴西，在兩國都被包裝成強國壯舉——中方宣傳着力於國產新能源汽車衝破歐美封鎖，領軍世界；巴方則強調招商引資提升產能、製造海量就業機會。然而2024年底，巴西勞工部門爆出比亞迪尚未給任何巴西員工提供就業機會；而工地上的全部500餘名中國工人，被承包商沒收護照和薪水、遭武裝保安看押和毆打，缺少基本食物和清潔飲用水，甚至很多人就是被販賣至此。他們的勞動條件不僅遠低於受巴西法律保護的本地工人，也遠低於國內的建築工人同行。

根據中國勞工觀察的調查，這種情況並非個案：承接海外一帶一路項目的工人經常陷入監管真空地帶，受到遠甚於國內一般情況的壓迫。在整個過程中，企業獲得來自兩國政府的大量資金和政策扶持，而兩國工人，卻沒能從「雙贏」的合作中獲利半分。

回顧20世紀和21世紀全球產業流動的歷史，無論是把工作「留在」某國，還是把工作「帶進」某國，普通勞動者希望依靠國家幫助改善生活的願望大多落空。正如霍伯斯鮑姆（Eric Hobsbawm）《帝國的年代》所直言：民族國家和跨國資本根本就是一條繩上的螞蚱：沒有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壁壘，資本就沒辦法利用差價牟取暴利；沒有資本組織勞動力，國家就沒辦法高效地汲取和集中民力、互相競爭。在兩者的合作和拉扯中，人民只是戰略資源，而不是人。

以上所討論的經濟領域，民族國家和跨國企業的聯手盤剝還比較日常而隱蔽。然而，隨着全球共同體願景的破產，區域戰爭也大幅度增加；當戰爭發生，民族國家打着「保護人民」的旗號要求人民為國家獻身時，誰從戰爭中獲益、誰承擔戰爭的後果，這些問題的答案更是充滿赤裸裸的諷刺。

二戰前，納粹針對普通德國民衆食不果腹的現狀，巧妙利用「麵包和尊嚴」、「生存空間」等口號進行戰爭動員。儘管戰時經濟也曾因掠奪鄰國資源而短暫復甦，但在戰敗之前，德國就陷入了遠比開戰前更恐怖的普遍貧窮，很多城市甚至退回了中世紀水平，無論是納粹的反對者還是支持者，此時都不能倖免於倒斃街頭的命運。美國攻打伊拉克時，也常以「捍衛美國人民的自由」作為動員口號，可恰恰是這場戰爭導致了美國自由民主水平大幅度倒退——《愛國者法案》授權政府大規模監聽、搜查、拘留普通民衆，媒體自由被以國家安全為由反覆壓制……

在戰爭結束後很多年，以上領域的自由也沒能完全恢復。最近的例子來自以色列。暫不論以色列在加沙造成的種族滅絕屠殺，在6月份以色列和伊朗短暫的戰爭中，儘管以色列佔盡優勢、在美國的重金資助下一路凱歌，但其GDP仍舊大幅度萎縮，農業生產受到嚴重打擊、食品價格飆升；普通以色列居民不但生活水平嚴重下降，還會被作為預備役重新編入部隊。甚至在一些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城市，居民不得不將日常生活完全搬到地下掩體。同時，由於以色列全面關閉了領空、陸地交通也大面積中斷，以色列居民想要出國學習、工作甚至避難都難上加難，持以色列護照免簽入境170國的尊榮終成一紙空談。

如果說以色列人生活在愁苦和驚慌中，伊朗人則直接生活在地獄中。短暫的戰爭期間，伊朗水電網被切斷、境外製裁雪上加霜，帶來高達40%的超高通脹率。最大的傷害甚至不來自於以色列的炮彈，而來自政府和革命衛隊——作為信息戰的一部分，伊朗禁止了大部分社交媒體，甚至切斷了境內互聯網；戰時經濟政策允許政府對社會財富和糧食隨意汲取、對男性公民強制徵兵，並對女性公民的社會運動進行進一步壓制。

尤其意味深長的是，伊朗流亡海外的人口很多，大多是在1979年逃離掌權的伊斯蘭共和國，或在之後逃離戰亂和苛政的高學歷中產階級。海外伊朗公民因為普遍參與抗議霍梅尼·哈梅內伊獨裁而被本國政府視為賣國賊；同時在伊朗的歷次（也包括這次）對外衝突期間，作為「好戰的伊朗民族」成員的他們又會被定居國沒收財產、驅逐出境或拒絕入境，遭到歧視更是家常便飯。海外伊朗人失去了自己的祖國，又同時成為了很多國家的敵人。這種處境，或許對現下同時被中美兩國視為對方間諜、在雙方就業市場均遭到排斥的一批中國留學生那裡，能夠獲得共情。

有的人食不果腹，有的人蝸居地下，有的人失去祖國，有的人亡命沙場……但很遺憾，「為了人民」發動戰爭的普京、哈梅內伊、內塔尼亞胡和特朗普們並不會蒙受任何損失，他們的財產布局在世界各地，而無限延續的戰爭狀態對於一國之內的獨裁者來說是維持統治的續命神器。

他們甚至欣賞着彼此的弄權技巧：「通俄門」爆料後，普京和特朗普之間近乎肉麻的惺惺相惜已經為衆人所知，內塔尼亞胡近期出版的回憶錄也熱情地讚揚了普京「讓俄羅斯恢復偉大」的頑強意志。在中國日前的九三閱兵中，中、俄、朝三國元首毫不避諱地展示着他們鐵三角般的親密友誼，還被記者偶然錄到他們討論人類通過器官移植獲得超長壽命的可能。在無數這樣的時刻，他們是同彼此站在一起，還是同本國的平民百姓站在一起，似乎已經是一個不需要回答的問題。

最困難的時候，首先搞清基本問題

我們能怎麼辦？任何誠實的現實主義者都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們把太多時間浪費在了坐而論道、清談玄想上，很可能已經失去了逆轉狂瀾的機會。

日前，簽署《2025年新反法西斯宣言》的國際法學者理查德·福爾克（Richard Falk）接受了一次訪談。福爾克嚴肅警告說：美國乃至全世界都在經歷一個「魏瑪時刻」——和100年前的德國高度相似，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由單一強人領袖實行軟威權控制；經濟下行引發全面恐慌；極端右翼排外思想佔據主流；法西斯主義者有明確的目標和高昂的熱情，虛弱的反對派卻缺乏組織和信心——人類不只是日漸分裂，而是面臨迫在眉睫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們或許已經不能避免世界大戰，然而這一刻嘗試改變命運，也總還是比下一刻更為及時。

我們可以做點什麼？最困難的時候，首先要做的是最簡單的事。爬出宏大理論的廢墟，揮別空中樓閣的幻景，在最日常切近的困難中，必然就包含着我們能夠做出的第一步改變。筆者猜想，可能那就是在關乎自身的問題上儘可能清楚全面地了解事實：發生了什麼、誰能獲利、誰會受害、這一切都和我有什麼關係，而我的利益又在哪裏？

沒錯，了解自我利益所在是一個人存活下去的必修科；強權對人的操縱往往着手於把持信息渠道，扭曲人們的利益認知；而擺正這種認知也恰恰是和其他人建立最真實的關係的第一步——遠比直接拔苗助長地上升到人類大團結牢固得多。

即便這第一步也絕非易事。面對信息迷瘴和累積的敵意，搞清任何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者跟挑三揀四的鄰居達成小小的共識，都不亞於是一場來回拉鋸的微型戰爭。然而，就在這個一地雞毛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緩慢地補課、成長，認識自己的能力、認識自己的限度、認識自己周圍的環境……即便最終也成為不了啓蒙家構想的「大寫的人」，也可以儘量做到不被幻覺綁架、看清必須看清的，真實地感受我們被一同拋入的斑駁世界。

這或許是一種保守的期待，但並非悲觀，因為人類的過去也充滿了如現在一般泥濘破碎的時刻，其中既包含對當下的詛咒，其實也蘊含着對當下的啓發：當羅馬帝國中心的權貴醉心於征服天下而完全無視被征服者的苦難時，也有為數衆多的斯多葛派學者和支持者目睹奴隸和「蠻族」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力主公民權應該屬於所有自然人。他們在三四百年間緩慢地影響和滲透着羅馬法系統，最終促成了212年裏程碑式的《卡拉卡拉敕令》。

在西班牙殖民者打着「世界共同體」的旗號，將美洲原住民污衊為毫無智力的猴子橫加虐殺時，和他們一起登陸新大陸的多明我會（Dominican Order）傳教士們沒有成為同胞的幫兇，而是盡力幫助和庇護原住民，積極奔走蒐集罪證，在西班牙宮廷和議會接力式批判殖民者甚至國王的暴行，逼迫宮廷在原住民的人權問題上做出有限的讓步。甚至有部分修士在和殖民者的暴力衝突中被殺害殉道。

啓蒙時代的歐洲哲學家們高擎人性火炬，卻又吝於將火種分享給婦女、窮人、奴隸和被殖民者。在同時代的歐洲內部，出身市民階級的廢奴主義者們已經着手糾正這個錯誤。他們組織起來，募捐籌款、印發傳單、發表街頭演講，批評啓蒙歐洲的雙標和僞善。與此同時，在法屬塞內加爾和阿爾及利亞，接受法式教育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悲痛地意識到法國大革命解放的「人類」不包括自己，卻也逐漸學會用法國大革命的遺產作為自我解放的武器，並最終經歷200年的鬥爭，在法農（Frantz Omar Fanon）和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這一代實現了獨立。

教科書上的線性歷史發展觀告訴我們：古人的思想因為受到時代的侷限而必然落後，隨着時代發展，人類的思想水平也會不斷提高。可仔細翻閱歷史，我們就會發現，人類的共情、廉恥、智慧和遠見不是自動更新迭代的電腦程序。任何一個時代都有為了一己之私顛倒是非的既得利益者，也有目睹真相、敢於直言的反對派。同理，人類社會並不會隨着「時代發展」自動進步，我們也無從保證已經獲得的進步不會被腐蝕而喪失。相反，我們得以暫時享受的每一項進步，都是在前人曠日持久、一地雞毛的拉鋸戰中緩慢達成的。

想到這裏，我們似乎也不必因眼前的退步徹底絕望。畢竟我們的人生還沒有終結，只要還有人類，歷史也永遠不會終結，而會繼續它紛擾波折的旅程。

註：[1] 「Right to work」（直譯為有權工作），指根據部分南方和中西部保守州法律，工人不需要加入工會就可以在工會代表的企業工作。這種法律削弱了工會的談判能力，使其無法組織罷工。因此「right to work」州的工人工資、醫療福利等顯著低於其他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