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好色，女人圖財

「週二週六菖蒲河公園，週三朝陽公園，週四陶然亭公園，週五八一湖公園，週末是天壇公園。」五月，菖蒲河公園東門，一位打扮得像上世紀歸國華僑的北京男士向我介紹北京老年人的五大相親角。年過半百還在逡巡目標的他感歎道：50歲對於男人是道坎。等過了60，就會覺得心理身體各方面都在下滑。再到了70，人就該害怕死亡了。

不遠處的舞池中央，60歲左右、戴寬框眼鏡的男子正面帶得意地摟着一位白裙飄飄的女士，連跳了幾曲。「老色鬼——大夥都知道，他淨喜歡找漂亮高挑的女的。」場外，一位與他年歲相當的東北大姐嘀咕道。

「都好色，都是老流氓。」老胡大剌剌道。他有時會從十多公里外跑來這裏，除了打撲克扯閒篇，還想撞撞運氣，看能否找到一個稱心如意的對象。

其實，老胡身邊已有一個40多歲、在京當洗碗工的甘肅「女友」，正不斷地向他催婚，可他不諱言，他把她當做「性伴侶」。

「說起來叫人罵。」老胡清楚記得，那是2016年初的一天，也是久病的老伴過世後的第6天，他失魂落魄地來到天壇公園。曾經一度，他每天早上都會陪老伴在那裏練氣功，知道在七星巖附近每週末都能撞上兩撥人——「上午是老年人為兒女找對象，下午是老年人為自己搞對象。」

「老伴活着時，不喜歡我跟老太太們搭話。」可就在那天，也就在那地，老胡遇到一個比自己小20歲、來自湖北的保姆——「皮膚白，手腳秀氣，還長了一雙勾魂眼。」一提起她，他明顯興奮起來，「當晚，我倆就在一起了。」

這位「湖北女友」告訴他，她在天壇公園與菖蒲河公園玩了十來年。「知道有這麼一地，我也想去看看。」於是三年前，老胡第一次走進了菖蒲河。

在那兒，他發現湖北女友跟異性們曖昧不清，「我陪她上公園，茶水備好，一旁侍候。四五個老頭也不問問我們什麼關係，上來就給她留電話，說要請她吃飯。」女友並沒拒絕他人的追求。

「她當保姆時，主人跟她說過，你將來在北京，能有一套像我們家這麼大的房子就該知足了。」老胡挺委屈，自己的房子明明比女友主人家大，她搬進來後，怎麼還不知足？「她愛跳舞，手機裏存的全是男人的電話，還總揹着我與人通話。」坐在自家小區的花園涼亭裏聊起這些事時，他指了指對面的一棟樓，「那裏是我家，夏天傍晚，她坐在這亭子裏乘涼，我就透過那扇小窗偷偷觀察她。我發現她專門喜歡跟老頭聊天，哪怕下雨，她都能與那些男的聊到半夜。」

隨着不斷升温的猜忌與爭執，老胡與湖北女友數度分分和和。但歸根結底，他心裏還是捨不得她，因為，「她與我合拍，她能滿足我。」他還念念不忘鬧分手那陣，他難過到突發心臟病，被送進阜外醫院搶救。儘管嫌惡老爸的這位女友，女兒還是給她打了電話。對方二話不說，立馬趕來照顧他，「她還一人揹着我到地鐵口。」

「我忘不掉你。」

「忘不掉就拿30萬出來，給我在老家蓋房。」

「就住我這兒不好嗎？」

「我要有我自己的房。」

湖北女友的要求與那顆「不安分」的心是纏繞在老胡心頭的毒蔓。「你沒見過嗎？有老頭和女方結婚，等領了證，女方入了戶籍，房子也到手了，她再找個小夥氣死老頭——你都這麼老了，誰願意跟你？你離不離？你不離，有的是辦法整你。再等離了婚，房子有一半歸女方。然後，他們每天在你眼前晃悠，真是跳樓的心都有。」老胡強調，這些都是他親眼所見。

糾纏了半年，老胡還是與湖北女友分手。「讓我感到最甜蜜最痛苦的都是她，我最喜歡她。」如今再提到她，他悶悶一笑：雖然沒讀多少書，但有句話，她總結精闢——男人好色，女人圖財。我以前還不相信，問她，難道世上就沒有真愛？她說有，不過太少太少。

「菖蒲河公園就是我們的幼兒園」

「菖蒲河隸屬城市河流流域，位於天安門以東，南皇城牆北側……原是明清皇城中外金水河的一段。」——靠近河的東面，一塊告示牌昭告了它的前世今生。

「世道變了。女人不壞，男人不愛。」在公園長廊外，一位長期沒伴的北京女士，又在人前說起「脱口秀」：半年不見，什麼都見。有人掛掉了，有人離開了，有人百病纏身，有人領證去了——小心小心再小心，這裏的「水」深得很。

看得出，她想用一口溜爽的京片子招徠觀眾。但大部分男士對此興趣寥寥，還有人以挑剔的目光遠遠地對她品頭論足：要臉沒臉，要形沒形——沒戲。

要想「有戲」，就得先弄明白「遊戲規則」。首先，你有沒有北京戶口？在北京，有沒有房？有房，但與子女同住者，可納入考慮對象；再來談退休金——在這裏，八千（人民幣，下同）以上屬於高收入者，月收入五六千元視為中等，至於那些收入在三千元以下、在京無房的外地男女，基本可算作「生態鏈」上「被鄙視的一環」；最後，彼此還要對眼緣、談感覺、看年齡。

「人生快着呢。說話間還是一個少婦，轉眼就成了老婦。」坐在河岸的石椅上，「格格」自稱是滿人。每隔一段時間，她都會從西五環的家來這裏亮亮嗓。她頭戴一頂貌似雀冠的假髮髻，身穿一襲繡着金絲孔雀的絲絨旗袍，腳上一雙鑲滿珠花寶翠的繡花鞋。「步入老年後，人就喜歡紅的粉的，大花大朵，喜歡生活富有朝氣，這就是夕陽紅。」格格望着公園裏那些衣着豔麗的女士們說。

她已在相親角泡了30年。80年代中期是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每週六花三毛錢買張門票，從正門進去，就能看見一個角落，兩三百個男女自發地聚在一起。最大的有70歲，年輕的和格格當時差不多——30來歲。

「我們彼此都心知肚明來的目的是什麼。」格格說，那時女人不會主動與男方攀談，更多是男方大膽上前。後來因爭風吃醋等糾紛，發生幾起爭吵打架，一群人遂被文化宮「請出」，流散到天安門東側。1989年「學潮運動」，他們又待不住了。這時，有人發現菖蒲河公園風景秀麗，適合人談戀愛，便轉戰這裏。直到90年代後期，才漸漸形成今天的規模。週二與週六相聚，少則七八十人，多則七八百甚至上千。

「相比今天，當年相親角也說不上配對率有多高。」格格意幽幽道，來者自帶情感「故事」，防範心理比較強。這30年她都沒有再婚， 「年輕人結婚難，老年人找伴更難，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那為什麼還堅持來？

「成功是很渺茫，但是不來，心裏又好像少了什麼。」她笑呵呵地打起比方，菖蒲河公園就是我們的幼兒園，能讓我們一幫「老兒童」散心解悶也是好的。

「老年人擇偶其實是一個養老的問題。」北京電視台《選擇》節目主編韓康說。2009年，《選擇》開播，最初做各類職業的「選擇」。他們偶然做了一期老年人擇偶，沒想到一炮而紅。連試幾期，收視率都居高不下，這才正式定位節目專為中老年人相親服務。

「愛情是很多老年人人生中缺少的一環。」

運作十年，韓康有自己的觀察：2008年到2011年，通過節目成功配對的伴侶，感情相對穩定。在那之前，老年人找伴多是通過婚介所或是親朋好友的介紹，對於經過節目一定核實篩選、與真人在公眾平台上交流的方式，他們覺得放心。2013年以後，「閃婚閃離」較多，因為老年人缺的就是時間。他們如果陷入熱戀，便與年輕人無異，「不多想，只想24小時待在一起。」另外，他們中也不乏有人帶有目的性地交往，這樣的婚姻自然不持久。之後，隨着移動互聯網日益發達，老人的思想意識也在發生變化。「即使不是優質男，有些男性上了節目，通過熱線反饋，猛然發現原來自己還有市場。更何況優質男，他們會收到成百上千的電話。」這樣一來，他們自會想到——「前方還有一大片森林，千萬別在一棵樹上吊死」，「要儘量彌補自己之前的虧空」，而有些女士也逐漸接受同居不領證——「只要男方對我一人好」。

這些嘉賓裏，韓康對老胡印象深刻。2016年夏，老胡與湖北女友分手前昔，抱着「試一試」的心理，以「鄰居關係」共同報名參加《選擇》。

在台上，老胡自詡為優質男：第一，他有房；第二，他是央企中石油的退休職工，退休金養活自己綽綽有餘；第三，他有醫生開出的體檢報告，能夠證明自己的體魄強健堪比「85後」。他還拿出自己騎自行車，拉500斤沙，參加北京市環城比賽，拿過「青年組第二名」為例。他總結道，自己的唯一缺點就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

然而這位「頭腦簡單者」的擇偶條件一經公布，即令眾聲譁然——「北京女性，45歲以下，長相漂亮，還要能生娃。」

「玩去吧，誰跟你啊？」，「想法畸形，你以為是過去地主老財想娶一小姑娘？」，「你都多大歲數？還想生娃？」——女士們紛紛抗議。

「愛情是很多老年人人生中缺少的一環。」韓康發現老年人中有很多人「不懂談戀愛」，「他們心理壓抑封閉，相對傳統保守，晚年又需求強烈，於是出現了各種問題。」他還發現另一突出現象：有些老年人特別看緊手中的財富，想不付出地享受到晚年幸福——這一點，倒是在老岳身上看到點影子。

在她心裏，安全感是成為北京人

「我說我一天干八回，你相信嗎？」老岳在北京常營一家餃子館裏喝着悶酒。「過去還行，現在不行了。」說着，他手顫抖地將酒送下了肚。2007年與2009年，老岳兩次入院，診斷為酒精依賴與躁狂型抑鬱症，「2002年，與前妻離婚那會，我就開始喝酒。後來越喝越兇，兩回送去戒酒都沒戒成。」

老岳這次喝酒，是因為前女友。今年五月中旬，在天壇公園，他親睹了分手一個月的前女友低着頭款着另一個老頭離開。「我們同居了三年多，你說我是啥感受？」

老岳交過4個北京女友，但不是他挑剔對方，就是對方嫌棄他。酒過三巡，他幾分自誇道，13歲，他就混社會。早年闖蕩江湖，從收國庫券、倒賣光盤，再到銷售蔬菜水果，煙酒糖茶，開歌廳理髮廳，「沒有沒幹過的。」

「現在是幹不動了，但怎麼也能活着。」「得益」於自己是精神病人，他成為北京市民中被特殊照顧的一員。每月不但能領到3000塊錢，還分到一間30平米的公租房。

離婚後，老岳一直與母親，還有刑滿釋放出來的弟弟蝸居在北京東三環一套老式住宅裏。「他家裏三間房，他住最小的一間，只能擱下一張雙人床。他媽都80多歲了，頂多還能活個十年八年。所以他弟弟總想把老岳攆走，就等老媽一走，屋子好歸自己。」樺姐在電話中說，之前老岳生怕與她領證，就是防着她有天爭占房產。

樺姐今年61歲，來自東北吉林敦化，是當地一家制藥廠的退休職工。40多歲時，兒子考上大學，她就和缺少家庭責任感的丈夫離了婚，到北京財政部交警隊當後勤。「2000多塊的退休工資不夠花，我就想出來闖闖。一方面多賺點錢，再就想找個男人結婚。」

樺姐單位附近有一家乾洗店，店裏一個安徽妹子力勸她到菖蒲河公園，說自己在那裏找到了伴侶——「一個北京老頭，有房有固定退休金，比她大十四五歲，對她可好了，把她的戶口也辦過來了。」樺姐說，安徽妹子親身經歷讓自己動了心。

2015年，樺姐第二次去菖蒲河，就遇到了老岳，他主動向她提出，咱們搭幫過日子吧。

「論年齡，樺姐比我大4歲，可我就想找個比我大的女人好好待我。我前妻是北京人，比我小8歲，結婚時，盡是我順着她呵護她哄着她。我看樺姐人挺温順，再一問她，她說她有退休金。我想我也是低收入者，兩人搭伴就可以活。」老岳埋怨起那會，他也是「鬼迷心竅」，哪想到往後會有那麼多事。

她巴望着能找一個「住在市中心」、「真正的城裏人」。

「第一次，老岳要我上他家，我沒去。第二次，他請我吃飯，花了千兒八百，我心裏過意不去了。他說他是一個可憐人，前妻出軌離開了他，周圍人對他的態度也讓他苦惱，說得我心軟了。我就尋思，人家不嫌我比他歲數大，我倆又同病相憐，就一塊好好過唄。他再次要我上他家時，我就答應了。」樺姐說，兩人一起生活後，她才發現，「他是一個任性的人。」

那時老岳幹起了開摩的拉客的營生。說到這裏，他話裏話外都透出優越感：「樺姐跟我覺得倍有面子。她坐在我車上，交警都知道她是我媳婦。我一朋友給她謀了一份在醫院打掃衞生的差使，可我不讓她去。她去上班了，誰來侍候我？——我要的是侍候我的保姆。」

然而，這個「保姆」卻活得憋屈。「一開始，我就跟他挑明，我要結婚，可他拖着。」樺姐抱怨道，沒有工作後，她每月那點退休金，除了有時要招待老岳的酒肉朋友，還要被他用去打發他弟弟的找茬搜刮。讓她耿耿於懷的是，老岳有公租房，他們卻要花錢在外租房，「他說公租房租出去了，我不相信。」

「我不能不留這個心眼。一旦分手，她賴着不走怎麼辦？」老岳表明不想結婚的理由：我媽不同意，她把控戶口本。她說了，如果對方是北京人，怎麼樣都成——在北京，男女都有自己的房子，離了婚也能各回各家。可對方是東北人，她要是與你結婚、入了北京戶籍，說不準哪天她就敢說房產有她一份。電視裏的法制節目不也經常播出，二婚圍繞財產打官司？再說不領證，孩子不會干涉父母，男女各護各的孩子也不會起衝突。

同居一年後，樺姐再也受不了老岳的拖宕藉口。「領證一是盼望有個安穩的家，二是想落戶。別人說，好好對他，是塊石頭也能捂熱了，可他怎麼就是捂不熱？」她哭着搬出了他們的窩。其後，有人給樺姐介紹了一個北京延慶的農民。對方倒是很想與她結婚，可她還是巴望着能找一個「住在市中心」、「真正的城裏人」，得知老岳沒有再找伴後，她又重回他的懷抱，開啟第二段同居生活。

可兩年過去了，老岳仍不和她登記結婚。房租不斷漲價，自己又到了花甲之年，生活與精神的交叉負荷把樺姐逼得喘不過氣來。領證、戶口——她整天反覆唸叨，老岳聽了猶如頭上箍上了「緊箍咒」，他掀桌子、砸東西，「你別提領證行不行？能過就過，過不了你就滾。」

「這叫抵押金。在這個公園裏，讓人坑的人太多。這樣，萬一哪天『翻船』，我也不吃虧。」

今年開年，寒了心的樺姐再次離開了老岳。「沒有領證，哪來的安全感？」在她心裏，「安全感」是成為北京人，享受到首都的福利待遇，「有一天爬不動了，醫保錢不夠，我還能上街道辦尋求幫助。」

2009年，時任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所長譚琳等人在《「搭伴養老」：我國城市同居現象的社會性別分析》裏指出，「搭伴養老」過程中，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影響到兩性關係的不平穩。加上缺乏法律保障的婚姻形式，迫使那些屈居弱勢的老年婦女無法達到真正養老的目的。而且，「搭伴養老往往相識時間較短，許多女性老人急於與對方生活在一起，輕信對方的謊言，同居一段時間後上當受騙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今年入夏，不容於家庭的老岳搬進了狼籍腌臢的公租房，他又想到了樺姐，向她提出一項契約：領證可以，先得交給自己5萬塊。假如日後沒有使用這筆錢，他再如數奉還。他告訴我，這是身邊人為他出的主意。「這叫抵押金。在這個公園裏，讓人坑的人太多。這樣，萬一哪天』翻船』，我也不吃虧。」

「我侍候他，憑什麼我還要給他錢？」六月底的通話中，樺姐憤怒地質問後，再也剋制不住地嚎啕大哭。過後，她才告訴我，有人又在菖蒲河公園給她介紹了一個北京人。那個男人跟她說，他認識搞放貸的人，只要她投十萬本金，就能每月返還2000的利息。「他還說願和我結婚領證。我相信了他，把棺材本給了他。可現在，我有半個多月不見他人影了，這可咋辦啊？」說着，她又抽抽搭搭起來。

「性中求再生」

去年夏天，63歲的老胡接受一檔紀實訪談類節目的採訪。泡鴛鴦浴、與女友當街熱吻、和比自己年輕許多的「競爭對手」僵持到半夜，還在摸黑的電影院與戀人「那個什麼過」——數小時訪談裏，他自曝在菖蒲河公園親歷的一系列愛情。結果，那集以他為主角的《老年人無處安放的性與愛》在網上首播中途，便突然間「無處安放」、因「技術原因」下架了。儘管如此，仍有一干觀眾記住了老胡，以及他自稱的——「一天四炮」。

「性的背後就是生命，而另外一個鮮活的異性生命，往往被一些男人視為自己的生命之水。」

「有一女的也是在公園裏認識的。北京人，49歲，女兒也出嫁了。」老胡說，倆人本來聊得不錯，待知道他強烈的性需求後——「她嚇跑了」。過了一個禮拜，女方才打來電話， 「大哥，我只能答應你，十天半月做一次。」聽完這句，老胡直接在電話這頭道了聲「bye bye」。

「我跟你說我渴了，我需要喝水。你有水，你不給我喝？」老胡說。

「性的背後就是生命，而另外一個鮮活的異性生命，往往被一些男人視為自己的生命之水。」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榮譽所長」的潘綏銘，在論著《給「全性」留下歷史證劇》中，透過對「50-61歲」、「已與女人同居卻沒有結婚」的男性找「小姐」現象，提煉出這一年齡層男性的心理訴求，「 在自己的『中年痛悟』裏，他們可能會覺得，「性中求再生」是最容易或者最見效的。」

2014年起，潘綏銘在民間舉辦數屆「老年知性懇談會」。為了準備會議，他上網查找文獻，結果，在資料收集最廣的「中國知網」的《中國期刊全文庫》中，僅查到4篇關於老年人性生活的論文。其中一篇，還是現為華東師範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博導耿文秀早在1992年就發表的《生活中的中老年性抑制》。

「對待老人，尤其是60歲以上老人的性生活，人們是普遍地忽視甚至是故意漠視。這種態度正是中國老人再婚難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這篇論文裏，耿文秀用一個章節論述中老年女性的性壓抑與自我剝奪性享受的問題：「我國中老年婦女中相當普遍地存在着性冷淡、性消極。……她們不僅對性交持消極否定的態度，還有一些連親吻，撫愛等表達情愛的非交媾行為也一樣反感、拒絕。」，「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中老年婦女，其中不少人在絕經期前後便自動停止了性生活。」 耿文秀指出，「賢妻良母」等社會文化對女性的期望，形成了中老年婦女壓抑性興趣、逃避性生活的自我暗示，「這種自我暗示再不斷地得到社會環境的強化，從而使她們更降低了性興趣、更自覺得自我壓抑，以致真正變得清心寡慾，最後是完全停止性活動。」

「女人到了60歲，性就沒那麼強烈了，當然有人也不好說。「在菖蒲河公園，面對性的問題，有的女性面帶難色地回答我，「要我跟一個男人有性生活，除了要守道德底線，要有法律的保護，前提還必須是我喜歡他。」

湘姐則坦然反問：「到底誰滿足誰的性要求？——我也有啊，對方有沒有能力滿足我呢？如果能找到合適的男人，他有這方面的需求倒是件好事。」

無論走到哪裏，湘姐都隨身帶着她的揚聲器與徵婚廣告。「一邊放音樂討自己開心，一邊也能吸引到人。」指了指揚聲器，又指着徵婚廣告對我說，沒關係，你可以拍照，幫我做做宣傳。

那張過塑壓膜的白紙上，清楚交待着： 50歲，南方人，退休，戶口在北京海淀區。有一女，有獨立住房。 「個性自由」，「有主見」之外，她自我標榜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除了要求對方有獨立住房與穩定退休金，還要在脾氣好、身體好，兼具責任心的同時，是具有「大男人氣概」的「暖男」。落款的上方，她用紅筆將年齡要求從「48歲—58歲以下」改為「48歲—62歲」。她補充道，她還漏掉了一條，不找離異男性，「他們的感情已經不純潔了。」

公園裏的男士們說，湘姐找不到伴是因為她要求過高，人又過於強勢。

湘姐的丈夫8年前因為腦溢血去世，那時她才40多歲，還在上班，女兒還在讀大學。等到女兒成為職場精英，湘姐才發現孩子都29了，還沒找到適婚的男朋友。焦慮不已的她在3年前慕名來到天壇公園。「早上七八點鐘，父母為兒女相親的一角就有人。人流量最高的時候，有一萬或八千左右。」下午有些人還會轉戰中山公園——那裏是北京另一知名的年輕人相親角。還有人會留下來，轉頭扎進相隔二三十米遠的中老年人相親角——湘姐便是其中的一員。

湘姐在一次設於軍事博物館的相親會上為女兒物色到了乘龍快婿。「男方是北京人，海歸，在京有幾套住房，父母都是公務員。」聊起這事，她面帶驕傲之色。現在，快要成家的女兒支持她再找伴侶。

可公園裏的男性令她失望：不修邊幅，畏畏縮縮，年紀偏大。還有一類離婚或者喪偶的男人，對過去婚姻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反思。最差勁的就是那些沒有本事、養不活老婆的男人，只想尋找精神家園、尋找刺激。

湘姐說她也看《選擇》，但她不喜歡「幾個女的盯着一個男的」的場面，那會讓男人產生「碗裏有飯還要候着鍋裏」的眩暈感。

「不談別的，現在有男人跟我提出婚前財產公證，我都會罵死他，離我遠遠的！我不指望這個男人能像我丈夫那樣完美——名牌大學畢業，懂三國外語，給我帶來了戶口房子車子，還能忠實於我，但起碼得是大專以上學歷，能帶我國內國外旅遊，能在精神與物質上滿足我。」

「性是階級，性也是一種能力。」

三年來，她只為放走了一次機會暗自後悔過。那是在天壇公園，一位65歲的男士自稱是從國家部委退休，身高一米八，在京有兩套房，幹着反聘的工作。許諾她如果成婚，願交出自己的工資卡，還願給她一套房，然後兩人開着房車世界周遊。「他的談吐氣質不像是騙人。」湘姐說，當初顧慮對方已「超齡」，她才推掉了他，這也是她後來放寬擇偶年齡的原因。

「再也沒有遇到條件比他更好的了。」正在她黯然神傷之際，一名男子來到她的徵婚廣告前看了看，悻悻而去。「也不瞧瞧自己有那實力，駕馭得了優秀的女性嗎？」望着對方的背影，她沒好氣地撳響了揚聲器，熙熙攘攘的空氣裏飄出一首鄧麗君的歌曲。

「你看看我——別看到這歲數，這裏的硬件比有的小女生還大，對男人還是有吸引力。」在柔情似水的歌聲中，湘姐衝着我，挺直了身體，特意突起——徵婚廣告裏漏寫的「重要一環」。

「性是階級，性也是一種能力。」潘綏銘指出， 「不僅性生活頻率，包括人的感覺、愛情，雙方關係等等，都脱離不開階級問題。」

他進而以「摸摸族」——一項針對老年人的性服務舉例：早在2002年，他們就在雲南發現了「摸摸族」。當時，一座城市裏約有60多個提供這種性服務的場所。每個場所每晚有100至200位客人，年齡均在50歲以上，一次交易收費3元至5元，最多是10元。這種性服務價錢便宜，底層男性承受得起。「如果雙方價格談得攏，還會有其他服務——性產業永遠是價格的事情。」

公園裏有一說：喪偶勝過離婚，離婚勝過未婚。

「這與公園相親角里，那些老年人為領證而談判，在交易本質上有什麼不同？至於老年人之間相互需要，又相互提防的心理，與年輕人不是一模一樣嗎？只是老年人的慾望表現得更為赤裸裸，而他們身上的負擔要比年輕人沉重。」潘綏銘強調道，不要把菖蒲河公園裏發生的一切看成中國中老年人的社會縮影，而是要看作「中國底層中老年人的社會縮影」。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任何歷史時期都有被拋棄的人。這群人就是被這個時代，這個生活拋棄的人。」他說，他們過去不曾擁有什麼，現在也不曾失去什麼。

沒有人甘於一無所有地回去

「X他媽！說老孃是飛上枝頭當鳳凰，老孃本來就是鳳凰！」六月一個週六下午，一位東北大姐出了人聲嘈雜的公園長廊後，扭過臉衝着裏面坐着的一位北京女士叫嚷。

對於這裏上演的同性相斥、異性相吸，「中醫姐」有點像「絕緣體」。每次來到公園，她都撿一棵樹下，擺出一張「專治腰間盤突出」的手寫體廣告，附加一份徵婚啟事：本人中醫，45歲，未婚。然後，她像姜太公釣魚似地——等候。

「45？還未婚？」來往的人中總有個別女士會駐足打量一下廣告，再打量一下她。公園裏有一說：喪偶勝過離婚，離婚勝過未婚。

面對同性露出的譏誚，中醫姐顯得無動於衷。如果遇上有意搭訕的老年男性，當眾表示，「我背上好像長了東西，你能摸摸瞧瞧？」，她要麼置之不理，要麼冷冷告知：有病要治可以去她的診所。

中醫姐的診所與住處在北京六環外的昌平沙河。我問她這麼老遠過來，為什麼不積極一點？ 「沒有一個瞧着順眼的。」 她說，自己30多歲才有了初戀。「對方是一個北京人，沒有工作，好吹牛愛做夢。我們在一起只有3個月。分手後，我始終沒找到合適的人，再沒有過個人生活（指性生活）。」

中醫姐來找伴也是因為房子。但與別人不同，她是被自己的房子折磨得要來尋找機會。九十年代末，中醫姐從家鄉內蒙赤峰來到北京，在麗都飯店（編註：中國第一家假日飯店，位於機場附近）附近租過門面，那是她光景最好的時候， 「每天從上午9點幹到晚上11點」。

「非典那年，在高家園（編註：位於麗都商圈）看中一套房子，70平米才要20多萬。」她後悔道，因為生意虧了本，購房也就隨之泡湯。2004至2014年，北京的地價與房價上漲超過6倍。這十年，也是北京實施城市總體規劃的十年。由於原來門面的所在市場拆遷，中醫姐的小診所從麗都飯店轉到五道口，住處也從高家園搬到了清河（編註：地處北五環）一帶「月租1000元」的老房屋。

「城裏老是拆遷，房租又在看漲，人老是漂着不是事。」6年前，中醫姐又激發起自己要有房的想法。她在街上接過了沙河（編註：北京市昌平區下轄鎮）一帶小產權房（指沒有國家頒發的產權證的房產）的廣告，用所有積蓄——25萬，購買了一間30多平的小產權房。「記得剛來北京時，一個朋友給我打電話，說她住在沙河。我說那不就是農村嗎？沒想到多年後，我也要搬到那裏住。」她苦笑着說。

她更沒想到的是，房子入住沒3年，她就被告知自己買的小產權房屬於違法建築。望着門窗上張貼的拆遷公告，不忿的住戶們不得不邁上維權之路。

「我確實是太心急了。」她痛苦地說，與她一樣逼不得已、做出下策的人還有很多。2015年2月中旬，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結束後，北京執行起疏解「非首都功能」政策。2017年入冬，大興西紅門鎮又發生火災事故，政府的善後處理引發了全網關於「驅趕城市低端人口運動」的爭議，大量像「中醫姐」這樣的外來人口面臨疏散，苦於安頓。「所以，我們那兒買小產權房的人很多。」她說道，「我不是不能回家鄉。但回去了，你也找不到合適的人。」她深知， 保守的鄉鎮文化還會使人徒增新的苦惱。況且，沒有人甘於一無所有地回去。

在為房子艱難抗爭的歷程中，中醫姐比以往更真切地感到，她需要有個家，需要家裏要有個男人幫扶自己。「我不在乎他是不是北京人，但最好在北京有房有固定收入，最好再比我年輕幾歲。」她還想「最好能生兒育女」。

去年夏天，中醫姐帶着她的徵婚啟事來到菖蒲河公園。她透露，距今為止，曾有過一個穿着比較乾淨的老頭問過她，歲數大一點的行嗎？「他那意思是手上有錢，他想找我。」可她還是拒絕了，「不喜歡一個人，怎麼都不行。」

「你想叫人侍候，我還想叫人侍候呢？」

我問她有沒有試過別的路徑？她說，2009年，她曾去一家婚介網站當「老師」。「他們要招給人介紹對象的老師。我去應徵，一方面是為工作，另外也想給自己找一個。幹了一年下來，不管是為自己還是為別人找對象，都沒成功。裏面的奧秘你不懂，為徵婚者約的全是託，網站只想要他們交會費。」「局」看多了，她也就越發心灰意懶。來不來公園，她都很難再向誰打開自己。

老胡的愛情

「要想找對一個北京人結婚，哪有那麼容易？」《選擇》之後，老胡又在台下領教了生動的一課。他見到一北京老頭跟一北京老太交談。老頭說，自己想找一個會做飯的。話音未落，老太太當即反駁，你怎麼不僱保姆？你有房，我也有房。你有退休金，我也有退休金。你想叫人侍候，我還想叫人侍候呢？

也許是那位北京老太「叉着腰」、「牛氣十足」，給老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轉換思路後，他決定擇偶不限地域。

「我交過一個東北女友。她60歲，可長得像30歲。」他津津樂道，那是一個在海外拍A片的女星。她來公園氣定神閒，往邊上一坐，從不與人隨便搭訕，也不輕易得罪人。「她只說兩人不合適，我有男朋友了，您找別人去吧。」

「你太漂亮了，我發自內心地喜歡你。」——老胡說，他花了相當長時間才把對方追到手。但是，「女兒一聽對方情形就嚷起來，外地人不行！騙子！明星？明星能跟你？」他回憶道，當時，那位女星在廚房，將他和女兒在電話裏的對話聽得一清二楚。「她本來與我說好，把自己行李拉家來。這一下，她哭了半宿說，沒想到你女兒這麼厲害。第二天就走了。」

冷靜之餘，老胡覺得那女星也有可疑之處：「她到我家來，要求看房本。房本原件在我女兒手裏，我把複印件給她看。她拿出手機，每一張照得可仔細了。這讓我不安了，萬一她來路不正呢？」

粗中帶細的老胡交過一個來路頗正的女友。那是2017年，也在菖蒲河公園，經人說合，他認識了來自湖南的高級教師。「人長得漂亮，各方面條件不錯，就是不許我吸煙。」老胡說，為了她，他把煙都給戒了。「我女兒也認可她，請她吃烤鴨，還跟她說，我爸為我媽都沒戒過煙。」他們同居了半個月。「我把房子鑰匙和工資卡都交給了她。還給了她5000塊錢，要她把自己的錢存起來。」出乎老胡意料的是，這位湖南女友沒與他透風就回老家了，「她不來電話，我打給她也不回。」

過了許久，老胡才在公園再見到這位前女友，她像陌生人似的，一臉高傲地不再理他。「我真心對她們，怎麼就換不回真心？對方待我，只要有我對對方的好1%就行。」回顧自己在菖蒲河蓽路藍縷的情與愛，再看看公園裏那些更為極致的「西洋景」，在老胡眼中，無非只是一再驗證湖北女友留給他的那句「至理名言」——「男人好色，女人圖財。」

「這麼着，我才在公園裏遇到了現在的甘肅女友。」正說着，甘肅女友的電話就追來了，他卻任由鈴聲作響，不予理睬。

前段時間，老胡在小區裏與一個身強力壯的小夥發生口角。從不言老的他，那天在與對方的奮力推搡中，突然感到力不從心，「這才意識到自己老了。」

「但我不怕死。」他不妥協道，他這一生不斷見過親人的離世。「人不論大小，在某一階段求生慾望都會特強。等到真的快要走時，反倒會求死。」說到這裏，他的口吻變得平和下來：「我老伴就是這樣。最後，她是死在我的懷裏。」

「年輕時候，我老伴愛我愛得快要發瘋。那時我們在盧溝橋林場插隊。每人一個月只有6塊錢的伙食，哪裏夠吃？一起插隊裏，有3個女孩對我好，我老伴就是其中一個。其他女孩都爭着搶着為我洗衣送飯買窩頭，她什麼也不言語，寧可自己餓肚子，也要節省糧票留給我，給我織件毛衣，悶不吭聲地擱在我床頭就走。直到今天，那件毛衣我都好好地保留下來。

「我現在只想着，人快活一天是一天。」

「老伴做姑娘時就有心臟病，她沒瞞過我。我倆第一次時，我就看到她過去開刀、胸口落下的疤。她問我，打算怎麼辦？我說，我還是娶你，你耐心等我。她先回城，我倆一別就是3年。這中間，我也交過其他女友，比她漂亮，也比她風流。但結婚，我還是想找一個老實本分的女人。後來我回頭去找她。那會，她見我沒信來，已經答應與別人結婚。為了我，她推掉了那門婚事。

「我有點後悔，當初她要是跟別人結婚倒好了。因為這檔婚事，我家裏人反對，說她身體不好，我這選擇是自己一頭跳進苦海里。結婚後，我倆性生活就不和諧。她的身體太次，在這方面也比較冷淡。可人得講感情重義氣，我得不到滿足，也不能強迫她。老伴對我也挺好，快30歲時，她冒着生命危險，給我生了一個女兒。女兒7歲時，她又得了子宮肌瘤，子宮不得不全部摘除。我想，這就是老天爺的安排吧。從那時起，我倆就分居，各睡一屋。從小，我就身體好，熱愛體育，全身充滿了活力。正是30多歲，一下沒了夫妻生活，我只能靠喝酒來麻醉自己。那時社會風氣管得嚴，人整天在單位裏上班，就算看上週邊的某個人，也怕出事招人非議、挨批。加上老伴經常生病住院，女兒又小，家裏需要我照顧，我也沒有心思再想其他事。

「老伴50多歲時，又查出腸癌。她怕死，哭着求大夫和護士救救她。我安慰她，人要知足。那小孩剛出生像花骨朵似的還沒開放，也有走的，更別說還有天災人禍。她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人，生性好靜。也許是這個原因，她才找我——想有個人來保護她。她心靈手巧，鈎織繡樣樣在行，還有她包的粽子裏面放着蜜棗也特別好吃。我這人不受人欺負，也不能讓人欺負她。她臨終時，已經什麼話都說不了了。我跟她說，你到那邊等着我。要是誰在那邊欺負你，你先忍着，等我去了再找他們算賬。」

「我現在只想着，人快活一天是一天。」老胡想快活到70歲以後，再踏踏實實地找個伴。坐在花園涼亭，他凝視起前方的某處，嘴裏重新列出了他的擇偶標準：年輕，漂亮，心好。

他盯着的方位，正是老伴在世時經常坐的位置。他記得那時，她一邊做着手工活，一邊靜靜地陪着他與一幫老頭侃大山。而此時，那裏坐着一位拄着拐仗的耄耋老人，綻露出阿茲海默症般的笑容望着老胡。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出現的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