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歐洲傳統大黨失去選民信任已經不是新聞。事實上，這一頭條佔據媒體視線之久，甚至讓一些讀者生出自由民主無望之感——民主到底是什麼？選舉有意義嗎？西班牙記者 Jose Miguel Calatayud 離開歐洲多年，奔走在東非、中東，最近回到了陽光明媚的家鄉巴塞羅那，發現家人和朋友們，也正發出這樣的疑問。
除了手裏的選票，在過去的十年間，歐洲的普通人或是專業人士還有怎樣的方式參與民主政治？Jose 帶着這個問題開始了一趟頗為漫長的旅途。在家鄉巴塞羅那，他看到人們組織起來對抗銀行的房貸條款；在冰島，他看到那裏的公民運動成立了政黨試圖改寫憲法。接着，他去英國見到了一批試圖改變全球避税天堂系統的税務專家；他還到了克羅地亞，在那裏，一批教育專家試着着手進行基礎教育改革——並且不受政治影響。
端傳媒分上下兩篇刊登特約記者 Jose 對歐洲公民參政的探究，書寫不同國家的抗議者遇到的挑戰和尋覓到的路徑，希望幫助大家思考民主和政治的不同維度。此為下篇。
1998年，當時41歲的克里斯滕森（John Christensen）覺得他被迫離開了家鄉澤西島，這是一個屬於英國的島嶼。克里斯滕森告發了當地政府，譴責澤西島是一個避税天堂，一個允許個人或實體以保密為主要工具，逃避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税收條例和其他法律法規的地方。他沒有想到的是幾年後，他會開始領導一場關於税收公正的國際運動。
2002年，克里斯滕森在他倫敦附近的新家裏接待了三個來自澤西島的老鄉。三位一邊喝着下午茶，一邊向他尋求幫助：幫他們的小島從銀行手裏解救出來。克里斯滕森對他的來訪者說：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你不能只打擊一個避税天堂，要想實際意義上去拯救澤西島，意味着必須推翻全球避税天堂制度。
「我說，這意味着改變整個金融體系和結構，甚至整個世界的規則和權力結構。 這不僅僅是關閉澤西幾家銀行的問題。然後 他們幾個就說，『是的，很好，聽起來不錯，我們開始吧，你能幫忙嗎? 』」克里斯滕森說，他知道，毫無疑問，這就是《魔戒》裏，甘道夫出現在比爾博 · 巴金斯家門口的那一刻，甘道夫把巴金斯踢出門去，說：「你要去黑暗之山執行任務。」
税務正義，守衞民主的「生命線」
保守估計，世界各地的富人把多達28萬億歐元隱藏在避税天堂，企業通過避税天堂為自己的利益輸送了10萬億歐元的虛假投資，這相當於損失了數千億歐元的税收。這些税收本來可以用來支付公共服務和醫療、社會保健和教育的產品。
在三個澤西島人的來訪後不久，克里斯滕森率領一個代表團參加了2002年11月在意大利佛羅倫薩舉行的第一屆歐洲社會論壇，試圖發起一場打擊避税天堂的運動。 正是在那裏，在與來自歐洲不同地區志同道合的人舉行的一系列會議上，約翰和其他人創建了「税收正義網絡」（Tax Justice Network，以下簡稱TJN） ，一個由經濟學家、金融專家和會計師組成的網絡。 TJN 於2003年3月在倫敦正式成立，克里斯滕森是現任主席。
TNJ的宣言從「只有小人物才納税」開始，接着聲明說： 「在政府的幫助下，（大公司和富有的個人）正在將税收負擔進一步轉移到普通公民和小企業身上……我們主張税收公正：恢復向全球化下富裕的受益者徵税的能力。」
「我們希望在民主方案中徵税的可能性展開對話，重建社會契約，」克里斯滕森說， 「而避税天堂問題是一個非常容易的切入點，因為很容易讓公眾相信，這些地方是富人欺騙你、剝奪你的醫院、學校和養老金等等的地方。大多數人很容易理解這一點，這是我們的切入點」。
TJN的工作方式是這樣的：基於他們在學術和專業方面的個人聲譽，TJN 的成員可以藉助他們的專長進入知名的論壇和對話，然後利用這些機會成為以研究為基礎的活動分子，並未不害怕被質疑知識權威和被直呼其名。
2004年，在倫敦一個著名智庫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舉行的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會議上，克里斯滕森起身發言說，他在所有企業提交的企業社會責任聲明中，沒有發現任何公司提到税收。克里斯滕森說：「你們沒人考慮到我們在TJN認為企業的最重要的社會責任，也即你們如何在經濟上為你們所在的社會做出貢獻。」
「在場的人盯着我，就好像我把一坨狗屎放在桌子中間似的。」克里斯滕森後來寫道。
兩年後，也即2006年，克里斯滕森和英國艾塞克斯大學會計學院的會計學教授西卡（Prem Sikka），另一位TJN成員，在倫敦皇家地理學會的一個關於腐敗的會議上做了主題演講。世界銀行和非政府組織國際透明（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以下簡稱TI）的董事會也出席了會議。在發言時，克里斯滕森批評了TI在年度腐敗感知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中對腐敗的定義。 CPI已成為衡量腐敗的國際標準之一；每年，最腐敗的國家主要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和其他貧困地區。
在會上，克里斯滕森問： 「如果你看看CPI中最廉潔的國家，比如瑞士、新加坡、英國、美國，半數最廉潔的、排名前十的國家都是避税天堂和保密司法管轄區，所有資金都流向了這些地方。沒有這些銀行、會計和法律設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大多的大規模腐敗不可能發生，因為資金無法轉移。那麼，誰更腐敗呢? 」
TJN決定給出自己的腐敗排名。這一指數考慮了監管機構、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所扮演的角色，這些機構通過幫助政治領導人、富人和企業隱藏資金和逃税，為大規模腐敗提供了便利。 TJN 把它的排名稱為「金融保密指數」（Financial Secrecy Index），因其關注每個司法管轄區的不透明性和缺乏與其他國家税務機構合作的意願。2009年11月，TJN公布了第一份「金融保密指數」報告，將個國家從最隱秘的國家——意味着腐敗更便利——到最透明的國家進行了排名。
我們已知的避税天堂的確是最糟糕的一批：比如排名第4的開曼群島，排名第7的百慕大，排名第11的澤西島，排名第16的英屬維爾京群島。但實際上，排名第1的是美國特拉華州（也即美國），盧森堡和瑞士，然後是排名第5的倫敦金融區（也即英國），排名第6的愛爾蘭，排名第8的新加坡，還有其他歐洲國家，比如排名第9的比利時，排名第12的奧地利和排名第5的荷蘭。
TJN的排名與國際透明的排名幾乎是完全反過來：美國和西歐國家在國際透明的排名中是最好的，而在TJN的排名中是最差的。事實上，世界上一半的保密管轄區都曾是英聯邦國家、英國皇家屬地和地區，這使得倫敦乃至整個英國成為全球避税天堂網絡中的核心。
TJN研究税收不公正如何對民主社會和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並將其納入公共辯論，然後呼籲採取理性的人們難以反對的措施。理論上，這帶來了一定效果。
在過去幾年中，TJN在經合組織、20國集團和歐盟接受逐國報告（按國家和業務類型要求公司披露其經濟活動，這將顯示它們在不產生收入的避税天堂登記的利潤）、自動交換金融信息（使不同的司法管轄區按違約方式相互共享税務信息）以及公開披露實益所有（(披露最終從金融資產中獲益的實際人員）等規範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我們不與任何政黨或政治運動結盟，但我們非常努力地代表更廣泛的公眾，將技術專家的聲音帶到幾十年來一直被排除在外的公眾討論中，」克里斯滕森說， 「每個3歲以上的孩子都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和義務。 我們的使命是讓人們能夠談論像税收這樣的複雜問題。」。
「（我們）烏托邦式的願景是讓民主成為現有政府中最好的形式，我們必須始終與民主合作，而税收是民主的生命線。」
不是用選舉，而是用行動來論證價值
沒有公民教育，就會培養出被動的公民。
在克羅地亞，許多學生、家長和老師都在抱怨，本國的教育體系幾十年來沒有實質性的改變，與現實脱節。根據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的最新研究，從2013年到2016年，成績不佳的克羅地亞15歲青少年的比例上升，超過了歐盟的平均水平。 「課程和教學質量似乎是克羅地亞學生表現不佳的主要原因。」 2017年11月，歐洲委員會在評論這一結果時說。
自1991年宣布獨立以來，克羅地亞一直認識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但到2000年代末，歷屆政府未能實現任何實質性改革。 38歲的馬蒂諾維（Daniel Martinović）是首都札格拉布的一名IT諮詢師和活動家。他說：「沒有明確的途徑，也沒有政黨願意展示出可以改變任何事情的主動性，因為這個系統培養出的學生沒有任何批判性思維，不會對任何事情提出質疑。沒有公民教育，就會培養出被動的公民。」
克羅地亞人權中心2009年進行的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克羅地亞的學校沒有提供足夠可以使兒童成為負責任和有自我意識的公民教育。教育系統沒有以開放和民主的方式運作，教師和校長沒有足夠的能力和動力教授兒童人權科目。」
早在2008年，在加速現代化和全新民主的克羅地亞即將成為歐盟成員國的背景下，幾個專業活動家組織，包括馬蒂諾維當時工作的公民社會組織GONG，發起了GOOD倡議，推動公民教育成為一個單獨的學科引入學校，目的是培養出更有政治能力的青年群體。
與其創建一個新的組織，這些公民社會成員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廣泛的運動，讓每個人都能根據自己的能力和專業知識參與其中。 幾年之後，GOOD包括了40多個不同的群體，涉及人權、民主、性別問題、青年、媒體、克羅地亞歷史… … 過時的教育體系和由此產生的政治無能給克羅地亞民間社會提供了一個團結的焦點。
2012年，新當選的社會民主政府與GONG和GOOD合作，批准在2012-13學年和2013-14學年於部分學校試行公民教育課程。公民教育的推行受到克羅地亞和歐洲進步主義者的讚揚，但也受到克羅地亞宗教團體和保守主義組織的嚴厲批評，後者要求學校課程尊重愛國主義和傳統價值觀。
隨着2014年春季試點工作的結束，政府並不確定是否會將公民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範疇。當大學教授摩拿 （Vedran Mornar）在2014年6月被任命為新的教育部長時，課程被取消了：這位新任教育部長的抱負遠大於將公民教育作為一門新課程引入，他將對教育系統進行全面改革。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2014年10月，克羅地亞議會通過了一項新的教育、科學和技術戰略，該戰略由100多人撰寫，包括政府官員、學術研究人員和教師，旨在實現學校系統的現代化，主要目標之一便是進行全面的課程改革。
43歲的約基奇（Boris Jokić）是札格拉布社會研究所的教育專家和研究員。當議員們就該戰略進行辯論時，他就坐在在議會中。他是該戰略的合著者之一。約基奇說，當他看到在辯論中，議員們開始爭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並相互侮辱，而不是討論克羅埃西亞教育的未來時，他感到了沮喪。 儘管議會最終通過了這項戰略，約基奇對議員們似乎對教育和克羅地亞的未來不感興趣而感到羞愧。
約基奇說：「我和很多人都很強烈地覺得，如果我就這樣離開，因為『有一些計劃，看起來還不錯』，我就會像那些我批評的人一樣成為一個偽君子。」後來，教育部公開聘請一個專家小組領導來推進課程改革時，約基奇是唯一一個申請這個職位的人。
約基奇成為了專家組的領導人，這個專家組將啟動和管理課程改革。小組的其他成員是另外三名學術研究人員，一名大學教師，一名高中教師，以及高中校長協會主席。約基奇和其他成員都不是政治家，而是教育工作者和專家。
「我們被留在一棟樓的地下室裏，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們只有七個人，四把椅子，沒有白板，沒有紙張，什麼都沒有。」約基奇回憶道。他個子很高，留着長髮，讓人聯想到一位搖滾歌手，而不是一位學術研究者。 「我說，『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頭腦奉獻出來；或者我們可以假裝做了一些事情，卻什麼也沒做，就像這個國家熟悉的做法一樣』。幸運的是，我們七個人，幾乎是一種執念一樣，都想為這個國家做點什麼，我們說：『我們會竭盡全力』。」
專家組設計了改革進程，設計了52個工作組，編寫52份文件，概述新的中小學課程。 過去一直由學術精英領導的改革嘗試，約基奇決定，至少一半的工作組成員必須是普通的學校教師。
在約基奇的活力和個人魅力的推動下，改革得到了大多數民間社會和媒體的支持。 校長、家長甚至僱主協會都對這項改革發表了積極的聲明。另一方面，學術界和保守派團體中一些直言不諱的成員對這一進程持批評態度，特別是因為它將引入性教育和公民教育，而沒有重視克羅地亞歷史和文學，認為課程的改變將破壞傳統價值觀。但是，總的來說，大部分人，特別是學校教師，似乎有一種共同的使命感，他們成為了這一進程的最大支持者。
但是，當2015年11月的選舉產生了多數保守派時，教育改革工作組的工作也面臨終局。新政府沒有對教育改革表現出多少興趣：它削減了國家預算中用於培訓教師的資金，沒能帶來用於試驗性實施改革的歐盟資金，甚至停止報銷工作組成員去各間學校提出課程改革的差旅費。
約基奇開始公開露面，為改革進程辯護，並呼籲政治支持。課程改革受到矚目一部分原因正是源於他大膽而直言不諱的形象：對於那些支持這一進程的人來說，他是一個試圖使教育現代化並將自由和歐洲價值觀灌輸給教育領域的英雄；而對於那些反對者來說，約基奇在威脅克羅地亞的傳統價值。
2016年5月，國會的教育委員會呼籲修改改革文件，更加重視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學科，並呼籲擴充約基奇的專家組，增加10名來自STEM和克羅地亞語言和歷史領域的人員。
約基奇認為這是在保守派政客的影響下控制整個教育改革意識形態的企圖。作為抗議，整個專家組選擇辭職。 「有妥協的餘地嗎？原本整個改革就是一個妥協，人們小瞧了這個改革。 我們顯然是世俗主義者（而且），我們有三個主要的宗教團體（天主教、東正教和穆斯林）的人在同樣的框架下開發課程。」約基奇說， 「這就是一個對話的地方，一個民主的地方。 我真的願意為不同的意識形態觀點騰出空間……但是我們，尤其是我個人，不願意的是向政治壓力妥協。」
專家組辭職的消息促使GOOD倡議的活動分子和其他改革支持者組織起來，並呼籲在2016年6月1日在札格拉布主廣場舉行示威。
組織者旨在進行一場嚴格的無黨派抗議，並選擇了「克羅地亞可以做得更好! 」 的口號。 6月1日，大約有4萬人聚集在廣場上：這是札格拉布有史以來第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沒有人預料到像教育這樣的問題會有如此高的參與度，示威組織者自己也感到意外和驚喜。
然而，政府並沒有做出多少反應，改革進程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仍然處於停滯狀態；第二年，活動人士呼籲在6月1日再次舉行示威，大約25000人連續第二年出現，捍衞一個沒有政治干預的教育改革。
這時，政府的確做出了反應，看似聽從了示威者的要求，任命參加抗議的數學教授迪夫賈克（Blaženka Divjak）為新的教育部長。迪夫賈克和她的團隊立即承諾要按照最初的計劃繼續進行改革。參加約基奇工作組的人、活動分子和支持改革進程的人都放鬆了。他們認為自己終於贏了，教育部最高領導層的這次新變動將允許改革按原計劃繼續進行。
然而，新部長開啟了課程改革文件再一次的國家和國際審查階段，這再次推遲了改革的實施。 後來，政府成立了一個新的執行戰略委員會，由總理和部長共同擔任主席，此前該委員會在政治上是獨立的。課程改革進程看起來，無論如何都將牢牢掌握在政治家的手中。
終於，在2018年2月，迪夫賈克宣布課程改革，現在的名字叫「學校與生活」（School For Life），將從9月開始在一些學校試行。 然而，這個改革計劃忽視了約基奇工作組提出的許多改革建議，包括將性和公民教育作為跨學科專題來介紹。 此外，教育部幾乎把所有撥給改革的錢和資源都用來給一些學校購買桌子和筆記本電腦，而不是用來培訓教師。
當2018年9月新學年開始時，教師們抱怨缺乏培訓和教材，有些學校還缺少承諾的新筆記本電腦和平板電腦，甚至課本。然而，總的來說，公眾對於信息學的關注似乎是滿意的。新的筆記本電腦和平板電腦終於抵達了。但是GOOD 倡議的活動分子、支持最初改革進程的其他群體，如教師工會，以及參加最初約基奇領導的工作組的人，都對教育部最終實施的這個膚淺、不充分又不稱職的課程改革深感失望。教育部也沒有回應我們多次發出的採訪邀請。
儘管如此，約基奇本人，作為樂觀主義者，還是希望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 「（改革進程）完全改變了對這個國家關注議題的敘述，這也是一個重要之處，如果沒有明確的政治權力，任何議題都很難得到推動……公民不是通過選舉，而是通過行動去論證某些價值觀應該被納入這個國家在21世紀的議程。」他說。
後記
基於專業知識、人脈和進入專業論壇的機會，專業人士可能成為有效率的公民政治活動家，並在他們的專業領域帶來影響。TJN正是這樣運作的：通過滲透高知名度的論壇，提出符合學術標準的原創研究，成功地讓公民認同税收是健康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要素，而逃税極不公正，因為它剝奪了政府用於支持最弱勢群體的收入。TJN的報告和堅持的行動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國際機構至少在紙面上通過了一套規範和標準去增加税務透明度和公平性。
然而，改革最終取決於政府官員的意願。克羅地亞教育改革運動的經驗表明了這一點。但另一方面，大量的公民參與和支持改革進程，他們甚至準備好了連續兩年在街頭抗議政治家的干涉，這有助於將公眾辯論的焦點集中在教育對於克羅地亞未來的重要性上，迫使政府至少朝着改革最初的方向採取一些步驟。
正如冰島海盜政治活動家比吉塔所說，政治遊戲在歐洲民主國家可能是被操縱的。在與處在不同情境、以不同方式參與整個歐洲的政治進程的人們交談後，我意識到，政治遊戲肯定偏向於傳統的政黨和政治家，他們擁有金錢、媒體的曝光度和影響力。
在我的研究中，我還採訪了創建和管理「Dziewuchy Dziewuchom」的波蘭年輕女性。這是波蘭有史以來最大的Facebook政治群組，成為了該國女性討論墮胎和生育權的安全場所。這個話題在波蘭的公共和私人領域都是禁忌（在波蘭墮胎受到嚴格的法律限制）。 這個虛擬社區產生了非常真實的政治效果，在一個由保守派政黨和天主教會主導的國家（天主教會不承認墮胎是婦女的權利），女孩和婦女自我賦權，並組織起來推動了支持墮胎的議程。
我還前往德國會見了「混沌電腦俱樂部」（Chaos Computer Club，CCC）的成員。這是歐洲最大的黑客組織，自上世紀80年代初成立以來，該組織一直非常積極地捍衞信息自由和人們的隱私權。 在一個由科技公司為自身經濟利益進行遊說而占主導地位的領域，當選的議會代表大多無法理解這一領域的技術複雜性，「混沌電腦俱樂部」承擔起責任，教育政治家、記者和公眾了解信息技術中促進民主和人權的可能性和風險。
如今，我仍然定居在巴塞羅那，把歐洲當做是我的家。我與朋友和熟人依然爭論不停，討論我們除了選舉投票之外，還能做些什麼參與政治進程。民主不僅僅意味着每四五年投票一次，因為競選活動和私人既得利益集團組織的遊說能力，意味着政黨不能夠總是促進公共利益。總會有不公正的法律和濫用權力的情況出現，即使是在由公民自覺教育、組織並採取行動捍衞公共利益，併為權力的濫用提供補償的民主社會中。
在某種程度上，這很簡單。我會這麼告訴那些抱怨民選政客不代表公眾利益的人：從了解你所關心的問題開始，培養你的議政能力。 然後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組織起來——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沒有這樣的團體或者平台，你要敢於自己發起一場運動。最後，制定一個以專業知識為基礎的策略來影響公共辯論，並接觸你的政治代表。如果私人既得利益集團進行反擊，或者老牌政客起初的反應不夠積極，至少想辦法讓你的社區保持住參與的勢頭。
（「Open Society foundation」為作者提供了資助，該機構不干涉研究和報道內容。原文系英文，感謝端傳媒實習生李瑞洋、張美悅的翻譯協助。）
非常有意義的文章。
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