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蘭革命40年（一）：巴扎人與烏里瑪，一場革命的社會起源

距離震驚世界的伊斯蘭革命爆發已經過去40年，激進與世故、開放與保守、公平與掠奪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在伊朗實現了共存。相比外部世界一日千里的變化，催生革命的那兩股社會力量似乎從未被改變。

假1979年已經有了社交網絡、視頻直播和機上Wi-Fi，則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從法國流亡回歸，完全有希望競爭那一年中東地區的流量冠軍。伊朗看守政府總理沙普爾·巴赫蒂亞爾（Shapour Bakhtiar）已經宣布：一旦這位教長乘坐的飛機進入伊朗領空，將立即發射導彈將其擊落。在德黑蘭、馬什哈德和庫姆，500萬翹首期盼的市民湧上街頭，與維持秩序的警察爆發了衝突。120位歐美記者花費幾倍高價購買了黃牛票，以便與這位大阿亞圖拉（Ayatollah Uzma，什葉派最高級律法學家）結伴同行。甚至連天文學界也遭到了霍梅尼追隨者的入侵：有上萬名信眾言之鑿鑿地宣稱，在此前的一個月圓之夜，他們從月光中看到了大阿亞圖拉的臉。

然而在2019年已是稀鬆平常的那些條件，在40年前的伊朗並不具備。因此，只有隨行記者留下的隻言片語，可以為今天的人們還原出那段歷史性航程的雪泥鴻爪。英國BBC新聞國際事務編輯約翰·辛普森（John Simpson）依然記得，在波音747型客機的頭等艙裏，大阿亞圖拉坐在靠窗的位置，面無表情地俯瞰着15年前他被迫離開的土地，一言不發。美國ABC新聞首席駐外記者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主動提問：「流亡生活即將結束，此刻您作何感想？」霍梅尼只回答了一個詞：「Hichi（什麼也沒有）。」這正符合他所倡導的什葉派教義的信條——作為教法的詮釋者和彼岸真理在此世的代理人，伊瑪目（Imam，禮拜時的領禱者，被什葉派視為人與真主的中介）的決斷並不受一般人類情感的左右。他的正確性來自神授，而非選票。

當地時間1979年2月1日上午9點27分，波音747安然降落在德黑蘭梅赫拉巴德機場。在攙扶下，76歲的霍梅尼緩緩步下舷梯，走進歡迎的人群中。追隨大阿亞圖拉多年的衞隊長拉法杜斯特（Mohsen Rafighdoost）保護着他鑽進一輛美國製造的雪佛萊「開拓者」越野車，在人群簇擁下朝着德黑蘭大學校園駛去。隨後，在一場被稱為「黎明十日」的革命狂飆中，矗立在「12月24日廣場」（今革命廣場）中央的巴列維王朝開國國王禮薩汗的銅像被推倒，試圖維持現狀的巴赫蒂亞爾步國王夫婦的後塵出逃海外，軍隊指揮官也宣布倒向革命者。當年12月3日，由73名制憲大會成員參考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憲法起草的新憲法草案在全民公決中以99.5%的壓倒性多數獲得通過，伊朗的歷史自此進入了伊斯蘭共和國時代。

40年過去了。在2019年的今天，霍梅尼及其昔日戰友蒙塔澤里、拉夫桑賈尼已經先後作古，成為歷史人物。拉法杜斯特在任職革命衞隊（IRGC）多年後，於1999年退居二線。革命初期的禁慾主義氛圍在1990年代開始土崩瓦解，音樂、電影和化粧品重新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今天的德黑蘭，一個年輕人可以毫不費力地接觸到美國電視劇和美國小說。他甚至可以買到酒：只要不被警察撞見。

但也有一些事情不曾改變。2016年1月2日，德黑蘭的沙特大使館被憤怒的抗議民眾點燃，熊熊火光使人回想起同一座城市的美國大使館在1979年11月的遭遇。與此同時，在敘利亞、黎巴嫩和也門，數以萬計的革命衞隊武裝人員及其什葉派代理人正以空前驚人的頻率四處活動，蹤跡從波斯灣主航道一路延伸至戈蘭高地。今年春天我在敘利亞北部重鎮阿勒頗採訪時，一度被當地民眾誤認為革命衞隊訓練的阿富汗民兵。倘若考慮到伊朗在2018年剛剛經歷了一波本幣貶值超過70%的經濟「跳水」，並且美國特朗普政府對其實施軍事打擊的警報尚未徹底解除，則革命賦予伊朗政權的那種激進特徵，似乎遠未耗盡其內在的生命力。

不同於我曾經多次造訪的敘利亞和伊拉克，伊朗政權依然具備對國家實施有效治理的能力。這種「治理」遠不止是一種政治行為，它還包含有文化與歷史要素。簡言之，問題不在於伊朗政權的特殊性，而是要如何定義「伊朗國家」：一個被高山、沙漠和海岸線拆解到支離破碎，波斯裔人口僅佔六成左右的非典型民族國家。在這樣一個國家，不是現代化進程的挫敗造成了伊斯蘭革命，而是現代化本身就受到兩個本土社會階層——巴扎人和烏里瑪（Ulama，教法學者）的直接影響和參與。他們是伊斯蘭共和國體制的締造者和支柱。

巴扎人的共和國

「那些是波斯人？」「不，巴扎人，一群不種地的傢伙。從幾百年前起他們就在這兒大搖大擺地活動了。」

2018年夏天，當我在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Herat）旅行時，一群身着夾克衫、腳蹬皮質拖鞋的不速之客引起了我的注意。和衣着色彩單調、目光遊移羞怯的本地人不同，他們的眼神裏帶着一股挑釁式的好奇，熟門熟路地穿行在赫拉特不大的商業區裏。嚮導阿迦迪的回答提醒了我，那些正是誘發伊朗革命的決定性社會階層——巴扎人（Bazaari）的成員，也是普通遊客在德黑蘭和伊斯法罕的紀念品商店裏最容易碰到的角色。

現代政治經濟學和收入分層框架是無法解釋巴扎人的社會屬性乃至思想傾向的。如同阿迦迪帶有貶義的評論所暗示的那樣，這些人「不種地」，因之不佔有生產資料，卻坐擁可觀的財富以及跨越國境的社會關係網。然而並不是每一個商人都可以被稱為「巴扎人」，只有那些根植於巴扎（Bazaar）——一種起源於公元前3000年，在中近東、中亞和南亞的古代歷史上具有決定性影響力的集貿市場——並圍繞它開展經濟活動的群體才能分享這一頭銜。從喀布爾到大馬士革，從深居內陸的塔什干到紅海之濱的吉達，中近東世界的每座古城都存在至少一處露天或者依城牆而建的巴扎。在絲綢之路時代，巴扎裏出售的是馬匹和駱駝商旅從東方帶回的金銀器、鏡子、玉石，如今則被廉價日用品、手工藝品乃至旅遊紀念品所充斥。但定義巴扎人身份的並不是他們出售的商品的原產地，而是巴扎的本地化屬性、圍繞它建構的一系列社會關係，乃至它的文化象徵。

現代大都市中的連鎖超級市場與傳統巴扎似乎已沒有太大區別，但建立在純粹商業原則和成本考量基礎上的超市永遠無法僭奪巴扎的本土化特徵：前者是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模式的標準化，後者卻更貼近本地民情和習俗。在一個尚未被現代化消解和重構的傳統社會裏，巴扎藉助在地化的商業活動維繫人與人之間關係。被納入「巴扎人」這個群體的不僅有小店主和手工工場的經營者，還包括為他們提供上下游服務的搬運工、司機、記賬員乃至小型錢莊老闆。在經營規模和成本控制上，巴扎人永遠不可能達到和沃爾瑪（Walmart）相提並論的水平。但在內部關係的密切程度上，最強大的工會也須對巴扎人表示欽敬。

這塑造了巴扎人在中近東傳統社會轉型過程中的角色。儘管他們從幾千年前起就仰賴進口貨物以開展經營活動，卻成為大規模、標準化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反對者。在埃及，巴扎人階層成為了穆斯林兄弟會的長期支持者。而在伊朗，巴扎人選擇與烏里瑪——伊斯蘭教法學家結盟：前者獻納的「天課」（Zakat，宗教課税）在許多時候是後者唯一的收入來源，後者則通過教法詮釋和社會影響為前者提供庇佑。在君主制伊朗的最後一百多年歷史中，這個巴扎人-烏里瑪同盟致力於抵制一切有可能強化中央政權控制力的改革措施：從愷加王朝授予俄國銀行和英國煙草公司以專賣權的企圖，到巴列維國王治下波折不斷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強制工業化。總之，巴扎人強烈反對一切消解傳統社會關係以及本土化色彩的「西方化」。

如果沒有巴扎人階層向烏里瑪集團和城市抗議人群提供的資金支持，伊朗革命將永無勝利的可能。而他們也從革命後的伊斯蘭共和國體制中獲得了系統性回報：迄今為止，經營食品、藥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伊朗中小企業主依然被批准按照與官方牌價相同的匯率定期從銀行申購外匯，涉及基礎性原材料的進出口業務同樣能獲得税收減免和購匯便利。這使得巴扎人在觀念傾向上與新興的城市中產階級區隔開來：儘管兩者在收入水平上或許處於同一位置，但巴扎人對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全球化乃至外國資本流入所抱的抵觸態度與1979年之前並無太大分別。更加意味深長的是，巴扎人和烏里瑪兩個群體內部的身份流動和同質化現象也變得更加突出：出身巴扎人家庭的城市中下層青年在接受過高等教育、甚至出國留學之後，成為大國企、革命衞隊乃至烏里瑪群體的中堅成員；而烏里瑪階層隱秘的經濟活動，同樣沾染上了巴扎人的色彩。

這種關聯的最佳樣本，是建立於1980年的「受壓迫者和殘疾人基金會」（MFJ）。它的前身是巴列維國王在1958年建立的慈善基金會，曾經擁有伊朗最豪華的4家五星級酒店和紐約第五大道的多處商業地產。革命勝利之後，新政權將沒收的全國50位富豪的個人資產注入該基金會，由革命衞隊負責管理，並授予其在食品加工、紡織品生產、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旅遊業方面的優先經營權，要求將經營利潤的50%用於賑濟貧困人口以及兩伊戰爭的傷殘者。在今天，MFJ在伊朗運營着350多家子公司，擁有超過20萬名正式員工，控制着全國20%的紡織產業、40%的飲料生產和灌裝業以及大部分城市建築公司。在21世紀初，它的總收入一度佔據伊朗政府年度預算的10%，直接影響和惠及500萬人。儘管該基金會的運作效率和廉潔狀況始終存在疑問，但它無疑成為了巴扎人的利益代表方和回饋者，使後者獲得的保護，遠比城市中產階級來得充分。

至於MFJ的創始人，正是那位駕駛美製越野車載着霍梅尼返回德黑蘭的拉法杜斯特。他的父親曾在德黑蘭的巴扎裏販賣蔬果，屬於不折不扣的巴扎人。到了兒子這一帶，「巴扎」變大了：它就是整個伊斯蘭共和國。

「法基赫監護」的轉變

今天的伊朗是一個宗教國家嗎？任何來訪者基於最直觀的感覺，都會給出肯定的答覆。但在2016年選出的新一屆伊斯蘭議會中，烏里瑪階層僅僅佔據了6%的席位，甚至少於女性代表（8%）。在受教育權和參政自由度上，伊朗婦女的狀況要顯著優於大部分中近東國家，甚至連屬於少數族裔的猶太人和亞美尼亞基督徒也在議會擁有民選代表。今天沙特正在進行的「願景2030」改革的許多內容，在伊朗早已成為既成事實。

將1979年革命僅僅視為烏里瑪階層的反叛是遠遠不夠的。它是伊朗本土政治精英中的一個群體對內生的國家現代化模式的一種探索，只是承當者恰恰屬於教法學家群體而已。而烏里瑪的特殊地位，依然是由伊朗的國情所決定——對混雜有庫爾德、突厥和格魯吉亞三大血統來源的薩法維（Safavid）王朝歷代君主來說，唯有宗教一致能創造足夠的合法性，使其可以勉強管制地理上四分五裂的波斯王國。這一點在邊疆省份體現得尤為突出：若無烏里瑪的順從，國王（沙阿）不過是傳說。而這種源自16世紀的經驗，依然適用於今天：對一個總人口中有16%的阿塞拜疆人和10%的庫爾德人、波斯語的普及率不過將將過半（53%）的國家來說，強制性的宗教一致才是國家認同真正的基礎。信仰首先是現實統治的工具。

什葉派穆斯林特殊的行事規則，更放大了烏里瑪階層在伊朗的社會影響。16世紀以來的500多年間，只有他們擁有足夠大的自由度和靈活性去對教法進行詮釋。不同於遜尼派，什葉派烏里瑪可以有唯一尊奉的領袖，甚至有權訴諸「伊智提哈德」（Ijtihad，教法創制），基於現實需要對教法加以推演、繼而做出裁斷。現實政治地位與行事方針的靈活相結合，造就了什葉派在20世紀中東現實政治中的活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67年六月戰爭後席捲整個中近東的「伊斯蘭世界將往何處去」大討論中，在伊拉克南部的什葉派聖城納傑夫（Najaf），形成了一個影響力巨大、具有參政熱情的烏里瑪派別。參與其中的穆薩·薩德爾（Musa al-Sadr，黎巴嫩人）、穆罕默德·巴基爾·薩德爾（Muhammad Baqir al-Sadr，伊拉克人）等教法學者，隨後在中東多個國家的政治現代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形成了一條與遜尼派的穆兄會—庫特布主義路線遙相呼應的非世俗化行動路線。在納傑夫度過了大部分流亡時光的霍梅尼同樣屬於其中之一，並分享了該派別的特徵。

基於這一雙重考慮起草的1979年伊斯蘭憲法，最終在伊朗造就了一套宗教領袖與行政首腦並存，既遵循教法、又有現代民主和分權特徵的雙軌政體。

作為「什葉派世界的列寧」，霍梅尼開創了一種具有新的正當性來源的政體——「法基赫的監護」（Wilayat al-Faqih）。根據這位大阿亞圖拉的「伊智提哈德」，在什葉派12位伊瑪目中的最後一位走出隱匿狀態之前，由法基赫（高級教法學家）組成的政府將代替伊瑪目行使對世間的統治，其正當性高於世俗君王和單純的民意。但在教法原則之外，民意同樣可以反映治理的實際效果，因此行政機構需要在民眾授權的基礎上產生。基於這一雙重考慮起草的1979年伊斯蘭憲法，最終在伊朗造就了一套宗教領袖與行政首腦並存，既遵循教法、又有現代民主和分權特徵的雙軌政體。最高領袖作為烏里瑪階層的代表，雖然是伊瑪目在人間的化身和教法的終極闡釋者，可以終身任職，並且指揮着獨立的武裝力量——革命衞隊，但並不參與行政機關的日常運作。他本人尚須接受由88名資深律法家組成的專家會議的監督，可以被罷免。日常行政事務由總統領導的內閣負責，總統任期為4年，僅可連任一次。參選總統者須首先由12位資深教士組成的憲法監督委員會審核通過，再經全民投票決出勝利者。而日常法律的起草和預算表決則由290名成員組成的伊斯蘭諮詢會議（國家議會）負責，其成員自31個省民選產生，有權罷免部長和彈劾總統。

1989年霍梅尼去世之後，伊朗憲法曾經進行過一次修改，但大體能以運轉順暢的狀態延續至今。宗教領袖一職由80年代擔任過總統的阿里·哈梅內伊（Ali Khamenei）接掌，他也被視為「保守派」的代言人；行政首長（總統）的位置上則先後出現過拉夫桑賈尼、哈塔米、魯哈尼等「開明派」人物以及「強硬派」代表內賈德。嚴格說來，無論是「開明派」還是「強硬派」，在根本宗旨上都沒有超越「法基赫的監護」模式，區別僅僅在於具體的策略。由於霍梅尼賦予了烏里瑪階層以不受選票約束的特殊權力，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行政系統為了自我保全，將經濟自由化和扶植城市中產階級當作了一種政治手腕加以運用。但這種策略收穫的並不總是民意認可：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由「開明派」執掌的政府厲行以油氣開採為中心的「經濟優先」政策，對除能源、重工業以外的大量國企實施私有化，同時削減了多達數十億美元的福利補貼開支。這一路線在增加了政府賬面收入的同時，始終未能化解從王政時代延續至今的高通脹率、住房緊張和高失業率狀況，只是創造了一個以私營企業主和技術專家為中心的新貴階層。而這個階層恰恰是最容易遭受衝擊的。

另一方面，無需經過民意授權、卻擁有特殊地位的烏里瑪階層為避免重蹈王政時代的覆轍，同樣與行政部門展開了爭奪社會資源的競爭。

在巴扎人群體的支持下，哈梅內伊自上世紀90年代起，逐步改變了霍梅尼時代使立法、行政、諮詢各機構大體維持平衡，相互做出制約的狀態，目的明確地培植自己的勢力。通過擴大革命衞隊的勢力，最高領袖將與國防安全緊密相關的彈道導彈和核計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通過資助神學院和革命元勛子弟，他在專家會議和憲法監督委員會中安插了自己的人馬，並在2009年扶植草根出身的內賈德作為平衡「開明派」的力量。最重要的是，經濟上的雙軌制使得烏里瑪階層可以控制獨立的財源：除去MFJ以外，尚有100個其他形式的Bonyad（基金會）直接向最高領袖本人負責。它們享有免税待遇，控制着伊朗GDP的接近20%，同時還消耗全年財政支出的30%，與市場化的經濟部門形成了事實上的競爭。法基赫不僅是宗教裁判官和治國者，同時還成為了經濟活動中最強勢的主體：即使是霍梅尼本人也不曾預見到這一點。

反全球化的全球化

2016年春天造訪聖地麥加（Mecca）時，一個奇特的現象曾經令我頗為感慨：在距離神聖的禁寺（Al-Haram Mosque）不到300米的凱悅酒店內，本地婦女正排着隊從男女隔離的星巴克咖啡（Starbucks）門店購買飲料。玻璃門外的走廊上張貼着漫威（Marvel）超級英雄電影《黑豹》的宣傳海報。全球化進程的消費主義部分已經不受阻礙地進入了這裏，並且非但沒有威脅到教權政體的穩固性，反而可以以一種相安無事的姿態共存。

奇蹟的基石是石油。這種大自然的饋贈可以持續不斷地創造現金流，同時完全無須變更國民的思想形態和組織方式，因此容許沙特王室憑藉一種粗放簡陋的政治體制持續統治下去。選擇瓦哈比主義並非出於單純的宗教狂熱，它更是一種現實主義統治術——在20世紀初還處於部落遊牧狀態的沙特國民，經過瓦哈比主義的規訓，迅速被塞進了一個現代專制國家的外殼。石油財富使他們可以長期遠離物質生活的匱乏，同時在精神和思想上不必經歷任何痛苦的現代化轉型。這是一種成本極高的治理方式，但石油使它的運行成為了可能。

伊朗的情況同樣如此。正如1979年的霍梅尼不曾抗拒雪佛蘭汽車，「反西方」在伊朗主要是一種政治上的意識形態，而不是現實中能夠不折不扣貫徹下去的道德戒律。法基赫政體同樣需要依靠向外部世界出口石油來承擔它的高昂運行成本，尤其是它那特殊的內部雙軌體制：自身不從事生產活動的烏里瑪階層，只有從能源出口收入中才能最輕而易舉地獲得對外輸出勢力所需的金錢。而巴扎人群體在潛意識裏是鍾愛對抗西方帶來的制裁狀態的——只有當全球化的觸角以一種發育不良的狀態進入伊朗，他們的地位才能獲得保證。

誠然，中下層巴扎人在2018年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中同樣損失慘重，但他們對此自有一種解釋：有問題的不是伊斯蘭共和國體制，而是「開明派」在最近20多年裏始終倡導的、與全球資本初步接軌的市場經濟，是和美國聯繫在一起的「西方化」。如同《紐約時報》資深駐中東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他的名作《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中發現的那樣，全球化時代極度複雜的勞動分工意味着「必須信任陌生人」——商品製造的上下游可能分布在相隔千里之外的國家，無形的貨幣資本流動於由專業銀行體系構成的國際網絡中；除去蜻蜓點水式的見面，客戶與生產者僅僅通過一根網線相連，其關係完全由利潤連結。而巴扎人根植的那種小型化、本土化、非專業化的商業模式，以及基於熟人社會形成的覆蓋範圍極其有限的互信，與這一目標恰恰是背離的。但他們在伊朗恰恰有着強大的認同基礎：不僅是經濟的，更是政治的。

於是，全球化在伊朗最終呈現出了一種與它自身的邏輯完全相悖的面貌。這裏有消費主義，也有高科技產業，但允許所有這一切存在的前提卻是將新產生財富的大多數投入非生產性的輸出革命。巴扎人和烏里瑪從未退出舞台中央：從這層意義上說，40年前的那場革命到今天仍然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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