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修例運動的第50天，回望它是怎麼開始的

【作者按】：酒精沙龍始於2017年8月，每兩星期一群半生不熟的朋友見面，討論政治、文化、社會或各種話題。七月初第44次酒精沙龍，請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恆生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鄧鍵一及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袁瑋熙，他們的研究團隊自六月起幾乎在每場反逃犯條例的集會進行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這是一場雙向的討論而非單向的講座，在座40多位參加者都熱烈分享自己的見解，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包括記者、學者、文化人、設計師、醫護人員等。以下是是次討論的文字記錄。

【编者按】：香港的形勢變化太快，計劃跟不上變化，是不少關注、研究、分析是次反修例事件者的共識。因此，即時的記錄、討論變得非常重要，人們以不同身份、在事件中的不同位置投入的經歷，都是在經驗和思想層面上，研究是次運動的珍貴素材。這是《端》希望藉由這份雙向問答錄帶出的意義，同時它也是在我們已有的報導和評論文章之外，一些在細節上的補充。本次討論主要涵蓋了運動的六月時段及七一當晚衝擊立法會的行動，運動七月時段未涵蓋其中。

鄧：鄧鍵一；袁：袁瑋熙；李：李立峯；酒精沙龍成員：匿名數人

真正的無領袖從「聯署」開始

鄧：梳理這場運動真的很難。例如近來大家說這場運動無領袖，但無領袖地動員，其實雨傘已經存在，而反修例運動整件事是由「聯署」開始。

袁：我們由聯署開始觀察。運動的起源大家可能都忘了，3月31日第一次遊行，由西區警署遊行至中聯辦，五十人出席，大概是10步的距離。4月28日13萬人遊行，去到終點時李柱銘在台上問參加者，有去過0371的人舉手！全部人舉手。他們在拍手，我心想其實好大件事，個個老鬼，一場運動沒有年輕人怎麼辦。五月是整個運動的轉向，聯署開始出現，它mediate idenity的作用很大。它不是直接政治身份——從來沒人用學校的身份、長洲街坊、IT人或者師奶的身份來抗爭。

簽聯署時你們有仔細讀過（聲明）嗎？我沒有，直接簽。見到自己間中學名就簽。原來中學聯署通常訴諸道德，好多校訓、校歌，或對準自己做高官的校友。華仁對準李家超，聖方濟各對準林鄭。更有趣的是IT人，一開頭的寫法是用python的語言。我看呆了，好有創意，這些聯署的價值好高，產生了一些新的身份。例如賽馬界的聯署，賽馬如何跟政治拉上關係？聯署就說哪些馬主是建制派。

鄧：飲食界的聲明第一句是「衝出廚房，關心香港」。IT界的中文版第一句是：「電腦死機可以重新開機，香港死了無得返轉頭」。他們好用力articulate自己的身份跟政治拉上關係。聯署的平台令solidarity看得見。首先你會期待幾時到我間中學有聯署，然後大家click入去找有無同屆畢業的人。有的話雖然讀書時不太熟，但都會覺得有無形的連結。聯署到中後期已形成一種氣氛，覺得個遊行應該會幾勁。

袁：聯署重要的是，表面上是低成本低門檻的參與，但實際上是高成本，因為大家都出真名，尤其是到運動後期連拍照都不可以，為何一開始大家願意奉獻自己的全名？這個是看得見的投入和參與。抗爭後期的問卷我們問「幾時開始參與這場運動」，發現多過一半人是聯署後才決定出來遊行。真正的無領袖就從聯署開始。但正如剛才鄧說，不是真正無領袖，寫聯署的人其實都是領袖。大家都善用google doc寫，是個集體過程。我們好奇不同學校的聯署之間相似度高不高於是做了heat map，1為完全一樣，0為毫無相似之處，得出的數字約為0.3，一點也不高。

鄧：我們之前懷疑通常都是抄其他人聯署再改成自己學校名就算，但原來大家都好乖寫自己份聯署。

「由零開始思考該用什麼語言去寫，我覺得這很重要。」

袁：由零開始思考該用什麼語言去寫，我覺得這很重要。細心研究下發現每份聯署都有自己的特色。有些的用字較激，語言水平沒有那麼高。非常直接，好像鬧人，例如說「無人性的政權」、「港共政權」之類。聯署用字其實最好盡量溫和，以吸納更多群眾支持。

鄧：我們跟發起聯署的朋友討論過，下筆時究竟應不應該清晰地「要求」政府做甚麼，當中壓力很大。他們怕將要求寫得太清楚，會令很多人因為不認同該項而不簽。這是很困難的計算。

袁：我們研究這場運動必須要追本溯源，分析書寫聯署的過程，儘管到這刻很多人已經遺忘了。

參與力量是傘運遺「老」？還是政治素人？

酒精沙龍成員：你剛剛說聯署這個行動模式不算是無領袖，我的理解有點出入。我認為領袖的角色包含發起、管理、帶領執行一個行動，但例如自己母校聯署固然有發起人，但比較像拋磚引玉，而沒有強烈的領袖身影。到今日有很多Telegram群組，它們都是幾十至幾百人，很小的規模，而群組內沒有人被明確定位為領袖。有朋友是Freedom Hong Kong 網頁文宣組，裡面十幾個人，有人是代表群組對外交涉、負責聯絡工作，但實際上十幾個人裡面沒有誰負責管理的工作，這樣不是已經算是無領袖嗎？

袁：6月12日早上我們在金鐘做深入訪問。印象很深刻的是一個大學生第一次來抗爭，就是一個「素人」。他帶了一個很大的背囊，問他裡面裝了甚麼，他說兩支水、一條毛巾、兩個充電器、一件乾淨衫。

鄧：他說，唔知啊，行山帶咩我咪帶咩（爬山帶什麼我就帶什麼）。

袁：有一晚在政總附近，氣氛沒有那麼緊張，我和幾個年輕人坐在一齊聊天。我問他有沒有用Instagram上載有關這場運動的資訊。他說6月9日之後Instagram變了天，很多「KOL」平時只會post飲飲食食的照片，但此後全部post警察打人、遊行示威的照片。有些朋友正旅行，也會避忌完全不post旅遊照片。Instagram從以前毫不政治化，一下變成這個狀態。

鄧：雨傘的時候我只有在維園附近逛，除了派問卷沒有到過金鐘佔領區。所以6月12日的感受很深，發現反修例的示威者不是第一天接觸這件事，有意識自己應該做甚麼，一到海富已經有人派口罩，聽說2014年沒有那麼「好招呼」。另外就是分佈很清晰，例如說你不能站在海富麥當勞門口「hea」，在那個位置其他人就會期望你「衝」，要「hea」就去遠一點遠東金融中心那邊。大家都很清楚現場的運作：物資站該設置在哪些地點，大型物資的運送該循哪條路線才能避開警察，鐵馬放哪裏才能最快最有效阻塞交通。當現場所有人各就各位，即使我第一次接觸抗爭，都可以很快投入角色和情緒，我覺得有很大部分是傘運留下來的。

酒精沙龍成員：剛剛我提素人是針對聯署行動的組織力，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學得很快。剛開始我「睇死」聯署是本身已經有一定政治參與度的人領航，例如是民陣某前召集人的母校，想當然一定是他負責草擬。但到最後原來這些人很多都翹埋雙手，出手的人很多都是第一次。如果大學時期已經接觸社運，如何寫一份聲明根本駕輕就熟。

「這群素人由零開始，迅速掌握我們認為圈內人才熟悉的技巧。」

而這群素人由零開始，迅速掌握我們認為圈內人才熟悉的技巧。例如七一當晚在大眾眼中很暴力，我媽雖然夜晚沒有圍立法會，但已經自動自覺搜集好一堆文宣圖片，準備好第二日上班該如何和同事講這件事。她不是受到網上的號召而行動，而是自然而然掌握到運動的節奏，估到同事會如何評論，再意識到自己在自己崗位可以如何處理。這群素人的進化很重要，他們正是在聯署行動時知道自己不懂，逼自己盡快學懂。

酒精沙龍成員：我訪問過可能最素人的聯署發起人，新移民的代表。當各中學、大學的聯署湧現，不同的社群身份面貌也越見清晰。她也在觀望一個屬於新移民的聯署出現，等不到於是就聯同其他朋友落手落腳發起。身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新移民，認同香港人的訴求，以前雨傘運動時她的角色就是宣傳者，向更新的移民例如學生解釋，近幾年香港人對內地人仇恨情緒的困境。做著做著聯署，她的心態也經歷了變化，認為以前的宣傳者角色雖然也重要，以先來的人的身份向後來的人解釋，但畢竟是outsider。現在她傾向做領袖，用行動定義自己心目中的香港。

酒精沙龍成員：對於聯署我有幾個觀察。第一，聯署的作用像博奕，最理想的結果是全部人都參與。但每個人都不確定自己是否唯一一個。聯署成本極低，能夠消弭這種不確定性，因為我們知道有很多人會出來，從而減低每個人參與的邊際成本，所以聯署其實相對低成本而高成效；第二，一開始發起聯署的團體是中學，而比例十分高（袁：最後有350間中學參與）。絕大部分人都有讀過中學，相對入大學率只有18%，中學母校是每個人各自都有屬於的團體。聯署也常常引用校歌、校訓，好像嘗試回歸我們還是真正素人的階段，還未有成長後生活掣肘窒礙政見，訴諸十幾歲時候的情感和理想，因此中學的身份很有趣。加上中學像坐監，所有同學困在一起，很容易產生歸屬感。

酒精沙龍成員：雖然中學身份給予了聯署者、政治素人一種 sense of community，但後來這個身份可謂隱忍不見。其後都是用自己參與的性質，例如物資組、文宣組等等崗位來定義自己身份，同時迅速認識新一群戰友。

酒精沙龍成員：你們有沒有分析聯署裡面舊生和在讀學生這兩個在中學裡不同的身份？我留意到大部分聯署都是由校友發起，尤其名校校友對集體身分的自豪感更強，他們帶頭參與屬意料之內。但對於中學生而言單單簽名都可能要考慮很多。

他們沒有經歷過零三七一，連雨傘都不太了解，是真正的素人。儘管有些校友都是政治素人，但他們人生有真實經歷過雨傘運動，要學習、進入社會運動也更容易。相較之下我常常看見初中生和朋友去遊行是令我很驚訝的。以往幾年媒體一直渲染的無力感，在我看來潛伏著一股未死心的能量。以往行動模式局限於遊行、衝擊、佔領，而大家潛意識在思考還有甚麼可能性。但當聯署這樣低成本和看似無用的行動都搞起，激起連鎖反應，擴闊了大家對政治參與的想像。

鄧：我簽了任教的大專院校的聯署，有學生問我會不會被秋後算賬，下年會否再見，因為簽中文名是很具體的參與。後來有人發起罷市，身邊有開舖的朋友猶豫不決，因為大家會公開列出參與的店鋪，他憂慮以後會被清算，但最後還是響應罷市。大家似乎克服了一些東西。

「在場」與「不在場」的天差地別

李：七一中午我原以為一切平靜可以放心，結果衝了立法會，我對於衝擊立法會的即時反應是「大鑊」（糟糕了）：做傳播研究讓我對於電視上呈現的畫面很敏感，警方不動而示威者單方面的暴力，大眾的觀感可以很差。下午警方的部署可以說是為製造這個電視影像而設，隨之而來的反響也很大，就算一些平時愛護學生、很開明的老師也紛紛出Facebook status 譴責衝擊立法會。

但是在現場和不在現場的視角相差很遠。現場的人有一種球迷心態，開波前仍會對自己支持的球隊破口大罵，但開波後就會無條件支持直至完場。現場抗爭者有很強參與感，因此傾向不譴責。

「現場的人有一種球迷心態，開波前仍會對自己支持的球隊破口大罵，但開波後就會無條件支持直至完場。」

酒精沙龍成員：我覺得七一是整場運動的轉捩點，剛才李所說的就是電視畫面與現場差距最大的時刻，我們此刻最應該做的是收窄這個差距。香港的觀念太根深蒂固，覺得那樣的畫面太非理性，就算我自己透過電視畫面看到用車撞立法會玻璃都很震驚。

李：七一當日我看到民陣和衝的兩群人之間無形合作。下午兩點鐘衝擊立法會之後民陣的臨場反應十分出色。 警方馬上提出將遊行路線終點站改為修頓球場，民陣先要求警方不能只跟他們幾個代表交涉，要求警察用咪高峰講，讓遊行的群眾聽到，現場自然噓聲四起。儘管民陣無法100%配合立法會裡面的人，但他們快速權衡過利弊，將終點站改為遮打花園。遊行的人當中有幾十萬「和理非」，不能逼所有人入金鐘，但遊行隊伍去到中環自然會途經金鐘，所以讓想去立法會的人自行決定。

另外，不能否認立法會當日的畫面是一種有節制的暴力，此時「宣言」對民意就發揮了最大的作用。621愛丁堡廣場（G20前夕）集會，民陣高呼「我要真普選」的反彈很大，輿論認為民主和政制偏離了核心議題。但同一番話用宣言的形式在衝進立法會的人口中說出來，無人不接受，看得出來衝的人意識到外圍反應。看得出七一這12個小時之內這兩群人的行動有種無形的、互相的協調，如果你在場上telegram的話你就會感受得到，不在場看電視的話就只看得見衝擊。

接下來就是如何重建公眾對七一晚的觀感，事件發生後黃金四十八小時，網上流傳的影像和言論慢慢將支持者從瀕臨分裂、割蓆挽回民意，靠的就是包括立場姐姐影片在內大量現場片段，將只看到衝擊行為的觀眾與現場接軌。運動的支持者開始慢慢轉向，沒有出現預期中的民意大逆轉。

酒精沙龍成員：香港人其實對暴力非常陌生，連大學校長都立刻出聲明譴責，但事件後續的修正看法之快令我依然樂觀。母親集會裡面有人非常感性說要保護小朋友，令大眾的觀感從譴責暴力變得更理解。

酒精沙龍成員：前面提及過sense of community，作為前線記者從另一個角度也有同樣感受。紮鐵馬的人互相呼喝而稱兄道弟，這是和平時代不會看見的景象，香港人壓抑了很久，雨傘後幾年無力感、寂寞、對現實和自己所屬的群體不信任，在現場一次爆發，協作之中組成一個共同體。今天已經不是政府欽點民意代表去談判就能解決問題，林鄭只有親手上連登開post或落現場你問我答，才能顯示誠意。

酒精沙龍成員：七一從金鐘退場的時候，地鐵車廂裡有一幕奇景。示威者用腳擋住門，不斷用手勢並且高呼指令，叫大家行入少少，彷彿自己仍在抗爭。過海後到了旺角，又有人向所有乘客大聲說：「香港加油！我們很快會再見！」而即使同樣在現場，身處不同位置的所見所聞、感受到的氣氛差異十分大。看直播的人只留意到立法會內部的情況，但其實外面：煲底、草地、中信、龍和道已經是四個世界。

「看直播的人只留意到立法會內部的情況，但其實外面：煲底、草地、中信、龍和道已經是四個世界。」

酒精沙龍成員：站外圍一點會更全面掌握事態發展，在煲底無法看清速龍從哪個方向來。而且站不同位置的心態轉換也很快，當立法會內瀰漫著悲情的氛圍，除口罩這個行為都顯得壯烈時，我帶著學生從煲邊退後到龍和道，在那邊的氛圍中，他們放鬆得可以除下口罩抽煙。

李：補充剛剛打波的比喻，不只是立法會內二百人的球賽，當你看見外圍的物資線互相合作，你才發現原來是全場波是兩萬人一齊打，不是「一小撮的暴力分子」。

酒精沙龍成員：有大學老師看直播時在網上叫大家從立法會撤退，到了夏愨道看見人性光輝，前後不過十五分鐘，已經改變他的看法並刪除post。

酒精沙龍成員：我很讚賞外圍對立法會的支援。這次運動能令香港在全球社會中佔一席位，情緒上也有一種光榮感。站在不同位置的情緒也像剝洋蔥般有不同層次。

怎麼理解七一當晚的「暴力」？

酒精沙龍成員：大眾觀感不只受到畫面傳遞的左右，語言的運用亦影響甚深。直到今天我都不認同七一當晚是「暴力」。大家對暴力的理解似乎十分粗疏，但其實武力（use of force）和暴力（violence）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掟磚頭刻意令警員受傷和用硬物撞破立法會玻璃兩個意義迴異的行為不應該被統稱為暴力。當日行動不過是重奪屬於人民的空間，沒有意圖傷害任何人，我僅僅會用use of force來形容，用一件硬物撞爆另一件硬物。

酒精沙龍成員：國際特赦組織的口徑，以至後期的報告對這場運動的評價都是警方「excessive use of violence」，示威者的行動是 「largely peaceful protests」。去到七一晚就發現，原來我們對暴力的理解空洞，因為從人權法的角度，use of force只適用於警察。例如有人爆樽，警察就算打人令到你不爆樽，都只算是use of force。暴力的意義是故意令人感到痛楚。那撞爆立法會玻璃算什麼？原來人權法沒有一個合適的用字去定義七一當晚行動，變相很多人就只能說「暴力」，這是源於語言的問題。毀壞公物是更精準用字。

「最大的斷層始終是在現場與否。七一前看Twitter的生態，外媒記者一面倒同情示威者，但七一翌日瞬間譴責暴力。」

酒精沙龍成員：另外剛才有人說洋蔥分佈，最大的斷層始終是在現場與否。七一前看Twitter的生態，外媒記者一面倒同情示威者，但七一翌日瞬間譴責暴力。家人在電視畫面看到有人揮舞龍獅旗，認為運動已升溫至無法收拾的程度，質問我為何還在金鐘，但我們都知道現場氣氛大致平靜。要理解七一晚行動，我們不能只看到立法會內的衝擊就說定是暴力，它跟外圍包括龍和道和金鐘道其實是一個整體。港人從頭到尾都有武力潔癖。六一六遊行，二百萬人當中有很多是本能地對警察打人憤怒走出來。七一衝擊的畫面很難看，他們同樣不理解。及後的文宣努力訴諸感性包裝整件事，但往往愈重複「非暴力」，其實任由「暴力」這個概念繼續限制大眾的認知，避不開「暴力」這個框架，令大家忘記了原本的訴求。

酒精沙龍成員：這四年大家累積了很多知識，今次並非一朝一夕的覺醒，而是有人深耕細作，研究如何在國際層面爭取關注、民意和輿論的分析、Telegram的運作，在運動爆發的時刻這些知識成果就像open source供大家參考和運用。這次運動能持續的另一個原因則跟政治環境有關。先前提及的打壓力度大了，沒有領袖就減低了群眾依賴性，同時令運動無問責對象。以往策略失敗大家會歸咎政治人物誤判，這些指責會因為那個人的身份和派系蔓延，今次沒有一個大家認得的抗爭人物，鬧都唔知鬧邊個，就少了很多紛爭與消耗。此外今次空間上沒有一個穩定抗爭中心，大家be water選擇不死守，採取野貓式、打游擊戰略。撤離時心中的憤怨和戰力沒有悉數排解，會轉化為一股能量，回家後主動延續作戰，例如尋找其他戰線和出口。運動一直維持leaderless狀態，但去到這個階段，不同運動中心之間如何聯絡是未解決的問題。初期訴求是撤回，現在已經不是清晰單一的目標。以往有明確目標時大家只需決定攻或撤。去中心化的氛圍下變數多了，思考新議程、與哪些人結盟等等的方向仍待處理。

李：如果只用字典中的定義，暴力（violence）就是用武力破壞物件或傷害他人身體（use of force to cause damage to property or to injure people），那麼立法會衝擊的確是暴力。打輿論戰也有不同方式包裝七一事件。說當晚衝擊是武力而非暴力是其中一種說法。我傾向承認當晚是暴力，但公眾必須思考暴力的程度、背景（context）和使用方式。

運動變化很快，對事件的評價也要非常小心，對同一個概念，例如「暴力」的判斷，數日中已經可以不同，因為那個context變了。這對評論者的要求也提高了，大家也學會了延遲判斷，不執意即時表達個人意見，這對整個網路討論生態起了很大影響。

酒精沙龍成員：雖然情感上我明白，我其實很不認同夏愨道的人抬走立法會留守那四個人。所謂不割蓆、各有各做，其實就代表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留守的決定，如果有四個人堅持留守，外面的一萬人就應該保護他們。這場運動每個人都戴口罩，但有個paradox是彼此信任很強。大家都在運動中建構信任，這是雨傘時代最缺乏。偏偏今次無名無姓無樣，大家卻認定同路人是戰友。這個信任機制固然有它的限制。例如在自殺這件事上，無論是因為情緒困擾還是政治行動，我們對聲稱自殺的人有沒有同等信任？這場運動不是單向的。當初聯署時我們借用各種性質的身份包括中學、教友、職業等。這些身份在聯署階段是進攻的武器，那麼在防守階段，我們也應該更好利用生活中各群體組成情緒支援的安全網。

酒精沙龍成員：我有訪問過煲底的人為什麼最後決定入去立法會。現場人數很多，網速很慢，變相最需要直播角度提供資訊的人反而是看不到直播。他說當時很驚慌，是靠勇氣意志撐下去。資訊傳播的方式就是靠哨兵踩線，拿著咪，一個人在現場奔走廣播。當時除口罩的人呼籲全部人連同煲底、外圍合共近萬人衝進立法會，如果真的成事性質又完全不一樣。十一點半出了梁繼平除口罩讀宣言的片，在場所有人都覺得過了十二點一定會流血。煲底的人想走，不清楚警力多少。結果是十幾個人進去抬走裡面四個人，怕他們真的會死。資訊上缺乏，情緒上驚慌，心態不一定能如此理性，是所有因素的加總才做了這個決定。

酒精沙龍成員：我任教的中學生當晚討論，他們說裡面全部人都走自己才會走，是一種很老派的義氣。我問他們如果裡面的人出來之前，速龍已經趕至那怎麼辦？他們說「到時先算」。這些素人的基本政治認識是零，連金鐘灣仔的基本地理知識也沒有，參與是很純粹的情感，但也可以去得很盡。

「香港人對暴力的理解很片面。想補充香港人對於立法會事件裡面衝擊政權的意識形態也好像不太清晰。」

酒精沙龍成員：剛才提及香港人對暴力的理解很片面。想補充香港人對於立法會事件裡面衝擊政權的意識形態也好像不太清晰。衝擊不只是佔領和撞爛玻璃，他們是在挑戰政治權威，裡面還有塗鴉，有字，有實質政治訊息，甚至提及維吾爾族人被迫害，但傳媒報導只側重玻璃碎裂，這個層次實在不太理想。另外剛剛說拉走死士並不尊重，我覺得可以有另一個看法。他們的意志和想法不一定100%明確，他們心中或許有些憂慮和不安，被帶走時他們自己也可能受感動。情況類同有親人抱住企跳的人，而自殺者因被親情打動而回來，是不是一定等於不尊重他意願？這很視乎當事人心態，是不是毫無保留。如果是100%肯定留守的話，我們應該尊重，但很多時不是那麼非黑即白。

記者和學者的身份如何參與社運

酒精沙龍成員：我很好奇學者和記者如何調和自己的專業和運動參與者兩種身份。例如我自己是個學者，都有想過進去立法會做參與式研究。或是有些社會學學者，他們既是極為支持這場運動，又想從學術角度研究這個環境和題材。有記者朋友說如果不是在工作中，但戴記者證進場就會變成消費這場運動，好像有免死金牌般。學者和記者的心態應該怎樣安放？

李：講到免死金牌其實有兩個層次。實際運作上，如果情況混亂，記者身份又怎能保護他免被打？但從立法會出來之後，記者證能不能保障他免被控告又是另一回事。半年前上庭（為佔中九子案作證人），我常猜想主控會問甚麼問題。如果他問我個人支持（雨傘）運動嗎，我應該怎麼答？學者自然會關注這些議題，很自然也會有立場，沒有立場為什麼要打這份工。但學術規範就是一種管制，令出來的結果不會太受個人態度影響，起碼是學術上站得住腳的。你要擊倒我就請在學術上擊倒我。

「學者關注議題，很自然也會有立場，沒有立場為什麼要打這份工。但學術規範就是一種管制，令出來的結果不會太受個人態度影響。」

酒精沙龍成員：身為記者我當然有自己的立場，但我盡量少在Facebook談及。忍不住的時候出post會顧左右而言他，但關注這件事的人就會知道我言有所指，但少有高調地like什麼，或者直接表達對示威者的態度。我的工作是調查式報導，讀者可能想問為甚麼我針對筆下哪些機構或人物，或者為甚麼似乎泛民的黑幕揭露得比較少。我不希望別人對我有這樣的印象，覺得我偏頗。這樣只會成為另一個一言堂。這不是我個人形象的問題，而是我很努力令他人覺得我的立場不鮮明，報導可以信服。所以我一直避免過於表露自己的看法。

酒精沙龍成員：這也是一些外媒的指引。例如一個記者再討厭特朗普都不可在社交媒體表達，但可以用自己的報導批評他。

酒精沙龍成員：所以是專業入侵私人生活。

「我們不能用幾十年前的學術和新聞指引來看待現今社會。當年私人與專業領域很容易分割，現在科技進步，四圍都是鏡頭等等，都令到兩邊無法割裂。」

酒精沙龍成員：我們不能用幾十年前的學術和新聞指引來看待現今社會。當年私人與專業領域很容易分割，現在科技進步，四圍都是鏡頭等等，都令到兩邊無法割裂。記者有一定準則，例如不能介入、因為自己某些行為或言論促成運動進行。我由2012年在某網媒任職，大家對我們的印象都是親泛民。但我心裏有個搖搖板理論，社會裡充斥各種權力不對等，如果一板一眼、用同一標準看待所有人，那麼其實我在偏幫當權者、有武器的人。我希望靠近民眾那邊，那麼即使對方多資源、有錢、有關係，都不會取得這些優勢，才稱得上是平等，這才是心目中這些年來的中立。

抗爭者的進化

酒精沙龍成員：外媒報導香港人是對抗極權世界的前線，是世界大師級的和平抗爭。有一位英國研究社運的學者，幾乎可以尊稱他為一個教社運的軍師，我將香港近月發生的事傳給他，他的反應是「都不是那麼新」。但其實我在現場，看到也只不過是一個「執生」（自己收拾場面）的過程。或許以後除了獨裁者的進化，我們也可以談談抗爭者的進化。

袁：我們研究中會定義這場運動是無領袖的 connective action。它的性質跟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西班牙M15運動等相似，都是透過社交媒體領導並組織運動。但上述運動都是單一平台，佔領華爾街主要是Twitter，阿拉伯之春主要是Facebook。香港這次有不同平台互動，彼此有 dynamic integration。而這個多平台的互動是偶然的，剛好這些數碼基建已經成熟。

連登是昔日高登的進化版，有「熱門」，網民可以投票淘汰不好的 idea，這個平台的功能可以喻為大腦。經篩選後好的 post 會流進 Telegram，這是一個真正協調的平台，當中也有不同層次，例如有 channel 單向發放訊息、公海向所有人收消息、形形色色工作小組。不同平台之間如何連結呢？你想加入一個工作小組，在連登留 Telegram 名，就會有人把你加進群組，偶爾會有門檻，例如要答對某些問題甚至面試。由 Telegram 去 Instagram 又有另一種生態：抗爭者在 telegram 文宣看到很好的圖，在自己 Instagram story 發佈。Instagram 就是表達的平台，Facebook 則綜合所有功能。

研究大數據的人，今次最感動就是看見所有平台連結在一起。只有單一平台資訊活躍沒有用，它的data無法被倍大。剛才這些連登、Facebook post被稱為活躍數據（active data），很多都是同溫層，大家差不多意見。但研究時不能忽略還有被動數據（passive data），例如Google search 和 YouTube search。這些搜索引擎沒有預設立場，就只有關鍵詞。例如我們發現Google上「逃犯」二字的traffic很厲害，而不是「逃犯條例」四個字。逃犯條例還沒有那麼多人關注時，正值「安心事件」，原來在在一段短時間之內，搜尋「黃心穎 」的高峰比全世界加起來搜尋特朗普更高，令人憂慮會分散大眾對反送中的關注。如何操作將關鍵詞連結起來也值得研究，例如當時有人說過黃心穎通姦或會被引渡返大陸。置頂的建議搜尋也具有它的引導性。一開始逃犯的建議搜尋一定是立場、蘋果、眾新聞，不會有港人講地。逃犯一開始的定位比較負面，逃犯會連到逃犯天堂。但當家庭觀眾都被passive data吸進去，而開始關注這件事，形勢才開始逆轉。中間派例如Baby Kingdom 等平台才是主導形勢的指標。不只是說討論的多寡，而是進入了、打破了同溫層之間的框框，已是一種形勢改變。

鄧：學者不可能決定一場運動該怎麼走。無論學者或抗爭者，大家都是摸著石頭過河。運動初期做問卷，結果顯示很多人同意如果政府不回應就升級，與此同時同意升級會令普羅大眾反感，一開始比較數據時覺得怎麼可能同時同意這兩項，是不是問錯問題或樣本不好。但結果真的如問卷所顯示，真的可以做到升級但盡量令人不反感，原來有些事數據解釋不到但實真的可行。這是學術層面想像不到的。圍警總當日就連黃之鋒都要跟連登決定12點撤退，當日Telegram有七千人投票，這個數字轉化為街頭參與，已經足夠推進一場運動。我不覺得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做到這麼巨大的決定。這次運動的收穫，就是學者和抗爭者都應該保持謙虛。

「獨特性只是一種論述方式，我們真正要討論的，是這場運動如何推動香港走向民主化，香港人在全球運動低潮時如何透提供新的能量。」

酒精沙龍成員：我覺得現在不是記者學者討論這場運動有什麼獨特的時候。獨特性只是一種論述方式，我們真正要討論的，是這場運動如何推動香港走向民主化，香港人在全球運動低潮時如何透提供新的能量。

鄧：就像雨傘運動，如果說它的目標是爭取公民提名的目標，這並不成功，但這只是其中一種論述。但在其他論述裡，例如啟蒙大眾、提高香港人身份認同而言，很多人會評價傘運為成功。對當時很多素人，他們的啟蒙體現於往後的政治參與，傘運就成為往後的動力。佔領立法會後大半小時至一小時，身邊政治冷感朋友對這個行為的正負面評價參半，直至立場新聞直播一群人衝進去將留守的示威者抬出來，我有很多朋友對著這個畫面落淚。這個片段重新介入了這件事是否暴力這個論述，因為除了暴力，原來還有社群意識、凝聚力和情感。到目前為止，七一佔領立法會客觀來說並沒有令政府讓步，但如果這個片段讓暴力以外的論述繼續傳播開去，它會逐漸定義這場運動的結果。

「我自己認為世上所有事都獨特，但社會科學追求一種可解釋的普及性。我不會執意討論運動模式的獨特性，反而希望宏觀理解香港政制、社會的獨特性。」

李：我自己認為世上所有事都獨特，但社會科學追求一種可解釋的普及性。我不會執意討論運動模式的獨特性，反而希望宏觀理解香港政制、社會的獨特性。香港不是一個民主社會，無法預測選舉走向，很多評論者說若民主社會有一百萬人走出來，早已倒台，我認為恰好相反，正正因為民主社會才不會倒台。當年二百萬人圍陳水扁那刻沒有事，不是直接運動使他倒台，而是五月選舉讓他下台。運動的能量需要一個出口，投票提供機制上的選擇。但香港又不是極權政府，否則一次打壓就能擊潰。我們處於中間很奇怪的尷尬位。不知為何大家六月中時很有信心，如孔誥烽說中共在雨傘時顯露了底線，就是不見血，不會暴力收場。當運動無法被迫繼續下去又消耗，但現時又不容許運動的能量轉化為機制內的解決方案，要理解香港整個政治體制的混雜性、獨特性才解釋到現在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