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現場」的意義是什麼？——那個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灣記者們（中）

王震邦家裡仍然有兩整書櫃的「六四書」，他順手抽起一本，翻動之間，幾張夾在書裡的紙落在地上，撿起來細看，是這本書製作之初，日本出版社有意接洽翻成日文，請求代轉王丹授權的傳真信函。

架上的六四書大多數是絕版「珍本」，王震邦仔細挑了兩、三本重覆收藏的遞給我，「這送你吧，有興趣帶回去研究」。但對我始終盯著的另一本，王震邦正色說道：「這不能給你，我只有這一本了」。

《六四的內情 未完成的涅槃》，作者包遵信，八九民運期間被官方定性為「幕後黑手」。廣場鎮壓之後，包遵信逃亡了一陣子，與王丹先後被捕，判刑五年。王震邦受訪時反覆提到這位八十年代在中國知識界擁有巨大影響力、在六四鎮壓之前力勸學生停止絕食，撤出廣場的學者。

王震邦最早認識包遵信是在一九八八年訪問北京大學的行程，當時的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解放達到最高潮 —— 當然，那時不可能有人知道八九年將發生什麼事，自然意識不到八八年已經到了「最高潮」——王震邦受邀在北京大學演講，談兩岸關係。私下辦的沙龍，沒有海報宣傳，但仍然吸引滿座的學生。

在那趟行程裡，王震邦結識了包遵信、李澤厚和湯一介，也發回了方勵之的專訪和馮友蘭的直言不諱：

「現實經驗證明，今天全世界推動社會主義而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不是都在尋求改革？這說明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並不如馬克思所說是科學的，而是空想的。」

1988年的北京行， 讓王震邦採訪八九民運有了比較豐富的消息源。他也是《聯合報》當時在民運現場的記者裡，唯一一位專程為學運而到北京採訪的記者，而不像同報系其它記者，是因為其它行程之後留在大陸支援採訪。

「【特派記者王震邦╱北平卅日電】北平各大學今天紛紛貼出了大字報，交相指責中共官方沒有和學生對話的誠意，參加對話的北大學生更慘遭大字報指名批鬥。

在北大校園貼出的大字報以「忍無可忍」來形容學生對對話事件的憤怒，指責官方和學生的對話是一小撮人的安排。並要求同學不要上當。

有的大字報則指出，對話層次不高，在沒有實質對話出現前，並有了具體的進展，絕不能停止罷課，廿九日的對話不過是一場聊天會，有的學生更指出，那是官員在向學生們示威，向學生訓話。」

這是王震邦採訪八九民運的開端。用他的話說，那時民運處在「即將走出學校外」的階段。五月十二日，絕食靜坐即將開始，王震邦拍下北大教師在燕春園為絕食學生開的餞別宴。十三日他寫道：

「二千多名北平大學生今天誓言絕食，黃昏前陸續集結天安門廣場，……只見到處是「絕食」「絕食」的字眼，掌聲中聽到的是「絕食」「絕食」的呼聲，把上個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後引發的學生抗議活動，推上了另一新高點！」

在部分學生發起絕食的同時，另有一批學生前往蘇聯駐北京大使館，「邀請」即將訪問北京的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 (戈爾巴喬夫) 到北大演講，但使館回答戈巴契夫行程已滿，學生碰了個軟釘子。但八九民運確實因碰上戈巴契夫訪問北京，一時間得到全世界的關注。不少原本申請採訪戈巴契夫行程的記者，日後就直接留下繼續採訪學運，孫揚明就是其中一人。

孫揚明、王震邦和另一位聯合報記者汪士淳，是聯合報系六月三日當晚最靠近衝突現場的三名記者。六月三日晚間，軍隊大舉進城的消息傳到和平賓館。孫揚明和汪士淳商量了一下，說好汪士淳進入天安門廣場留守；孫揚明騎腳踏車往沿著長安大街往西奔，尋找軍隊和民眾的接觸正面。王震邦則在南池子大街，隔長安大街觀察情況，事實上，當時再想接近廣場，也已經過不了長安大街。

在五日的報紙上，孫揚明發出了四日清晨的現場報導：

「凌晨一時正。戒嚴部隊從公主墳、木樨地沿西長安街強行推進，遭逢民眾強烈抵抗，有數十輛裝甲車被搶占後，澆上汽油燒毀，當時百姓歡聲雷動，不旋踵軍隊對空鳴槍警告，隨即傳來有人被部隊的子彈所傷，惟數目不詳。

群眾開始撤退至民族宮前時再度聚集，以木棍、磚、石與土製汽油彈攻擊部隊，部隊則以催淚彈還擊，由於群眾勢張，部隊向後退撤約兩百公尺至民族飯店門口雙方展開拉鋸戰，一時間滿天磚塊、石頭與任何可能當武器的物品飛舞，部隊由於有頭盔、透明盾牌因此轉為有利，但由於向前衝鋒，因此至少有八人重傷，被送入民族飯店做緊急處理。」

三十年之後，孫揚明受訪時，大致準確地重現了當年自己筆下的這一幕現場，但時間讓他抽出了不同的元素，而他現在，更願意強調這些元素：

「部隊就一路拉進來，中間看到的其實不只是外傳的，坦克車嘩拉嘩拉一路打進來，那是過度簡化了事件的真相。我們看到的是「打來打去」。所謂打來打去，是我們看到，或者聽到群眾拿著磚頭、石頭、木棍往解放軍丟，丟的同時還喊「衝」，幾個來回。部隊剛開始沒有動用熱武器，就是用槍，後來才動槍，這是我們親眼看到的。」


「打來打去」，看起來是「(軍隊、學生)各打五十大板」的評價，但孫揚明意欲與之對話的，是一種日益「善惡分明」的扁平敘事。訪談之間，他不斷追憶當年的諸多細節，反覆提醒歷史現場的複雜。例如前幾年曾有媒體報導，號稱引述「英國解密檔案」指出當年天安門廣場死亡超過萬人。孫揚明和當時在廣場留守到最後的汪士淳，特別發表一篇長文，描述當年在廣場所見的情況。至少就他們所見，最後清場階段在廣場上沒有人死亡。

在南池子大街的王震邦，也有同樣的判斷：

「整個廣場是我掃瞄的視野所在。我看不到任何衝撞性的行為或是動作，足以導致死人…….那至於說有人睡在帳蓬裡面就被輾過去的，我覺得在那個時候的情境裡面，不可能。除非他吃了藥，沒有人。我只相信有人幾天幾夜沒睡，我不相信有人在現場可以沈睡。」

「在街上解放軍有沒有開槍？當然有。有沒有打死人，當然有。但廣場有沒有？我們當時所見是沒有的。分辨情楚這些細節， 對於理解當時那個複雜的情況，以及後來各方對運動的詮釋，非常重要。」孫揚明強調。

天安門廣場有沒有人死去？只是30年來諸多公案中的一起。孫揚明記得的還有：當年進城之時的解放軍，行經外交公寓時遭到槍擊，子彈來自樓上不明人士；六四之後，北京一處高樓也有子彈攻擊坦克車上的軍人，引來戰車開槍向這處民宅射擊。這些衝突、對抗的前因後果是什麼？時隔愈久，孫揚明愈覺得不該簡化箇中的關係。

如果把鏡頭再推一點，血腥鎮壓是最後的結果，但這結果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孫揚明和王震邦受訪時，不約而同提到在八九民運期間，從五月到六月，曾有兩次廣場上學生的抗議行動幾乎無以為繼，但一來當時「恰好」進來了大批外地學生；二則，每當討論學生「是不是該撤退」時，激進的主張總是壓倒一切，包括知識份子們到廣場勸退學生，結果也相同。兩輛相向而行的火車終於對撞。

王震邦受訪時這樣總結：「當時共產黨內的兩種力量，一是通過學生，取得自己這個路線更大的空間；另一條是控訴學生。這兩種力量互為擠壓。」而他想問，激進路線每每在關鍵時刻取得勝利，「究竟是誰扮演了這種角色？而這個角色的動能是從何而來？」

五月十三日，學生在天安門的絕食行動開始；隔天，包遵信連同一批著名學者到廣場與絕食學生溝通，同時發表一篇《緊急呼籲》。首先要求中共中央承認學生是愛國、民主的行動，不秋後算帳，不採取暴力手段；但同時也呼籲學生「為了中國改革的長遠利益……懇請同學們發揚這次學潮中最可貴的理性精神，暫時撤離天安門廣場。」

改良派知識分子向左向右喊話，卻沒有一方理會他們。在清場之後的逮捕中，這些基本立場支持學生的學者、作家也同步落難。七月一日，在法國巴黎的「民主中國陣線」籌備處發布了六四後遭秘密逮捕的中國知識分子領袖的名單，包遵信「理所當然」在列，其它的還包括《光明日報》記者戴晴、《河殤》總撰稿人蘇曉康、王魯湘、《中國青年報》學校部主任李大同、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記者張偉國……等等。

對這一批改良派知識分子在六四之後的遭遇，王震邦為他們在憤恨不平，又滿懷虧欠。這樣的心情，與他對學生運動「應退未退」的遺憾和批判互為表裡：

包遵信六月下旬被捕，八月傳出被「雙開」的消息。「後來包遵信在牢裡不是認罪了嗎，還有人罵他。我說：沒有坐牢的人，沒有權利罵人。」王震邦說。

「包遵信坐牢出來之後窮途潦倒，我去看他，我對他有一種虧欠感。」說起那一年的採訪團隊拿下了當時台灣新聞界最高榮譽的金鼎獎，王震邦聲音變得低沈，「他坐牢了，我寫的新聞得獎了，這算什麼？！」

過去三十年來，王震邦說自己幾乎不曾受訪。而問他認為記者在現場的意義是什麼？王震邦認為，意義在於：在一個歷史激烈變動的現場，能參與進去，這不是一般人有的機會，因而那樣的經驗帶來的反省力量也異常巨大。


但王震邦不樂於訴說這些，或者不樂於簡單地訴說。因為太簡化的表述，「就像魯迅說的，吃人血饅頭。這個吃人血饅頭，就一個悲劇來講的話，(記者這一行)就變成殯葬業而已了。」

時隔三十年，王震邦大概可以比較無所顧忌地談，當時在北京，包遵信帶他進入許多新聞現場；戴晴帶他到了一處「豆花庄」，出入其間的，有教授、記者、政治人物的幕僚……在民運期間，這裡是各路人馬交換信息的中心，不少報上的獨家新聞都從這裡來。讓王震邦津津樂道的一次，是趙紫陽辭職，他就是在豆花庄裡聽到消息，再觀察趙紫陽會見戈巴契夫的談話內容，覺得八、九不離十了就出手，之後美聯社也證實跟進報導。劉曉波被捕的消息，也來自這間豆花庄。

在八九民運期間，真消息確實有，但假訊息更多。例如鄧小平已死、王丹傷重不治……等等，事後都證明是假消息。甚至會有這樣的信息見諸報端：

「親趙紫陽的第廿八軍已開抵北平，今天下午並派出戰車與士兵，與親楊尚昆的第廿七軍在北平西邊主要街道上，捉對廝殺。」

或者

「南苑空軍基地。一名上校級指揮官和政委被戒嚴部隊司令部扣留，於是三十八軍兩個營拒絕撤出，戒嚴部隊便在清晨派出裝甲部隊封鎖空軍基地所有通道。基地官兵和三十八軍團結一致，聲稱反對『楊家將』和打倒李鵬。」

王震邦和六四之後進入北京採訪的《自立晚報》記者胡元輝，都提到了當時訊息滿天飛，但真假難辨的情況。王震邦坦言，很多新聞是「餵」的，「哪條新聞是被餵的，發稿的人心知肚明，而且還不能不發，有時甚至挺高興的，謝謝餵食的人。」

假消息見諸報端，如果不是因為利益交換，那就是記者對事件已經有道德判斷，一廂情願地從「應然面」做文章，專門選符合自己期待的訊息，但和真實情況完全不同。例如「共軍內戰」這類新聞。

胡元輝則說，那時「自己找上門」的關係確實不少，供來的信息真真假假，不要說查證，連第二消息源都沒有。所幸那時自立報系並不盲目要求記者「拼獨家新聞」，因此舉凡這類訊息，他可以只留筆記本上，不必發稿。

信息採取的偏失，事實上和消息來源有關，王震邦就坦言，會多用學生和自由派知識分子提供的消息的主要原因之一：「學生們願意和我討論訊息，願意和我討論，官員不會這麼做的」。

而一個更大的情境是，在整個八九民運裡，學生儘管人多，但就是這麼弱勢，面對著如此強大的國家機器，記者會不會出現一種心態，自動就站到學生這邊來？

「當然有，包括我在內。」王震邦坦率承認。

更有甚者，「在這麼一個混亂、動盪、強者和弱者如此分明的情境下，一個記者會不會、能不能跨出採訪工作的「紅線」？不管是主動去救死扶傷，或者回應別人的求助？」

胡元輝被問道這個問題時，語氣變得非常緩慢、猶豫而不確定。他說自己確實知道民運期間有外國記者參與後來的民運人士救援工作，但台灣記者並沒有。但即使記者不主動參與，也有被動遇到別人求助的情況。

「我不敢確定我一定會說『NO』，因為這是一個……這是一個天人交戰的課題。它牽涉到的是一個人的生命安危。」胡元輝說，一般做法是幫忙把求救訊息傳遞給真正在進行援救的人，「我也許就會這麼做，而不直接成為援救者。」但胡元輝也也坦承，「我不在那個情境裡，我也不敢說一旦真的面對那個情境裡，我會怎麼做。」

該怎麼評價八九民運？孫揚明的答案是：目前沒有辦法。

「要再等三十年，六十年以後回過頭來看這個事情。」他認為，目前談這件事，還有太多的個人、黨派乃至於國家的力量糾纏在中間。必須再等一段時間，這些人、事和關係慢慢都遠去或者逝去了，到時才可以從一個比較凌空、沒有個人情感的角度出發，給它一個比較好的或公正的評價。

八九民運的結果則重擊了胡元輝。他說，這場採訪讓他親身經歷了一個巨大的歷史轉折點。他說，那時自己原本對中國有一份樸素的期待，希望走向自由經濟、民主開放。但六四事件活生生地向觀察者展示，這些期待中國改革、變化的可能性， 如何硬生生地被共產黨切斷。抗爭者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聲音，如何可以在一夜之間被消失；就如同他在成都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人都知道幾天前發生過一場抗議行動，帶來流血鎮壓。但所有的跡象，都可以在極短時間被抹除，高壓政治會變得如此的有效。胡元輝說，這一段經歷令他「驚駭莫名」。

王震邦沒有給出直截了當的答案，但從他對包遵信和一班改良派知識分子的虧欠之情，或許可以爬梳出他真心認同的狀態，是一個由八十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諸如包遵信、湯一介、戴晴、嚴家其、蘇紹智、任畹町、蘇曉康、方勵之……引領思潮和改革的中國。如果這樣的期待成真，現今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

但無奈的是，歷史就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轉了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