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函：《羅馬》——「失語」的保姆與無法跨越階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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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在評論界最吸引眼球的電影非《羅馬》莫屬。墨西哥三傑之一的阿方索卡隆憑藉這部獻給他兒時保姆的電影，一舉拿下包括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在內的一系列重量級獎項。在奧斯卡提名中，《羅馬》也成為最大贏家，拿下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外語片在內的十項提名。

故事：一個女傭和中產階級家庭

《羅馬》的故事並不複雜，1971年，在墨西哥城的中產階級社區「羅馬」，女傭克里奧為一個有着4個孩子的典型中產之家工作。女主人索菲亞的丈夫長期外出，家中四個活潑的孩子，年邁的外婆和事無鉅細的家務活讓克里奧每天都處於忙碌的狀態。好在中產家庭對於克里奧還算照顧，可平靜的生活隨着兩位女性—克里奧和索菲亞的突遭變故而改變了，克里奧的男友在得知她懷孕後，第一時間甩掉了她；索菲亞的丈夫藉口出差，實際上和年輕的情人遠走高飛。

在1968年對學生抗議的鎮壓之後，墨西哥社會也充滿着不安。克里奧的孩子在一次學生抗議中，被已經成為鎮暴部隊一員的男友用槍恐嚇而流產。女主人索菲亞在崩潰之後，終於帶着孩子和克里奧前往海灘度假，並告訴了孩子離婚的事實。就是在這次度假中，兩個孩子被湍急的波浪卷向大海深處，不會游泳的克里奧不顧自身危險地救起孩子，一家人在海灘邊抱成一團。度假回家，男主人已經自己的書架拿走，書籍堆在地上；克里奧對女傭同伴說：「我有好多東西想告訴你」。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常態，電影隨着繼續幹活的克里奧走上樓梯而結束。一架飛機飛過上空，又是平常的一天，似乎什麼也沒有改變。

「失語」保姆與兩個階級女性的痛苦

《羅馬》的故事源自於導演阿方索卡隆小時候的經歷，是一部獻給他小時候保姆的作品。也因此被很多評論視為卡隆一段温柔的「思念曲」和一封「家書」。女傭和女主人的關係也被一些人理解為一種超越階級的女性情誼，因為她們共同面臨着男性帶來的傷害，又共同走出了困境，增進了理解。

這樣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有一定道理。卡隆用巨資實景的方式還原了一個70年代的墨西哥城「羅馬」社區，女主人和女傭在影片最後也對彼此的傷痕有了更多的共情和理解。然而，在我看來，這並不是一部純粹「温情脈脈」的電影。在卡隆剋制而自然主義的表現手法背後，有着對於中產階級「善良」的反思，也有着對於女傭克里奧處境更深層次的思考。

克里奧在電影中往往處於一種沉默的狀態，無論是懷孕、被甩、被男友威脅、流產還是被主人斥責，她幾乎沒有情緒的流露。在流產之後，她也只是沉默地對着院子獨坐了一會兒，又很快開始了新的工作。與此同時，她的遭遇也沒有在這個家庭中獲得關注，雖然主人一家都很善良地在需要幫助的時候伸出援手，但這種關心往往很快在自己的情緒漩渦中流逝。

於是，在電影中我們看到，無論克里奧是處於怎樣的生理或是心理狀態，即使在剛剛流產之後，她依然提着最重的行李，照顧着其他因各種原因受傷的家庭成員。這並非這個中產家庭故意的「惡」，而更多是一種「忽視」，與此相對應的是，女傭克里奧一直處於一種「失語」的狀態，她無法也不知道怎樣讓這個家庭對於她的痛苦有所共鳴；而這個家庭更多是一種自己想像的方式去理解他/她們所無法理解的女傭那個階級的痛苦。典型的一幕在一次女主人醉酒後橫衝直撞地把福特撞進狹窄的車庫後，下車抱着女傭克里奧說，「我們都是孤獨的人」，隨後徑自走進家門；克里奧站在家門外，表情木然，其實女主人哪裏知道克里奧的痛苦是什麼呢？

與其說兩個階級女性的痛苦讓彼此更理解，不如說這種不同階級痛苦的展示，更多地對比出克里奧這種底層的無處宣泄的失語與中產階級的女主人有意識卻無法抵達的關心和無意識地「二次傷害」。每當女主人感到難過，她會選擇與朋友傾訴，對孩子或女傭發火，喝醉後撞壞自己的車和車庫，換輛車開始新的生活；而女傭能選擇的只有沉默，或者她並不知道自己還有其他選擇的存在。正如齊澤克在影評中寫道：「因為她（女主人）的支配地位，她可以承受（損壞汽車和車庫）的行為（工人們會修好它們）；而克里奧面對着更加受挫的情形，卻無法承受這樣率性的發泄—即使她的整個世界即將崩塌，工作還必須繼續。」

這種「失語」狀態在影片的結尾似乎有所改變。在經歷與海浪搏鬥的生死時刻之後，她第一次流淚並告訴女主人，「其實我不想要生這個孩子」。回家後，克里奧對夥伴說的「我有好多東西想告訴你」，她會說什麼呢？是齊澤克所期待的「階級覺醒」，從家庭成員的「善良」中意識到其中自己的不被承認地付出；還是試圖去與女主人講述自己的痛苦，以求帶來更深層次的理解呢？

大時代與小個體：符號與權力

《羅馬》中另一有趣之處在於其對於歷史背景的描述，影片以近乎旁觀的方式，展現了那時的學生抗議和流血衝突，政府在農村的奇觀式的「愛國主義」宣傳（空氣大炮射人），也在女傭之間和家庭成員隻言片語的對話中，提到了政府強制徵地，反抗者被擊斃。但這些信息並沒有被進一步地闡釋，很多時候甚至是作為後景的方式，悄無聲息地展現。

影片中的年份並不是轟動世界的「特拉特羅爾科屠殺」（政府在奧運會前對於學生抗議的血腥行動）發生的1968年， 而是並沒有什麼大事發生的1971年，無名的學生抗議和地震、政府的宣傳一起，構成了那個年代的「日常生活」。這些關於時代的符號在交代時代背景以外，也悄無聲息地與片中人物的命運或是心態發生聯繫。男主人開着一輛美國的福特車，車庫卻幾乎和車一樣大；中產家庭度假前往森林，和一群說着英語的朋友，用槍射擊樹林遊戲，隨即晚上森林便發生了一場大火；克里奧的男友本也是來自底層，靠着用晾衣杆表演武術來掩飾自卑，卻在國家機器軍事訓練後，舉起手槍，加入鎮壓。

這樣一個平靜表面下暗流湧動的時代下，中產階級與權力形成了某種共謀（用槍娛樂），從其中獲取好處，又在權力展現血腥一面時置身事外；底層面對權力的愚弄加威嚇（被用炮表演的方式取樂，被槍指着威脅），或是如克里奧一般選擇忍受和沉默，或是像克里奧男友一樣成為其工具（用槍殺人），作為執行血腥任務的先鋒。而電影中權力造成的直接傷害都是針對底層的，它們包括了農村中被奪去的土地，流產的克里奧；唯一的例外是學生，他/她們並不全是底層，是作出最激烈反抗的群體，也是付出最大代價—生命的群體。

結語：温柔下的鋒利，亦或鋒利中的温柔

阿方索卡隆的《羅馬》無疑是一部經典的作品。這不僅是他用光影和聲音還原了那個年代的「羅馬」，那個年代的墨西哥。更是在他在温情地回憶和紀念中，埋下了那些鋒利的反思，他用女傭克里奧的視角去觀察和講述，他挑戰了知識分子/中產階級歷史敘事下的不自覺的虛偽和忽視；同時，他的鋒利中又有着人和人之間真誠的感情，市井生活中各種各樣的可能。正如電影的結尾，空鏡頭對着不時有飛機飛過的天空，留下繼續進行着的充滿可能性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