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罗马》——“失语”的保姆与无法跨越阶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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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在评论界最吸引眼球的电影非《罗马》莫属。墨西哥三杰之一的阿方索卡隆凭借这部献给他儿时保姆的电影，一举拿下包括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内的一系列重量级奖项。在奥斯卡提名中，《罗马》也成为最大赢家，拿下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外语片在内的十项提名。

故事：一个女佣和中产阶级家庭

《罗马》的故事并不复杂，1971年，在墨西哥城的中产阶级社区“罗马”，女佣克里奥为一个有着4个孩子的典型中产之家工作。女主人索菲亚的丈夫长期外出，家中四个活泼的孩子，年迈的外婆和事无巨细的家务活让克里奥每天都处于忙碌的状态。好在中产家庭对于克里奥还算照顾，可平静的生活随着两位女性—克里奥和索菲亚的突遭变故而改变了，克里奥的男友在得知她怀孕后，第一时间甩掉了她；索菲亚的丈夫借口出差，实际上和年轻的情人远走高飞。

在1968年对学生抗议的镇压之后，墨西哥社会也充满着不安。克里奥的孩子在一次学生抗议中，被已经成为镇暴部队一员的男友用枪恐吓而流产。女主人索菲亚在崩溃之后，终于带着孩子和克里奥前往海滩度假，并告诉了孩子离婚的事实。就是在这次度假中，两个孩子被湍急的波浪卷向大海深处，不会游泳的克里奥不顾自身危险地救起孩子，一家人在海滩边抱成一团。度假回家，男主人已经自己的书架拿走，书籍堆在地上；克里奥对女佣同伴说：“我有好多东西想告诉你”。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常态，电影随着继续干活的克里奥走上楼梯而结束。一架飞机飞过上空，又是平常的一天，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

“失语”保姆与两个阶级女性的痛苦

《罗马》的故事源自于导演阿方索卡隆小时候的经历，是一部献给他小时候保姆的作品。也因此被很多评论视为卡隆一段温柔的“思念曲”和一封“家书”。女佣和女主人的关系也被一些人理解为一种超越阶级的女性情谊，因为她们共同面临着男性带来的伤害，又共同走出了困境，增进了理解。

这样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道理。卡隆用巨资实景的方式还原了一个70年代的墨西哥城“罗马”社区，女主人和女佣在影片最后也对彼此的伤痕有了更多的共情和理解。然而，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部纯粹“温情脉脉”的电影。在卡隆克制而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背后，有着对于中产阶级“善良”的反思，也有着对于女佣克里奥处境更深层次的思考。

克里奥在电影中往往处于一种沉默的状态，无论是怀孕、被甩、被男友威胁、流产还是被主人斥责，她几乎没有情绪的流露。在流产之后，她也只是沉默地对着院子独坐了一会儿，又很快开始了新的工作。与此同时，她的遭遇也没有在这个家庭中获得关注，虽然主人一家都很善良地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但这种关心往往很快在自己的情绪漩涡中流逝。

于是，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无论克里奥是处于怎样的生理或是心理状态，即使在刚刚流产之后，她依然提着最重的行李，照顾着其他因各种原因受伤的家庭成员。这并非这个中产家庭故意的“恶”，而更多是一种“忽视”，与此相对应的是，女佣克里奥一直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她无法也不知道怎样让这个家庭对于她的痛苦有所共鸣；而这个家庭更多是一种自己想像的方式去理解他/她们所无法理解的女佣那个阶级的痛苦。典型的一幕在一次女主人醉酒后横冲直撞地把福特撞进狭窄的车库后，下车抱着女佣克里奥说，“我们都是孤独的人”，随后径自走进家门；克里奥站在家门外，表情木然，其实女主人哪里知道克里奥的痛苦是什么呢？

与其说两个阶级女性的痛苦让彼此更理解，不如说这种不同阶级痛苦的展示，更多地对比出克里奥这种底层的无处宣泄的失语与中产阶级的女主人有意识却无法抵达的关心和无意识地“二次伤害”。每当女主人感到难过，她会选择与朋友倾诉，对孩子或女佣发火，喝醉后撞坏自己的车和车库，换辆车开始新的生活；而女佣能选择的只有沉默，或者她并不知道自己还有其他选择的存在。正如齐泽克在影评中写道：“因为她（女主人）的支配地位，她可以承受（损坏汽车和车库）的行为（工人们会修好它们）；而克里奥面对着更加受挫的情形，却无法承受这样率性的发泄—即使她的整个世界即将崩塌，工作还必须继续。”

这种“失语”状态在影片的结尾似乎有所改变。在经历与海浪搏斗的生死时刻之后，她第一次流泪并告诉女主人，“其实我不想要生这个孩子”。回家后，克里奥对伙伴说的“我有好多东西想告诉你”，她会说什么呢？是齐泽克所期待的“阶级觉醒”，从家庭成员的“善良”中意识到其中自己的不被承认地付出；还是试图去与女主人讲述自己的痛苦，以求带来更深层次的理解呢？

大时代与小个体：符号与权力

《罗马》中另一有趣之处在于其对于历史背景的描述，影片以近乎旁观的方式，展现了那时的学生抗议和流血冲突，政府在农村的奇观式的“爱国主义”宣传（空气大炮射人），也在女佣之间和家庭成员只言片语的对话中，提到了政府强制征地，反抗者被击毙。但这些信息并没有被进一步地阐释，很多时候甚至是作为后景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展现。

影片中的年份并不是轰动世界的“特拉特罗尔科屠杀”（政府在奥运会前对于学生抗议的血腥行动）发生的1968年， 而是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的1971年，无名的学生抗议和地震、政府的宣传一起，构成了那个年代的“日常生活”。这些关于时代的符号在交代时代背景以外，也悄无声息地与片中人物的命运或是心态发生联系。男主人开着一辆美国的福特车，车库却几乎和车一样大；中产家庭度假前往森林，和一群说着英语的朋友，用枪射击树林游戏，随即晚上森林便发生了一场大火；克里奥的男友本也是来自底层，靠着用晾衣杆表演武术来掩饰自卑，却在国家机器军事训练后，举起手枪，加入镇压。

这样一个平静表面下暗流涌动的时代下，中产阶级与权力形成了某种共谋（用枪娱乐），从其中获取好处，又在权力展现血腥一面时置身事外；底层面对权力的愚弄加威吓（被用炮表演的方式取乐，被枪指着威胁），或是如克里奥一般选择忍受和沉默，或是像克里奥男友一样成为其工具（用枪杀人），作为执行血腥任务的先锋。而电影中权力造成的直接伤害都是针对底层的，它们包括了农村中被夺去的土地，流产的克里奥；唯一的例外是学生，他/她们并不全是底层，是作出最激烈反抗的群体，也是付出最大代价—生命的群体。

结语：温柔下的锋利，亦或锋利中的温柔

阿方索卡隆的《罗马》无疑是一部经典的作品。这不仅是他用光影和声音还原了那个年代的“罗马”，那个年代的墨西哥。更是在他在温情地回忆和纪念中，埋下了那些锋利的反思，他用女佣克里奥的视角去观察和讲述，他挑战了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历史叙事下的不自觉的虚伪和忽视；同时，他的锋利中又有着人和人之间真诚的感情，市井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可能。正如电影的结尾，空镜头对着不时有飞机飞过的天空，留下继续进行着的充满可能性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