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處酒吧能做什麼？從「六四吧」到「七一吧」所講的香港故事

酒吧是發生在黑夜裡的結社，有委身空間，有酒如奶與蜜，就會聚來夜遊人，聚攏不散的他們，性情相像。1990年，六四乍過，一群朋友共同開了一處地方名曰「六四吧」；2004年，多年經營的六四吧，搖身變為「七一吧」。

兩個名字，兩種性格。六四吧曾座落中環蘭桂坊小巷榮華里，七一吧也在中環，卻是偏離酒色最濃密處一點點的百子里公園。性格差別容後詳述，而前後共同的，則是都能在香港金融地帶開闢獨特的結社與情態：香港我城，政治、藝術、文化或民生，寬容而煥發地在這裡融和、討論和實踐；也連繫起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藝術工作者、傳媒人及社運人——像個自由人的理想國度，六四吧與七一吧，流傳聲名，成為香港傳奇空間之一。

只是也如我城典型故事之另一面：無論多重要、多傳奇的空間，也總得面對這地產城市終難遁逃的昂貴租金和酒牌問題。七一吧曾面臨幾次關店危機，2004、2013，今年2019再來過。若業主再加租，這裡預計三月就要關門。

來此處的人，喜歡形容七一吧是公共客廳：有人喜歡它的如真如實，「這裡唯有悲天憫人、醉生夢死是不變的」；也有人說，香港的人臉、香港的時代記憶，依附這空間而彌留；還有人，往酒吧裡頭指一指，就知道哪裡也有故事。

人和人突然消弭了距離，非常存在主義地，我們坐著竟談起「愛」的題目，馮敏兒談到他不可磨滅的記憶場景，手指往酒吧某張桌子指一指那個已經不在的愛人。

1 引路人

馮敏兒是我第一個找到的六四吧、七一吧人。他從前曾是六四吧酒保，後成為七一吧常客，過去一整年沒有去七一吧了，說因為窮，因為酒量不再年青。這晚醉醺醺的他，帶來另一位七一吧常客Andy Lewis，他指著Andy猛說，他是香港最後的英國人，Andy也只好回敬，一頭長髮滿臉鬍子的馮敏兒是耶穌，但雙方都不認可這種「Fantasy」。

2004年Andy從巴塞隆納來香港定居，再沒回去英國。他去過傳說中的六四吧一兩次，同年，因租金再無法負擔，六四吧在榮華里結業。馮敏兒笑他：「你錯過了香港文藝社運圈最黃金的年代。」採訪同一晚，香港攝影師余偉建的《回歸20年》攝影集在上環某藝術廊發佈，馮敏兒指指裡面，說類似的一句話：「那個一去不返的年代，1980、1990年代的香港，關於六四吧，那裡面有你要找的，你去問吧。」

馮敏兒就領著我和Andy，穿過他慣常前往七一吧的小徑和斜路，從公園某個入口通往。這晚，七一吧的酒客都靠著門口，斗室一空。有一小檯的客人帶來樂器在角落彈奏曲目，馮敏兒每捲好一枝煙，就穿過人群走出去。天花板的牛油紙燈籠在轉，像蝙蝠整夜在飛；黃仁逵的壁畫撕裂一半，同樣溫暖的黃色，頭頂有假冒的藍天白雲，豁然開朗。

對比蘭桂坊、蘇豪區其他昏暗而慾望旺盛的酒吧，這裡總有一種恆久的溫暖和善意。這晚，大概如同任何人在七一吧裡能領略的一夜，人和人突然消弭了距離，非常存在主義地，我們坐著竟談起「愛」的題目，馮敏兒談到他不可磨滅的記憶場景，手指往酒吧某張桌子指一指那個已經不在的愛人。

「活在當下。」馮敏兒就說著這句。因為活在當下，所以愛。許多的愛、恨，恩怨、恩惠，在這裡發生。你見著喝醉的他，卻留戀過去，緬懷過去。

「一醉我就唱歌，唱當年的遊擊隊歌、革命歌。而每次我一唱《血染的風采》就爆喊（哭）。」

2 老闆娘

馬麗華Grace是七一吧的老闆娘。這兩年她從酒吧的日常經營逐漸淡出，交由年輕的店長。她也想把為著酒吧死撐多年的勞損身體、情緒休養回來，說：「食老本（吃老本）食了好多年，我不能把年輕人那份也吃掉。」

與香港社會消沉的氣氛有著共時性，近年，七一吧也像多了一份沉寂。本來戒掉煙，Grace一回來酒吧還是食了一枝，儘管她刻意不看臉書，刻意不回酒吧，怕百感交集。她經營酒吧前後二十多年，見著那麼多人和事，來來往往，好些從熟客變成老朋友，這幾年許多陸續移民，也有的離世。

「有的像我這般年紀走不了，就留下。怕什麼，命一條而已。」Grace說在2014年雨傘運動後，香港的政制迅速崩壞，言論自由收窄，她的無力感又來襲。我們坐在百子里公園做訪問，無獨有偶，百子里公園從前是楊衢雲、孫中山的革命起點——輔仁文社、興中會——的遺址，剪辮的古人銅像詭譎彎腰，彷古木刻上的社序講「友道」：「一曰扶危濟困，異姓何殊同脈。二曰勸善規過，益不啻嚴師。三曰切磋琢磨，學識均能增益。」不知為何，覺得這字也在形容六四吧七一吧熟客們的相遇相知，這裡從前是憂國文士結社之起源地。

那是恰巧的呼應與浪漫聯想而已？2004年酒吧搬來此地，Grace只為著能負擔的14000元租，便宜至此，是因這裡以前是後巷，不時有伯父阿叔吐痰撒尿，昏暗骯髒。她比劃著從前酒吧門前好多流浪貓，貓屎臭也趕客，每天她就扛起兩條梯子，爬過四呎高的鐵絲網執貓屎。一切從頭得再經營。「這麼臭，從前六四吧的熟客仍來光顧，我好感激。」

Grace說，七一吧沒有一定要存在，沒有這裡就找另一個地方，最重要是人。與相近的人協調一種能量，做一些事情，七一吧就是這樣的能量場，令改變社會的可能性出現。

Grace視「七一吧」為她新的開始，名字來自2003年7月1日「反廿三條」50萬人大遊行，是她不退讓與支持香港人的表態。2004年六四吧結束經營後，Grace本想以「Retreat」名命新酒吧，結果從「六四」到「七一」，是一種精神的延續。

說回「六四吧」，本似飲酒作樂的地方，卻以「六四」為名，初時讓 Grace很震驚：「揹著這名字，無力感很重，覺得自己什麼也幫不了，名字又不斷提醒你同一件事。但受當時男朋友仰止（彼時六四吧股東之一）影響，廣義的『六四』或許有一天也被遺忘，只是酒吧留著，365天能逐漸累積一些什麼吧？那是我天真的想法。」傳媒來訪問她，因為酒吧命名為「六四」，而每每又要她憶述八九六四，她忍不住嗚咽，邊繼續說，一遍又一遍。本來不嗜酒的Grace也有喝醉的時候，像她目暏過無數次，人因為喝醉而狂歌慟哭。「一醉我就唱歌，唱當年的遊擊隊歌、革命歌。而每次我一唱《血染的風采》就爆喊（哭）。」

當年的六四吧，鐵閘不知被哪人漆上「平反六四，唯千年太久，當爭朝夕。」如今七一吧，鐵閘同樣被不知誰漆上：「今晚六四維園見。」每年一到六四，大家就有著默契，維園燭光晚會過後，回來不營業、只開半閘的七一吧相聚，而當天的收入Grace全數捐給天安門母親，年年如是。

她常想著，自己能為社會做點什麼，從她的少女時代貫徹至今日。1953年生的Grace第一次走上街頭示威為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那年她十六歲。受反殖思潮影響，她參加學聯中學生組，同組還有陳毓祥、雷競璇、黎則奮等，他們為保釣貼街招，後來Grace還邊念護士，邊和友人辦「實踐社」出報紙。

「很記得25歲那年，阿媽問我，究竟你想怎樣？我說，想人類有解放。她氣炸，一生人未聽過什麼叫『解放』。解放不是解放軍的那個『解放』，而是真正地做回一個人。」就像七一吧的存在，Grace說，七一吧沒有一定要存在，沒有這裡就找另一個地方，最重要是人。與相近的人協調一種能量，做一些事情，七一吧就是這樣的能量場，令改變社會的可能性出現。「我不是想獅子醒，我只是想人醒。」她說。

六四吧聚集了一班社運人，無政府主義者也好，托洛斯基派或如民主回歸派積極參與基本法的草擬也好，「大家反英殖、反中共，支持民運，方向大體上都一致。」

3 一時風雲

莫昭如是1970年代香港先鋒雜誌《70年代雙周刊》的創辦人之一，火紅年代的活躍人物，也曾經是六四吧常客。他說，刊物因1969年學運「珠海書院事件」而誕生，他們對媒體不再信任，想掌握話語權，讓別人了解社運青年的想法。於是他們發起第一場示威集會，就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也是Grace十六歲那年參加的第一場社會運動，還有保釣示威，反貪污葛柏等示威。

「我們屬於行動派，比較激進，示威、遊行、出雜誌和派單張，辦雜誌也是文化活動，談政治，也談文學、藝術和電影，同一時間歐美也有不少地下雜誌、Youth Paper。」《70年代雙周刊》針對大學生，也有黃仁逵針對中學生編的《青年先鋒》。

「70年代人」為什麼會在那時空出現？莫昭如說，1960年代年輕人發現身處的資本主義社會疏離、剝削，其後無端端被國家充軍打越南戰爭，年輕人開始問，究竟發生什麼事。莫昭如曾在澳洲留學期間也參加反越戰示威，同一時間東歐共產主義政權也非常壓迫，全世界都有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年輕人想改變社會，也包括身處英殖統治下香港的他們，當中還有曾當六四吧酒保的長毛梁國雄。

六四吧早年的股東如吳仲賢、龍景昌等人也是《70年代雙周刊》創辦人，熱烙地談論社會民生，政治時局。八九民運後，特別香港面對九七回歸，六四吧聚集了一班社運人，無政府主義者也好，托洛斯基派或如民主回歸派積極參與基本法的草擬也好，「大家反英殖、反中共，支持民運，方向大體上都一致。」莫昭如說。在六四吧，話題從政治以至文學、電影，也談示威行動，或籌辦各種海外藝術文化交流活動，聚首一班想徹底改變社會的人物。其後他們走出不同的路，有的辦報，有的從政，也有的像莫昭如繼續在民間做社區文化推廣工作；當然，也有人成為「牛鬼蛇神」。

還有莫昭如的革命戰友傅魯炳：「1970年代公安法指明，三人著一個顏色的衫就可以拘捕。1971年，保衛釣魚台示威時被捕，我們決定公民抗民，反抗公安法的不當性， 12人被捕入牢，那12人變成這場運動的重要支持者。我記得12人當中好像有傅魯炳。」傅魯炳也曾在六四酒吧當酒保，留下一卷六四吧的底照，無人的黑白空鏡，或是在七一吧似曾相識的觥籌交錯。2006年他因為淋巴癌去世。

4 天時地利人和：fight for it！

「那時我們分享同一種核心價值，FIGHT FOR IT，只要行動就有機會。」

音樂人龔志成以快樂的語調，連續說了幾遍六四吧七一吧「好正好正好正」。「六四吧野性一點，當年我們年輕放肆嘛，它在蘭桂坊的存在是異數；七一吧則是冷靜沉穩，像中年狀態，來這裡就像回家。」他每次在中上環附近蹓躂，習慣回來喝一杯。

他說，感覺到2014年以來（雨傘運動後）七一吧改變好大，不少老主顧沒有再出現，也許老去或搬家，最重要連社會整體氣氛也在改變。「時代轉變我們阻止不了，整個大形勢改變，會影響一個小地方，但這裡好多精神性的東西沒有改變，因為同是那班人。」

他想到當年親歷八十、九十年代文化藝術界的爆發力，而那些影響本土文化藝術發展的人物，黃仁逵、麥顥揚、蔡義遠等，還有他、彼德小話、梅卓燕等人，以及後來與他音樂有跨界合作的作家也斯、黃碧雲等。

六四吧吸引這班人的相遇，也孕育這班人，六四吧又以鏡像反映那年代人事物的自由煥發。「那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合。」龔志成說。

「可見九十年代同志對空間多麼渴求，六四吧的開放、多元，也維護公義，曾為香港的同志運動打下很好的基礎。」

「香港在五十年代中後期經濟開始起步，至六十年代中後期身份意識開始出現，七十年代的香港，有些文藝青年深感沒有香港發展空間，出國留學，如黃仁逵、麥顯揚等。八十年代這批人回來香港，帶來新視野，但回來不久就面對八九六四、九七回歸，對自己的政治身份、文化身份迷失，好想表態，對香港也有使命感。那時我們分享同一種核心價值，FIGHT FOR IT，只要行動就有機會。」為什麼那年代藝術文化的創作如此精彩，政治表達為何與文化藝術、表演如此緊扣，那是關乎切膚之感，關乎表態。

龔志成也是七十年代未到美國修古典音樂，回來香港，與彼德小話1987年成立盒子樂隊。九十年代開始他成為六四吧的常客，在紀錄片《六四吧：人、情、空間》裡，見到他留至今天的一把長髮，拉小提琴，和黃仁逵等常客一人一樂器，一邊喝酒，在酒吧的小房間自娛彈奏，他們沉浸，而聽的人都一臉迷醉。小小的空間擠滿了人，沒有了隔閡。

香港同志運動也是萌芽於八、九十年代，早期同運組織者也是香港同運之父小明雄，他最早是在六四吧舉行同志論壇。
同運組織者陳文慧Connie說，93年她開始投身同運，第一次去六四吧，為了參加小明雄辦的活動。

當時同性戀非刑化不久，她說整個九十年代社會仍消化同性戀這件事，大眾傳媒、港產片最愛影射和醜化同性戀，面對九七回歸，他們更擔心中國會打壓同志人權。「社會氣氛雖差，當時卻出現三十多個同志團體，香港同志運動的全盛時期。」同志活動空間匱乏，主流社會對同志不友善，經常找不到空間聚集，Grace就讓一班同運組織者在六四吧辦活動、開會。

「辦一場活動，小房間塞滿一百人，可見九十年代同志對空間多麼渴求，這地方的開放、多元，也維護公義，曾為香港的同志運動打下很好的基礎。」那裡也打破同志圈子的封閉性，因為來的人不限某個界別，例如長毛梁國雄，Connie記得他是最早期支持同運的政治人物，十幾年前，絕少政治人物願意公開表態，他早於2005年國際不再恐同日，至2008年第一屆同志遊行已經來撐場。

在六四吧結業那天，Connie介紹她媽媽跟Grace認識，說一句：「Grace一直很支持我們。」

5 阿鬼

夜晚，黃仁逵阿鬼抽著煙，站在七一門口他未完成的壁畫前，說：「再上一層防水光油，就差不多完成。」酒吧內也有另一幅他的作品，依著牆身創作，他是在七一吧開張前畫的。
「Grace有問過我，畫在畫布搬過來，還是直接畫在牆。我說，畫在牆，因為搬不走，有破釜沉舟的感覺。」問阿鬼，有沒有想像有一天七一吧會消失？他記起兩三年前七一吧最可能消失的一次。Grace說不想一輩子運作一間酒吧，她想做其他事，而且每數年就要面對酒牌申請及加租問題困擾。一班熟客聽後著手籌款，辦午間的讀書會，又賣咖啡，鼓勵她繼續做下去。

「Grace意料之外的事正在發生，有班人比她更珍惜這地方，大家經歷一次『係咪真係需要哩個地方？係先好講。』（是不是大家都需要這地方，是真的才討論下去。）」然後阿鬼繼續把壁畫的寓意道出：「即使你想保留這幅畫，畫也有風化作用，這是所有畫畫的人要面對，也不是一間酒吧的興衰可以講得完。」「有的事你可以決定改變，有的你改變不了。」

「世界永遠一拐一拐地走，法國革命也不是一次搞定，黃背心革命就是一次延續，全世界都在微調，而對社會改革的要求也會一直存在的。」

「你把七一吧當作一條河，它吸引人不是政治取向，而是它像一條河，它的流向，能帶著來的人流向哪個方向。」阿鬼喝到第四杯紅酒了，酒保Angle會提醒他快喝夠，不然就太醉。很難不談到政治，六四、七一，名字已經是一種政治表態，雖然一間酒吧更接近的是民生。2014年雨傘運動那些日子秩序像顛倒，阿鬼說他照樣來七一吧，像生活中一部份的日常，應該做的事繼續做，如同往後的日常。

「日常是日常，雨傘運動不會天天發生，也不會短時間之內見到成效。」而人需要一處地方喘口氣，和其他人交換想法。阿鬼想一想，再說：「世界永遠一拐一拐地走，法國革命也不是一次搞定，黃背心革命就是一次延續，全世界都在微調，而對社會改革的要求也會一直存在的。」所以為什麼過去有六四吧，今天有七一吧，而裡面總聚集一群性情相像的人。

不同以往周末去六四吧至通宵達旦的習慣，阿鬼和一眾玩音樂或「初一十五」詩會的友人，有著默契，選擇七一吧較安靜的星期一、二聚首，不想阻住七一吧做生意。默契是不需要明言，就像來同一間酒吧的人有著共通點，阿鬼說。

「你把七一吧當作一條河，它吸引人不是政治取向，而是它像一條河，它的流向，能帶著來的人流向哪個方向。」

6 裸體男女，頭被切一半

Grace的確有其他想做的事，她報讀了善終關懷課程，也打算去記者陳曉蕾辦的《大銀》幫忙，平日生活努力減塑減廢，「或許推廣全民運動？」不留守酒吧，她思考自己的定位。思考在香港，她還能做些什麼。

也因為七一吧這空間的難得和可能性 ，十年來她一直思量應該找什麼人把酒吧承接下去。「如果七一吧不再辦各種活動，提供自由的空間，這裡再繼續下去也沒有意思。」Grace希望七一吧繼續為公民社會提供空間，她找來七十後陳小萍Ivy接手酒吧。她們共識一致，特別在言論日益收窄，自由可能失去之時，守著這小空間變得更重要。

小萍在九七回歸那年社會學系畢業，之前已是學運份子。記得97年6月30日當晚，她和學聯等民間團體去灣仔示威，聽著慶祝回歸的交響樂，一行人拿著「民主回歸」標語，雨還在下，直至踏入十二點，儀式完結。一如往常，她和戰友遊行示威後，又回到六四吧休息，透一口氣。「大家總不能每天示威，或者每天創作，需要有地方交流和打氣。」

「現在更需要好好營運這裡，為不同的人提供自由空間，我能力所及，還有鍛鍊好身體，沒有意志怎打這一場仗？」

Grace和小萍真正相識於回歸前夕一場學生抗議行動，她記得小萍因抗議錢其琛成立特區臨時立法會而被捕。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小萍擔任金鐘大台咪手（主持人），精神緊繃，沒法子去七一吧，Grace就拎兩罐啤酒，到佔領現場和她聊天。

她習慣憶及香港社會氣氛的載浮載沉：1997年主權移交前的學運低潮，她做傳媒工作時2001年911事件發生，2003年沙士期間社會低氣壓，還有2014年雨傘運動後的政治檢控，最近大館一度封殺馬建的講座等等。

小萍指一指外面，她2007年第一次來七一吧做兼職時，外面公園仍是地盤，她們餵流浪貓、幾隻被棄養的兔，一邊見著百子里公園慢慢蓋成。2016年小萍從立法會議員助理的工作退下來後，又回來七一吧工作，像每次休養生息，她就回來一趟「現在更需要好好營運這裡，為不同的人提供自由空間，我能力所及，還有鍛鍊好身體，沒有意志怎打這一場仗？」未來，七一吧也要談續約和領酒牌，那是持續困擾七一吧運作的現實問題。

除了跑馬拉松鍛鍊意志，小萍也學畫畫，從前愛坐在酒吧一角靜靜畫素描，那是她的日常她的安神。六四吧從前一幅牆壁大家可任意塗鴉，藝術家蔡義遠畫了一雙裸體男女，而頭被切一半，小萍最愛那幅畫，後來Grace叫她不如跟蔡義遠學畫畫。「我年輕時打算做社工，讀社會學，但更早之前，我夢想過當畫家。」小萍笑說。她說，Grace辦七一吧的價值觀不知不覺影響她如何看社運、文化藝術和酒吧的關係，還有人與人的關係。

所懷之舊尚未逝去而可能相續，我們可能在這個空間以「結社」形塑我們所希冀的香港 。

7 Hope Is⋯?

聖誕節前，約了七一吧常客Andy Lewis見一次，那個在馮敏兒Fantasy裡，香港最後的英國人。而事實上，Andy在香港住了十四年，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但還是要到2014年，他參與雨傘運動，那時他切實感覺自己屬於這裡。

他說，每次來七一吧，就像回到祖母的客廳般，能自己靜靜讀小說，也能和相熟的人聊一兩句。「裡面有些人你經常見面，有的之間有恩怨，但有些人你願意親近，就像在祖母的客廳相遇。」Andy想當導演，常拿著攝影機周圍拍攝，來到七一吧，他有時會碰到杜可風、邱禮濤聊天，Andy笑說：「有次我告訴杜可風，2004年我和阿根廷籍女友分開後，如常暑假來香港教三個月英文課，很奇怪，那次我突然不想回巴塞隆納，也不回英國，一直留在香港。杜可風驚訝，嘩，好像《春光乍洩》的情節。」Andy就有了後來屬於他的香港故事。

他問我，你寫六四吧七一吧的故事，像是寫一個nostalgia（懷舊）的命題嗎？香港美好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不再？總是從前的香港美好，未來事情只會越來越糟糕？就像他和導演邱禮濤聊到，連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也不再。

我說，我也不知道。然後指了一指牆壁上劉掬色的一幅畫說：「小萍告訴我，她在這幅畫看到的意象是，七一吧會一直屹立不倒。」

Andy說，那可能是關於Hope（希望）的命題？他記起，七一吧門口有兩個人頭雕像寫上「IS」、「 HOPE」，本來有三個分別是「HERE 」「IS」「HOPE」的雕像──這裡就是希望。但「HERE」那個被撞爛成兩載，扔掉了。

「有次我喝醉，就把「IS」「HOPE」的順序，換成「HOPE」「IS」。IS HOPE聽來像是一條問題，IS HOPE？但換成HOPE IS ____，變成要你自行填寫，是肯定句，那是一個更大的命題。」

後來我想，這未必關乎希望，也許從來也是nostalgia，所懷之舊尚未逝去而可能相續，我們可能在這個空間以「結社」形塑我們所希冀的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