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歌在上海：另一座城市的聲音在這留下了鄉愁、時髦與迴響

2017年1月14日，林憶蓮在上海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舉行她的「PRANAVA 巡迴演唱會」上海站。在安可環節，這位香港的天后級歌手在台上說：「我給上海的朋友準備了一些廣東歌」，接着演唱了兩首她的經典粵語歌《灰色》和《願》。在這場演唱會上，她還在開場唱了快歌《傾斜》，以及一首非主打廣東歌《紅顏未老》——在 PRANAVA 巡迴其他的非粵語城市場次，後者並不在歌單裏，而前者她唱的都是國語版《灰色的逃脫》。

「我給上海的朋友準備了一些廣東歌」這句看似不合邏輯的話，在「70後」的雜誌編輯雷澤看來卻非常合理：「林憶蓮每次來上海宣傳演唱會，上海的媒體記者都會向她要求在上海多唱粵語歌。她祖籍上海，對粵語歌在家鄉的地位也非常清楚。」

在上海演唱會上多唱粵語歌的香港歌手並不止林憶蓮一位。和雷澤年紀相仿的音樂製作人朱君鴻是「校長」譚詠麟的鐵桿粉絲，他說譚詠麟「在上海開演唱會的曲目基本和香港一樣，但其他非粵語區的內地城市以及在台北他會有意多唱國語歌。」1999年因為看黎明上海演唱會「入坑」成為粉絲的「85後」小凱，發現那次演唱會上黎天王唱了好多粵語歌。心生疑惑的小凱向「前輩歌迷」請教，老歌迷告訴了他一件奇特往事：1993年黎明來上海開演唱會問歌迷要聽國語歌還是粵語歌，台下的上海歌迷齊聲要求聽粵語。

顯然，上海和粵語歌之間，有着——至少曾經有着某種特殊的關係。

一切，需要追溯到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兩部和上海相關的香港電視連續劇——《上海灘》與《霍元甲》熱播，隨之帶紅了兩劇的主題曲。彼時的上海，街頭巷尾隨時可以聽見上海人用不標準的廣東話哼唱着「浪奔、浪流」和「萬里長城永不倒」，而在遍布城市的音樂茶室裏，以及深受市民歡迎的滑稽戲舞台上，這兩首歌也是出現率最高的。有很長一段時間，《上海灘》主題曲成了最能代表上海的音樂作品——誰也沒法解釋為什麼這首「上海之歌」不是用上海話而是用另一種千里之外的語言演唱的。

還有廣告。上海本地著名家化產品——「白貓」洗衣粉的電視廣告歌唱的也是廣東話，這一度讓上海人都誤以為這只地地道道的上海貓是香港進口貨，因此陰差陽錯地（甚至就可能是廠商故意）促進了銷量。

八十年代後期粵語歌在上海進入「後上海灘時代」，以譚詠麟為代表的主流粵語流行歌曲系統、完整地湧入這座城市，上海人對粵語歌的喜愛也進入了瘋狂狀態。

延安中路上的「中圖」，全稱「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是當時中國唯一可以銷售原版進口音像製品的企業，裏面售賣的徐小鳳、譚詠麟、張學友等人的進口寶麗金磁帶要價14元人民幣照樣銷量很好，而當時上海普通職工的月收入也不過一百出頭。正版太貴且品種稀少，「中圖」隔壁弄堂裏便悄然而生一種叫「拷帶」的地下產業，把海外帶回來的原版磁帶翻錄在空白磁帶上，再加上黑白復印的封面和歌詞出售，做這一行的人在上海被稱為「拷兄」。如果你去問「拷兄」，他會告訴你賣得最好的「拷帶」一直是香港的粵語專輯，尤以譚詠麟、張國榮、陳百強、梅艷芳、陳慧嫻、Beyond 和草蜢最受歡迎。

上海電台的調頻音樂節目裏粵語歌幾乎佔了半壁江山，朱君鴻清楚地記得「當時上海電台最受歡迎的《上錄音樂萬花筒》節目，週三播香港電台的『中文歌曲龍虎榜』，週四播『寶麗金彩帶』，各檔節目裏也在播大量粵語歌」。上海電台甚至發生了世界流行音樂排行榜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跡：1989年9月14日揭曉的《上錄音樂萬花筒》第十期流行歌曲排行榜，十首歌裏粵語歌佔了八首，其中譚詠麟一個人就上榜五首。

因為大量聽粵語歌，再加上在錄像廳看港產電影以及後來開追 TVB 電視劇，大批上海人紛紛學起了廣東話，粵語培訓班遍及全市，廣東話大有成為上海第二語言的勢態。比雷澤小一歲、初中時做過「拷兄」的張鴻傑說：「我有次和朋友們去大連，晚上去當地 KTV 唱卡拉 OK，大連人完全不相信我們是上海人，因為我們唱的粵語歌在他們聽來實在太標準了。」朱君鴻說自己「去廣州或香港和當地人用廣東話交流順暢度『七八成』」，還經常會在工作或者生活中擔任一些國粵語的「小小翻譯」。

一個有自己語言的城市如此依賴基於另一種語言的文化，這麼特殊的現象總該是有原因的。

雷澤的解釋是「鄉音」。雷澤出生在虹口區四川北路海寧路的一條弄堂裏，從小，他在幼兒園和學校裏說普通話和上海話，但回了家和家裏人說的是廣東話。「小時候我一直很疑惑，為什麼明明是在上海，我住的那條弄堂裏廣東話卻可以通行無阻。」長大後雷澤讀了一些上海近代史的書籍，才知道廣東人是上海開埠後的三大移民群體之一，而這些移民來了上海後大多選擇聚居在虹口區的北四川路（後更名為四川北路）一帶，雷澤本人便是這一群體的後裔。廣東籍移民在上海人數眾多，1949年便有12萬人（據《廣東人在上海1843-1949年》一書，宋鑽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經歷四十年又繁衍兩代後裔，這些廣東移民及其後裔在上海的粵語歌潮流中成了最有優勢的一群，也成了這個並不說廣東話的城市風行粵語歌的基礎伏線之一。「據說半個世紀前上海的工商百貨業和電影行業裏可以通行廣東話。」雷澤說，「沒想到半個世紀後，上海又為廣東人找到了鄉愁的出口。」

但投身粵語歌熱潮的，更多的是像朱君鴻和張鴻傑這樣沒有廣東血統的上海人，「鄉音」和「鄉愁」和他們無涉，對於他們來說，聽粵語歌的原始驅動力，是「時髦」二字。張鴻傑說：「內地改革開放以後最初接觸的『時髦』，基本都是來自香港的東西。上海人對時髦是最敏感的，時髦的粵語歌自然就風靡上海灘。」廣東和香港之間的緊密聯繫大多源自血緣親情，但上海和香港之間的關係，則更多地來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的經濟交流。經濟的強勢決定了文化的強勢，五十年代中期之前是香港仰望上海，上海拍的電影和國語時代曲風靡香港，改革開放打開中國國門，上海則反過來羨慕香港的經濟金融和吃穿住行，因此香港的粵語歌和香港電影、TVB 電視劇一起攻佔上海也就不奇怪了。雷澤說：「當時唱粵語歌講廣東話在上海是非常時髦的事。我因為會說廣東話，那時還真的感覺特別驕傲。」

真正感到驕傲的應該是朱君鴻。朱君鴻沒有廣東人血統，也沒有系統學過粵語，他的廣東話能力完全由聽粵語歌、看香港電影得來。朱君鴻從初中開始聽粵語歌，一直聽到大學畢業，這個時間跨度正好是粵語歌在上海最繁盛的那幾年，也就是在那幾年裏，朱君鴻形容自己「walkman 的耳機幾乎二十四小時掛在耳朵上」，也幾乎聽遍了香港主流流行音樂。在對着磁帶歌詞本一個字一個字的模仿和熟記中，廣東話成了朱君鴻自然而然習得的語言系統。他頗有點自豪地說：「九十年代初香港出的每張專輯，每首歌的歌詞我都可以倒背如流。」朱君鴻承認粵語歌是引領他走上這一生音樂道路的帶路人，至於這位帶路人為什麼會在上海風靡一時，朱君鴻覺得那是國語時代曲的一脈相承：「上海和香港，都市的感覺始終相通。」

張鴻傑在郊區衛星城做最低層級的「拷兄」賣香港流行歌曲專輯「拷帶」，一個暑假便能賺進一台錄像機的錢，對當時的一個初中生來說，收入堪比今日之馬雲。他的「拷帶」攤子上總是放着當期的《音像世界》雜誌，裏面的《唱片街》《摩登談話》等欄目用來給買家參考，而買「拷帶」的人很多都是頭天晚上聽了《上錄音樂萬花筒》的推薦來按圖索驥的。張鴻傑說：「粵語歌這麼火，我感覺和他們在上海特別會宣傳有很大關係。」

張鴻傑的感覺沒有錯，曾任上海電台音樂頻率FM103.7《上錄音樂萬花筒》節目編輯的徐冰證實，當年寶麗金唱片公司負責大陸市場的總經理李志榮比其他海外唱片公司「先知先覺」，率先把寶麗金出品的音樂大量投放到上海的電台等媒體，而寶麗金最引以為豪的粵語歌自然就拔得頭籌，在上海大行其道。

事實上，徐冰本人就是「後上海灘時代」粵語歌系統進入上海的推手。1987年，當時尚是一個高校圖書館管理員的徐冰在《音樂愛好者》雜誌發表文章《山丹丹與搖滾樂》，此文被香港樂評人黃志華於香港《大公報》轉載，徐和黃二人因此建立起了聯繫。1988年初，黃志華把1987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錄成卡帶寄給徐冰。5月，徐冰以聽眾的身份在上海電台《立體聲之友》節目中介紹了這些歌，這期節目也成為了上海電台最早一集系統介紹香港流行音樂的專題節目。1988年年底，徐冰調入電台任《上錄音樂萬花筒》編輯，粵語歌由此通過廣播這個大眾媒體在上海發揚光大。

說到1989年9月《上錄音樂萬花筒》那張被粵語歌和譚詠麟「霸榜」的傳奇榜單，徐冰仍記憶猶新：「當時這個排行榜採用的是聽眾來信票選的方式，一星期我們會收到一兩千封讀者投票信，那一次我們幾個編輯都沒想到會有那麼多人來信投給譚詠麟。」榜單公佈後，引起了社會很大的反響，人們開始注意到粵語歌的影響力。「這張榜單對於上海流行粵語歌這個特殊文化現象而言是一個導火索。」對於在自己手裏誕生的這個傳奇，徐冰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它喚醒了上海的粵語歌聽眾的主觀意識：原來他們的力量可以左右一個標誌性的電台節目，我相信譚詠麟的歌迷那一次應該很有成就感。之後張國榮啊陳百強啊的歌迷也都開始效仿，當然，我們節目也做出了相應的調整。」

然而，所有上海人對於粵語歌的熱衷都好像戛然而止於1997年，一切也由這個特殊的年份而變成了一種隱喻。成了自由樂評人的雷澤，大約也從那一年開始只為了工作需要才聽粵語歌，近二十年裏讓他印象最深刻的香港流行音樂唱片是麥浚龍的《天生地夢》，對此雷澤的反應是冷笑：「你說這有多荒誕？！」

朱君鴻和張鴻傑對粵語歌最後的忠誠都停止於「四大天王」。朱君鴻已經和偶像譚詠麟熟到了一起吃飯聊天的地步，但他從2000年開始就拿下了以前二十四小時掛着的耳機不再聽電台：「即便是陳奕迅，也不過是在重復罷了。有時候真的不知道是因為我們的音樂品味在進步，還是他們做的音樂在退步。」1997年，張鴻傑的「拷帶」生意完全「滅種」：「『四大天王』之後，香港沒有巨星跟上，而歌迷又被歐美、日本、台灣和大陸的流行音樂分流了。」他頓了頓，又加了一句：「還有個原因，從1993年開始上海的經濟發展得太快了。」就在這短短的四五年時間裏，上海的經濟如火箭般一飛沖天，粵語歌和廣東話活脫脫成了這支火箭的燃料艙，燃燒光，被拋棄。

朱君鴻和張鴻傑現在偶爾也會聽粵語歌，但聽來聽去還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風靡上海灘的那些。雷澤如今還保有買唱片的習慣，但粵語歌唱片買的基本都是早年專輯的復刻版，這些復刻的最初出版年份沒有一張超過1996年。My Little Airport、岑寧兒和 Supper Moment 等等這樣的新一代香港歌手／樂隊唱的粵語歌在上海也會有人聽，但這些粵語歌對於上海而言，其意義已經和對北京、對重慶、對台北或者任何一個說華語的城市沒有任何區別了。

但是，雁過留聲，更何況粵語歌在上海曾經引致過的那麼大風潮，這城市在四十年後的今天，依舊能聽到粵語歌的點滴回聲。

廣州的爵士歌手司徒赫倫五年前來到上海演唱爵士樂，當時名字還叫司徒嘉偉的他馬上發現了這個城市有着特別的粵語文化：「我去看網球大師杯比賽，驚奇地發現前後左右都在說廣東話，另外在餐廳裏也隨時隨地能聽到粵語。我覺得粵語像是潛在上海文化裏的一樣。」司徒赫倫在上海的演出經常會用爵士來演繹一些早期經典粵語歌，聽眾的反響相當不錯，而到其他非粵語地方比如西安去演出，他完全感受不到有這樣的需求，因此也不會安排演唱粵語歌。

因為黎明而愛上粵語歌的小凱完全沒想到自己又會「入坑」當下最火的著名女團 SNH48，原因只是因為其中有個來自廣東的團員張昕會在個人公演場合演唱粵語歌：「我『入坑』（著迷）的起因是張昕在個人生日公演上唱了黎明的《情深說話未曾講》。」小凱其實心裏也很清楚，張昕之所以會在上海唱粵語歌是出於競爭的考慮——要在一個總共三百多人的女團裏出挑，必須要有點特殊的亮點才行。上海越來越稀少的唱片店裏，粵語唱片幾乎絕跡了，中港人之間的對立情緒越來越嚴重，電視裏香港娛樂新聞消失殆盡，看條黎明的近況還要翻牆——大概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心理吧，小凱只因為張昕會在上海唱粵語歌而心甘情願成為了 SNH48一整個團的「團粉」。

2016年，上海電台音樂頻率 FM103.7重新開出了一檔全程以廣東話主持、只播放粵語歌的節目《粵來粵愛》，此時距離徐冰在這個頻率開創粵語歌在上海的先聲已經整整過去了二十八年。《粵來粵愛》的主持人 Trace 來自廣東，於粵語歌「霸榜」上海的傳奇發生的那一年出生，在上海參加電台的主持人選拔比賽中因為一段粵語介紹而受到 FM103.7領導的注意。對於能在上海的電台裏主持一檔全粵語的節目，他至今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我想是因為103.7的領導對粵語歌非常有興趣才有了這個特別的節目。」

新世紀後上海的媒體管控漸趨嚴格，雷澤記得自己在電台客座主持時被要求不能說「國語專輯」「粵語專輯」，必須用「普通話專輯」「廣東話專輯」代之，但在《粵來粵愛》這個名稱上就擺明車馬有「粵」字的全粵語節目上，Trace 卻覺得相當寬松：「103.7的領導真的很 open，或者甚至可以說很勇敢。」或許這樣的開放和勇敢，正是來源於粵語歌對上海綿延四十年的影響。

《粵來粵愛》裏播出的粵語歌，絕大部分仍然是譚詠麟、張學友、徐小鳳、葉蒨文、林憶蓮和劉德華等人的老歌，在和節目聽眾的線下交流中，Trace 遇到的也大多是比他大二十歲左右的上海人。讓 Trace 印象深刻的是，這些上海人一直要求他在彼此的交談中說廣東話。雖然 Trace 並沒有經歷過粵語歌在上海的瘋魔歲月，但他現在仍能感受到余威：「電台主持前，我曾在上海的粵語培訓機構教粵語，學員分三種：為了工作的，為了香港移民或求學的，以及為了聽經典粵語歌和看 TVB 電視劇的，往往堅持到最後的是第三種人。這第三種人，今天在上海仍然非常非常多。」

那些深愛和曾經深愛粵語歌的上海人、新上海人都還在。朱君鴻去了一家視頻網站，他想做一個華語流行音樂的紀錄片系列，裏面自然少不了譚詠麟濃墨重彩的一集。張鴻傑剛剛裝修完新居，他準備跟上潮流置辦一台黑膠機，買幾張他最愛的張國榮的黑膠來聽。徐冰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出版回憶華語流行音樂點點滴滴的書籍，每一本裏都有關於粵語歌在上海的塵封歷史被挖掘出土。司徒赫倫和他的製作人商量妥當了，接下來的每張個人專輯裏都會有一首在上海創作的粵語爵士歌曲。小凱最近從他母親的抽屜裏找到了很多王傑和葉蒨文的「拷帶」，因此他覺得自己對黎明和張昕的喜愛並不是無本之末。Trace 的《粵來粵愛》每週六晚七點準時在上海電台 FM103.7播出，線上版本則讓他擁有了大量上海之外的聽眾。

2018年1月27和28日，林憶蓮的 PRANAVA 巡迴演唱會回到上海開 encore 場，並以此為 PRANAVA 巡迴收官，這同時也是她第一次在香港之外的城市開一個巡演的加場。雷澤本來已決定不去，但最後一刻還是坐進了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就是在那場演唱會上，他決定了今年為林憶蓮的粵語專輯做個回顧專題稿，因為他始終忘不了林憶蓮的那句「我給上海的朋友準備了一些廣東歌」。

墨墨，長居上海，唱片收藏者，流行音樂文化現象研究者，希望在數位音樂時代留下實體唱片的榮光。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粵語歌在上海：一個特殊的跨地域文化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