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蓮媒體之殤：我為什麼參與傅崐萁的「標案」？

電話那頭，嬰兒伊伊哇哇的聲音斷斷續續，應聲的人說話侷促不安，可能因為他回答的問題，是一起震動全國的新聞，更是他個人職業生涯的大麻煩。平日都是他訪問別人，如今輪到他自己成了記者追訪的目標。

他是涉入花蓮「記者標案」事件的其中一人，其實比起其他一同被指控的新聞同業，他已經說了不少話。「名單上」的其它人，大多是低調迴避，或者一口回絕：「這是我個人的隱私，不用對任何人解釋。」

儘管始終婉拒進一步受訪，但卻可以清楚地從他的講話字句中「聽見」他的焦慮。掛上電話前，他只留下了一句，「真的謝謝你的關心。」

花蓮前縣長傅崐萁主政時期的「縣政宣導平面素材資料庫蒐集建立」採購案──或者有評論者直接簡稱「收買記者案」 ──曝光後震動台灣媒體圈：一整個縣的商業電視台記者幾乎全被捲入風暴裡；屬於公共媒體的原住民台失守；即使行事最嚴謹的公廣集團，也有一位客家電視台記者坦承涉案。

為什麼這些「得標人」大多是電視台駐地記者？除了個人價觀外，是不是還有哪些結構性因素使然？它可能牽涉到電視台駐地記者的工作及生活狀態，以及與台北編輯台、在地政府和地方同業之間，人際和權力的交互關係。這是駐地記者的「暗黑面」，或許不足為外人道，卻真實存在著。

「被扣的帽子扣這麼大了，我們還能講什麼？」一位名列「得標人」的電視台記者「阿鴻」(化名)接受《端傳媒》訪問時，一開口就難掩激動。

回憶最初與縣府副秘書長謝公秉的會面，「有一天在縣政府那邊跑完新聞，在記者室處理報導的時候，秘書長室就有人出來說，『副秘(書長)找你欸，說要跟你聊聊天』。我說，你等我一下，等我把新聞處理完再說。我處理完，就覺得副秘要找我們這些媒體後輩聊聊天，就去跟他聊啊。」

他明白指出，當時謝公秉個別約談媒體記者，不是全部人一起。「我們根本不知道他找了誰，像他找我的時候，也是跟我講說，『你來幫個忙。』我說，幫什麼忙？『現在我當了副秘書長之後，我聽不到外界的聲音，我遇到里長、任何一個民代，他們都說我們做的好棒，我不知道我們哪裡做得不好。』」

「我那時候就問，你要借重我們什麼東西啊？『我是希望你們能夠自己去選擇一個議題，跟縣政、民生有關的，幫我們把民眾真正的看法拍回來。』然後我說，拍回來你要幹嘛？『我自己要看。』我就說，所以副秘書長你的意思是說，你們現在希望聽一些民眾真正想要表達的聲音？他說對。」但阿鴻表示，當下他並沒有答應，也沒有做任何承諾。

「當時他跟我講完之後，我就說，我可能要跟公司講一下」，但被追問他最後有沒有跟公司回報時，他卻直接承認其實並沒有。「因為謝公秉說，『我跟你們高層都很熟，我請你幫個小忙不行嗎？』」阿鴻承認在謝公秉恩威並施的策略之下，自己有壓力。「『你放心啦，我會跟你們長官溝通啦，你交給我處理就好啦，你不用擔心。』我當時就認為說，好啦，人家前輩都這樣講了，就相信前輩嘛，他會去跟我們公司知會，我怎麼知道他有沒有知會？」

阿鴻受訪時口口聲聲稱「前輩」的謝公秉，確實出身在台灣歷史悠久，位列主流媒體的《聯合報》。2000年總統大選時，謝公秉已經是政治組一線記者，負責採訪宋楚瑜陣營。宋楚瑜敗選後創立親民黨，謝公秉不久後也離開記者工作，轉往親民黨任職，還曾出任發言人。就他的資歷及工作，確實會讓人相信他諸多新聞機構高層人士交情匪淺。

「花蓮縣政府跟媒體高層很好，這不是秘密，我們這些兵，我們能說什麼？」阿鴻解釋，「一個人在一個縣市裡面，要cover所有的事情，包含長官交代的事情，長官給我壓力，我要使命必達。但是我在採訪的過程中，如果我今天跟某一個政黨、某一個人敵對了，我怎麼去完成我的工作？當這個人動不動就把你的大長官（抬出來），一直不斷地給我們施壓的時候，我們實在不敢去得罪他，到時候他又跑去跟大長官們講一些話，我絕對就等著去給人家洗臉（挨罵）的啊！」

不過對比於有同業懂得錄音自保，他也承認自己想得不夠周延，「我跟你講，我傻、我笨，因為我一直覺得這些前輩，應該知道我們這些小咖的不敢得罪人，我們就是小小的記者，從頭到尾就是最基層的，我們不敢去得罪任何人。你今天跟我單獨面談的時候，就已經跟我講了，『叫你幫一個很小的忙，你做不到嗎？！』我不曉得他為什麼要用這麼嚴厲的語氣跟我講，可是我沒有錄音錄影，他現在如果要反悔說他沒有說過這些話，我也認了。」

除了指認謝公秉在整起事件扮演的角色外，阿鴻也進一步解釋，「那時候副秘是跟我們講說，『會給你們一些車馬費，因為你必須用自己的時間去拍東西，要買一些設備，也要開個車吧，也要花個油錢吧，也要吃個飯吧。』因為有講到錢嘛，所以才必須要標案。」

針對標案形式，阿鴻表示，「我那時候也問過他，為什麼要用限制性標案？他說，『你不懂，我們要借重的就是你們觀察時事的專長，如果我今天公開標案出去，沒有限制性招標的話，那到時候阿薩不魯（亂七八糟）的人都來標，結果他最低標標到了，他交給我的東西我不知道他們在拍什麼、民眾到底要反映什麼，我要這些東西幹嘛？』

阿鴻不是沒有表達內心的疑慮，「這個東西我以前沒有碰過，會不會有問題？『你不用擔心啦，這個東西因為是公開去招標，這是標案，又不是私底下塞錢給你，既然我們縣政府認為是合法的，一切都是公開透明的，那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後來是縣政府的人跟我講說，『副秘說有一個標案你要執行嗎？』我說，啊？處理好了嗎？『我們不曉得欸，總之副秘說一切都OK，你可以來做標案的處理動作。』」因為有後續通知，阿鴻就認為謝應該有跟公司知會過了。第一次標案結束之後，縣府的人又來告知還有第二次標案，對方告訴他，因為副秘覺得開縣政會議跟縣長講話，還有做縣政決策的時候，都很有幫助。

阿鴻表示，與縣府以個人名義簽訂的勞務契約載明，每個月要交一支十多分鐘的專題影片，可是勞務報酬並非按月計算，「（錢）有沒有下來，說實在我沒有去管，那時候勞動契約是這樣寫的，你每個月要交（影片），可是他們每兩個月下來一次，因為他們要審核。」

談及那幾個月交給縣府的影片內容，他提到，包含討論河流危域整治、消防局環境太悶熱、鯉魚潭區域觀光整合規劃等議題。今年初花蓮206大地震過後，則著手討論災後復甦、震後交通等相關主題，「那時候我覺得縣政府願意聽這些人的聲音很好啊，媒體的本質不就是發掘問題？我去規劃這些議題，拍給縣政府看，『你有沒有看到這些人是怎麼看這些事情的』，然後讓縣政府去做他們自己的施政參考。」

據他統計，前前後後一共交給縣府18支影片，106年度有12支，107年度6支。「因為我的個性他叫我交一則，我會交兩則，我覺得我有多餘的能力，我願意多做給他們看。」他強調，這些都是利用他自己的休假時間，規劃好去訪談，拍完再做給縣政府，「跟新聞採訪無關，跟我的本職工作無關。如果他今天是說，這則你規劃的專題，最後要在你們公司播出喔，我跟你講，我一定說做不到，不好意思，我沒有那個能力要求公司播出任何一條新聞，我拍拍屁股馬上就走，我做不到。」

阿鴻說，「我一直認為，有一個政府單位他很願意去聽民眾的心聲很好啊，媒體的力量不就是要把民眾的心聲播出來給縣政府、給官員看嗎？可是我們的平台上面我們播不出來啊！所以他在講這些內容的時候，取信到我。你們願意聽真的花蓮人的心聲，很好啊！」

此外，他更表明，事前並不清楚有誰拿到標案，同業之間也不太可能討論，「我私底下做這些事情，去幫你縣政府，雖然我覺得是做對的事情，可是你講出去，難免別人會覺得怎麼你有標案我都沒有，我怎麼知道誰有誰沒有？」直到選前傳出有議員把資料拿去調查站檢舉，同業之間開始相互打聽，才發現原來多數人都有接到標案。

對阿鴻而言，這就只是一個單純的勞務提供，「就是覺得沒有問題，所以才會用本名去標案。如果換作是你，你覺得這個案子是拿人家的好處，會影響到你的新聞判斷，你敢用你的名字去拿嗎？」引發如此大的風波，他始終不太能理解，「執行這個案子的時候，一直以為說是在幫花蓮人做功德，因為縣政府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我拍給你聽啊。怎麼知道現在變有人拿政治的議題硬扣我帽子說，我們被人家收買了？！」

阿鴻也強調，長期以來電視台地方記者一直都是聽命行事，跑新聞的方式就是今天花蓮有什麼事情，他們就回報給台北，由台北決定要不要做，或者接受台北指令採訪。如果沒有辦法去主導公司要或不要一則新聞，「你一個縣政府摸頭我們這些基層的記者要幹嘛？然後給我們好處要幹嘛？那我們拿了又能幹嘛？」

他反問，「今天公司叫我們去拍傅崐萁被抓去關了，我們就去拍傅崐萁被抓去關了啊。我們可以講說我跟傅崐萁那麼好，我不要拍，因為我跟他有勞務關係在，所以影響我新聞的判斷跟處理，有可能嗎？！」

事情演變至今，阿鴻認為同業都是有苦難言，他更直言，被捲入的記者沒有一個人是自動請辭的，「這個東西我老實說，我不曉得跟傅縣長有沒有關係，因為從頭到尾這個是副秘書長找我們的，也是說他自己想要了解花蓮，因為畢竟他不是花蓮人啊。所以我就覺得說，我們現在真的是被老前輩害死了。」

不管是阿鴻接受《端傳媒》或者稍早其它媒體揭露的個案，都指這一系列「標案」是由謝公秉負責操作。《端傳媒》在一月一日上午訪問了謝公秉。謝公秉說，稍早媒體揭露的錄音，對他說的話「斷章取義」。原本他的意思是希望記者去暗訪縣政，不會有其它人知道記者的報導會繳給縣府，「只有你知、我知、(行政暨研考)處長知」，但卻被錯誤解讀。

謝公秉不願多回答問題，只表示接下來會找時間回縣政府，拿到所有資料後公開說明本案。

在參與標案的十一名電視記者裡，阿鴻是唯一願意接受《端傳媒》訪問的當事人。但另一位當事記者小杰(化名)的經歷令人更加感慨，因為他十年前從其它地方被調到花蓮，正是因為公司認為原先的駐地記者工作上「有狀況」，尾大不掉，才硬是換上小杰，但他初到花蓮時，受盡同業的排擠，好不容易才打進同業圈子裡。但十年之後，他因為收取了花蓮縣政府的「勞務報酬」而遭到公司開除。

小杰最初被調到花蓮的經歷，在2008年一篇討論電視台駐地記者勞動過程的碩士論文裡被詳細記錄了下來。從中可以看到許多對於駐地記者圈的第一手觀察，以及地方記者講究「互惠互利」的封閉生態。

論文裡引述小杰提到，當年因公司資遣了原本相當資深的花蓮駐地記者。據他透露，原駐地記者的新聞表現沒有問題，但和同事之間的溝通態度卻有很大的毛病，會從編輯一路罵到主任，更自認公司在花蓮沒有他不行，「公司想了很久⋯⋯終於在上一波資遣他，而且公司也不想在花蓮當地找，也不想接受當地駐地記者推薦的人，免得重蹈覆轍，於是就希望我能去。」

當時到任花蓮半年左右的他坦言，「被各台的駐地記者抵制，這是意料中的事。我以前在T縣跑新聞的那套，在這裡完全行不通，像我想在這裡佈線，完全沒辦法，因為一些受訪單位的人，都和原有的記者混的非常熟。長期以來，該綁的樁腳都綁了，每次有什麼新聞訊息，一定都是先告訴那些駐地記者，就是不會告訴我。而其他駐地記者在跑新聞時，都會有意無意的在躲我。」

不僅難以佈線建立人脈，漏新聞更是家常便飯，就算開口向他台借帶，也都會碰上軟釘子，一推再推。而碰上需要跑多個新聞現場的事件時，其他同業之間可以相互分工合作，但他卻只有獨自一人，根本分身乏術。據他私下了解，同業抵制他，其實就是不滿公司開除原先的駐地記者，想替舊識出一口氣，更藉此警告各自的東家，不要隨意更動駐地記者，不然可能就會招致同樣的下場。

即便他努力地想要跟同業保持友好關係，甚至主動提供新聞訊息，有拍到什麼不同的畫面，也都歡迎大家來跟他借帶。但其他人自認跑線實力雄厚，依舊絲毫不領情。此外，他更不敢奢望跑出什麼獨家新聞，深怕只會擴大彼此之間的嫌隙。

但就算再怎麼樣費盡心思，他坦言處境依舊沒有太大變化，「從外地來的，新聞一定跑不贏那些人，而且如果我真的跑贏那些人，那以後我更慘，日子更難過，仇就會結得更深。我現在就是覺得，雖然沒有改善很多，但是應該還可以待下去，慢慢久了之後，自己的新聞空間應該就會出來，但是未來還能待多久，我自己也不知道。」

當年在論文中說「不知道未來能待多久」的小杰，最終還是待了下來。但任誰也料想不到，事隔十年光景，小杰竟然從一個無法融入花蓮駐地記者圈的局外人，變成和同業一起參與爭議標案的同路人。想當初不敢對未來多抱期望的他，卻還是一路待到了這個時候。不過彷彿像是宿命般的輪迴，他也同樣走上了那條被公司資遣的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