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婴儿伊伊哇哇的声音断断续续,应声的人说话局促不安,可能因为他回答的问题,是一起震动全国的新闻,更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大麻烦。平日都是他访问别人,如今轮到他自己成了记者追访的目标。
他是涉入花莲“记者标案”事件的其中一人,其实比起其他一同被指控的新闻同业,他已经说了不少话。“名单上”的其它人,大多是低调回避,或者一口回绝:“这是我个人的隐私,不用对任何人解释。”
尽管始终婉拒进一步受访,但却可以清楚地从他的讲话字句中“听见”他的焦虑。挂上电话前,他只留下了一句,“真的谢谢你的关心。”
花莲前县长傅崐萁主政时期的“县政宣导平面素材资料库搜集建立”采购案──或者有评论者直接简称“收买记者案”──曝光后震动台湾媒体圈:一整个县的商业电视台记者几乎全被卷入风暴里;属于公共媒体的原住民台失守;即使行事最严谨的公广集团,也有一位客家电视台记者坦承涉案。
为什么这些“得标人”大多是电视台驻地记者?除了个人价观外,是不是还有哪些结构性因素使然?它可能牵涉到电视台驻地记者的工作及生活状态,以及与台北编辑台、在地政府和地方同业之间,人际和权力的交互关系。这是驻地记者的“暗黑面”,或许不足为外人道,却真实存在著。

“被扣的帽子扣这么大了,我们还能讲什么?”一位名列“得标人”的电视台记者“阿鸿”(化名)接受《端传媒》访问时,一开口就难掩激动。
回忆最初与县府副秘书长谢公秉的会面,“有一天在县政府那边跑完新闻,在记者室处理报导的时候,秘书长室就有人出来说,‘副秘(书长)找你欸,说要跟你聊聊天’。我说,你等我一下,等我把新闻处理完再说。我处理完,就觉得副秘要找我们这些媒体后辈聊聊天,就去跟他聊啊。”
他明白指出,当时谢公秉个别约谈媒体记者,不是全部人一起。“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找了谁,像他找我的时候,也是跟我讲说,‘你来帮个忙。’我说,帮什么忙?‘现在我当了副秘书长之后,我听不到外界的声音,我遇到里长、任何一个民代,他们都说我们做的好棒,我不知道我们哪里做得不好。’”
“我那时候就问,你要借重我们什么东西啊?‘我是希望你们能够自己去选择一个议题,跟县政、民生有关的,帮我们把民众真正的看法拍回来。’然后我说,拍回来你要干嘛?‘我自己要看。’我就说,所以副秘书长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现在希望听一些民众真正想要表达的声音?他说对。”但阿鸿表示,当下他并没有答应,也没有做任何承诺。
“当时他跟我讲完之后,我就说,我可能要跟公司讲一下”,但被追问他最后有没有跟公司回报时,他却直接承认其实并没有。“因为谢公秉说,‘我跟你们高层都很熟,我请你帮个小忙不行吗?’”阿鸿承认在谢公秉恩威并施的策略之下,自己有压力。“‘你放心啦,我会跟你们长官沟通啦,你交给我处理就好啦,你不用担心。’我当时就认为说,好啦,人家前辈都这样讲了,就相信前辈嘛,他会去跟我们公司知会,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知会?”
阿鸿受访时口口声声称“前辈”的谢公秉,确实出身在台湾历史悠久,位列主流媒体的《联合报》。2000年总统大选时,谢公秉已经是政治组一线记者,负责采访宋楚瑜阵营。宋楚瑜败选后创立亲民党,谢公秉不久后也离开记者工作,转往亲民党任职,还曾出任发言人。就他的资历及工作,确实会让人相信他诸多新闻机构高层人士交情匪浅。
“花莲县政府跟媒体高层很好,这不是秘密,我们这些兵,我们能说什么?”阿鸿解释,“一个人在一个县市里面,要cover所有的事情,包含长官交代的事情,长官给我压力,我要使命必达。但是我在采访的过程中,如果我今天跟某一个政党、某一个人敌对了,我怎么去完成我的工作?当这个人动不动就把你的大长官(抬出来),一直不断地给我们施压的时候,我们实在不敢去得罪他,到时候他又跑去跟大长官们讲一些话,我绝对就等著去给人家洗脸(挨骂)的啊!”
不过对比于有同业懂得录音自保,他也承认自己想得不够周延,“我跟你讲,我傻、我笨,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些前辈,应该知道我们这些小咖的不敢得罪人,我们就是小小的记者,从头到尾就是最基层的,我们不敢去得罪任何人。你今天跟我单独面谈的时候,就已经跟我讲了,‘叫你帮一个很小的忙,你做不到吗?!’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用这么严厉的语气跟我讲,可是我没有录音录影,他现在如果要反悔说他没有说过这些话,我也认了。”

除了指认谢公秉在整起事件扮演的角色外,阿鸿也进一步解释,“那时候副秘是跟我们讲说,‘会给你们一些车马费,因为你必须用自己的时间去拍东西,要买一些设备,也要开个车吧,也要花个油钱吧,也要吃个饭吧。’因为有讲到钱嘛,所以才必须要标案。”
针对标案形式,阿鸿表示,“我那时候也问过他,为什么要用限制性标案?他说,‘你不懂,我们要借重的就是你们观察时事的专长,如果我今天公开标案出去,没有限制性招标的话,那到时候阿萨不鲁(乱七八糟)的人都来标,结果他最低标标到了,他交给我的东西我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民众到底要反映什么,我要这些东西干嘛?’
阿鸿不是没有表达内心的疑虑,“这个东西我以前没有碰过,会不会有问题?‘你不用担心啦,这个东西因为是公开去招标,这是标案,又不是私底下塞钱给你,既然我们县政府认为是合法的,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那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后来是县政府的人跟我讲说,‘副秘说有一个标案你要执行吗?’我说,啊?处理好了吗?‘我们不晓得欸,总之副秘说一切都OK,你可以来做标案的处理动作。’”因为有后续通知,阿鸿就认为谢应该有跟公司知会过了。第一次标案结束之后,县府的人又来告知还有第二次标案,对方告诉他,因为副秘觉得开县政会议跟县长讲话,还有做县政决策的时候,都很有帮助。
阿鸿表示,与县府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劳务契约载明,每个月要交一支十多分钟的专题影片,可是劳务报酬并非按月计算,“(钱)有没有下来,说实在我没有去管,那时候劳动契约是这样写的,你每个月要交(影片),可是他们每两个月下来一次,因为他们要审核。”
谈及那几个月交给县府的影片内容,他提到,包含讨论河流危域整治、消防局环境太闷热、鲤鱼潭区域观光整合规划等议题。今年初花莲206大地震过后,则著手讨论灾后复苏、震后交通等相关主题,“那时候我觉得县政府愿意听这些人的声音很好啊,媒体的本质不就是发掘问题?我去规划这些议题,拍给县政府看,‘你有没有看到这些人是怎么看这些事情的’,然后让县政府去做他们自己的施政参考。”

据他统计,前前后后一共交给县府18支影片,106年度有12支,107年度6支。“因为我的个性他叫我交一则,我会交两则,我觉得我有多余的能力,我愿意多做给他们看。”他强调,这些都是利用他自己的休假时间,规划好去访谈,拍完再做给县政府,“跟新闻采访无关,跟我的本职工作无关。如果他今天是说,这则你规划的专题,最后要在你们公司播出喔,我跟你讲,我一定说做不到,不好意思,我没有那个能力要求公司播出任何一条新闻,我拍拍屁股马上就走,我做不到。”
阿鸿说,“我一直认为,有一个政府单位他很愿意去听民众的心声很好啊,媒体的力量不就是要把民众的心声播出来给县政府、给官员看吗?可是我们的平台上面我们播不出来啊!所以他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取信到我。你们愿意听真的花莲人的心声,很好啊!”
此外,他更表明,事前并不清楚有谁拿到标案,同业之间也不太可能讨论,“我私底下做这些事情,去帮你县政府,虽然我觉得是做对的事情,可是你讲出去,难免别人会觉得怎么你有标案我都没有,我怎么知道谁有谁没有?”直到选前传出有议员把资料拿去调查站检举,同业之间开始相互打听,才发现原来多数人都有接到标案。
对阿鸿而言,这就只是一个单纯的劳务提供,“就是觉得没有问题,所以才会用本名去标案。如果换作是你,你觉得这个案子是拿人家的好处,会影响到你的新闻判断,你敢用你的名字去拿吗?”引发如此大的风波,他始终不太能理解,“执行这个案子的时候,一直以为说是在帮花莲人做功德,因为县政府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我拍给你听啊。怎么知道现在变有人拿政治的议题硬扣我帽子说,我们被人家收买了?!”
阿鸿也强调,长期以来电视台地方记者一直都是听命行事,跑新闻的方式就是今天花莲有什么事情,他们就回报给台北,由台北决定要不要做,或者接受台北指令采访。如果没有办法去主导公司要或不要一则新闻,“你一个县政府摸头我们这些基层的记者要干嘛?然后给我们好处要干嘛?那我们拿了又能干嘛?”
他反问,“今天公司叫我们去拍傅崐萁被抓去关了,我们就去拍傅崐萁被抓去关了啊。我们可以讲说我跟傅崐萁那么好,我不要拍,因为我跟他有劳务关系在,所以影响我新闻的判断跟处理,有可能吗?!”
事情演变至今,阿鸿认为同业都是有苦难言,他更直言,被卷入的记者没有一个人是自动请辞的,“这个东西我老实说,我不晓得跟傅县长有没有关系,因为从头到尾这个是副秘书长找我们的,也是说他自己想要了解花莲,因为毕竟他不是花莲人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现在真的是被老前辈害死了。”
不管是阿鸿接受《端传媒》或者稍早其它媒体揭露的个案,都指这一系列“标案”是由谢公秉负责操作。《端传媒》在一月一日上午访问了谢公秉。谢公秉说,稍早媒体揭露的录音,对他说的话“断章取义”。原本他的意思是希望记者去暗访县政,不会有其它人知道记者的报导会缴给县府,“只有你知、我知、(行政暨研考)处长知”,但却被错误解读。
谢公秉不愿多回答问题,只表示接下来会找时间回县政府,拿到所有资料后公开说明本案。
在参与标案的十一名电视记者里,阿鸿是唯一愿意接受《端传媒》访问的当事人。但另一位当事记者小杰(化名)的经历令人更加感慨,因为他十年前从其它地方被调到花莲,正是因为公司认为原先的驻地记者工作上“有状况”,尾大不掉,才硬是换上小杰,但他初到花莲时,受尽同业的排挤,好不容易才打进同业圈子里。但十年之后,他因为收取了花莲县政府的“劳务报酬”而遭到公司开除。
小杰最初被调到花莲的经历,在2008年一篇讨论电视台驻地记者劳动过程的硕士论文里被详细记录了下来。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对于驻地记者圈的第一手观察,以及地方记者讲究“互惠互利”的封闭生态。

论文里引述小杰提到,当年因公司资遣了原本相当资深的花莲驻地记者。据他透露,原驻地记者的新闻表现没有问题,但和同事之间的沟通态度却有很大的毛病,会从编辑一路骂到主任,更自认公司在花莲没有他不行,“公司想了很久⋯⋯终于在上一波资遣他,而且公司也不想在花莲当地找,也不想接受当地驻地记者推荐的人,免得重蹈覆辙,于是就希望我能去。”
当时到任花莲半年左右的他坦言,“被各台的驻地记者抵制,这是意料中的事。我以前在T县跑新闻的那套,在这里完全行不通,像我想在这里布线,完全没办法,因为一些受访单位的人,都和原有的记者混的非常熟。长期以来,该绑的桩脚都绑了,每次有什么新闻信息,一定都是先告诉那些驻地记者,就是不会告诉我。而其他驻地记者在跑新闻时,都会有意无意的在躲我。”
不仅难以布线建立人脉,漏新闻更是家常便饭,就算开口向他台借带,也都会碰上软钉子,一推再推。而碰上需要跑多个新闻现场的事件时,其他同业之间可以相互分工合作,但他却只有独自一人,根本分身乏术。据他私下了解,同业抵制他,其实就是不满公司开除原先的驻地记者,想替旧识出一口气,更借此警告各自的东家,不要随意更动驻地记者,不然可能就会招致同样的下场。
即便他努力地想要跟同业保持友好关系,甚至主动提供新闻信息,有拍到什么不同的画面,也都欢迎大家来跟他借带。但其他人自认跑线实力雄厚,依旧丝毫不领情。此外,他更不敢奢望跑出什么独家新闻,深怕只会扩大彼此之间的嫌隙。
但就算再怎么样费尽心思,他坦言处境依旧没有太大变化,“从外地来的,新闻一定跑不赢那些人,而且如果我真的跑赢那些人,那以后我更惨,日子更难过,仇就会结得更深。我现在就是觉得,虽然没有改善很多,但是应该还可以待下去,慢慢久了之后,自己的新闻空间应该就会出来,但是未来还能待多久,我自己也不知道。”
当年在论文中说“不知道未来能待多久”的小杰,最终还是待了下来。但任谁也料想不到,事隔十年光景,小杰竟然从一个无法融入花莲驻地记者圈的局外人,变成和同业一起参与争议标案的同路人。想当初不敢对未来多抱期望的他,却还是一路待到了这个时候。不过仿佛像是宿命般的轮回,他也同样走上了那条被公司资遣的不归路。
地方駐地記者們本身就在拉黨結派,壟斷消息管道,就是想坐收利益,被收買不意外。
覺得言詞蠻閃爍的。一開始說覺得怪怪的,但後面又說本意是做功德、沒想太多。
況且花蓮的駐地記者又不是菜鳥派任,你說剛入社會被連哄帶騙我還相信。跑這麼久還沒有足夠的敏感度相信對這個行業也不太適合吧。
不過話說回來,這些記者說不上無辜,但在這樣的威脅利誘下工作著,確實是挺難為的。
或許初衷是好的但是
1.拿人民的錢作標案該標案報導都應該公開讓公眾審閱或是說明限制審閱的原因,就像科技研究的GRB系統,讓大家可以公開下載結案報告
2.影片品質可能參差不齊,做完的報導應該要進行府內效益評估報告,文中只提到有審核,但審核標準為何,是否真的有確認該主題是有幫助到市政,或是產生應有的效益,並且該報告和審核標準都應該是由專家或是相關單位公平審查後,提供修改建議和回復建議
才是真正有意義,不然真的只是找特定人士消耗預算而已
第一段:「平日都是別人訪問他,如今輪到他自己成了記者追訪的目標。」
似應更正為「平日都是他訪問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