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韻詩，還可以笑得像小孩

正門上有一小塊玻璃，正好可以看到方正的玄關，也只能看到玄關。映入眼簾的是一尊龍行菩薩像，據說是何韻詩從台灣請回來的，看質感應是銅造。菩薩像後掛着一副唐卡，像前燃着一支檀香，到下午時分已燒了大半。進門之後轉右才見到格局，主屋長型辦公桌上有兩排 Mac 背對背，偏右的空間兼具茶水間與會議室功能，與玄關之間似乎還連着一個化妝間。主屋旁的空間放了長軟椅和一張小木桌，供訪客稍歇。剛要坐下，才看到牆身是可以拉開的滑動木門，何韻詩從裏面走出來，身後是 band 房和錄音室。她搬到這座工業大廈辦公已經一年有餘，這裏辦公與錄音練團皆可，正好胞兄何秉舜也可以利用。

這天是秋冬第一次小小降溫，何韻詩穿着冷衫，端着一杯熱飲，先和我們站在 band 房閒聊。下午的另一次拍攝中，她有說有笑地玩了好幾樣樂器，現在安靜起來。我們望着她的書架，兩面同規格的書架左右拼在一起，右邊是好幾套日本漫畫，都是講料理和美食。何韻詩笑着說：「我很喜歡看這個主題的漫畫。」她說罷用手輕輕將書排得更整齊了一些。左邊則放了很多外國演員及音樂人傳記。「這些書最近沒怎麼看。」她忙着籌備年底的「我們正在」生活節及演唱會，也不忘分配時間打坐，調整自己的狀態，時不時抽出時間讀讀經書。

「正在看《金剛經》，有朋友還讓我錄一首《金剛經2.0》，」何韻詩放鬆了一點，「哈哈哈，開玩笑，不會的，不會的。」2015年約滿寰亞，她轉為獨立歌手，在專欄內為自己打氣，要鍛鍊執行力，「目前在穩步進行中。」兩年多來，她一面管理自己的團隊，一面學佛理。

何韻詩在網誌中講到過這一過程，只不過面對面時，她多說了一些細節。「無論是打坐，還是學佛，其實都是為了多瞭解自己。」無論是幕前形象還是她生活中的性格，何韻詩散發出的強硬氣質特別突出。她也承認，自己曾經很少認識自己的內在，「以為只要頂住，只要撐住，事情就可以完成」，做事常常單憑一股蠻力。「尤其是我的人生之中，常常要面對很多大挑戰，」她在機緣巧合之下認識了兩位氣功老師，以此為自己的修行和緩衝，「否則沒有辦法繼續走下去了。」她開始面對自己的脆弱。

面對脆弱

這幾年她人生的起伏尤多波折。2012年她選擇出櫃，2014年公開支持港台兩地的街頭運動，2015年離開大型唱片公司獨立自主經營，次年又遇上蘭蔻事件。在2016年年底，她發起集體獨家贊助，由民眾參與眾籌，舉辦了四場紅館演唱會。

感受一直在變化，最開始何韻詩感受到外界的寄託，真覺得自己有一種責任，黃偉文從前寫的「生於亂世，有種責任」似乎真的是在寫她。「我也真的把這種責任和情緒放在自己身上，放進自己的音樂裏面，所以會有《是有種人》這首歌，再有《親愛的黑色》。」但到了2017年突然靜了下來，沒有事發生。一時間，她的聽眾可能也在懷疑，何韻詩還會做音樂嗎？

「沒事發生，不是因為我懶，或者去享受世界，」加諸於自己的所謂責任，同時社會中也發生了種種變化，越來越多高牆出現，且高牆越來越高，何韻詩目睹這些，感到無法消化，「2017年真的是很迷惘的一年，無論是自己的音樂，還是自己的表演者或者公眾人物身份。」從寄望到實際，她感覺到一種落差。公眾期望她發聲，她是不是就該將這些內容直接地用音樂講出來呢？

「我自己的音樂似乎不是拿來這樣用的，不是因為害怕寫這些內容，或者刻意迴避什麼。但⋯⋯我不是明哥，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明哥可以很高明地用很多隱喻來講現實，政治和世界大事。」何韻詩說自己的音樂其實一直都在講人，在講自己和同伴們經歷過的事，「2017年我在想，當時的情形是否適合用音樂講這些呢？」她覺得不合時宜：「但你硬要我去做《今夜星光燦爛》那樣的音樂，我又做不到。」

何韻詩想，不如停一停，要想出一個好的方法，然後才能繼續。

另一方面，轉型也不是她自己想的那麼容易。脫離唱片公司之後，自己掌舵的獨立之路讓她不得不重新學習。「以前唱片公司不幫我，也都總有其他方法，想做的事多少都能做到。但是當你自己開始實行的時候你會發現，其實工序比自己想象中還要繁複一百倍。」過去在大公司，想要做一個表演，何韻詩往往只需要提供一個創意就好，現在就必須處理各種大小事務。「以前做事我只要下一個指令，周圍的人就會主動來幫忙，」她要重新學習如何管理團隊，分配人手，帶着自己的三四個手足完成工作。她輕視了其中的學習過程。

呢個世界真係美麗！

她不僅僅是團隊負責人，又有歌手和創作人的身份，這些身份讓她有些顧此失彼，時間也越來越不夠用，所有因素加在一起，讓她在音樂上「真空」了一年：「不過，雖然還在學習中，我覺得我今年開始找到了一個節奏，最需要學習的應該是紀律。以前自己的創作人心態讓我覺得，我喜歡什麼時候起床就什麼時候起床，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算，我可以放假。但現在真的要很妥善分配時間你才可以做好這些事。」她坦然說講這些絕不是投訴，也不是想要解釋什麼，「其實你面對什麼問題大家沒興趣知道，這就是這幾年我一直在調整的事，反正一路在進步吧。」

平淡的幾句話背後，何韻詩的強硬果然還在。我問她：「你好像一直不太喜歡把自己遇到的問題講出來？」

「是啊，而且越來越這樣，」她笑着說，「但我又不介意處理好之後告訴大家。」何韻詩很相信人與人之間那種能量會互相影響，「誰不辛苦呢？大家都辛苦的。」

「你很辛苦你出來抱怨，像一塊黑雲走出來，牽涉到的人也都會不開心的，我不想這樣的。」過去的她會硬撐，現在就懂得找方法去抒發，打坐念經是其一。她也有幾位能為她指點迷津的朋友，何韻詩會跟他們傾談：「現在好多了，回想十年前的自己，一有不開心的事情就會上 Facebook 去吵，一有不開心我就爆炸，現在我不想這樣了。」

有時候，她也會有孤立無援的感覺，自己的黑暗面被引了出來。她試圖用一種卡通化的表情和語氣去輕鬆重現那樣的場景：「啊！沒有人能幫我，沒有人明白我了！」經由學佛，她試着去理解，世界本身很中立，「你自己很黑暗的時候就會覺得一切都很黑暗。如果你調整角度，事情本身沒有變化，但你就會好很多。」為了舉例，她突然開心地模仿起《超級學校霸王》裏苑瓊丹的台詞，笑得像個小孩：「呢個世界真係美麗！」

赤裸的自己

2018年12月底，何韻詩即將舉行《我們正在》演唱會，她為海報拍攝了一張凝重的黑白相片。「這個表演的英文名叫 On the Pulse of, 講脈搏，」她說這名字帶着禪味，是想呼應目前的環境，「這幾年我們的社會有很多外在的變化，這些外在的變化引致我們大家有很多不同情緒出現，比較主要是無力，甚至麻木，進而放棄，我自己也是隨着這些變化和浪潮的，有時候我站在一邊，有時候被這個浪帶動，到今年我覺得我們要回歸自身，先不要管外面發生的事。走到某個地步，你知道你做再多事也不會有什麼變化，其一是你灰心放棄，甚至有的人選擇離開，第二個就是你要開始自強，這麼說或者有點老土。」周邊的很多事令人亂了陣腳，何韻詩便說，重設自己的時候到了。

她曾經也硬撐了很久，從前的方法無效之後，就要去尋找新的可能。「大家很忙，太多事發生，就忘記了聆聽自己的聲音是一個很重要的動作，世界令你灰心的時候，你更不可以自亂陣腳。你自己都沒處理好自己，又怎麼去做其他事呢？」這一張演唱會的海報，她想拿走過往那些「額外的元素」，「你知道香港的演唱會，視覺都很豐富，很 bling bling，家裏有的都拿來放在頭上，我自己過去也做過不少，但在這個時候我想要面對最赤裸的自己，把很原始的自己擺出來。」

「其實我們是需要赤裸的，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大家已經不想去接觸這麼多東西，」一兩年前何韻詩每天會花不少時間看社交平台上的內容，但是現在她很想斷了這些資訊，「不是我不關心，而是那樣東西不能讓我專注或者成長。」何韻詩說自己是一個「反高潮」式的人，大家在做這件事的時候她就會去做其他事。

不是去迎合觀眾，她想用自身去做一面鏡子，給大家看到一些事。「如果觀眾想要什麼我就給什麼，大家只會原地踏步。到了2018年尾我覺得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東西，作為創作人我覺得我們是有一個這樣的責任的去拿這款鏡子讓大家看看自己，當然這個過程不是這麼囂張的。」何韻詩一直拿自己做試驗。

在演唱會海報裏表達這樣一個主題，對她來說也是一種成長。何韻詩找來余靜萍拍攝，她們已經認識了很久，她叫她小魚，說她很懂得捕捉一些細膩的細節。「那天拍的時候，一開頭我好不習慣，整個人硬梆梆的，因為作為一個退休的女演員其實是很久沒有拍過照了，哈哈哈哈，」何韻詩看着髮型師和化妝師在身邊穿行，怎麼也無法進入情緒。結果拍完兩套衣服之後，大家就覺得不行了，真的要停一停，「我們讓所有人先出去，就只剩下小魚，我和我們這一次的監製和導演麥婉欣。我們三個坐在一起聊天。」

何韻詩最記得這一次聊天，小魚對她說：「我覺得你這一年和以前不同了很多。」在她眼裏，何韻詩以前無拘無束，「乜都夠膽死」。雖然如今依然有很多人覺得何韻詩「夠膽死」，「但是我確實多了一些顧慮，」她承認，「那顧慮不是很怕會有什麼發生，或者有什麼後果，而是因為你發現這個世界不只你一個，不是中心只在你的身上，我多了一些理解。」以前的世界在她眼裏可能是3D或者2D，但是現在有多了很多層次，這讓何韻詩感受到重量：「那種重是不是真的不好呢？可能是你成長了。」

嚮往群體生活

「我們正在」不只有何韻詩演唱會，還有市集和音樂節。音樂節的陣容由整個團隊一起想，「當然裏面也有我很偏心的一些單位」。何韻詩希望無論是從觀眾欣賞的角度，還是從音樂創作層面，大家可以聚到一起，可以相互刺激。「我自己要做一個演唱會相對很容易，」她決定在下午分享舞台，「大家都需要鼓勵。」

何韻詩很怕去人多的地方，但是又很嚮往群體生活。以前做舞台劇她便很享受，「因為你終於可以脫離一個自己單獨創作的過程，脫離很痛苦的空間，可以一班人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這是很必要的，而且是我們很缺乏的，可能是香港本身的文化如此，也可能空間和環境限制，我們很少可以聚在一起，不為吃飯和唱K娛樂，就是大家一起悠閒的共處一段時間。」

上一次 Dear Friend 演唱會她感受最強，「其實大家很渴求相見」。Dear Friend 演唱會因集體贊助，也因當時社會上的無力感，觀眾與贊助，以及台上的音樂人，大家有一種互相充電的感覺。「我很強烈地感到大家是需要這種感覺的。現在很老土去回想雨傘前期為什麼令人振奮，就是因為大家突然有一個空間變成落腳點，各式各樣的人聚在一起，儘管還是各自做自己的事情，但我們會見到對方，會發現我們不孤獨。」何韻詩不認為靠自己做演唱會能解決這種渴求，「但還有很多其他人在嘗試。有其他做影像創作的人也在做一些有趣的合作，這也許是我們日後的其中一個方向吧，讓大家覺得自己不是孤獨地在創作。」

她回想起2015年自資做「十八種香港」演唱會。2016年做「有種的漂亮」音樂會，「很多時候都是為一口氣」。何韻詩和鄧小樺都有幫手去為演出改名，「我們還想過『東家不打打西家何韻詩演唱會』，或者『餓你不死何韻詩演唱會』，哈哈哈哈。」

「我不可以去大陸巡迴，我就在香港，」何韻詩覺得不只是為一口氣，也是自己的天性，「我很相信其實一個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就算你是最聰明最強的，你一個人也做不到很多事情，反而是發放給很多人，不管接收到的人數多少，那也是一種能量。」
害怕人多的何韻詩，自己會一個人獨自去印度，獨自去歐洲。她說她很容易沒有安全感，「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我不肯定別人會不會喜歡我。」她出版過一本《接近獨行》的旅行筆記，開篇就寫搭上夜行列車和其他旅客相處的心情。那是她眾樂樂之餘的另外一面，但在何韻詩心裏，離開有其必要：「一部機器運轉太久也要休息一下，也是一個機會讓我去吸收一些東西回來。」

再講下去，就講到了她推遲發行的新專輯，為達成全創作的目標，她要試着自己填詞，用自己「誠實豆沙包」的文字放下心防，一時間還沒法完成。何韻詩又露出孩子一樣的表情，語氣像是被發現做了什麼頑皮的事：「絕對不是擱置了！只是推遲！明年我就可以專心完成！你就當我是五年出一張唱片的外國歌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