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塵肺工人舉村深圳維權：我們不是拿命來拼，而是無命可拼

辣椒水噴塵肺病人

2018年11月7日晚，三百餘名湖南塵肺病工人及亡工家屬聚集在深圳市政府社保局辦公大廳，要求政府兌現一個月前給予他們勞動保障的承諾。官方原應許市委秘書長出面與工人談判，然而隨著夜漸入深，談判沒有如期出現，大批警力倏然出現，一場幾乎是意料之中的肢體衝突一如以往般爆發。

衝突伊始，被堵在門外的百來名工友情緒漸漲，人群前沿的部分人試圖繞開員警衝進大門，混亂爭執中，警方向包含塵肺病人在內的維權者噴出辣椒水及刺激性粉末，數十人即時劇咳甚至倒地，約6名工友在混亂中受傷被送往醫院，其中2人在吸入辣椒水後吐血、咳血，1名工友被警棍傷及手指。

在警方施噴辣椒水後，人群不僅未驅散，情緒卻越加激烈。幾十名工友欲走到馬路天橋上聲稱要集體跳橋，「他們（員警）這時好像才驚醒，趕忙拿繩子去拉去攔。」維權隊伍裏來自耒陽的徐玲回憶。混亂持續到夜晚12時，政府派出人員與工友對話，然而由於談判代表級別不足，賠付問題仍然被中斷擱置。

這是湖南工人今年第九次維權遊行，亦是歷年來維權隊伍最龐大的一次，來自湖南耒陽、張家界及汨羅的工友及親屬超過三百人，其中13人是二或三期的塵肺病人。剩下的都是病人家屬，多半是已逝工友的遺孀。他們一邊保護病人，一邊對抗員警，同時用不標準的普通話高喊訴求：「我們要生活，我們要吃飯！」

上世紀90年代，開放政策的雄風披澤南海濱深圳，當年的小漁村如一條盤踞在南方的巨龍驚醒，高樓廈宇拔地而起，短短十幾年內，深圳成了珠三角神話，吸引全國各地的人前來「掘金」。湖南、四川及貴州一線偏遠鄉村的農民南下深圳，因為高樓大廈的建造使得一個叫「風鑽爆破工」的職業供不應求，風鑽工人需要往地基下的花崗岩層鑽炮眼，進行採石、採礦、掘進等一系列工作，為大廈打下基礎。

來自湖南省的工友瞅準了這一技術門檻低、工資高的工種，陸續赴深做風鑽爆破工，一做就是十幾年。十幾年鑄就城市筋骨，與此同時，十幾年的塵埃工作環境，長期吸入大量細微粉塵，工作防護措施的欠缺，讓這些工人幾乎無一逃脫肺部病變的結果，即塵肺病。

珠三角神話的代價

塵肺病又稱矽肺病，又稱肺塵埃沉著病，患者因長期處於塵埃場所，吸入大量灰塵，導致末梢支氣管下的肺泡積存灰塵，肺部發生病變。

鑄成深圳林立高樓的花崗岩石粉塵，沉積在工人們的肺部，加上深圳的地質以輕度風化花崗岩為主，質地堅硬，易出粉塵，對工人的身體更為損耗，原應著力加強的保護措施，沒有得到重視。

如今，深圳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近四十餘年的光輝錦耀，直至2017年，曾經的深圳小漁村搖身變至GDP達3225億美元的國際都市，佔據全國經濟發展之鰲頭。

城市飛速發展的同時，急速發展的負面後果顯現，無數生命接連耗盡，風鑽工人陸續發現患上塵肺病。2009年，湖南風鑽工人集體維權的「深圳塵肺門」拉開帷幕，工人及家屬長達近十年的維權道路正式開始。

屢訴無果的工友及親屬開始將希望寄託於信訪管道。早在1987年國務院頒布的《塵肺病防治條例》裏，明文規定從僱主到工會、從衛生行政部門到勞動部門在防治塵肺病方面應該承擔的責任。以上組織和部門要對用人單位的塵肺病防治工作進行檢查，相關衛生及執法部門還應監督用人單位執行國家勞動安全和衛生規程和標準，並查處用人單位的違法行為。政府監管不到位，亦應提供一定賠償。

然而，自費在家鄉醫院進行的檢查不能夠為他們換取任何後續治療的保障，而職業病機構的認證則需要當地勞動關係的確認。根據工人所述，第一批到深圳維權的工人沒有一人簽訂過勞動合同。

另一方面，塵肺病潛伏期長，能診斷出來的病人通常已在二或三期，業內有專業說法：「從一期到二期大約5到8年，從二期到三期大約3到5年，三期以後，人的生命時日便所剩無幾了」。長達十餘年的潛伏期，漫長而煎熬的治療過程，按照中國大陸農村居民的經濟條件，面對一次治療多達十餘萬的花費，多數工人只能嗟歎。同時，當多數患者是作為家中「脊樑骨」角色，從患病到治療，再到最後生命終結，他的家庭乃至整個村莊都極有可能被拖垮。

按照工傷保險條例規定，塵肺病一般可作六級到二級傷殘，塵肺病二期則可評到四級到三級傷殘。可以拿到18到20個月的工資，並每月從工傷保險基金領到工資75%-80%的傷殘津貼。這些費用皆不包括對醫療費用的報銷。

勞動合同的缺席，導致以上的保障全無，同時亦直接導致職業病醫院的大門向他們緊閉，多年來，政府對請求進行身體檢查的工友一直給予回絕態度，維權之路就這樣艱難而漫長地拉開了。

賠償費「只夠買個棺材」

2018年9月，耒陽及張家界工友及家屬來到深圳，這是今年的第八次，依然駐紮在人才園，逼促政府提供保障。10天後，他們得到談判結果：局方以2009年的工資水準計算賠償，但賠償對象僅限於擁有勞動合同的工人以工傷賠償，有工人諷刺這筆稀薄的賠償費「只夠買個棺材」。據統計，那次仲裁勞動關係聲訴的工友一共41人，其中11人已死亡，剩下的20名工友亦需參加勞動合同鑒定。

剩下的數百名工友，同樣在深圳從事風鑽工數年之久，卻沒有正式簽訂過勞動合同。對於這部分人，政府則口頭承諾一個月後（即10月份）給予賠償方案的答覆。

工友回到湖南，直到10月底，深圳政府承諾的答覆仍杳無音訊，工友們開始躁動。11月1日，深圳方言明讓他們繼續等待最多一週，一週後的11月6日，忍無可忍的工友集結耒陽、張家界及汨羅的三百餘人，連夜搭乘火車南下深圳。

這是一個托老帶幼、拖病帶傷的隊伍。三百人中年齡最大的70多歲，最小的不足一歲，因家裏沒有人帶孩子了，只能將幼兒帶在身邊一起「維權」。

一晚上的衝突為工友及工人們爭取到的唯一進展，是從次日開始，深圳政府開始為三百餘人派送兩餐盒飯。11月8日上午11時許，工人代表與市人社局領導、市勞動仲裁局領導、深圳市政府秘書長等四人於人才園談判，談判內容圍繞無勞動證明的塵肺病工人賠付的具體方案。

工人要求制定一二三期分級賠付方案，不論是否有書面勞動關係證明。然而政府仍然堅持無勞動關係證明的走救助渠道，諸如微薄的「人文關懷」撫恤金。這一回覆與數月之前的爭取結果無異。工人又提出按照特殊工種或深圳社平工資的一定比例發放生活補貼，深圳政府仍以拒絕回應。

深圳政府的空頭支票在工友們的維權路上屢見不鮮。2018年7月，湖南百餘名塵肺病患者及家屬前往信訪局，要求給予合理賠償，這次南下前夕，深圳市政府承諾將在7月1日出台有關塵肺病補償的方案，然而，當工人浩浩蕩蕩來到後，「踢皮球」式的回應讓維權路幾乎又一次回到原點。

這次有亡工家屬喟歎：「從年初穿棉襖的時候我們就下來維權了，現在要穿上棉襖了，問題還沒有解決。那些話，我聽得耳朵都起繭了。」

那一次，幾十名工友身穿印著黑肺圖樣的制服，被政府認為「影響市容」而加以阻抗。夜晚，他們被拒在賓館、招待所之外，只能在深圳羅湖區的「鄧小平畫像」前面的水泥空地上席地而睡。難眠之夜映照著高廈閃爍的霓虹燈火。

白天的遊行隊伍裏，工友走過深圳市林立的地標性建築，地王大廈、深南大道、京基100……這是上世紀末不少人見證都市崛起的「深圳記憶」，也是湖南數百名工人在此埋下生命隱患的「深圳記憶」。

1995年1月1日起，中國實施第一份《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規定勞動監察部門需督促用人單位為工人參加社會保險。然而，條文只認可了書面形式的勞動合同。然而實際上，無書面勞動合同亦能形成事實勞動關係。對於事實勞動關係，國家相關的法律法規並沒有否定其效力，如勞動部《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中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與勞動者之間，只要形成勞動關係，即勞動者事實上已成為企業、個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並為其提供有償勞動，適用勞動法」。

塵肺病人多數為私營等企業打工，流動性較大，加之塵肺病本身潛伏期長達十餘年，維權之路被一張證明堵塞。

法制的滯後，包工制度的盛行，讓十年前的工人幾乎不可能通過如此「法律管道」換回他們的利益。

2009年8月，深圳市出台處置方案：對於有勞動關係的按法律程式申請勞動仲裁，由企業負責賠償；最終確認不了勞務關係的按一期塵肺病和死亡人員每人7萬元、二期塵肺病每人10萬元，三期塵肺病每人13萬元的標準，一次性支付給患病農民工及死亡農民工家屬。深圳政府曾給予7萬至13萬不等的「人文關懷補償」，工人們爭取到的低保亦僅有每人每月65或75元，在龐大的治療費用面前，這個數目何止是杯水車薪。

既沒有勞動合同、政府也不肯認可爆破證、工作證等工人所擁有的證件，縱使十年來屢次上訴庭審，最終往往也是因拿不出勞動證明而敗訴，已亡人及未亡人一次次上訴，一次次落落而歸。工人們開始意識到向企業尋求工傷賠償是一條死胡同，走仲裁訴訟渠道已無可能搏回權益，只得將重心全部傾向信訪渠道。

不是拿命來拼，而是無命可拼

湖南耒陽市的王士曾自稱是這場維權之路的「老根據」，對深圳這個城市的「根據地」也瞭若指掌。下車後的一行人踩著七八點的深秋晨日，跟隨王士曾來到可容納數百人的「根據地」——福田區深圳人才園。

人才園地面層辦公大廳約有40*60米面積，工人們自11月8日開始全天「居住」在內，警員及保安寸步不離，在工人集聚的休息區與辦公區之間排開佇立或是踱步巡邏，記者走進去時，三五名保安立刻投向目光的打量與追尋。

工人們認為這裏和他們有關，他們不是什麼「人才」，但是信訪局在這裏，他們為城市鑄造付出的勞動乃至生命，也應當在這裏得到兌現。

11月這一次維權行動在許多工友眼裏近似於「拼命」，或「耗命」，行動隊伍領導人之一的王士曾形容，長達九年的維權路就像抗戰長征，走到前線的工友在員警及路人眼裏像是亡命之徒。但其實，他們之中只餘二十餘個患者，已無多少性命可亡，隊伍裏的其他工友家屬多是已逝之人的遺孀。

「這次不解決的話不會回家的，反正已把這當家使了。」徐玲語氣堅決。「再沒結果就把家婆（家中的外婆）、家公叫來一起住。」她今年45歲，丈夫兩年前去世時不到41歲，家中兩個孩子，兒子15歲，女兒18歲，父親逝世後即輟學，幫母親一同撐起全家人藉以為生計的蛋糕店。

輟學前，徐玲的女兒曾陷入糾結：如果不讀書，就只能像父輩們一樣世代困在大山裏，保護自己生命權益的能力也得不到保障。另加之，父親的去世給母親徐玲帶來的打擊重如山，一年內，徐玲平均每週都要對著丈夫的遺物大聲發洩淚水。若非這樣，「好幾次我都想隨他而去了」。

一家三口的生活平淡而蒼白地繼續著，但其實心中對生活的希望和堅持，早已變得孱弱且虛渺。徐玲一家的寫照，不過是當地村落成百戶人家境狀的冰山一角。

不僅在湖南，曾有公益組織「大愛清塵」做不完全統計顯示，至2018年中國至少有600萬名塵肺病人，而被官方認證的只有60多萬。工業城市文明留下的終身傷，還零散撒落在河南、貴州等較落後省份的鄉鎮人民身體裏。

貧困是最根固頑疾

十年塵肺病維權如同一場看不到結果的戰爭，在這場戰役裏，許多人生命走到盡頭，當一條路阻絕，他們全部的生命重心撲向另一條路。勞動單位的責任意識淡薄及自利行為，事實勞動合同的不被認同，政府部門的互相推諉，工友們越加意識到自己的權益需要得到保障，而不僅僅是賠償，更不是敷衍了之的「人文關懷」。

十年，從胡時代到習時代，中央高層權力加強，社會工人維權運動趨勢漸漲的背景下，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改革之路上，一切從已有到強化的改變諸如擴大工會覆蓋面的嘗試（參見今年深圳佳士工人維權事件），工人的訴求渠道真的得到擴開了嗎？

村莊的衰落，家庭的傷痛，病痛的折磨，對他們而言某種意義上都是一次次量變的累積，到一定程度便開始質變：一切都是為了維護基本的生命權益。一個人倒下，十個人倒下，在社會法制發展面前，他們似是找得到某縷曙光，渴求去挖掘並擴開它，唯有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識，從無到有地劈進這條道路的尚存可能性。

2017年11月，《職業病防治法》進行了頒布以來的第三次修訂，明確規定用人單位的義務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前期預防，僱傭時的告知，生產過程中的防治，以及培訓、報告之義務。法制在進步，勞工關係在不斷改進，似有還無，起碼還沒有從塵肺工人事件中看到。

北京「行在人間文化發展中心」總幹事、社會工作者李大君曾撰寫一篇題為《塵肺工人：「我沒得選擇，我只有做到死為止」》的文章，他提到：貧困是一種社會傳染病，在中國農村，貧困與疾病更是一對天生的孿生物。

塵肺病需要的高昂醫療費，最保守也要每月兩三百，對於農耕為主的中國農村來說，「人們甚至覺得拿到賠償款後不久就去世的工人的家庭是幸運的，因為沒有因為治病花光所有的錢。人走了，其賺錢或者因病補償所建的房子，就像一個個墓碑，證明其曾存在的意義。」

李大君認為在自己與塵肺病工友的接觸及採訪中瞭解到，部分工人甚至在確定自己的病情後，仍然選擇回到工地，因為在有限的技能和機會環境下，風鑽爆破工仍然是來錢最快的方法。

2009年，湖南桑植的鍾平協在查診出塵肺病後不久又回到工地，因為「家裏有三個孩子，一對雙胞胎剛學會走路，妻子在家帶娃，父母年事已高。全家七條命都得靠他養活。」他們一次又一次踏上都市城土，貧窮逼迫他們不得不用生命去換取工資維持家計。

「某種程度上，貧窮讓當代村莊整個社區網絡幾乎土崩瓦解。」在李大君的經驗及歸納裏，「貧窮」二字代表缺乏機會及對風險的抵禦能力。在塵肺病人的選擇裏，只有「做」或「不做」，不做，則必須面對無休無止的貧窮陰雲。如張家界的桑植縣，雖然近年來旅遊業如春筍蓬發，但穿越風景秀麗的白族風情鄉鎮，仍然是特貧縣的山窮水盡模樣。

李大君還提及，職業病的鑒定以事實的職位危害接觸史及勞動關係認定為依據，然而塵肺病與多數職業病性質有所不同。譬如白血病極有可能因為長期接觸化學用品和輻射等職業危害產生，另有一些病種則與病毒感染或先天遺傳有關。但塵肺病沒有先天性，亦不存在病毒感染，一定是由長期所處的密閉粉塵環境所致。因此，塵肺病的職業病認定不應僅以勞動關係認定為依據，病理性分析和臨床表現也應該作為認定根據。

深圳的秋天暑日盛濃，就像夜深後仍然閃爍著的霓虹光火。死亡的接力棒在鄉村繼續傳遞，維權者們的聲音在體力及生命的消耗下減弱。躺在七零八落的廉價床鋪裏，眼裏看到的光芒是無盡的黑暗。

等候權力回應的鄉民打起了鼾，守崗監視的警員換了一批又一批。

（為保護受訪者，徐玲、王士曾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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