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法蘭克福書展：當我在大展中尋找獨立出版的同路人

2018年的法蘭克福書展，剛好是70周年。時間是10月上旬，大會對自身的周年紀念低調得很，即使各類活動依舊大爆炸，就是沒什麼慶祝活動。主題國格魯吉亞館也不算特別盛大；今年多開了一個角色扮演（Cosplay）區，人人奇裝異服，整體人流卻大不如前——從前會場開到八號館，如今只開到六號館。而這些，都是我抵埗後才知道的。

法蘭克福書展似是文化人、出版人的朝聖之地，一生人必定要去一次的樣子。它是全球最大型的書展，多達7000多個參展商逾百國家參與，它同時是最大型的版權交易中心，來自世界各地的出版社都來洽談生意，當然少不得幾乎佔了整個展場1/10空間的「五大」出版社——企鵝蘭登書屋 （Penguin Random House）、阿歇特出版公司（Hachette Livre）、哈潑柯林斯出版集團 （HarperCollins）、麥克米倫出版公司（Macmillan Publishers）和西蒙與舒斯特（Simon & Schuster）。這些出版社的展區排滿了生意桌，單是企鵝蘭登書屋的桌號就排到100。一般來說會有一位笑容可掬的接待員問你有沒有預先約見哪位代理，然後他便帶你到安排好的生意桌，和會議排得密密麻麻的代理見面。你還可以自添茶水，翻翻他們公司最新的出版目錄，看到2018年底至2019年即將出版的各類書籍。

所謂的版權買賣，對華語地區及其他亞洲國家來說，主要是買入英語國家的暢銷書，再看看有沒有機會賣出自家國家的書籍版權。

我和這些自是無緣。作為初次踏足法蘭克福書展的香港文學出版社（編註：作者為香港文學雜誌《字花》主編，水煮魚出版社文化行政總監），要預先約人談生意並不容易。誰會在他們的國家出版香港作家的作品呢？一直以來，英語國家，特別是美國和英國，都是重要的版權輸出國。他們的暢銷書、工具書、文學類書，很快便被轉譯到中國和台灣，相反，他們譯入外國作品的出版，只佔自己每年出版量的3個百分比。由此推想，所謂的版權買賣，對華語地區及其他亞洲國家來說，主要是買入英語國家的暢銷書，再看看有沒有機會賣出自家國家的書籍版權。然而實體書市場不景氣，出版社經營步步維艱，我向外國的出版社介紹香港作品，到底是白做，還是走反市場的邏輯，開一條新路？

這正是我想問的問題，同時也在會場找尋同路人，特別留意不同國家的獨立出版，也看看一些小語種國家如何推廣自己的文學。我在過程中誤打誤撞，厚顏地在人家等待下一個約會之時，擠身去花五分鐘自我介紹。

大展中的獨立出版聲音

談到獨立出版，特別是文學出版，即使是英國、美國等大國，也不得不拿各種資助。在一個聽眾寥寥可數的講座，我認識了美國中型獨立出版社Red Hen Press的執行編輯Kate Gale。她的講題是「手持雙刃劍——非牟利文學出版的藝術」。身為文學系哲學博士的她於1994年成立這家出版社，開始為各種出版項目的資金頭痛。她談到曾經，自己如何到加洲馬里布（加洲的富豪區）去和潛在金主見面，而金主如何對她的衣著有微言；可是到了24年後的今天，她的辦公室已有金主贊助，地庫還有空間開爵士樂派對，讓許多苦苦掙札的獨立出版社羡慕。對她來說，經營獨立出版是如何在金主意願的影響下保持編輯的獨立性，雖然他們會了解金主想支持的方向，但也並非全為金主服務，畢竟有質素的內容，才能吸引讀者。會後她跟我說起到底去北京書展還是去台北書展較好，我以為她去擺攤位，但她說去走走而已，想來這也是出版趨勢一隅。

乃見傳統的文化大國心態仍在，不單要輸出自己的文化，也非要保持一種兼容並蓄的姿態不可，甚至有一種要成為世界語的氣場。

歐洲的獨立出版自成一角，因為語言不通，我只能窺其一二，乃見傳統的文化大國心態仍在，不單要輸出自己的文化，也非要保持一種兼容並蓄的姿態不可，甚至有一種要成為世界語的氣場。單看今年格魯吉亞館推出大量該國的翻譯作品，二十餘種書中只有德語，一本英語都沒有，現場講座卻有德俄、德英及俄英即時傳譯，可見是非不能也僅不為也。又見一德國獨立出版推出十多本當代非洲作家的硬皮精裝本，攤位負責人接下便說，很難賣，更見知識分子的遺世之姿。另一法國當代文學出版社Zulma，更意圖和主流的英語文學抗衡，除了積極推出法國及法語作家，也以發掘冰島作家Audur Ava Olafsdottir （歐杜兒．艾娃．歐拉芙絲黛，華語界僅台灣寶瓶文化譯有《種玫瑰的男人》）、伊朗作家 Zoyâ Pirzâd 、以色列作家Benny Barbash等為榮。譯入的華語作品也有多種，包括張愛玲、台灣作家郭松棻等。我是去了2012年倫敦奧運年的詩人帕那索斯節（Poetry Parnassus），見識到主辦單位要每個奧運參賽國都有一位詩人的作品被譯成英語參節，才明白除了文化的外譯，外國文化的譯入也是個戰場。

對於小語種國家，文化局的支持變得非常重要——這是場國家要打的仗。許多國家都有翻譯資助計劃。我隨手帶回來的計劃單張就有冰島、土耳其、巴西、丹麥等。不少國家容許外國出版社申請，也容許英語作中介語言。這解除了不少出版社的成本負擔，畢竟要譯入遙遠國家的書籍，對出版人和讀者都是挑戰。如果香港有出版社有志和台灣、中國的出版社比一比眼光，憑各類資助補貼譯入未有台版和內地版的外國文學，再傾銷台灣及其他華語地區，也未嘗不是一門生意。

東盟國家的出版連線

亞洲國家的出版社雖被稱作國際出版社，卻被一同劃入另一展區。連日的東盟國家出版論壇，聽眾也多是東南亞出版人。我參加了集中談東盟國家文學出版的講座，認識了新加坡出版社Ethos Books的編輯KG Ng和馬來西亞出版社Silverfish Books的老闆Raman Krishnan，慢慢發現亞洲城市的共通點，無論是題材或出版形式，都有不少可以借鑑的地方。Raman帶來了他策劃的童書Bidasari and the Djinn，為要在人人熟知的迪士尼版本，格林童話中收錄自法國作家佩羅，改篇自意大利詩人巴西耳的版本，以及中國《太平廣記》中的兩個版本以外，書寫「睡美人」的馬來西亞版本，這可說是透過較易普及的類型書——童書——去尋根和強調馬來西亞本土意識的範例。

香港的獨立出版社較易忽略此兩個東盟國，然而他們都是華語及英語並存的國家，即使兩語的文化政治跟香港的情況並不一樣，此兩類語言的書誠然可以在該地區流通。換言之，香港的出版社作出版規劃時，會否考慮把書銷售予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華語讀者，同時在推出英譯本？怎樣的題材是幾個城市互通的？2020年的世界圖書首都是吉隆坡，華語出版又可有生存空間？

除了文化的外譯，外國文化的譯入也是個戰場。

發掘對話點的媒人

KG送我他們最近的暢銷散文集《This Is What Inequality Looks Like》。作者Teo Yau Yenn探究的社會現象，跟香港人面對的極相似，例如家長普遍要求子女比自己更優秀，所謂工作和生活平衡永遠不屬於低下層生活的人等等。我常想像此類題材來到香港會有什麼光景。作為不能跟市場邏輯走的出版社，我們僅剩餘美好的初衷——促進對話和交流。有什麼可以使不同語言的作者互相說話，交流自己的經驗？他們的對話點在哪裡？寫作是孤獨的事，於是需要中間人把兩個不同背景的人帶到同一個點上，畢竟我們相信人類的共同經驗和思考，應該透過交流而累積，成為後代的知識的寶庫。

法蘭克福書展實在不是「麥加」那般的朝聖地，也不必拿以散貨場為重心的香港書展去比較，倒是年年去，年年看，思考在出版業日漸萎縮的當下，獨立出版還有哪些生存空間，有價值的內容可以透過哪些渠道，流向更闊的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