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法兰克福书展：当我在大展中寻找独立出版的同路人

2018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刚好是70周年。时间是10月上旬，大会对自身的周年纪念低调得很，即使各类活动依旧大爆炸，就是没什么庆祝活动。主题国格鲁吉亚馆也不算特别盛大；今年多开了一个角色扮演（Cosplay）区，人人奇装异服，整体人流却大不如前——从前会场开到八号馆，如今只开到六号馆。而这些，都是我抵埗后才知道的。

法兰克福书展似是文化人、出版人的朝圣之地，一生人必定要去一次的样子。它是全球最大型的书展，多达7000多个参展商逾百国家参与，它同时是最大型的版权交易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出版社都来洽谈生意，当然少不得几乎占了整个展场1/10空间的“五大”出版社——企鹅兰登书屋 （Penguin Random House）、阿歇特出版公司（Hachette Livre）、哈泼柯林斯出版集团 （HarperCollins）、麦克米伦出版公司（Macmillan Publishers）和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这些出版社的展区排满了生意桌，单是企鹅兰登书屋的桌号就排到100。一般来说会有一位笑容可掬的接待员问你有没有预先约见哪位代理，然后他便带你到安排好的生意桌，和会议排得密密麻麻的代理见面。你还可以自添茶水，翻翻他们公司最新的出版目录，看到2018年底至2019年即将出版的各类书籍。

所谓的版权买卖，对华语地区及其他亚洲国家来说，主要是买入英语国家的畅销书，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卖出自家国家的书籍版权。

我和这些自是无缘。作为初次踏足法兰克福书展的香港文学出版社（编注：作者为香港文学杂志《字花》主编，水煮鱼出版社文化行政总监），要预先约人谈生意并不容易。谁会在他们的国家出版香港作家的作品呢？一直以来，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都是重要的版权输出国。他们的畅销书、工具书、文学类书，很快便被转译到中国和台湾，相反，他们译入外国作品的出版，只占自己每年出版量的3个百分比。由此推想，所谓的版权买卖，对华语地区及其他亚洲国家来说，主要是买入英语国家的畅销书，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卖出自家国家的书籍版权。然而实体书市场不景气，出版社经营步步维艰，我向外国的出版社介绍香港作品，到底是白做，还是走反市场的逻辑，开一条新路？

这正是我想问的问题，同时也在会场找寻同路人，特别留意不同国家的独立出版，也看看一些小语种国家如何推广自己的文学。我在过程中误打误撞，厚颜地在人家等待下一个约会之时，挤身去花五分钟自我介绍。

大展中的独立出版声音

谈到独立出版，特别是文学出版，即使是英国、美国等大国，也不得不拿各种资助。在一个听众寥寥可数的讲座，我认识了美国中型独立出版社Red Hen Press的执行编辑Kate Gale。她的讲题是“手持双刃剑——非牟利文学出版的艺术”。身为文学系哲学博士的她于1994年成立这家出版社，开始为各种出版项目的资金头痛。她谈到曾经，自己如何到加洲马里布（加洲的富豪区）去和潜在金主见面，而金主如何对她的衣著有微言；可是到了24年后的今天，她的办公室已有金主赞助，地库还有空间开爵士乐派对，让许多苦苦挣札的独立出版社羡慕。对她来说，经营独立出版是如何在金主意愿的影响下保持编辑的独立性，虽然他们会了解金主想支持的方向，但也并非全为金主服务，毕竟有质素的内容，才能吸引读者。会后她跟我说起到底去北京书展还是去台北书展较好，我以为她去摆摊位，但她说去走走而已，想来这也是出版趋势一隅。

乃见传统的文化大国心态仍在，不单要输出自己的文化，也非要保持一种兼容并蓄的姿态不可，甚至有一种要成为世界语的气场。

欧洲的独立出版自成一角，因为语言不通，我只能窥其一二，乃见传统的文化大国心态仍在，不单要输出自己的文化，也非要保持一种兼容并蓄的姿态不可，甚至有一种要成为世界语的气场。单看今年格鲁吉亚馆推出大量该国的翻译作品，二十余种书中只有德语，一本英语都没有，现场讲座却有德俄、德英及俄英即时传译，可见是非不能也仅不为也。又见一德国独立出版推出十多本当代非洲作家的硬皮精装本，摊位负责人接下便说，很难卖，更见知识分子的遗世之姿。另一法国当代文学出版社Zulma，更意图和主流的英语文学抗衡，除了积极推出法国及法语作家，也以发掘冰岛作家Audur Ava Olafsdottir （欧杜儿．艾娃．欧拉芙丝黛，华语界仅台湾宝瓶文化译有《种玫瑰的男人》）、伊朗作家 Zoyâ Pirzâd 、以色列作家Benny Barbash等为荣。译入的华语作品也有多种，包括张爱玲、台湾作家郭松棻等。我是去了2012年伦敦奥运年的诗人帕那索斯节（Poetry Parnassus），见识到主办单位要每个奥运参赛国都有一位诗人的作品被译成英语参节，才明白除了文化的外译，外国文化的译入也是个战场。

对于小语种国家，文化局的支持变得非常重要——这是场国家要打的仗。许多国家都有翻译资助计划。我随手带回来的计划单张就有冰岛、土耳其、巴西、丹麦等。不少国家容许外国出版社申请，也容许英语作中介语言。这解除了不少出版社的成本负担，毕竟要译入遥远国家的书籍，对出版人和读者都是挑战。如果香港有出版社有志和台湾、中国的出版社比一比眼光，凭各类资助补贴译入未有台版和内地版的外国文学，再倾销台湾及其他华语地区，也未尝不是一门生意。

东盟国家的出版连线

亚洲国家的出版社虽被称作国际出版社，却被一同划入另一展区。连日的东盟国家出版论坛，听众也多是东南亚出版人。我参加了集中谈东盟国家文学出版的讲座，认识了新加坡出版社Ethos Books的编辑KG Ng和马来西亚出版社Silverfish Books的老板Raman Krishnan，慢慢发现亚洲城市的共通点，无论是题材或出版形式，都有不少可以借鉴的地方。Raman带来了他策划的童书Bidasari and the Djinn，为要在人人熟知的迪士尼版本，格林童话中收录自法国作家佩罗，改篇自意大利诗人巴西耳的版本，以及中国《太平广记》中的两个版本以外，书写“睡美人”的马来西亚版本，这可说是透过较易普及的类型书——童书——去寻根和强调马来西亚本土意识的范例。

香港的独立出版社较易忽略此两个东盟国，然而他们都是华语及英语并存的国家，即使两语的文化政治跟香港的情况并不一样，此两类语言的书诚然可以在该地区流通。换言之，香港的出版社作出版规划时，会否考虑把书销售予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华语读者，同时在推出英译本？怎样的题材是几个城市互通的？2020年的世界图书首都是吉隆坡，华语出版又可有生存空间？

除了文化的外译，外国文化的译入也是个战场。

发掘对话点的媒人

KG送我他们最近的畅销散文集《This Is What Inequality Looks Like》。作者Teo Yau Yenn探究的社会现象，跟香港人面对的极相似，例如家长普遍要求子女比自己更优秀，所谓工作和生活平衡永远不属于低下层生活的人等等。我常想像此类题材来到香港会有什么光景。作为不能跟市场逻辑走的出版社，我们仅剩余美好的初衷——促进对话和交流。有什么可以使不同语言的作者互相说话，交流自己的经验？他们的对话点在哪里？写作是孤独的事，于是需要中间人把两个不同背景的人带到同一个点上，毕竟我们相信人类的共同经验和思考，应该透过交流而累积，成为后代的知识的宝库。

法兰克福书展实在不是“麦加”那般的朝圣地，也不必拿以散货场为重心的香港书展去比较，倒是年年去，年年看，思考在出版业日渐萎缩的当下，独立出版还有哪些生存空间，有价值的内容可以透过哪些渠道，流向更阔的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