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有時：矯正學校裏的青春

進入誠正中學之前，需要先寄物，所有通訊產品都必須留在外頭，通過感應門，有一整片反光金屬牆——鏡子在這屬違禁品，這面金屬牆的「反射」，將是少年們入校前最後一次清晰的自照。問他們怎麼刮鬍子？有人說用手摸，有人透過鐵製水杯反射自己的臉；偶爾上課會播放影片，DVD光碟片可充當鏡子。站在籃球場，抬頭看得到天空，但周圍纏繞著鐵絲網；建築物看似跟一般校舍沒兩樣，每個玻璃窗外都有鐵柵欄，而每一扇門都仔細上了鎖。

少年矯正學校

第一次到訪誠正中學是在夏末的午後，走廊中間放著乒乓球桌，熱浪襲來，少年打著赤膊揮拍。走廊盡頭是小巧的禮堂，十幾個少年們正在推動道具，在差事劇團老師的指導下練習走位。尋找受訪者比想像中困難——未成年的受訪者，必須找到父親或母親簽署同意書。只是，有些少年的父母還在坐牢、有的跑路、有的在國外，有的失聯後不知去向。校方最後協調了3名滿18歲的少年受訪。成年，意味著他們開始要對自己的生命全權負責了。

「就是因為她，我想好好讀書。」

差事劇團正協助少年們排練，身為主要角色的阿凱不能離開太久。剛滿20歲的阿凱是班長，人緣極好，講話有條理，臉上總是帶著笑容。他因詐欺罪進入矯正學校，到今年9月為止，在誠正中學待滿兩年，如今已是自由身，可以離校。但他卻說，想等到和雲門舞集、差事劇團合作的演出告一段落，才要離校，自願留下來陪伴大家走完。

他們演出的故事劇本是由所有人的生命經驗串起。幾乎每個人都跟家裏關係不好，想藉著演戲，讓來觀賞的家人知道自己的感覺。「有些話同學不敢自己講，」阿凱說，若有這種情況，他就把那些台詞撿過來，經由他的嘴巴講。

「我不愛讀書，高中唸一唸就休學，沒有錢也不能玩，看到朋友怎麼都有錢，他直接找我去做（詐騙集團）。其實就像演戲，做詐騙集團，要把自己當客服人員，也會有講稿，最開始的類型是『請問是某某嗎？我們偵測到你的手機有異常。』」阿凱說：「聊一聊就開始問他，是不是身分證有掉過？再引導他去報案。再換一個人跟他講，那個人就是假的警察，電話最後再轉到假的檢查官。我們騙大陸人，會刻意學他口音，很像演戲......。」

說起來真的很像演戲。這些說詞長達7頁，一定要背熟，不背的話，會來不及回應。工作的週期介於2到3個月之間。他的工作歷程從印尼開始，在雅加達斷斷續續待了2年，和同夥們住在一棟還不錯的別墅。上班時間是早上8點到下午5點，晚上還要開檢討會。

檢討什麼呢？他表情嚴肅：「檢討為什麼這個人會覺得我們是詐騙集團？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就會開始討論話術。」「到了後來，我聽聲音就知道好不好騙，高學歷很好騙，他們都覺得自己很聰明，不相信自己會被騙。」

過不慣那種在國外隔離的生活，阿凱後來因為其他案子遭到保護管束，也無法出國，乾脆留在台灣。當時他已經驗老道，主要負責帶人。他招募到12個人，都20幾歲，年紀都比阿凱大，但阿凱是組長，公司幫他們租了一棟大樓的一整層，所有人吃住都在這個詐騙機房裏。2016年某個中午，他出門幫大家買便當，車子剛進地下室，就被警察包圍了。

阿凱的「公司」薪水結構簡單透明，打電話的基層每個月底薪2萬（新台幣），另外可以從騙到的錢裏抽6%。至於他，是「主管階級」了，直接拿業績的一成。失風被逮的這次，13個人在一個多月內，已經騙到400多萬人民幣（約新台幣1780萬元、港幣450萬元）。

進誠正中學後，可以填志願、再分發。阿凱學的是汽車修理。進學校之後，反而起了想好好讀書的念頭。

「關也是關，不要浪費，要利用時間，不能玩。」他笑著摸摸自己剃得短短的頭，「前面都讓我玩完了，現在沒時間玩了。」「喝酒、吸毒什麼都去，有多少喝多少，都喝烈酒。」「可是我也不喜歡喝，我是喝氣氛，不是喝酒。我想讀書了，出去要把高中讀完。我跟雲門、差事的老師聊天，大家都有出國經驗，不一定是讀書，就是出去體驗生活。我也想出國看看。」

阿凱低頭，望向自己的刺青。整條腿刺滿鯉魚、招財貓、不倒翁，日系的鮮豔風格，據說都是為了招財，另一條腿則只有線條，尚未著色，因為還沒刺完，就被抓了。他說自己總是跟同年紀的人做不同的事，同學讀書的時候，他在外面跑來跑去；同學們如今都要出社會了，他才準備開始讀書。

與別人比較，阿凱的支持系統相對完善。一開始他先待在台中收容所，爸爸每天千里迢迢趕去罵人，每天罵，還是每天來看他。媽媽先是一直哭，不哭之後，持續不懈地來看他。在這兒，一個禮拜可以寄一次信，他通常寫兩張信紙，跟家人分享生活。被關之後，少了日常摩擦，和父母的關係反而變好了。

進誠正的少年們，與女友的分手機率是99%。阿凱和女友從國一交往到現在，已經8年，女友幾乎每個禮拜都來看他。如果點開阿凱幾乎是棄置狀態的臉書頁面，會發現女友在各個重大節日、阿凱的生日，都會上去留言，當然，沒有人會回應。阿凱有點靦腆地說：「第一次關，不知道關多久，叫她不要等我，她說沒關係，她等。我會寫一些肉麻的話給她，有跟她討論以後的生活，就是因為她，所以想好好讀書。」

「不想再過那種日子了」

相較阿凱，阿龍的「事業組成」比較複雜。初見阿龍，很難忽略他一身的肌肉線條：這是連續兩年參與雲門舞集訓練的「成果」。

阿龍和阿凱同年，今年20歲。他在15歲出來「做事」，看到朋友賺錢很快、工作時間彈性，就加入販毒行列。他的「商品」主要是Ｋ他命和咖啡包（混合多種毒品的新興毒品）。阿龍也做酒店經紀，他說自己有個職業堅持：「小姐一定要年滿18歲，我不想做傷天害理的事。」訪談阿龍時，旁邊有人插嘴，問他會不會自己「試小姐」？他大聲笑罵：「道德！道德！要有道德好嗎！」

他不避諱談毒品。「我國中就有吃藥，不知道哪來的，偶爾大家這樣玩。高中愈吃愈大，後來乾脆拿一批Ｋ他命放家裏。」「你問我有沒有藥癮？國中那時候我當然會說沒有，就是習慣。現在回想，那就是上癮了。」

談起年少時的算計，阿龍說得直白。他說，「藥」雖然很好取得，但風險太大。他評估過，無法承受賣藥被抓到的風險，決定「轉換跑道」。主力轉向職棒簽賭後，一個禮拜就可以賺將近5萬（新台幣，下同），錢來得很快。他是獨生子，賺到錢就給爸媽。一開始媽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他坦誠以告，媽媽聽完只說：「你不要躺著回來就好。」

一開始，阿龍只是小小的「代理」，做久了升「總代理」，後來就變「股東」了。「有一次我忙到天亮才回家，很想睡覺，把車停在地下室，從後車廂拿出剛收的27萬元，沒東西裝，就是一綑橡皮筋，雙手拿著。我爸剛好回來，他就看著錢，再看著我，問我哪來的錢。我回：『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嗎？』」阿龍說。

千算萬算，後來被抓不是因為簽賭，還是因為賣毒。 「被抓還比較放鬆，有一種，終於被抓的感覺。」阿龍說：「我不想過那種日子了。」

他又談到自己的家庭。從小學六年級開始，阿龍就覺得賺錢很重要。「家本來開計程車行，中間出了差錯，周轉不靈，看著爸媽到處去借錢，到處看人臉色。」阿龍很早就把養家當成唯一任務，業績最好的日子，月收入50萬都不是問題。

算算，阿龍已經被關了3年。在這期間，他終於可以不用擔心家中生計，回頭想想自己。今年9月雲門表演結束，剛好期滿離開。阿龍這麼打算著：出去之後，要去考獄政機關的公務人員。

「考3年試試看，考不上我就去當兵。讀書對我不難，我只是不想讀，看到書就想睡。但是我會逼自己堅持去做這件事，你想要有好的生活，一定要逼自己。」阿龍又說，「錢不是萬能，但沒有錢萬萬不能，賺錢還是很重要，只是賺到錢，也要有家人在......。」

沒有刺青的少年

在這兒，少年們的身上常見多處刺青，那是帶來安全感的武裝。皮膚白皙的阿璿同樣剛滿20歲，是少數身上沒有刺青的少年。與其他人的狀況不同，他有好幾個案子纏身。因為想讓家人過好日子，經由朋友介紹，他從國中就開始「打電話」。那是2012年，在台灣，電信詐騙不若如今「盛行」，民眾受騙率極高。他也說自己操作嫻熟，「5個可以中3個。」。

「每次工作3個月一期，（都在）一個房間，我被帶去大陸，待得比較久的是廈門，那次待了六個月。」他語氣平淡地談起犯罪模式，「主要（詐騙）內容是『網路拍賣設定錯誤』，會連續扣12期費用，讓客戶匯錢給我。一期3個月，我最多賺200萬。會存起來、給家人，也有自己花掉。」「說是跟朋友投資的錢，家人也不相信。」

阿璿從國中開始做電信詐騙，做了3年左右被抓。另外，他還有毒品案在身，保護官最後決定讓他接受感化教育。

他怕被關。「聽到消息就跑路，一路跑去高雄，覺得離北部的家比較遠，在高雄還是做詐騙，結果集團被破獲......，」他回憶，當時的女朋友知道警察在找他，一緊張，就把他供出來。

「我爸媽很傷心，有檢討他們自己。他們對待我哥很嚴格，以為我也可以適用，哥哥不反抗，但我會。我有考上大學，原本想出去讀書，結果其他案子被判刑。」「我現在關的是少年犯罪的部份，」他平靜的解釋，「成年犯罪還沒關到，到時候要轉監所，再關2年6個月......。」

算算，再關2年半，阿璿出來的時間，差不多就是同齡人大學畢業的那年。交談到最後，他的語氣仍然沒有起伏。訪談結束，他順從地依照攝影師的指令擺出姿勢，拖著腳步走回寢室。長官開鎖，他進房，鐵門再度關上。

「破少年」們

在誠正中學，每一天都差不多，規律整齊、簡單安穩。今天如同昨日的複製貼上。6點20分起床，整理內務，刷牙洗臉，小號，7點點名，坐著等吃早飯，吃完等寢室開封，出去上課，中午11點半收封，回房吃飯，午休，開封，下午2點上課，下午4點10分收封，洗澡，洗衣服，吃晚飯，點名，6點開始自習，做運動，7點看電視，點名，9點上床睡覺。

2年前，台灣好基金會獲得教育部與法務部矯正署的支持，台灣好基金會執行長李應平找來雲門舞集、差事劇團，加上校長顏弘洺與訓育組長江仲敏的全力配合，在誠正中學推動「逆風計畫」，將藝術教育帶進校園。

「校長說，不要以為我們可以帶來什麼，什麼都不會留下，最後他們會回去原來的樣子，不要想得那麼偉大。」

逆風計畫的第一年，師長們覺得要讓孩子跳舞根本是天方夜譚。因為大部分的少年都是「破少年」——他們的身體實在太差了。

台灣的青少年犯罪在這10年有巨大的改變，江仲敏回憶，「10年前詐欺犯罪進來的比例，詐欺不超過10%，主要是竊盜。現在進來的，詐欺佔了35%。黑社會是辛苦錢，沒有人要賺，搶劫刑責重，所得也不一定高。台中以北詐騙多，台中以南毒品跟酒店經紀比較多。」「以前最常判去明陽中學的是強盜罪，你看現在誰要這樣？『投資報酬率』太低了，刑責又重，他們寧願去詐騙集團就好。」

執行計畫第一年，少年們都太虛弱，有幾名少年狀態萎靡，可能處在毒品戒斷狀態，被欺負了，還無法還手或回嘴。不僅是因為毒品，他們還可能在室內久坐打電話，這些都導致極差的體能。

雲門教室研發長謝明霏回憶，初次抵達誠正，校長就給他們震撼教育。「校長說，不要以為我們可以帶來什麼，什麼都不會留下，最後他們會回去原來的樣子，不要想得那麼偉大。」

謝明霏待不到一個月，就明白校長在講什麼了。「校長不是沒血沒淚，其實是我們無法對抗現實環境跟原生家庭，他希望我們在教學上可以更沒有包袱。」「出去之後，很多少年連下一餐都不知道在哪？要面對生死存亡時，他是不會想到藝術的。」

謝明霏又說：「不過至少在他生命裏，有這樣一段時間，過了不一樣的生活。有機會跳脫的人，才比較有可能回頭看這一段。我們希望陪伴他們走得更久一點，走得深一點，讓他們定型之後，走得比較穩。」

最後，不善言辭的他找到表達方式——把所有人擁抱了一輪。

雲門的教學理念是希望每個孩子都被看到，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進步」，而不是去和別人比。只要和少年們談話，就不難看出他們在過往的學習受盡挫折、不擅唸書，被家庭與學校放棄。接觸雲門，可能是某些少年人生中第一次被鼓勵。

「訓練過程很痛苦，鍛鍊你的身體、心智、耐力，他們在學習上可能有過挫敗，但是身體真的是『有練就有』。」謝明霏說，在練習之外，少年們會寫練習週記，不一定都談課堂的事，可能會寫自己的家庭、說起某個心中的結、對父母某些時刻的不體諒、某個成長階段秘密的傷口。雲門的老師都認真回應，回答的篇幅甚至比少年的心得還長。

雲門舞集把在外上課的慣例帶進誠正中學，每回練習結束，一定會跟孩子擁抱。少年們起初不太適應，身體僵硬，有些少年可能這輩子沒跟人擁抱過，甚至有人到這個環節就會逃跑。有一名少年，始終無法在眾人面前講話，就連今年9月的發表會結束，輪到他分享時，大家便主動跳過他，不讓場子尷尬太久。最後，不善言辭的他找到表達方式——把所有人擁抱了一輪，用身體去傳遞他的感覺。

隨著課程推進，少年們的身體跟心靈，彷彿慢慢被打開了。

整個社會都要負起責任

過去的少年們不想要看這個世界。畢竟都是些不快樂的事，為什麼要看呢？

去年差事劇團演出的男主角，是個木訥害羞的少年，練過拳擊，第一次演戲就非常出色。差事劇團在誠正中學提倡戲劇集體創作，有次讓少年們畫出他們對「家」的想像，眾人都畫房子、家人，這個少年畫了小河、草原，滿滿的大自然裏，就是沒有人。他說，只想過平淡的生活。後來，他果然在舞台上閃閃發亮，台下卻沒有家人來看他的演出。他心想，可能是家人還沒原諒他吧。

有時也未必是家庭的關係。差事劇團的執行製作蘇泓賓曾經在毒品防制中心工作3年，遇過最小的個案是12歲，在網咖等朋友的時候，有一群哥哥們來，拿Ｋ菸給他抽，他就抽了。媽媽跟他去少年法庭上課，說家裏狀態很一般，哥哥、姊姊都沒有吸毒或其他犯罪紀錄。

蘇泓賓擔任今年誠正跟彰少輔（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演出的執行製作，剛開始有點緊張，默默做自己的事。後來，他讓少年們放下心防，當他在舞台旁邊操作電腦，大家都會蹭去和他聊天。

「（少年）講自己為什麼會進來？為什麼犯錯？多半是家庭因素。爸爸喝完酒，會罵小孩這輩子就是來要遺產的。他已經18、19歲了，我可以感受到他心中的孩子，還是很無助。」蘇泓賓說，「或者有人的父親一直沒來看他，後來終於來了。小孩覺得自己跨出了很大一步，還寫了那麼多信，爸爸只邁出小小的一步，還是有抱怨......。老師安慰他，爸爸需要很大的勇氣才敢來。如果雙方都往後退，就不會有交集，可能你往前慢慢走，總有一天會接觸到爸爸。」

演出前一個月，在集體創作上碰到難關，拼接眾人的故事總有偏頗，有的人作為主線，有的就只是別人生命裏的配角。部分少年覺得參與感不足，一些人亦不想在舞台上演到過往吸毒或是詐騙的樣子，他們很想放棄。總彩排完，蘇泓賓理解一些少年們心中的委屈，主動對大家道歉，卻也拜託他們不要放棄。

演出結束，蘇泓賓偷偷哭了。少年靠過去，問他還好嗎？教學相長，角色似乎在一瞬間對調了。

蘇泓賓認為，少年體制的矯正教育並不存在「成功或不成功」，是社會大眾的觀念要有改變，而不是標籤化這些人。有時候這些少年會犯錯，並不是自己選擇的，是被生存所逼。其實待在誠正中學，對少年們反而安全——離校後，就要遭逢險惡。有人的爸爸在跑路，有的是媽媽賣藥被抓，有的販毒根本是「家族企業」。也有少年離校後無處可去，在校外逗留，校方發現後，把少年接回來洗澡吃飯，最後還是得送出去。

蘇泓賓很清楚，如果社會不給他們機會，他們只能回頭，或是自我了斷。他說：「有些少年出去後『過不去』，的確就自我了斷，整個社會都要負起責任。」

今年差事劇團的演出從誠正中學跨到彰少輔，也讓誠正中學的少年們帶著濃縮版本去表演，作為小型交流。台下的觀眾是彰少輔的師生跟家長，雙方行政人員都如臨大敵，未免多生事端，盡量不讓兩校的學生們有接觸。

依據法令，矯正學校的學生離校需要戒護，少年們戴著手銬腳鐐，一個綁一個，老師們看到那一幕都哭了，彷彿父母看見孩子犯錯的心碎。少年們平常跟老師們相處如同朋友，讓他人看見自己的狼狽，也在週記寫下慚愧的字眼。

不過，出去校外演戲，可以吃到外頭的便當，還是有種回歸社會的錯覺。少年們笑稱，在校外吃到的是「社會便當」。這天，他們呼吸著自由的空氣，穿著戲服、甚至披著法官或是警察的外袍，「社會便當」捧在手裏，吃得格外開心。

「你去握住冰塊，給他溫度，會慢慢融化的。」

誠正中學校內負責逆風計畫的主要窗口是江仲敏。這所學校創立於1999年，他在2001年進入學校服務，一待就是18年。2010年，他和廣達文教基金會合作，以梵谷為出發點，讓美術老師引導少年們做自畫像。江仲敏說：「監獄為了戒護安全，沒有鏡子，當時用數位相機輔助，讓孩子畫下自畫像，才驚覺孩子們已經很久沒有看過自己了。」「他們畫的自己多半是有頭髮的，現在的樣子反而是陌生的。」

江仲敏又進一步思考，如何捕捉真實的青春樣貌，為少年們留下紀錄？直到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畢業的盧德真進誠正當替代役，除役後又回校攝影，在教室佈置出小型克難的攝影棚，執行了「逆風計畫」，這些流逝的青春才得以顯影。

信中的女人說，她弟弟也待過誠正中學，只要放假，她就會騎車去看弟弟。但那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她說，弟弟已經在過「一般的人生」了。

今年七月，「逆風x顯影x進行式」在台北開展，呈現參與計畫的30名少年的影像。為了保護被攝者的身份，少年的臉孔以各種方式遮蔽。展覽地點特地選在誠品R79中山地下書街，不那麼正式，而是一個隨時可以穿越或停駐的走廊，是過渡空間，也如同這段歲月在少年生命中的狀態。展覽現場設置信箱，讓觀眾能夠寫信給少年。後來，主辦單位收到470封來信，其中一封，信中的女人說，她弟弟也待過誠正中學，只要放假，她就會騎車去看弟弟。但那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她說，弟弟已經在過「一般的人生」了。

盧德真會進入誠正中學，完全是誤打誤撞。他本想去藝術文化相關的場所服替代役，卻意外分發進替代役的「四大金剛」：消防、警察、矯正、國防之一的誠正中學。起先，他的工作是支援各種緊急狀況與戒護，做輪班警衛，後來轉調總務處，負責改造校園空間。此外，他還負責「名籍」工作：他要辦理學生的進出校手續，以及法院公文。

「每個學生進來，都會有一本厚厚的『身份簿』，包含家庭背景、成長經歷、法院宣判文件。那一年都是我在管理，基本上我全都看過。通常會從訓誡開始，接著保護管束，最後一關才是感化教育，要有犯罪的傾象或行為才會走到這一步（進入矯正學校），通常這些少年的身上不會只有一個案件......。」盧德真從厚厚的身份簿中觀察，發現少年的轉變多數出現在國中。高風險家庭的孩子無人看顧，上課進度跟不上，也沒有被學校制度接住，有一天，少年就離校，不再回來。

盧德真逐漸明白，對這群少年而言，光是安全長大，就是困難的課題。許多少年生命裏最重要的人不是爸媽，是外面的朋友。成長期間，他們在朋友家到處借住，換過十多次工作，可能也弄不清楚對方有沒有觸法。有一人的父母早早不見人影，祖父母都過世後，他在山裏跟著山老鼠（違法盜採林木者）兩年，對方包吃包住，他與世隔絕。一日，山老鼠跑走了，少年只能下山。

「他們很早就沒有家庭支持，很早就離開學校出社會，以前那些表面上的朋友都沒有來看他們，家人反而會定期來看。」「有的孩子沒人來看，雲門的老師甚至像家長代表一樣，出席參加他們的畢業典禮，在裏面（誠正中學）都回到單純人和人的相處，沒有利益考量，這些都是少年們沒有過的經驗。」盧德真說，「我常常覺得，誠正的學生像冰塊，不是大家想像那麼暴躁，或是電影演的樣子。他們常常是沈默的，不外顯情感，像是外面有一張殼，防備心很強，不太讓人碰觸到他真正的面貌。你去握住冰塊，給他溫度，最後會慢慢融化的。」

矯正學校終究是集體意識的環境，藉由攝影，能夠將少年一一抽取出來。肖像如同鏡子，讓少年看到自己，不是被壓抑的、不是武裝的，而是更坦然，甚至更為理想的自己。盧德真從2016年9月底到誠正，2017年8月15日退伍，隔天就回來開始拍攝，拍照時間甚至比當替代役久。大部分拍攝時間他們都在聊天，談少年的人生，談對未來的想法，先建立關係，相機是最後一刻才拿出來的。

與少年們貼身相處兩年多，他覺得參與逆風計劃的班級改變非常多，因為戲劇和舞蹈課程，少年們的自信被重建。他說：「家人來看演出，這些曾經被放棄的小孩很有信心地站在台上，不見得是做什麼高難度的動作，純粹展現學到的東西。」盧德真看見，這一刻，學生變成家人的老師。

找到自己是誰

台灣好基金會執行長李應平是逆風計畫的重要外在推手，希望能細緻地去做好社會溝通。她說：「社會不應該用同情或包容去理解。其實重點不是發表，是前端的工作過程，讓這些孩子們打開眼睛，去聽別人的故事，看人家的表情。」

台灣好基金會努力和教育部、法務部溝通，計畫的重點不是少年們「會跳舞」或「會演戲」，而是由內而外展現出來的自信、定力，讓他們得到成就感跟快樂。

「在這個成長階段，就算是一般青少年都會有情緒波動，為什麼其他人能夠平安渡過？這些青少年多半家庭功能失調，沒有人帶著走，找不到讓他身心穩定的東西。錨下不去，從沒到尾沒找到過自己。我認為藝術是有幫助的，就看這個錨下得夠不夠深。」李應平說，「藉由藝術教育，找到自己是誰，那才是最重要的。」

計畫執行至今，少年們在練習上遭受挫折，為了讓身體跟得上課程，還主動去找書看，少年讀的是很應景的《囚徒健身》。訓練雖累，他們的學業反而進步，即使遇到挫折，仍然匍匐前進。

江仲敏感嘆：「我們常把『好』、『壞』貼上明確的標籤，這些沒有資源的孩子，往往就被分到『另一邊』，從此難有翻身的機會。好人家的孩子父母給你堅強的後盾，但這裏很多孩子的家長，都不是很好的家長......。」

依照少年事件處理法，少年案件執行完畢三年後，矯正機關應塗銷少年前科紀錄、抹除少年們這幾年的痕跡。因此，誠正中學並沒有「學籍」；該校和一些普通中學合作，少年們的畢業證書上，將印著其他學校的名稱。問起離校後的少年再犯率？江仲敏說：「法律規定強制追蹤是一年，超過一年就追蹤不到。如果犯罪沒被抓到，也不會算進來，所以會有黑數。大家都很愛拿數字出來講，我自己覺得沒有意義。」

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 給過去的我，曾經的你非常不懂事，但因為你的不懂事，造就現在成熟的我，雖然我很討厭你，但是謝謝你，因為這麼討厭你，才能讓我改變這麼多。給未來的我，當時的你應該過得更好、更棒了吧，但是別讓好日子沖昏了頭，想想過去的你，加油好嗎。」－－摘錄自差事劇團演出場次，少年之一的口白。

九月上旬，逆風計畫舉辦第二年成果發表會。差事劇團的組別演出完畢，接著是雲門的發表會。這天是特別的日子，不僅是發表會的壓軸場次，更開放家長親友到訪。誠正中學一早就鬧哄哄，許多未曾出現的父母，都在這天現身。有些少年沒有家屬前來，差事劇團和雲門舞集的老師便坐在台下，讓少年不至於太沮喪。

有客前來，禮堂難得開啟了冷氣，其他班級的少年魚貫進場，現場有嬰兒哭聲、成人低語，彷彿是場普通的發表會。少年們神情專注，出拳、踏步、律動，在歡欣鼓舞的掌聲中謝幕。去年參與雲門教學的年輕老師也現身，抱著一個大紙箱，她說少年們肯定都沒收過花，然後取出一大束玫瑰，一一分發給少年們。

這天，不只是發表會，也是阿凱跟阿龍離校的日子，他們在這兒的紀錄即將被洗去，要重新回到社會，人生會重新來過。他們的父母都來到現場，看完表演後，準備出校，等待他們跑完離校手續的大地遊戲。江仲敏為了這天，準備了一罐泡泡水，本來想要一邊吹泡泡一邊送這兩位學生出校，但是他始終忘記拿出來吹。他領著家長們往外走，反覆叮嚀家長：「孩子們都長大了，不要用以前的方式對待他們，要關心他們，每天都要跟孩子說話。」

阿凱與阿龍辦完離校，他們沒有頭也不回的離開，而是以客人的身份，再次入校，想要好好地跟大家告別。禮堂的人群皆已散去，同學們圍成半圓，他們半開著玩笑，在眾人的起鬨中擁抱，順勢把全班都抱了一輪。來自班頭、來自老大身份的擁抱，對他們之中較為劣勢的少年是十分重要的；在這特別的一天，他們得以跟眾人手牽著手，一起喊加油——那是整個計畫過程中，讓他們最開心的時刻——感覺與所有人同在，不再被拋下。

真的到了離開的時刻，阿凱與阿龍踏出禮堂。少年們比出大拇指，將手舉高，他們大笑。那是他們之間的暗號，意思是：「be a better man」。社會凶險，他們約定，心中仍要牢記：要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後記：

阿凱和阿龍離校之後，立即就從臉書上重新復活。

阿凱不再寫信給女友了，他的臉書上開始張貼和女友的合照，如同一般情侶的溫馨互動。阿龍則很快回到舊日的交友圈，儘管在矯正學校裏待了幾年，外面的世界精彩依舊，他的臉書近況更新頻繁：在KTV包廂喝到滿臉通紅、跟朋友互相回覆各種性笑話，臉書上開始張貼「放款快速、利息低、一切免責」等借錢周轉訊息，並表示24小時之內，隨時都能提供「諮詢服務」。

某種程度上，誠正中學以外的世界，反而是停滯不前、完全沒改變的。也許對少年們來說，最艱難的部分仍舊是回到真實世界——社會是一面沒有加蓋的海洋，有的少年找到了燈塔，從此亦找到下錨之處；但願，那些仍需要隨波逐流的少年，在游累的時刻，能及時找到上岸的容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