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有时：矫正学校里的青春

进入诚正中学之前，需要先寄物，所有通讯产品都必须留在外头，通过感应门，有一整片反光金属墙——镜子在这属违禁品，这面金属墙的“反射”，将是少年们入校前最后一次清晰的自照。问他们怎么刮胡子？有人说用手摸，有人透过铁制水杯反射自己的脸；偶尔上课会播放影片，DVD光碟片可充当镜子。站在篮球场，抬头看得到天空，但周围缠绕著铁丝网；建筑物看似跟一般校舍没两样，每个玻璃窗外都有铁栅栏，而每一扇门都仔细上了锁。

少年矫正学校

第一次到访诚正中学是在夏末的午后，走廊中间放著乒乓球桌，热浪袭来，少年打著赤膊挥拍。走廊尽头是小巧的礼堂，十几个少年们正在推动道具，在差事剧团老师的指导下练习走位。寻找受访者比想像中困难——未成年的受访者，必须找到父亲或母亲签署同意书。只是，有些少年的父母还在坐牢、有的跑路、有的在国外，有的失联后不知去向。校方最后协调了3名满18岁的少年受访。成年，意味著他们开始要对自己的生命全权负责了。

“就是因为她，我想好好读书。”

差事剧团正协助少年们排练，身为主要角色的阿凯不能离开太久。刚满20岁的阿凯是班长，人缘极好，讲话有条理，脸上总是带著笑容。他因诈欺罪进入矫正学校，到今年9月为止，在诚正中学待满两年，如今已是自由身，可以离校。但他却说，想等到和云门舞集、差事剧团合作的演出告一段落，才要离校，自愿留下来陪伴大家走完。

他们演出的故事剧本是由所有人的生命经验串起。几乎每个人都跟家里关系不好，想藉著演戏，让来观赏的家人知道自己的感觉。“有些话同学不敢自己讲，”阿凯说，若有这种情况，他就把那些台词捡过来，经由他的嘴巴讲。

“我不爱读书，高中念一念就休学，没有钱也不能玩，看到朋友怎么都有钱，他直接找我去做（诈骗集团）。其实就像演戏，做诈骗集团，要把自己当客服人员，也会有讲稿，最开始的类型是‘请问是某某吗？我们侦测到你的手机有异常。’”阿凯说：“聊一聊就开始问他，是不是身分证有掉过？再引导他去报案。再换一个人跟他讲，那个人就是假的警察，电话最后再转到假的检查官。我们骗大陆人，会刻意学他口音，很像演戏......。”

说起来真的很像演戏。这些说词长达7页，一定要背熟，不背的话，会来不及回应。工作的周期介于2到3个月之间。他的工作历程从印尼开始，在雅加达断断续续待了2年，和同伙们住在一栋还不错的别墅。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晚上还要开检讨会。

检讨什么呢？他表情严肃：“检讨为什么这个人会觉得我们是诈骗集团？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开始讨论话术。”“到了后来，我听声音就知道好不好骗，高学历很好骗，他们都觉得自己很聪明，不相信自己会被骗。”

过不惯那种在国外隔离的生活，阿凯后来因为其他案子遭到保护管束，也无法出国，干脆留在台湾。当时他已经验老道，主要负责带人。他招募到12个人，都20几岁，年纪都比阿凯大，但阿凯是组长，公司帮他们租了一栋大楼的一整层，所有人吃住都在这个诈骗机房里。2016年某个中午，他出门帮大家买便当，车子刚进地下室，就被警察包围了。

阿凯的“公司”薪水结构简单透明，打电话的基层每个月底薪2万（新台币），另外可以从骗到的钱里抽6%。至于他，是“主管阶级”了，直接拿业绩的一成。失风被逮的这次，13个人在一个多月内，已经骗到400多万人民币（约新台币1780万元、港币450万元）。

进诚正中学后，可以填志愿、再分发。阿凯学的是汽车修理。进学校之后，反而起了想好好读书的念头。

“关也是关，不要浪费，要利用时间，不能玩。”他笑著摸摸自己剃得短短的头，“前面都让我玩完了，现在没时间玩了。”“喝酒、吸毒什么都去，有多少喝多少，都喝烈酒。”“可是我也不喜欢喝，我是喝气氛，不是喝酒。我想读书了，出去要把高中读完。我跟云门、差事的老师聊天，大家都有出国经验，不一定是读书，就是出去体验生活。我也想出国看看。”

阿凯低头，望向自己的刺青。整条腿刺满鲤鱼、招财猫、不倒翁，日系的鲜艳风格，据说都是为了招财，另一条腿则只有线条，尚未著色，因为还没刺完，就被抓了。他说自己总是跟同年纪的人做不同的事，同学读书的时候，他在外面跑来跑去；同学们如今都要出社会了，他才准备开始读书。

与别人比较，阿凯的支持系统相对完善。一开始他先待在台中收容所，爸爸每天千里迢迢赶去骂人，每天骂，还是每天来看他。妈妈先是一直哭，不哭之后，持续不懈地来看他。在这儿，一个礼拜可以寄一次信，他通常写两张信纸，跟家人分享生活。被关之后，少了日常摩擦，和父母的关系反而变好了。

进诚正的少年们，与女友的分手机率是99%。阿凯和女友从国一交往到现在，已经8年，女友几乎每个礼拜都来看他。如果点开阿凯几乎是弃置状态的脸书页面，会发现女友在各个重大节日、阿凯的生日，都会上去留言，当然，没有人会回应。阿凯有点腼腆地说：“第一次关，不知道关多久，叫她不要等我，她说没关系，她等。我会写一些肉麻的话给她，有跟她讨论以后的生活，就是因为她，所以想好好读书。”

“不想再过那种日子了”

相较阿凯，阿龙的“事业组成”比较复杂。初见阿龙，很难忽略他一身的肌肉线条：这是连续两年参与云门舞集训练的“成果”。

阿龙和阿凯同年，今年20岁。他在15岁出来“做事”，看到朋友赚钱很快、工作时间弹性，就加入贩毒行列。他的“商品”主要是Ｋ他命和咖啡包（混合多种毒品的新兴毒品）。阿龙也做酒店经纪，他说自己有个职业坚持：“小姐一定要年满18岁，我不想做伤天害理的事。”访谈阿龙时，旁边有人插嘴，问他会不会自己“试小姐”？他大声笑骂：“道德！道德！要有道德好吗！”

他不避讳谈毒品。“我国中就有吃药，不知道哪来的，偶尔大家这样玩。高中愈吃愈大，后来干脆拿一批Ｋ他命放家里。”“你问我有没有药瘾？国中那时候我当然会说没有，就是习惯。现在回想，那就是上瘾了。”

谈起年少时的算计，阿龙说得直白。他说，“药”虽然很好取得，但风险太大。他评估过，无法承受卖药被抓到的风险，决定“转换跑道”。主力转向职棒签赌后，一个礼拜就可以赚将近5万（新台币，下同），钱来得很快。他是独生子，赚到钱就给爸妈。一开始妈妈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坦诚以告，妈妈听完只说：“你不要躺著回来就好。”

一开始，阿龙只是小小的“代理”，做久了升“总代理”，后来就变“股东”了。“有一次我忙到天亮才回家，很想睡觉，把车停在地下室，从后车厢拿出刚收的27万元，没东西装，就是一捆橡皮筋，双手拿著。我爸刚好回来，他就看著钱，再看著我，问我哪来的钱。我回：‘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阿龙说。

千算万算，后来被抓不是因为签赌，还是因为卖毒。 “被抓还比较放松，有一种，终于被抓的感觉。”阿龙说：“我不想过那种日子了。”

他又谈到自己的家庭。从小学六年级开始，阿龙就觉得赚钱很重要。“家本来开出租车行，中间出了差错，周转不灵，看著爸妈到处去借钱，到处看人脸色。”阿龙很早就把养家当成唯一任务，业绩最好的日子，月收入50万都不是问题。

算算，阿龙已经被关了3年。在这期间，他终于可以不用担心家中生计，回头想想自己。今年9月云门表演结束，刚好期满离开。阿龙这么打算著：出去之后，要去考狱政机关的公务人员。

“考3年试试看，考不上我就去当兵。读书对我不难，我只是不想读，看到书就想睡。但是我会逼自己坚持去做这件事，你想要有好的生活，一定要逼自己。”阿龙又说，“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万万不能，赚钱还是很重要，只是赚到钱，也要有家人在......。”

没有刺青的少年

在这儿，少年们的身上常见多处刺青，那是带来安全感的武装。皮肤白皙的阿璿同样刚满20岁，是少数身上没有刺青的少年。与其他人的状况不同，他有好几个案子缠身。因为想让家人过好日子，经由朋友介绍，他从国中就开始“打电话”。那是2012年，在台湾，电信诈骗不若如今“盛行”，民众受骗率极高。他也说自己操作娴熟，“5个可以中3个。”。

“每次工作3个月一期，（都在）一个房间，我被带去大陆，待得比较久的是厦门，那次待了六个月。”他语气平淡地谈起犯罪模式，“主要（诈骗）内容是‘网路拍卖设定错误’，会连续扣12期费用，让客户汇钱给我。一期3个月，我最多赚200万。会存起来、给家人，也有自己花掉。”“说是跟朋友投资的钱，家人也不相信。”

阿璿从国中开始做电信诈骗，做了3年左右被抓。另外，他还有毒品案在身，保护官最后决定让他接受感化教育。

他怕被关。“听到消息就跑路，一路跑去高雄，觉得离北部的家比较远，在高雄还是做诈骗，结果集团被破获......，”他回忆，当时的女朋友知道警察在找他，一紧张，就把他供出来。

“我爸妈很伤心，有检讨他们自己。他们对待我哥很严格，以为我也可以适用，哥哥不反抗，但我会。我有考上大学，原本想出去读书，结果其他案子被判刑。”“我现在关的是少年犯罪的部份，”他平静的解释，“成年犯罪还没关到，到时候要转监所，再关2年6个月......。”

算算，再关2年半，阿璿出来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同龄人大学毕业的那年。交谈到最后，他的语气仍然没有起伏。访谈结束，他顺从地依照摄影师的指令摆出姿势，拖著脚步走回寝室。长官开锁，他进房，铁门再度关上。

“破少年”们

在诚正中学，每一天都差不多，规律整齐、简单安稳。今天如同昨日的复制贴上。6点20分起床，整理内务，刷牙洗脸，小号，7点点名，坐著等吃早饭，吃完等寝室开封，出去上课，中午11点半收封，回房吃饭，午休，开封，下午2点上课，下午4点10分收封，洗澡，洗衣服，吃晚饭，点名，6点开始自习，做运动，7点看电视，点名，9点上床睡觉。

2年前，台湾好基金会获得教育部与法务部矫正署的支持，台湾好基金会执行长李应平找来云门舞集、差事剧团，加上校长颜弘洺与训育组长江仲敏的全力配合，在诚正中学推动“逆风计划”，将艺术教育带进校园。

“校长说，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带来什么，什么都不会留下，最后他们会回去原来的样子，不要想得那么伟大。”

逆风计划的第一年，师长们觉得要让孩子跳舞根本是天方夜谭。因为大部分的少年都是“破少年”——他们的身体实在太差了。

台湾的青少年犯罪在这10年有巨大的改变，江仲敏回忆，“10年前诈欺犯罪进来的比例，诈欺不超过10%，主要是窃盗。现在进来的，诈欺占了35%。黑社会是辛苦钱，没有人要赚，抢劫刑责重，所得也不一定高。台中以北诈骗多，台中以南毒品跟酒店经纪比较多。”“以前最常判去明阳中学的是强盗罪，你看现在谁要这样？‘投资报酬率’太低了，刑责又重，他们宁愿去诈骗集团就好。”

执行计划第一年，少年们都太虚弱，有几名少年状态萎靡，可能处在毒品戒断状态，被欺负了，还无法还手或回嘴。不仅是因为毒品，他们还可能在室内久坐打电话，这些都导致极差的体能。

云门教室研发长谢明霏回忆，初次抵达诚正，校长就给他们震撼教育。“校长说，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带来什么，什么都不会留下，最后他们会回去原来的样子，不要想得那么伟大。”

谢明霏待不到一个月，就明白校长在讲什么了。“校长不是没血没泪，其实是我们无法对抗现实环境跟原生家庭，他希望我们在教学上可以更没有包袱。”“出去之后，很多少年连下一餐都不知道在哪？要面对生死存亡时，他是不会想到艺术的。”

谢明霏又说：“不过至少在他生命里，有这样一段时间，过了不一样的生活。有机会跳脱的人，才比较有可能回头看这一段。我们希望陪伴他们走得更久一点，走得深一点，让他们定型之后，走得比较稳。”

最后，不善言辞的他找到表达方式——把所有人拥抱了一轮。

云门的教学理念是希望每个孩子都被看到，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进步”，而不是去和别人比。只要和少年们谈话，就不难看出他们在过往的学习受尽挫折、不擅念书，被家庭与学校放弃。接触云门，可能是某些少年人生中第一次被鼓励。

“训练过程很痛苦，锻炼你的身体、心智、耐力，他们在学习上可能有过挫败，但是身体真的是‘有练就有’。”谢明霏说，在练习之外，少年们会写练习周记，不一定都谈课堂的事，可能会写自己的家庭、说起某个心中的结、对父母某些时刻的不体谅、某个成长阶段秘密的伤口。云门的老师都认真回应，回答的篇幅甚至比少年的心得还长。

云门舞集把在外上课的惯例带进诚正中学，每回练习结束，一定会跟孩子拥抱。少年们起初不太适应，身体僵硬，有些少年可能这辈子没跟人拥抱过，甚至有人到这个环节就会逃跑。有一名少年，始终无法在众人面前讲话，就连今年9月的发表会结束，轮到他分享时，大家便主动跳过他，不让场子尴尬太久。最后，不善言辞的他找到表达方式——把所有人拥抱了一轮，用身体去传递他的感觉。

随著课程推进，少年们的身体跟心灵，仿佛慢慢被打开了。

整个社会都要负起责任

过去的少年们不想要看这个世界。毕竟都是些不快乐的事，为什么要看呢？

去年差事剧团演出的男主角，是个木讷害羞的少年，练过拳击，第一次演戏就非常出色。差事剧团在诚正中学提倡戏剧集体创作，有次让少年们画出他们对“家”的想像，众人都画房子、家人，这个少年画了小河、草原，满满的大自然里，就是没有人。他说，只想过平淡的生活。后来，他果然在舞台上闪闪发亮，台下却没有家人来看他的演出。他心想，可能是家人还没原谅他吧。

有时也未必是家庭的关系。差事剧团的执行制作苏泓宾曾经在毒品防制中心工作3年，遇过最小的个案是12岁，在网咖等朋友的时候，有一群哥哥们来，拿Ｋ烟给他抽，他就抽了。妈妈跟他去少年法庭上课，说家里状态很一般，哥哥、姊姊都没有吸毒或其他犯罪纪录。

苏泓宾担任今年诚正跟彰少辅（法务部矫正署彰化少年辅育院 ）演出的执行制作，刚开始有点紧张，默默做自己的事。后来，他让少年们放下心防，当他在舞台旁边操作电脑，大家都会蹭去和他聊天。

“（少年）讲自己为什么会进来？为什么犯错？多半是家庭因素。爸爸喝完酒，会骂小孩这辈子就是来要遗产的。他已经18、19岁了，我可以感受到他心中的孩子，还是很无助。”苏泓宾说，“或者有人的父亲一直没来看他，后来终于来了。小孩觉得自己跨出了很大一步，还写了那么多信，爸爸只迈出小小的一步，还是有抱怨......。老师安慰他，爸爸需要很大的勇气才敢来。如果双方都往后退，就不会有交集，可能你往前慢慢走，总有一天会接触到爸爸。”

演出前一个月，在集体创作上碰到难关，拼接众人的故事总有偏颇，有的人作为主线，有的就只是别人生命里的配角。部分少年觉得参与感不足，一些人亦不想在舞台上演到过往吸毒或是诈骗的样子，他们很想放弃。总彩排完，苏泓宾理解一些少年们心中的委屈，主动对大家道歉，却也拜托他们不要放弃。

演出结束，苏泓宾偷偷哭了。少年靠过去，问他还好吗？教学相长，角色似乎在一瞬间对调了。

苏泓宾认为，少年体制的矫正教育并不存在“成功或不成功”，是社会大众的观念要有改变，而不是标签化这些人。有时候这些少年会犯错，并不是自己选择的，是被生存所逼。其实待在诚正中学，对少年们反而安全——离校后，就要遭逢险恶。有人的爸爸在跑路，有的是妈妈卖药被抓，有的贩毒根本是“家族企业”。也有少年离校后无处可去，在校外逗留，校方发现后，把少年接回来洗澡吃饭，最后还是得送出去。

苏泓宾很清楚，如果社会不给他们机会，他们只能回头，或是自我了断。他说：“有些少年出去后‘过不去’，的确就自我了断，整个社会都要负起责任。”

今年差事剧团的演出从诚正中学跨到彰少辅，也让诚正中学的少年们带著浓缩版本去表演，作为小型交流。台下的观众是彰少辅的师生跟家长，双方行政人员都如临大敌，未免多生事端，尽量不让两校的学生们有接触。

依据法令，矫正学校的学生离校需要戒护，少年们戴著手铐脚镣，一个绑一个，老师们看到那一幕都哭了，仿佛父母看见孩子犯错的心碎。少年们平常跟老师们相处如同朋友，让他人看见自己的狼狈，也在周记写下惭愧的字眼。

不过，出去校外演戏，可以吃到外头的便当，还是有种回归社会的错觉。少年们笑称，在校外吃到的是“社会便当”。这天，他们呼吸著自由的空气，穿著戏服、甚至披著法官或是警察的外袍，“社会便当”捧在手里，吃得格外开心。

“你去握住冰块，给他温度，会慢慢融化的。”

诚正中学校内负责逆风计划的主要窗口是江仲敏。这所学校创立于1999年，他在2001年进入学校服务，一待就是18年。2010年，他和广达文教基金会合作，以梵谷为出发点，让美术老师引导少年们做自画像。江仲敏说：“监狱为了戒护安全，没有镜子，当时用数位相机辅助，让孩子画下自画像，才惊觉孩子们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自己了。”“他们画的自己多半是有头发的，现在的样子反而是陌生的。”

江仲敏又进一步思考，如何捕捉真实的青春样貌，为少年们留下纪录？直到台湾科技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卢德真进诚正当替代役，除役后又回校摄影，在教室布置出小型克难的摄影棚，执行了“逆风计划”，这些流逝的青春才得以显影。

信中的女人说，她弟弟也待过诚正中学，只要放假，她就会骑车去看弟弟。但那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她说，弟弟已经在过“一般的人生”了。

今年七月，“逆风x显影x进行式”在台北开展，呈现参与计划的30名少年的影像。为了保护被摄者的身份，少年的脸孔以各种方式遮蔽。展览地点特地选在诚品R79中山地下书街，不那么正式，而是一个随时可以穿越或停驻的走廊，是过渡空间，也如同这段岁月在少年生命中的状态。展览现场设置信箱，让观众能够写信给少年。后来，主办单位收到470封来信，其中一封，信中的女人说，她弟弟也待过诚正中学，只要放假，她就会骑车去看弟弟。但那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她说，弟弟已经在过“一般的人生”了。

卢德真会进入诚正中学，完全是误打误撞。他本想去艺术文化相关的场所服替代役，却意外分发进替代役的“四大金刚”：消防、警察、矫正、国防之一的诚正中学。起先，他的工作是支援各种紧急状况与戒护，做轮班警卫，后来转调总务处，负责改造校园空间。此外，他还负责“名籍”工作：他要办理学生的进出校手续，以及法院公文。

“每个学生进来，都会有一本厚厚的‘身份簿’，包含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法院宣判文件。那一年都是我在管理，基本上我全都看过。通常会从训诫开始，接著保护管束，最后一关才是感化教育，要有犯罪的倾象或行为才会走到这一步（进入矫正学校），通常这些少年的身上不会只有一个案件......。”卢德真从厚厚的身份簿中观察，发现少年的转变多数出现在国中。高风险家庭的孩子无人看顾，上课进度跟不上，也没有被学校制度接住，有一天，少年就离校，不再回来。

卢德真逐渐明白，对这群少年而言，光是安全长大，就是困难的课题。许多少年生命里最重要的人不是爸妈，是外面的朋友。成长期间，他们在朋友家到处借住，换过十多次工作，可能也弄不清楚对方有没有触法。有一人的父母早早不见人影，祖父母都过世后，他在山里跟著山老鼠（违法盗采林木者）两年，对方包吃包住，他与世隔绝。一日，山老鼠跑走了，少年只能下山。

“他们很早就没有家庭支持，很早就离开学校出社会，以前那些表面上的朋友都没有来看他们，家人反而会定期来看。”“有的孩子没人来看，云门的老师甚至像家长代表一样，出席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在里面（诚正中学）都回到单纯人和人的相处，没有利益考量，这些都是少年们没有过的经验。”卢德真说，“我常常觉得，诚正的学生像冰块，不是大家想像那么暴躁，或是电影演的样子。他们常常是沉默的，不外显情感，像是外面有一张壳，防备心很强，不太让人碰触到他真正的面貌。你去握住冰块，给他温度，最后会慢慢融化的。”

矫正学校终究是集体意识的环境，借由摄影，能够将少年一一抽取出来。肖像如同镜子，让少年看到自己，不是被压抑的、不是武装的，而是更坦然，甚至更为理想的自己。卢德真从2016年9月底到诚正，2017年8月15日退伍，隔天就回来开始拍摄，拍照时间甚至比当替代役久。大部分拍摄时间他们都在聊天，谈少年的人生，谈对未来的想法，先建立关系，相机是最后一刻才拿出来的。

与少年们贴身相处两年多，他觉得参与逆风计划的班级改变非常多，因为戏剧和舞蹈课程，少年们的自信被重建。他说：“家人来看演出，这些曾经被放弃的小孩很有信心地站在台上，不见得是做什么高难度的动作，纯粹展现学到的东西。”卢德真看见，这一刻，学生变成家人的老师。

找到自己是谁

台湾好基金会执行长李应平是逆风计划的重要外在推手，希望能细致地去做好社会沟通。她说：“社会不应该用同情或包容去理解。其实重点不是发表，是前端的工作过程，让这些孩子们打开眼睛，去听别人的故事，看人家的表情。”

台湾好基金会努力和教育部、法务部沟通，计划的重点不是少年们“会跳舞”或“会演戏”，而是由内而外展现出来的自信、定力，让他们得到成就感跟快乐。

“在这个成长阶段，就算是一般青少年都会有情绪波动，为什么其他人能够平安渡过？这些青少年多半家庭功能失调，没有人带著走，找不到让他身心稳定的东西。锚下不去，从没到尾没找到过自己。我认为艺术是有帮助的，就看这个锚下得够不够深。”李应平说，“借由艺术教育，找到自己是谁，那才是最重要的。”

计划执行至今，少年们在练习上遭受挫折，为了让身体跟得上课程，还主动去找书看，少年读的是很应景的《囚徒健身》。训练虽累，他们的学业反而进步，即使遇到挫折，仍然匍匐前进。

江仲敏感叹：“我们常把‘好’、‘坏’贴上明确的标签，这些没有资源的孩子，往往就被分到‘另一边’，从此难有翻身的机会。好人家的孩子父母给你坚强的后盾，但这里很多孩子的家长，都不是很好的家长......。”

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少年案件执行完毕三年后，矫正机关应涂销少年前科纪录、抹除少年们这几年的痕迹。因此，诚正中学并没有“学籍”；该校和一些普通中学合作，少年们的毕业证书上，将印著其他学校的名称。问起离校后的少年再犯率？江仲敏说：“法律规定强制追踪是一年，超过一年就追踪不到。如果犯罪没被抓到，也不会算进来，所以会有黑数。大家都很爱拿数字出来讲，我自己觉得没有意义。”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 给过去的我，曾经的你非常不懂事，但因为你的不懂事，造就现在成熟的我，虽然我很讨厌你，但是谢谢你，因为这么讨厌你，才能让我改变这么多。给未来的我，当时的你应该过得更好、更棒了吧，但是别让好日子冲昏了头，想想过去的你，加油好吗。”－－摘录自差事剧团演出场次，少年之一的口白。

九月上旬，逆风计划举办第二年成果发表会。差事剧团的组别演出完毕，接著是云门的发表会。这天是特别的日子，不仅是发表会的压轴场次，更开放家长亲友到访。诚正中学一早就闹哄哄，许多未曾出现的父母，都在这天现身。有些少年没有家属前来，差事剧团和云门舞集的老师便坐在台下，让少年不至于太沮丧。

有客前来，礼堂难得开启了冷气，其他班级的少年鱼贯进场，现场有婴儿哭声、成人低语，仿佛是场普通的发表会。少年们神情专注，出拳、踏步、律动，在欢欣鼓舞的掌声中谢幕。去年参与云门教学的年轻老师也现身，抱著一个大纸箱，她说少年们肯定都没收过花，然后取出一大束玫瑰，一一分发给少年们。

这天，不只是发表会，也是阿凯跟阿龙离校的日子，他们在这儿的纪录即将被洗去，要重新回到社会，人生会重新来过。他们的父母都来到现场，看完表演后，准备出校，等待他们跑完离校手续的大地游戏。江仲敏为了这天，准备了一罐泡泡水，本来想要一边吹泡泡一边送这两位学生出校，但是他始终忘记拿出来吹。他领著家长们往外走，反复叮咛家长：“孩子们都长大了，不要用以前的方式对待他们，要关心他们，每天都要跟孩子说话。”

阿凯与阿龙办完离校，他们没有头也不回的离开，而是以客人的身份，再次入校，想要好好地跟大家告别。礼堂的人群皆已散去，同学们围成半圆，他们半开著玩笑，在众人的起哄中拥抱，顺势把全班都抱了一轮。来自班头、来自老大身份的拥抱，对他们之中较为劣势的少年是十分重要的；在这特别的一天，他们得以跟众人手牵著手，一起喊加油——那是整个计划过程中，让他们最开心的时刻——感觉与所有人同在，不再被抛下。

真的到了离开的时刻，阿凯与阿龙踏出礼堂。少年们比出大拇指，将手举高，他们大笑。那是他们之间的暗号，意思是：“be a better man”。社会凶险，他们约定，心中仍要牢记：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后记：

阿凯和阿龙离校之后，立即就从脸书上重新复活。

阿凯不再写信给女友了，他的脸书上开始张贴和女友的合照，如同一般情侣的温馨互动。阿龙则很快回到旧日的交友圈，尽管在矫正学校里待了几年，外面的世界精彩依旧，他的脸书近况更新频繁：在KTV包厢喝到满脸通红、跟朋友互相回复各种性笑话，脸书上开始张贴“放款快速、利息低、一切免责”等借钱周转信息，并表示24小时之内，随时都能提供“咨询服务”。

某种程度上，诚正中学以外的世界，反而是停滞不前、完全没改变的。也许对少年们来说，最艰难的部分仍旧是回到真实世界——社会是一面没有加盖的海洋，有的少年找到了灯塔，从此亦找到下锚之处；但愿，那些仍需要随波逐流的少年，在游累的时刻，能及时找到上岸的容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