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男子漢訓練營」背後：變遷中的性別審美，與國家的中性焦慮

繼中國官媒新華社與《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判「娘炮」問題引發熱議後，近期，「北京本色男兒俱樂部」再度成為中國社會的話題熱點。

這家位於北京的培訓機構認為，柔弱、膽小、多愁善感的男孩是「問題男孩」，是需要進行改造的對象。該機構提供的6800元人民幣14天的課程，要求男孩們誦讀《男子漢宣言》，訓練「斬首行動」真人CS、摔跤、飛鏢等男孩專屬遊戲，目的是培養出「陽剛、血性小男子漢」。

而在這個過程中，如果男孩哭了，教練則會奚落諷刺，因為這裏最主要的訓練主題之一，便是「眼淚不能解決問題」。

對於這家機構的主創者而言，現在的訓練強度其實已經大不如前。在十幾年前，「鞭刑」、「罰吃辣椒醬」、「人格侮辱」才是主要的訓練方式，而現在，已經改成了「更溫和」的摔跤等對抗訓練，但宗旨卻是一以貫之的——越愛哭的孩子就會被「多摔上幾天。」

伴隨着對男性危機的擔心，中國媒體對於性別審美的爭議聲浪，也越來越大。

9月初，新華社發布《「娘炮」之風當休矣》（新華社，20180906）一文，探討當今娛樂圈偶像盛行「娘炮」作派。文章作者「辛識平」認為，病態的「娘炮」文化將對青少年造成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應該抵制。其後《人民日報》（人民日報，20180907）作出回應，男性氣質不應該等同於外貌，男性氣質的構建應該是內在品質。

兩家官方媒體的發言激起了民眾對性別歧視的爭議。不少媒體呼籲，「少年娘則國家娘」（艾園，20180704），名人們也紛紛出面支援此種說法，脱口秀名人周立波在微博中稱「中國雄起！……讓娘炮走開！」（周立波，20180908）。

實際上，這場焦慮已經持續多年。2010年，《男孩危機？！》一書在中國甫一出版，便引起人們關注，兩年前又迎來再版，在當當網等內地購書網站上，該書是超級暢銷作品。而作為對這一「危機」的回應，許多中學也開展了「男子培訓班」。2012年，上海市第八中學組建了「男子高中基地實驗班」；2016年，南京師範大學新城初中，也成立了男孩班。

我們為什麼會對「男性氣質」的缺乏感到焦慮？我們應該為「男性氣質」缺乏感到焦慮嗎？這一場焦慮與中國的社會變遷，又有何關係？

端傳媒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李銀河、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蔡玉萍以及中國性別平權組織人士，她（他）們對當下中國性別諸問題，作了梳理以及回答。

歷史上的婦女解放，與計劃經濟時代的男女平等

李銀河追溯共和國早期歷史，「50年代女性開始參與工作，那時候男女都一樣，性別都不重要。」

「現在人們總是焦慮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我把這個叫做『中性化危機』，這種焦慮，實際上是源於性別刻板印象」，李銀河告訴端傳媒。

性別刻板印象認為，兩性應該有不一樣的性別氣質，在這一觀念下，男性不能表現得過於情緒化，女性則應該嬌小且優雅；男性應該承擔養家和參與工作的「主外」角色，而女性則應該承擔起找回孩子管理家務等「主內」的義務。當這種對性別的觀念成為一個相對固定的看法時，性別刻板印象就隨之產生了。一旦有人不符合性別刻板印象，就會被視為「越軌」。

但這些性別刻板印象並非基於科學事實，往往是基於主觀印象、偏見而存在。性別刻板印象的普遍存在，一方面使人們對性別群體的認知過分簡單化，另一方面還可能錯誤誇大群體之間的差異，而事實上，男性、女性群體之間的差異，在生理和心理層面上並未涇渭分明。人們通常觀察到的很多男女差異，諸如「男生更調皮，女生更安靜」，更多是在社會期望下被建構出來的產物。

「男性需要男性氣質，女性需要女性氣質這個觀點，是建基於男女二元劃分之上，既是覺得男性不應該與女性相似，其次就是覺得女性是次一等的性別，男性像女性就是病態，會造成社會危機。但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男性和女性在道德和智力上有本質的區別」，蔡玉萍告訴端傳媒，「實際上，這種將男性和女性之間設置嚴格界限的想法，早在60年代或更早的女性主義運動，都已經做了很大挑戰。」

早在17世紀，英國處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工廠中開始出現女工，原先的性別勞動分工發生了變化。不少女性主義者認識到，女性的可悲地位不是自然的差異造成，而是由於社會與文化因素形成。1859年，女性運動第一次浪潮中的領導人沃斯通克拉夫（Mary Wollstonecraft）曾主張，男女兩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沒有本質的區別，社會上存在的性別界限，只是為了某些擁有權力的既得利益者服務的社會制度而已。因此在《為女權辯護》一書中，她為女性要求工作權、教育權、政治權和投票權。

此後女權主義思潮逐漸深化和進步，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維吉尼亞．吳爾芙）於1929年撰寫《自己的一間屋子》（又譯《自己的房間》、《一間自己的屋子》），抨擊無處不在的性別歧視現象；法國女哲學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西蒙·波娃）出版《第二性》，「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這一觀念，廣泛地影響了人們對女權主義的思考方式。終於，歐美在歷經一百多年女權運動之後，女人的地位終於普遍得到提升。

中國在20世紀早期也開始經歷女性解放。「五四運動」時期，男女平等的觀念開始傳入中國，作為新文化運動「反傳統反封建」的一面旗幟。五四時期，《新青年》雜誌出版「易卜生專號」，宣揚婦女的婚姻自主權，而當時最著名的男性知識分子魯迅、李大釗、胡適等人，也紛紛著書立說，這掀起了中國的第一次婦女解放運動浪潮。

但時過境遷，百年後，女性是次等生物的觀念，仍舊存在於整體中國社會的觀念裏。

為什麼「男女平等」的觀念經歷近一個世紀，社會整體的觀念水位，仍然是支持男性應該有男人樣，女性應該有女人樣，這種強調性別差異的思想？李銀河與蔡玉萍都認為，這與中國的歷史發展有密切關係。

是什麼樣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這個標準其實是隨社會發展而變更。李銀河說，「對我們來說，性別過去並不重要，在30年前，中國是中性化的，我們（女性）從來都沒有說過化粧。」

在李銀河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當時的主要性別表達是「藍螞蟻」——沒有華麗裝飾、且沒有性別差異的藍色列寧裝。

蔡玉萍同樣認為，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更是有意淡化男女之間的差異，「共產黨在五四運動之後，開始強調給多點權利給女性，讓女性去參加公共空間等，有意淡化兩性差異。雖然很多家庭分工還是很傳統，但是在1949年到80年代中期，兩性差異還是淡化的。」

當時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視覺表達」，以民國時期女權主義作為參照。「新中國」婦女的視覺表達，不僅強調社會性別平等、也強調階級和族裔平等，因此青年工人勞模穿的「花布拉吉」（一種俄羅斯風格的連衣裙）和農民社長穿得藍列寧裝，便成為20世紀50年代社會主義中國的時尚潮流，出席國家最高會議的女代表，則會身穿中式服飾以及民族服飾，這些現象表明農村婦女的鄉土身份和少數民族身份是新中國的主體。

在勞動領域，性別的差異也並不明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鄧穎超發言，明確界定了「向社會宣傳婦女」的內涵——「婦女一切可做」。在50年代計劃經濟時期，婦女甚至參與到了內河航行、地質勘查、建築、煉鋼冶金、石油化工等工作中來。李銀河追溯共和國早期歷史，「50年代女性開始參與工作，那時候男女都一樣，性別都不重要。」

改革開放之後：從「男女有別」的回歸，到男性也可以成為審美對象

一個成功男性的標準是：高學歷專業人士，並且擁有巨大的權力和財富。性格陰柔的男性，因為不符合「霸權式陽剛氣質」而備受社會與家庭指責。

然而告別文革，中國「改革開放」在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社會開始透過資本的邏輯，在消費市場中重新強調回兩性差異。蔡玉萍發現，此時，企業開始利用一些性別印象去推銷產品，大量的化粧品和服飾被生產出來，「女人要有女人味」則成了推銷產品的法則。

在這一過程中，媒體廣告與宣傳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在一項關於《中國婦女》封面的研究中，學者發現，自1984年後，視覺傳達不再以宣傳工農兵和少數民族婦女主體為主，轉而以表現城市化和精英化作為婦女形象的想像，在這一想像的構建中，容貌和身體的「女人味」，變得愈發重要。中國婦女「生產建設者」的身份主體，則逐漸遭到摒棄。

而在勞工市場中，管理者則通過強調兩性差異來管理女工。在政治學者潘毅的《中國女工》一書中，她曾提到，管理人員總是在訓斥女工們的男性化行為，向女工傳遞像男人應該感到羞恥的觀念。而女工中，沒有人因此感到不平，因為在這一環境下，性別差異被城鄉差異和學歷高低所掩蓋。

於此同時，一大批新中產階級在中國崛起，他們在重建階級身份時，也將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同時建立，以此當做階級劃分的重要標準之一。

蔡玉萍告訴端傳媒，「有很多中產階級甚至是基層男性都覺得，什麼樣才是一個很成功男士的形象？就是他可以賺很多錢，而他的太太就是一個全職太太。」

蔡玉萍研究觀察到，在她所處的，未經歷社會主義平權運動的香港，一直有一種「霸權式陽剛氣質」存在，最成功的男性典型，是那些具有冒險精神、能幹、自信等氣質的人。這一男性氣質不僅壓制女性，也壓制男性。未能符合這一「霸權式陽剛氣質」標準的男性，就會受到「霸權文化」的制裁，如喜愛看漫畫的香港男性，就被香港的社會評價體系嘲笑為「毒男」。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同樣出現了類似的情況。一個成功男性的標準是：高學歷專業人士，並且擁有巨大的權力和財富。性格陰柔的男性，因為不符合「霸權式陽剛氣質」而備受社會與家庭指責。

性別主義回潮，除了要求男女在打扮上不能相似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卻往往被忽視的特徵，即是「男性不能成為審美對象」。但這一社會特徵，正在備受新一代中國年輕人欣賞品味的挑戰。

這一理論得到了性別研究學者的普遍認可，李銀河同樣認為，改革開放後帶來了一波性別主義回潮。「過去提倡高就業低工資，父母如果不是同時工作，根本養不起一個家，到了改革開放以後，階級分化開始拉開距離，國家基尼係數從0.2上升到0.5，一部分男人開始有經濟能力來養女人，這些女人回家當上全職太太，不再在職場上打拼後，女性地位就倒退了，經濟上依附於男人，就得有個女人樣了。」

然而性別主義回潮，除了要求男女在打扮上不能相似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卻往往被忽視的特徵，即是「男性不能成為審美對象」。但這一社會特徵，正在備受新一代中國年輕人欣賞品味的挑戰——也正是這一挑戰，遭致了來自中國官方媒體「『娘炮』之風當休矣」、「少年娘，則中國娘」聲勢浩大的批判。

李銀河告訴端傳媒，「中國是一個嚴重男權社會，持續了2000多年之久。在過去只有女人才是審美對象，而男人是審美主體，俗話都是說，『女為悅己者容』。但現在社會，出現了新風氣。」

「最早應該是男同性戀，讓一部分男人成為了審美客體，這是男同性戀的一個貢獻，但從男權的角度來說，這個東西比較新，男人怎麼就成為審美客體了？但這其實反應的是女人地位的上升，是一種社會進步。但性別秩序變了，有的人就受不了。」李銀河說。

近年來，男性選秀節目回歸，如中國互聯網視頻公司愛奇藝製作播出的《偶像練習生》、優酷推出的《五星少年團》等節目，則俘獲了大批女性觀眾。根據「藝恩視頻智庫」的數據顯示，在《偶像練習生》中，女性用戶佔到76.25%。該節目C位出道的蔡徐坤的獲獎感言所說，「首先感謝每一個為我投票支持我的人，是你們一票一票把我投上來」。這是蔡徐坤無意識的感言，但此時此刻，男性確實成為被女性審美的對象——女性在投票中，為自己對男性的審美，行使了自己的話語權。

更令一些抱有傳統性別刻板印象者倍感焦慮的是，這些男性選秀節目中的優勝者，多是裝扮精美，體型瘦弱，甚至是「濃妝豔抹」的男性。這股潮流從韓國「花美男」和日本「美少年」傳入中國，一路所向披靡，在中國掀起了一場中性男性審美的潮流，這似乎完全顛覆了中國傳統主流社會對男性的審美認知。

另一個對審美男性做出貢獻的文化現象，是「耽美文學」在中國的流行。這也同樣挑戰了中國男性的審美傳統。耽美文學最早出現在日本近代文學中，在日文中發音為TANBI，本意為「唯美、浪漫之意」，後逐漸轉向為「美少年之間的戀愛」（Boy’s Love，縮寫為BL）的代名詞。耽美文學經台灣、香港傳入中國大陸（內地）後，受到了中國年輕女性的追捧，進而形成一個數量龐大的「腐女」群體，即無可救藥地喜歡BL的人群。腐女的喜愛透過商業邏輯與互聯網傳播，也成了一部分男性的審美追求。

這一場審美的劇烈變遷，終於也引起了許多人的不安。2018年7月，中國著名編劇王海林在一檔名為「觀天下講壇」的網絡節目中，猛烈批判綜藝節目上的「小鮮肉」男明星，並將其上升為「審美安全問題」，他說，「如果中國當紅的男演員是一些不男不女的人，會對於中國國家審美上，造成『審美安全』的威脅。」

呈現在媒體上的焦慮，也迅速演變為民眾日常生活的恐慌，人們開始警惕「男孩危機」，更有甚者甚至認為，正是因為教育體系中的教師多是女性，男孩們才開始學得「女里女氣」，也因應這一被民意構建的「危機」，各種「男孩訓練班」也作為對審美危機的抵抗，而迅速興辦起來。

在「本色男兒俱樂部」的市場宣傳中，「清一色是男老師」甚至被當做廣告標識出來，他們在課程宣傳文案中，將此稱為機構的「陽剛優勢」。這一宣傳得到了市場的良好反饋，願意掏錢培養「男子漢氣概」的家長不在少數，據該機構自稱，至今已有兩萬餘名男孩被送到機構進行培訓。

暴力與霸凌的「男子氣概」

在社會科學中，有學者提出了「有害的男子氣概」一詞，強調一系列可能造成傷害的男性特徵，因為這些特徵的存在，會導致「支配、貶低女性、恐同行為和無端暴力」。

社會是否應該對男子氣概的缺失感到焦慮，兩位社會學家都持否定態度。

「如果人們有自己的性別表達，並沒有犯法，也沒有影響到其他人，為什麼不可以？如果因此一味的攻擊和壓抑這些性別表達不符合傳統的人，這種壓抑對人們的衝擊會更大，人們受到的傷害也會更大」，蔡玉萍說。

因為性別氣質不符合「傳統期待」、而被欺凌的人並不鮮見，在學校中，這類霸凌尤為突出。學術界多有研究，也已為此創立了專有名詞——認為這種形式的暴力不同於傳統形式的霸凌，而是基於SOGIE的校園暴力，亦即基於「性傾向」、「性別認同」和「性別表達」（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Expression） 的校園暴力。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以及不少學術調研都認為，這一形式的暴力，是最為重要的校園暴力之一。而它的根源，則是來自於性別權力關係和社會性別的刻板印象。

在一場針對所有在校中學生的調查中發現，性別暴力其實普遍存在於每個人的身邊。根據NGO「同語」於2017年發布的《校園性別暴力實證研究與政策建議》報告，結果顯示（同語，2017），有78.2%的人在中學校園中曾遭遇過性別暴力。同時，由於自己的性別認同和表達而遭受教職工語言暴力的學生，也佔到了33.4%。

根據調查，在性別氣質不符合傳統期待的人中，受傷最深的恐怕是跨性別者，那些身體是一個性別、心理卻想變成另一個性別的人群。他們有強烈的表達自我性別認同的慾望，如果無法表達就會陷入嚴重的焦慮，甚至是抑鬱之中。

2017年，聯合國發展計劃署、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北京同志中心通力完成了《中國跨性別群體生存現狀調研報告》（同志中心，2017），發現61.5%的跨性別者存在抑鬱，73.2%患有焦慮症，46.2%的人因為自己是跨性別而有過自殺想法，12.7%曾有過自殺行為。

於此同時，過分強調男子氣概，也為會為男性帶來傷害。在社會科學中，有學者提出了「有害的男子氣概」一詞，強調一系列可能造成傷害的男性特徵，因為這些特徵的存在，會導致「支配、貶低女性、恐同行為和無端暴力」。

美國萊特學院（The Wright Institute）心理系教授特里·庫伯斯（Terry Kupers）指出，「霸權男性氣概」有其積極一面，如為體育勝利感到驕傲、與朋友團結一致、在工作中積極進取等方面，但也有對社會和個人有害的部分，如強調厭惡女性、恐懼同性戀、貪婪、暴力等。擁有這種觀念，很可能造成對同齡人的霸凌和家庭暴力。對不具備「霸權男性氣概」的個人而言，長期壓抑感情表達，則會對心理健康造成影響，因為這一社會觀念，也讓部分受男性拒絕尋求心理幫助，拒絕擁有處理複雜感情的能力。

蔡玉萍告訴端傳媒，認為「娘娘腔」男性很糟糕的觀念，與人們所抱持的「參照點」有關，「這類覺得男生娘娘腔會造成危害，會造不良社會風氣的觀點，其實是因為很多人用傳統的性別觀念，作為參照點。我們不應該去質疑人們如何表現，而是應該質疑我們評價別人的參照點，是否合適。是否有可能，是因為自己沒有嘗試過跟社會一起進步？」

李銀河也認為，雖然社會有去強調男性度、女性度的問題，但需要注意的是，男性度與女性度，正在隨着時代的發展而變化。她告訴端傳媒，「在有些國家，過去女人穿長褲就不符合性別規範了，甚至穿長褲會被視為違法。但社會風氣正在逐漸轉變，現在我們並不會覺得穿褲子的女性就沒有女性氣質。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很多男性度不是很高的形象，如賈寶玉、梁山伯等白面書生。男性氣質、女性氣質應該是按照光譜一樣的去分布，落在哪個點應該都得到應有的尊重。」

為何在中國，難以推行「多元性別」教育？

這一張反對票可能意味着，中國政府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都不會在法律上鼓勵性別平等教育。

在李銀河看來，解決性別刻板印象的問題關鍵，適當的性別教育顯得非常必要。但中國的性別教育，尚處於萌芽階段。

2018年8月17日，廣東省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廣東省教育廳和廣東省婦女聯合會發「紅頭文件」，規定從2018年9月起，廣東省中小學（包括中專職業學校）要全面實行性別平等教育，但具體措施的推行，在整體保守的社會環境下仍然面臨重重困難。

早在2010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了《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該書中涉及同性戀、性別平等、性侵害等多方面問題，一度被學界認為進步的象徵。然而，該讀本一經面世，就遭遇了社會輿論與學生家長的抵制。

2017年，杭州蕭山區高橋小學一名家長在微博上曬出讀物的部分截圖後，引發了一場網絡大討論，最終，校長迫於壓力暫時收回該讀本。直到如今，中國父母依舊對子女「談性色變」，而至於「多元性別」，接受程度就更低。

在蔡玉萍看來，很多社會都面臨性別刻板印象的問題，但中國尤其特殊之處，最大原因便是公民社會飽受壓制。因為性別刻板印象長期存在於社會之中，如果要改變乃至逆轉，需要有公民組織進行引導，但由於公民組織在國內受到壓抑，這樣的教育和倡議變得愈發艱難。

「歐美、台灣、香港都有公民社會，很多NGO或者倡議組織出面倡議性別平等、保障那些不符合傳統性別期待的群體的權益。如果網絡、學校、社會上出現了過分的性別刻板印象或是霸凌，會有公民社會發聲抗議，來稍作平衡。但中國一直以來，對公民社會都是約束和壓抑的狀態，導致性別刻板印象的聲音變得一面倒」，蔡玉萍說。

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是，台灣社會對性別刻板印象的改變，對性別平等教育的立法，就來源於個人與公民組織的推動。2000年4月20日，一名叫葉永鋕的台灣男性學生，在下課前5分鐘向老師舉手，提出要去洗手間。但等到下課，同學們再次見到葉永鋕時，他已經死在血泊之中。這是當時震驚全台灣的「葉永鋕事件」——事件的主角，因為性格溫柔、喜歡玩「女生的遊戲」，而被同學們嘲笑為「娘娘腔」。同學們常常要求他脱下褲子「驗明正身」，這導致他只敢在上課時去洗手間。

葉永鋕的母親陳君汝認為，同學的欺凌與校方的漠視才是殺死葉永鋕的真正兇手。於是，在她與性少數群體的一同推動下，兩年後，台灣教育部將「兩性平等教育法」改為「性別平等教育法」，該部法令於2004在台灣行政院通過，並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正式立法。

該法令明確要求，「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具體而言，除了保護男女兩性性別平等之外，還涵蓋了對不同性別氣質、性別傾向、性別認同等平等權利的保護，並規定，台灣的國中和小學必須實施性別平等相關的課程，高中需採用「融入式教育」——即是將性別平等的理念，融入到老師們所教授的課程當中。

除台灣以外，在國際社會，2016年6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了《防止基於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暴力和歧視》決議。今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發布了《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提出應在性教育中納入「社會性別」教育，但在聯合國大會上，中國代表對性別議題，投出了反對票。

李銀河對端傳媒解讀，這一張反對票可能意味着，中國政府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都不會在法律上鼓勵性別平等教育。

雖然如此，李銀河是一個行動派，幾乎每年兩會期間（人民代表大會與政治協商會議），她都會找到人大代表，去遞交《同性婚姻法案》，年復一年，均是如此。但每一年她都會碰壁。李銀河所認識的人大代表告訴她，「這個方面我不太了解，我沒做過研究」，或者說，「有更加重要的提案要遞交」。

「性別問題好像沒什麼機制去發聲，人們更關心涉及多數人利益的問題，退休金、醫療保健，關於性別氣質之類的問題，很難排上議事日程」，李銀河說。

但蔡玉萍認為，這種認為「性別是小問題」的思維背後，有一個更大的悖論：跨性別、同性戀、中性化人群，本身就是備受歧視的群體，很多人因為污名化而不敢站出來發聲，而因為站出來說話的人少，因此人們又會認為這是一個「小問題」。

「『性小眾』，具體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為受到歧視很多人不敢站出來，但現在一些國家做了調查，『性小眾』所佔比例其實並不少。很可能只是很少人敢於承認，人們才會覺得這是個少數群體。關鍵問題是，現在沒有一個機制，讓人們站出來承認自己是性少數，所以說性少數是一個『小問題』是不成立的。而性別歧視，則關乎佔社會一半人群的女性，他們的權利也很少得到保護。」蔡玉萍告訴端傳媒。

「性小眾」雖被除罪，但「性別平權」的未來不容樂觀

「這個東西就很要命了，異性戀的影視作品分為一般的、淫穢的、色情的三級。而同性戀題材作品，不分內容上來就等同於淫穢。這是一種很落後的觀念」。

事實上，在中國法律裏，「性小眾」已經完成了「除罪化」。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修刑法中，刪除了過去被用於懲處同性戀行為的「流氓罪」。2001年4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3）將「同性戀」從精神病名單中除名，實現同性戀非病理化。但政府對性少數議題仍保持著警惕。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亞洲同志」項目中國國別報告》中指出，到目前為止，中國國家和地方政府在性取向和性別身份相關問題中，仍保持沈默，採取「不支持，不反對，不提倡」的態度。

然而，這一理念看似中立，但實際上為公民組織開展活動帶來了巨大阻礙。一直以來，民政部拒絕為同志組織註冊登記，因此同志組織只能以聯誼形式存在。而自中國「女權五姐妹」被逮捕事件後，許多「性別平權」活動更是遁入地下。

許多主張性別平權的人都能清晰感受到，一股強大的國家力量正在壓下來。2017年，一個同志團體原定於西安舉行的大會被官方取消，9名同運人士遭到公安拘留。2018年4月，微博官方宣布，將依照《網絡安全法》對涉黃、暴力和同性戀題材的內容進行清查。直到近期，中國官方媒體發表了「娘炮」為病態的定調評論。一連串事件，引起了性別平權人士與性別研究學者的不滿與恐慌。

一位關注性別教育的公益人士告訴端傳媒，9月初，他受邀參加廈門「粉紅一點」活動。這是一個旨在聲援LGBT人士以及宣揚多元文化的活動。自2016年開始，每年9月這一活動都會在廈門舉行。活動的主要內容是，參與者們身着粉紅色衣服，在空地上聚成一個圈，並齊聲喊出「我是同志，我驕傲」的口號。

結果買好機票、準備動身的他，突然收到了活動主辦方發來的消息：上級部門已將這場活動取消。

由於官方對性別組織態度相對的模稜兩可，並未徹底厲行禁絕，這也給中國執法人員帶去困擾，很多時候，執法部門只能憑藉一些符號來作為執法的依據，比如為同志人群提供健康宣傳和公益服務的淡藍網，就將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合影掛在辦公室牆上，每當有執法人員進行檢查，公益組織成員便出示合影以保護組織。

但是中國性別組織的整體情況仍讓人悲觀。「沒有NGO去做倡議，沒有公民社會去爭取，做教育，和政府商討，很難想像公眾認知會有改變。譬如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法，還有香港的性別平等條例，都是民間社會經過很多年的倡議才爭取到的。現在中國（大陸）的問題是民間社會缺位，我想很難去期望國家自己去訂立這些法案」，蔡玉萍對性別平權在中國大陸的未來感到擔心。

更令蔡玉萍心寒的是，國家不僅沒有提供法律和政策保障，時不時還會成為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幫兇」。2017年6月，中國廣電總局主管的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發布《網絡視聽節目內容審核通則》，稱同性戀屬於「表現和展示非正常的性關係、性行為」，是「渲染淫穢色情和庸俗低級趣味」。

「這個東西就很要命了，異性戀的影視作品分為一般的、淫穢的、色情的三級。而同性戀題材作品，不分內容上來就等同於淫穢。這是一種很落後的觀念」，李銀河說。在這一政策發布後，她當即發布微博對其進行抨擊，點擊量超過了六千萬次。

而最近，新華社、人民日報炮轟「娘炮」的評論雖然也引起人們不滿，但官方為「男子漢」背書，則讓蔡玉萍對中國性別平權未來，感到更加憂慮。「官方媒體應該出來說這些霸凌不對，或者就不要說話也好，但是現在他們卻在不斷地重申性別主義。」蔡玉萍憤然對端傳媒說。據她透露，今年中國大陸（內地）關於性少數的學術活動，也同樣受到不少衝擊，許多關於性別議題的國際會議，也因此變成了閉門會議，官方要求不得對外宣傳。

「男性氣概」與民族主義的結合？

一旦由民族主義所塑造的「男性氣概」形成霸權地位，「這無論對男性還是女性都是一種壓抑」。

2016年6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了《防止基於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暴力和歧視》決議。而面對這次決議，中國代表投了反對票，此前兩次相關議題，中國都投的是棄權票。

到2018年9月初，新華社與人民日報發文呼籲重塑男性氣質，摒棄「娘炮」之風，雖然引起爭議，但整體社會而言，得到更多的恐怕還是贊同。媒體呼籲「少年娘則國家娘」時，社會名人諸如周立波也在微博中稱「中國雄起！……讓娘炮走開！」而「男子漢訓練營」收到家長的熱捧，也映射出了人們對中性社會的焦慮。

為何國家觀念會拒絕多元性別平等，轉而支持性別主義？

蔡玉萍告訴端傳媒，這與中國正在大力推行民族主義有密切關係，「從傳媒的動態可以看到，現在國家很想用性別主義去鞏固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緒。」

「從18世紀開始，中國就有將性別主義與國家主義相結合的傾向，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夫是指男性，傳統社會女性是被排除在公共空間以外的。五四時期，雖然有倡議女性平等，但由於人們的危機意識，構建了一套『東亞病夫』的論述，強調男性應當要勇武。今天，由於中國繼續走民族主義路線，這套性別主義的論述再次被拿來，當做構建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工具。」蔡玉萍對端傳媒說。

近代以來，伴隨着西方國家的殖民入侵，亞非大陸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地區的人民陸續開始民族解放運動，在民族主義的旗號下，謀求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在這一過程中，重建民族認同，打造「想像的共同體」成為首要任務。

婦女也從另一個層面，成為了構建民族認同的重要部分。其中，男性的「東亞病夫」成了野蠻與落後的原因，因此國家一方面興辦軍校培養能夠保家衛國的男子漢，另一方面則要興辦女學，強調女性應該為「強國保種」負起責任。

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就曾認為，國家積弱是「分利」之人太多，而女子都是「分利」之人，因為她們沒有職業和學識。他認為，女學與國家存亡聯繫在一起，因此提倡興辦女學。同時也將纏足與國家積弱聯繫在一起，因為纏足是婦女體弱，不能生育健康的孩子，因此只有廢除纏足才能使「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也」。因此，一方面培養勇武的男人，另一方面培養可以生育優良孩子的女人，就成了構建強國的一部分。藉此，比之於傳統「封建時代」（或曰「帝制時代」），中國女性權利百年來取得翻天覆地的進步，女性從家庭中解放出來，進而一筆勾銷了傳統束縛。

但問題是，民族主義並不能夠讓中國女性得到真正解放。如果一直推行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將會一直佔據主導地位，而女權只能被民族主義所支配。當婦女的進步與解放僅僅只為整體民族服務時，婦女根本利益並沒有得到真正關注。

在蔡玉萍看來，由男性主導的民族國家，建立在性別分工基礎上。即便婦女提高經濟地位，只是為了整體國家提高經濟地位而服務，在家中，她們的經濟收入也只能是家庭收入的補充。就教育而言，男性被培養是為了肩負「治國興邦」的責任，而女性則更多的需要進修家政課程，培養「賢妻良母」的性格。如梁啟超所倡導的，女子教育的目的，只是在於「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

這樣的思路並不利於女性的根本解放，就教育而言，女性受教育的期望將會低於男性，經濟困難時，也是首先犧牲女孩受教育的權利。而另一面的結果是，這一社會要求，對男性也是一種傷害，「一旦走民族主義，男性要滿足陽剛的形象去保家衛國。這樣，男性必須要符合陽剛，才能滿足人們對男性的想像。」

一旦由民族主義所塑造的「男性氣概」形成霸權地位，「這無論對男性還是女性都是一種壓抑」，蔡玉萍說。

（李由，記者，端傳媒撰稿人）